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1688年法国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习近平主席当时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外交部等机构的协助下，国家图书馆终于迎来了这份特殊的礼物。2020年11月4日，法文本《论语导读》典藏仪式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作为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此手稿罕见存世，成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第一部完整的欧洲启蒙时期的外文著作手稿。
《论语导读》法文版究竟是本什么书
《论语导读》全称是《孔子与王家科学》，翻译了《论语》约3/4的内容，作者是17世纪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
弗朗索瓦·贝尼耶是一名医生、探险家，他没有到过中国，但希望通过用法文翻译这部作品，给法王路易十四以借鉴。弗朗索瓦·贝尼耶“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国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希望法国的王公贵族从中“汲取灵感，培养有爱、温顺、质朴和人道的精神”。
“贝尼耶在这部译著中最大限度地解释了儒家思想，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法国国王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的思想。”中国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用法文表达孔子的思想，不过，这部译著在译者生前并没有全部发表，其中的数篇文章曾被节选刊发。直到2015年，这本书才在巴黎重新出版。
鲜为人知的是，《论语导读》并非从中文直接翻譯为法文。在翻译时，弗朗索瓦·贝尼耶参考了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并将原著的感谢信、导言以及注释全部删减，在翻译正文时没有完全遵从原著。《中国哲学家孔子》是1687年比利时人柏应理等在巴黎出版的。这本书将“四书”的三部著作《大学》《论语》《中庸》进行了翻译和注释，是《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
《论语》曾在欧洲引发“中国热”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说，法文本《论语导读》是历史上首部将一整套儒家经典翻译成法文的译著，一经问世便在法国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思想的热潮。这本珍贵而独特的抄本今天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不仅凸显了其在文学以及文物领域的特殊价值，更成为法中两国数百年来联系交往的有力象征和见证。
张西平说，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充满崇敬之情。正是《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关注，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
“伏尔泰将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他写文章时把自己称作‘孔庙大住持’，家中摆放着孔子的雕像。除了伏尔泰，狄德罗等都读过《论语》译本，而且从中找到了来自东方的重要思想。可以说，来自中国的思想家孔子为西方启蒙运动输入了东方精神。”张西平表示。
法国也成为西方汉学的诞生地。早在1814年，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就设有满、鞑靼、汉教授，并逐渐建立起了汉学研究体系。
帮助欧洲人走出单一文明观
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一经介绍到西方就激起巨大波澜，还要从《中国哲学家孔子》书尾所附的一张中国历史年表说起。
由于中国当时采用的是自然历史纪年法，与欧洲的宗教纪年法不同，这与西方宗教所宣扬的诺亚方舟、大洪水等事件产生了矛盾，从某种角度威胁到了西方宗教、神学纪年的权威性。当时，启蒙思想在欧洲兴起，这一思潮所倡导的正是从愚昧走向理性、从无知发展为有知。“中国的自然历史纪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自然的历史观，对当时的欧洲尤其是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张西平表示。
此外，当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在西安发现了现藏于西安碑林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于景教正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传教士们因早在唐代就有基督教传入中国感到高兴，但同时，在没有基督教的唐朝之前的中国，人们也能够安居乐业、穿丝饮茶，也从某种角度影响到了宗教的普世图景。
从1498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算起，15世纪到18世纪，是欧洲人发现世界并逐步统治世界的时期，原有的欧洲文明受到冲击，单一文明观也逐渐被多样文明观所取代，而那时，走遍全球的欧洲人发现，地域比欧洲大、人们的生活比欧洲富裕的国家正是中国。“中国为欧洲人提供了另一种文明的样式，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平和地反观自身，并逐渐走出欧洲单一文明观。”张西平说。
勾起中法乃至中欧的“初恋记忆”
“贝尼耶所译《论语导读》入藏国家图书馆，能够勾起中法乃至中欧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难得的‘初恋’。”张西平说。在距离中国国家图书馆不远的五塔寺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名为耶稣会士碑区，在这里静静地矗立着34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墓碑。明清时期，法国传教士开始来华布道，并于1688年成立了法国北京传教团，其中不乏来自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
“他们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先河，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同时又将中国的古代典籍在欧洲翻译出版，让欧洲人看到了东方的伟大文明，也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领袖提供了思想武器，儒家思想的世界性意义第一次显现出来。”张西平说。
这个“初恋期”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双方的交流是平等的。
“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向我国领导人赠送国礼时，往往会挑选18世纪的礼物。马克龙此举，说明了他对于文明间应当和平交流的认可，表明他对儒家文明或者说中华文明曾经在世界文明中起到作用的认同。这个举动契合欧洲国家关于文明多样性的观念。除了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将一幅1735年‘中国地图（局部）’作为国礼赠送给访问德国的习近平主席。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18世纪对中国和欧洲而言，是一段彼此‘相爱’的岁月。”张西平说，“虽然那个时候双方都有很多糟糕的状况，但在彼此的眼中却非常美好。双方没有战争，没有一国对另一国的欺凌，更没有枪炮政策，文化间以爱慕和学习为主要态度，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也没有奴颜婢膝的媚眼。这是那个时代最值得纪念的部分。”
