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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教育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一方面，教育的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全面和谐又为教育的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教育不仅要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也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规模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这样才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形成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局面。
构建和谐教育，就是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和发展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在教育发展目标上必须做出理性而现实的选择。现阶段，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任务都很繁重，要逐步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认真处理好普及与提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数量与质量、发展与改革等几个重要关系，这样教育才能较好地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二者不可偏废。我们的目标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九年义务教育，要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巩固，不仅使每个孩子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而且要在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中，让更多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2000年，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这一年，全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经过5年努力，到2005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超过95％。至此，全国只有5％的人口地区尚未普九。
面对5％，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5％全部集中在西部，攻坚任务相当繁重；这5％事关西部的孩子能否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中央决定，把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证范围，分项目、按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分担，2006年、2007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对家庭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寄宿生活补助。“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确保农村每个适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这是我国迈向免费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根本改变农村义务教育不义务的尴尬局面。
目前，投入不足已成为西部地区普九攻坚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在西部，不少地方把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学校没有公用经费，无法正常运转。东部一些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河北省沧州市所属各县2004年实际拨付公用教育经费1551万元，仅占应拨付的42.9％，2005年实际拨付占应拨付的62％，有的县甚至分文未拨。黑龙江省拜泉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该县财政收人仅为1316万元，教育系统人员工资7463万元，只有依靠国家补贴，4334万平方米校舍危房和120万元“普九”欠账无力修缮和偿还。调研中，很多地方教育部门的同志谈到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很振奋，他们赞同改变了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体制，经费由省级政府统筹，希望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的要求尽快得到落实。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二者应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在我国，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这几年，我们一方面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困扰，一方面又面临高技能人才奇缺的尴尬局面。据统计，我国高级技工仅占职工总数的5％，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十一五”期间，仅广东省高技能人才缺口就达500万人。应该看到，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推动力，职业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职业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就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其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当前发展职业教育，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要引导城市广大学生和家长克服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确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观念，不要千军万马都去挤普通教育的独木桥；二是搞好农民工的培训。现在，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达1.4亿人，还有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切实提高这些农民工的素质，职业教育责无旁贷。在东海之滨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所见所闻，令人欣喜。几年来，该院坚持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新路子，在创新中形成企业生产实践与学校理论学习相互交替的学工交替、把企业资源引入学校的项目化教学以及根据企业需要进行安排的订单培养等鲜明办学特色，实现了学生与就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近年来平均每个学生都有3个以上岗位可供挑选，就业率接近100％。前不久，在教育部主办的2006中国高校——大型企业合作论坛上，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唯一一所职业学院，与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一同人选中国大型企业合作人才培养十大案例。该院被誉为职业教育的宁波模式。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职业教育只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面向市场，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大有作为的。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坚持面向农村，为提高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支撑，前景十分广阔。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在校生只有16万人，1998年达到640万人，1998年扩招后驶入快车道，2005年在学总人数超过2300万人，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目前，我国有大学文化者达到6800万人，名列世界第二。显然，高等教育的发展，数量已不是最突出的问题。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高校要适当控制招生幅度，稳定现有规模，切实把重点转到提高质量上来。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毋庸讳言，很多高校在发展中仍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扰，但一些高校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缺少大楼，而是缺少学术大师和领军人物。美国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诺贝尔奖得主却占全球获奖总人数的70％以上，截至2004年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30％来自10所研究型大学。我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学者自身的问题。有的教授带几十个研究生，根本没时间做学问；有的教授急功近利，热衷于发文章；还有的教授耐不住寂寞，频频在媒体“亮相”。10年前，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回国鼓励高校学者研究“庞加莱猜想”。遗憾的是，很多年纪较大的学者不愿意为此花很多时间，他们更愿意很快发文章，不想去做这个艰苦而有意义的一流工作。无奈，丘成桐去南方，找到中山大学的朱熹平教授。朱熹平教授和曹怀东教授整整奋斗3年，破解了这 个伟大的数学猜想。这件事带给我们深刻而有益的启示：一个学者要做出成绩，必须经受住时间和种种困难的考验。
我们的人才培养不能先是把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扼杀掉，再要求他们把创新能力开发出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讲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2008年高考，中国科技大学在某省录取了一名高分考生，但这个考生却放弃了，原因是他所在的高中学校要他复读一年再考北大、清华，学校承诺补偿他10万元。朱清时沉重地说，现在不仅学生在应试，社会也在应试，考生的成绩甚至与校长的政绩、地方政府的政绩挂起了钩。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面对大学长期形成的灌输式教育，继续无缘于创新能力的发掘。因此，我们的人才培养必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名教授要走上教学第一线，用全部热情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教给他们学习方法，让他们学会自学，绝对不能摧残青年学生的创造兴趣。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教育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才培养的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匮乏，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05中国人才报告称，我国人才综合指数为0.35，在被调查的48个国家中居第37位。解决拔尖创新人才奇缺的问题，必须把人才培养切实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当前，有两项改革十分紧迫：一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理顺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明确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律地位、培养目标和办学自主权，逐步形成学校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新机制。二是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义务教育阶段，要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对学校、对教师和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中考、高考都应更加注重体现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不能把他们导向重智轻德、重考试轻能力的轨道。