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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
金钱、俸禄、美女，与书联系在一起，是古代读书人的理想之所在，书，故而成为一种信仰与宗教般的什物。想想也是，穷文富武，那时候，一介寒儒连粥都喝不上，如果没有一点理想激励他，早把书本扔在脑后了。
书与书生，似有一种递进转换互补的关系。明人于谦诗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很准确地道破了这层关系。人们往往先是读书、买书、找书，甚至偷书、抄书，学问一旦做大了，这种主仆关系开始转换，变为批书、评书，当然还有著书、编书和印书。
司马迁写《史记》，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那是读完了书之后为书立下的汗马功劳；李贽、金圣叹批书、评书，也属书们的真正知音；曹雪芹蘸着血泪写“红楼”，高鹗先生又涕泗横流地补齐，二人都应列入书痴队伍；只有玩世不恭如清人龚自珍，才能吟出“著书都为稻粱谋”句，换句话说是商品意识，以文换米，著书便多了一重别样的目的。
谈书、谈书斋、谈书房，写到这个时候，本来高雅的书房空间好像透出世俗气。其实不然。面对着书房里这一摞摞、几柜子的书，忆及自己与书的交往，其实全由大俗引发，具体点说，与少年时代的“偷书”有关。
偷者，窃也。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先贤曾多有辩白。只是我“偷书”时是云南军营中的一名新兵，还够不上“读书人”三个字。
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17岁多一点，当然还没有自己的书房，不过却受命管理着一个炮团暂时被封存的图书馆，那真是一个别样的文学空间！
我挖书山不止，经常偷看里面的世界名著和各种文学经典，记忆中有《战争与和平》《白鲸》《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神秘岛》《红岩》，还有《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等等。身为团广播员、放映员和图书保管员，我有权进入这个图书室，尽管有点“监守自盗”的意味，但这个“隐秘的书房”却给我后来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那段时间我本瘦若竹竿，但每自图书馆出来，腰围顿见肥硕，较之今日之腰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们也似乎谅解我的痴迷，给我诸多好处，当时虽无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但有那暗夜里的星光、久旱中的猛雨、饥渴交并时的饕餮大餐。书待我不薄，今日能操笔墨生涯，便是当年的馈赠。
书中自有什么？三个字：你自己。有时候独坐书房，静夜自思：“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未必。你可以一字不写地生活，打打麻将，看看电影、电视，听听音乐，这都是人生中的赏心乐事；但你一旦走上了与书相伴的笔耕生涯，让你扔掉这支笔去做别的，你会精神忧郁直至崩溃，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
你的岗位在书桌，你的天地在书房，你的文学空间就在此时此地。“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谁说得这般明白？陆游，一个居“书巢”的迂夫子，我心中的偶像。你的人生乐趣在读书、评书、购书、存书，还有写书，这已成为溶在血液和连在神经上的一种习惯。“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就当一名这样的书生，挺好。
书中自有……自有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管翻阅就是。
也许什么都有，也许什么都没有。
我书房的墙上挂有两位朋友的字，一幅是汪曾祺老人1991年给我写的“避斋”二字，一幅是10年前搬家时向陕西文友贾平凹先生求字，他信手给我写下的“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这两幅字在我的书房中，像警示牌，提醒我珍惜文学，珍惜我所拥有的文学空间。虽然汪老已经远去，但他的潇洒、他的从容、他的文笔，让我至今思念不已，而平凹兄筆耕不辍，杰作迭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全国散文评奖在无锡举行，贾平凹当时给大家写字，我很喜欢他的书法，但跟他还不太熟，没好意思要字。10年前，我们已经成为很熟的朋友了。墙上的“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好像一个老朋友站在我旁边，提醒我：洪波，别放下你的笔！
（作者系诗人、散文家，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