（源自《中国文化报》）责编：何建娇
在外交部等机构的协助下，国家图书馆终于迎来了这份特殊的礼物。2020年11月4日，法文本《论语导读》典藏仪式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作为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此手稿罕见存世，成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第一部完整的欧洲启蒙时期的外文著作手稿。
《论语导读》法文版究竟是本什么书
《论语导读》全称是《孔子与王家科学》，翻译了《论语》约3/4的内容，作者是17世纪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
弗朗索瓦·贝尼耶是一名医生、探险家，他没有到过中国，但希望通过用法文翻译这部作品，给法王路易十四以借鉴。弗朗索瓦·贝尼耶“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国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希望法国的王公贵族从中“汲取灵感，培养有爱、温顺、质朴和人道的精神”。
“贝尼耶在这部译著中最大限度地解释了儒家思想，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法国国王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的思想。”中国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用法文表达孔子的思想，不过，这部译著在译者生前并没有全部发表，其中的数篇文章曾被节选刊发。直到2015年，这本书才在巴黎重新出版。
鲜为人知的是，《论语导读》并非从中文直接翻譯为法文。在翻译时，弗朗索瓦·贝尼耶参考了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并将原著的感谢信、导言以及注释全部删减，在翻译正文时没有完全遵从原著。《中国哲学家孔子》是1687年比利时人柏应理等在巴黎出版的。这本书将“四书”的三部著作《大学》《论语》《中庸》进行了翻译和注释，是《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
《论语》曾在欧洲引发“中国热”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说，法文本《论语导读》是历史上首部将一整套儒家经典翻译成法文的译著，一经问世便在法国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思想的热潮。这本珍贵而独特的抄本今天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不仅凸显了其在文学以及文物领域的特殊价值，更成为法中两国数百年来联系交往的有力象征和见证。
张西平说，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充满崇敬之情。正是《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关注，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
“伏尔泰将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他写文章时把自己称作‘孔庙大住持’，家中摆放着孔子的雕像。除了伏尔泰，狄德罗等都读过《论语》译本，而且从中找到了来自东方的重要思想。可以说，来自中国的思想家孔子为西方启蒙运动输入了东方精神。”张西平表示。
法国也成为西方汉学的诞生地。早在1814年，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就设有满、鞑靼、汉教授，并逐渐建立起了汉学研究体系。
帮助欧洲人走出单一文明观
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一经介绍到西方就激起巨大波澜，还要从《中国哲学家孔子》书尾所附的一张中国历史年表说起。
由于中国当时采用的是自然历史纪年法，与欧洲的宗教纪年法不同，这与西方宗教所宣扬的诺亚方舟、大洪水等事件产生了矛盾，从某种角度威胁到了西方宗教、神学纪年的权威性。当时，启蒙思想在欧洲兴起，这一思潮所倡导的正是从愚昧走向理性、从无知发展为有知。“中国的自然历史纪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自然的历史观，对当时的欧洲尤其是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张西平表示。
此外，当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在西安发现了现藏于西安碑林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于景教正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传教士们因早在唐代就有基督教传入中国感到高兴，但同时，在没有基督教的唐朝之前的中国，人们也能够安居乐业、穿丝饮茶，也从某种角度影响到了宗教的普世图景。
从1498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算起，15世纪到18世纪，是欧洲人发现世界并逐步统治世界的时期，原有的欧洲文明受到冲击，单一文明观也逐渐被多样文明观所取代，而那时，走遍全球的欧洲人发现，地域比欧洲大、人们的生活比欧洲富裕的国家正是中国。“中国为欧洲人提供了另一种文明的样式，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平和地反观自身，并逐渐走出欧洲单一文明观。”张西平说。
勾起中法乃至中欧的“初恋记忆”
“贝尼耶所译《论语导读》入藏国家图书馆，能够勾起中法乃至中欧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难得的‘初恋’。”张西平说。在距离中国国家图书馆不远的五塔寺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名为耶稣会士碑区，在这里静静地矗立着34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墓碑。明清时期，法国传教士开始来华布道，并于1688年成立了法国北京传教团，其中不乏来自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
“他们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先河，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同时又将中国的古代典籍在欧洲翻译出版，让欧洲人看到了东方的伟大文明，也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领袖提供了思想武器，儒家思想的世界性意义第一次显现出来。”张西平说。
这个“初恋期”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双方的交流是平等的。
“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向我国领导人赠送国礼时，往往会挑选18世纪的礼物。马克龙此举，说明了他对于文明间应当和平交流的认可，表明他对儒家文明或者说中华文明曾经在世界文明中起到作用的认同。这个举动契合欧洲国家关于文明多样性的观念。除了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将一幅1735年‘中国地图（局部）’作为国礼赠送给访问德国的习近平主席。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18世纪对中国和欧洲而言，是一段彼此‘相爱’的岁月。”张西平说，“虽然那个时候双方都有很多糟糕的状况，但在彼此的眼中却非常美好。双方没有战争，没有一国对另一国的欺凌，更没有枪炮政策，文化间以爱慕和学习为主要态度，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也没有奴颜婢膝的媚眼。这是那个时代最值得纪念的部分。”
（源自《中国文化报》）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