自主招生的高校，要为超常人才、特殊人才打开方便之门，营造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2006年秋季开学，湖南大学实行秋、冬、春、夏4学期制，旨在改变两学期制下学习节奏较慢、课程设置不灵活、教学科研矛盾突出等问题。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该校还将探索导师学生双向选择制、研究生个性化选课制、淘汰制以及学位论文盲审制，为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构建和谐教育，就是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和发展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在教育发展目标上必须做出理性而现实的选择。现阶段，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任务都很繁重，要逐步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认真处理好普及与提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数量与质量、发展与改革等几个重要关系，这样教育才能较好地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二者不可偏废。我们的目标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九年义务教育，要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巩固，不仅使每个孩子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而且要在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中，让更多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2000年，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这一年，全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经过5年努力，到2005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超过95％。至此，全国只有5％的人口地区尚未普九。
面对5％，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5％全部集中在西部，攻坚任务相当繁重；这5％事关西部的孩子能否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中央决定，把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证范围，分项目、按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分担，2006年、2007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对家庭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寄宿生活补助。“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确保农村每个适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这是我国迈向免费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根本改变农村义务教育不义务的尴尬局面。
目前，投入不足已成为西部地区普九攻坚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在西部，不少地方把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学校没有公用经费，无法正常运转。东部一些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河北省沧州市所属各县2004年实际拨付公用教育经费1551万元，仅占应拨付的42.9％，2005年实际拨付占应拨付的62％，有的县甚至分文未拨。黑龙江省拜泉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该县财政收人仅为1316万元，教育系统人员工资7463万元，只有依靠国家补贴，4334万平方米校舍危房和120万元“普九”欠账无力修缮和偿还。调研中，很多地方教育部门的同志谈到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很振奋，他们赞同改变了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体制，经费由省级政府统筹，希望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的要求尽快得到落实。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二者应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在我国，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这几年，我们一方面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困扰，一方面又面临高技能人才奇缺的尴尬局面。据统计，我国高级技工仅占职工总数的5％，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十一五”期间，仅广东省高技能人才缺口就达500万人。应该看到，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推动力，职业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职业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就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其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当前发展职业教育，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要引导城市广大学生和家长克服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确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观念，不要千军万马都去挤普通教育的独木桥；二是搞好农民工的培训。现在，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达1.4亿人，还有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切实提高这些农民工的素质，职业教育责无旁贷。在东海之滨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所见所闻，令人欣喜。几年来，该院坚持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新路子，在创新中形成企业生产实践与学校理论学习相互交替的学工交替、把企业资源引入学校的项目化教学以及根据企业需要进行安排的订单培养等鲜明办学特色，实现了学生与就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近年来平均每个学生都有3个以上岗位可供挑选，就业率接近100％。前不久，在教育部主办的2006中国高校——大型企业合作论坛上，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唯一一所职业学院，与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一同人选中国大型企业合作人才培养十大案例。该院被誉为职业教育的宁波模式。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职业教育只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面向市场，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大有作为的。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坚持面向农村，为提高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支撑，前景十分广阔。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在校生只有16万人，1998年达到640万人，1998年扩招后驶入快车道，2005年在学总人数超过2300万人，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目前，我国有大学文化者达到6800万人，名列世界第二。显然，高等教育的发展，数量已不是最突出的问题。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高校要适当控制招生幅度，稳定现有规模，切实把重点转到提高质量上来。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毋庸讳言，很多高校在发展中仍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扰，但一些高校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缺少大楼，而是缺少学术大师和领军人物。美国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诺贝尔奖得主却占全球获奖总人数的70％以上，截至2004年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30％来自10所研究型大学。我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学者自身的问题。有的教授带几十个研究生，根本没时间做学问；有的教授急功近利，热衷于发文章；还有的教授耐不住寂寞，频频在媒体“亮相”。10年前，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回国鼓励高校学者研究“庞加莱猜想”。遗憾的是，很多年纪较大的学者不愿意为此花很多时间，他们更愿意很快发文章，不想去做这个艰苦而有意义的一流工作。无奈，丘成桐去南方，找到中山大学的朱熹平教授。朱熹平教授和曹怀东教授整整奋斗3年，破解了这 个伟大的数学猜想。这件事带给我们深刻而有益的启示：一个学者要做出成绩，必须经受住时间和种种困难的考验。
我们的人才培养不能先是把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扼杀掉，再要求他们把创新能力开发出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讲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2008年高考，中国科技大学在某省录取了一名高分考生，但这个考生却放弃了，原因是他所在的高中学校要他复读一年再考北大、清华，学校承诺补偿他10万元。朱清时沉重地说，现在不仅学生在应试，社会也在应试，考生的成绩甚至与校长的政绩、地方政府的政绩挂起了钩。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面对大学长期形成的灌输式教育，继续无缘于创新能力的发掘。因此，我们的人才培养必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名教授要走上教学第一线，用全部热情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教给他们学习方法，让他们学会自学，绝对不能摧残青年学生的创造兴趣。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教育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才培养的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匮乏，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05中国人才报告称，我国人才综合指数为0.35，在被调查的48个国家中居第37位。解决拔尖创新人才奇缺的问题，必须把人才培养切实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当前，有两项改革十分紧迫：一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理顺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明确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律地位、培养目标和办学自主权，逐步形成学校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新机制。二是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义务教育阶段，要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对学校、对教师和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中考、高考都应更加注重体现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不能把他们导向重智轻德、重考试轻能力的轨道。自主招生的高校，要为超常人才、特殊人才打开方便之门，营造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2006年秋季开学，湖南大学实行秋、冬、春、夏4学期制，旨在改变两学期制下学习节奏较慢、课程设置不灵活、教学科研矛盾突出等问题。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该校还将探索导师学生双向选择制、研究生个性化选课制、淘汰制以及学位论文盲审制，为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