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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的真知灼见，往往难以理解，而只可印证。如今，岁月的流逝、多年的磨炼使我越来越确信，瞬间的灵感有赖于长期躬行践履的不懈累积。几天前，我刚把老布克哈特的两句话选为座右铭，放置于书案上：“背景乃首要考虑之因素。它由文化史来提供，而这正是我想献身的事业。”要解释史学家此番言论需耗费太多唇舌，欲使庶众抽象地认同它则更无指望。我们总在力图领悟文字的真义。然而，最精微的思想尽管确实保存于词句之间，却很难无损地传达到任意心灵的深处。进入本文主题之前，不妨再举一例，容我援引另一位大家的句子。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于《散文理论》中写道：“突转——是忽然改变对正在发生的事物之态度。”当初，第一次读到这个句子，我并无特殊感触，甚至没留下什么印象。时隔五年，我已经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回头再看，联想到其间吸收且运用的诸派方法、技艺，并与意义、形象和词语共同经历了远航之后，才朝彻见独，才终于敢说：“原来如此，我懂了。”
先是信任，继而锤炼诗艺，期待最终的印证。一如我们在青年时代决定走上创作之路，那么为创作而学习，同样要有足够的机缘和耐心，它们属于同一场庄严而残酷的赌局。T.S.艾略特的《个人传统与才能》《批评的功能》及《古典文学和文学家》等文论所阐发的观念，揭示的技法，情形亦复如是。可能在大多数读者眼里，它们过于冷峻，不食人间烟火。抛开当时英国批评界的复杂争斗，抛开《个人传统与才能》《批评的功能》试图搭建的文学批评的形而上学，跳过《古典文学和文学家》关于批评之效力的喋喋不休，或许，将来有一天，某位读者会兴奋地发现，T.S.艾略特其实是在为他、为下一代作家和诗人而书写。从本质上说，作者堪称一位博大精深的教育家。他开宗明义，意图昭然可见：“我不谈文学教学，只谈打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应如何学习文学。”所以关于他提到的“传统”和“批评”，及其延伸出来的原则、推论，普通读者怎样看待它们都无关紧要，但对于矢志写作之人而言，这是走向创作荆棘路的岔道，是体现不同文艺期待的断然分野。
在《个人传统与才能》里，艾略特写道：“我的学说要求诗人具有达到荒谬程度的大量学问。”进而“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不断的个性消灭”。又在《批评的功能》中展开说：“这样的人方有余力进行协作、交流、做贡献，他有如此多的东西要给予别人，以至于在作品中能够忘掉他自己。”
听起来颇为另类。毋庸讳言，艾略特建立了一套很容易招惹嫌怨的理论，如果不考虑他本人的诗名威望，初学者几乎没胆量予以相信。今天，我已不再纠结于应否以“创作美学”来称呼它，不再急于为之辩解。但投身写作十几年后，我愈发懂得，即使艾略特的批评不是通往艺术的唯一途径，也肯定是一条正路。当然，坚持走下去并不容易。
他号召作家去掌握各个时代的各方面知识。《古典文学和文学家》谈道：“真正的文学头脑可能成长得很慢，它需要更全面和更多樣的食粮：关于各种事实的更庞杂的知识，对于各种人物和各种思想更广阔的经验，文学头脑比从事其他行业所要求的头脑更急需上述这一切。”
巴勃罗·聂鲁达则说：“我要继续使用自己所拥有的素材，并以我本人为素材展开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活人、书籍、事件和斗争。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干……”
可否让作品成为文学传统与世间物象的交汇点？聪明人立刻想到，这么做得甘冒风险。创作者尽管初衷极好，依旧难免迷失在参差多态的现实和过去之中，而作品将沦为一些社会新闻或史料的大杂烩。于是，接下来，我们开始接触到第一个神秘的概念“事实感”。《批评的功能》指出，批评家必须具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不妨说，在艾略特的体系里，创作和批评实乃一体，创作的过程同时即为运用批评手段的过程，但我们姑且将论证放一放，先借用其成果，回到事实感的探讨上来。“它绝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也不是一种容易赢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方可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那么，事实感究竟为何物？恐怕它同样无法理解，而只需印证。仅从功效上观察，大凡拥有事实感的作家，学问既不是障碍，更不是负担，知识多寡皆宜，它们能自然融入作品。反之，若无事实感，材料将不受作家本人控制，会像奔涌的泥石流一般，把作品彻底捣毁。艾略特很喜欢拿莎士比亚作例子。《个人传统与才能》有一个形象的譬喻：“莎士比亚从普鲁塔克那里学到的历史知识，比大多数人能够从整个大英博物馆学到的更为重要。”而《古典文学和文学家》讲得更清楚：“关于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给这么少的知识派上这么大的用场。”
布克哈特在其历史讲座中谈道：“对于一心想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人而言，巧妙地拣选少量的资料胜过名目繁多的资料，因为他可以在精读这些少量文字的过程中学会在个性中寻找共性，从而做到举一反三。”
所以，知识的数量、受教育的年限、考试的成绩其实无关宏旨。《古典文学和文学家》认为，更关键的区分是，作家接受了什么类型的教育。在我国，作家如何实施自我教育，如何夺回自我教育权，事关他的作品的成败高低。
接下来得问，作家需要怎样的教育来培养事实感？它似乎区别于天才、颖悟，并非生而有之。T.S.艾略特开具了以古典文学为师、向传统学习的处方。在《批评的功能》里他写道：“真正的败坏者是那些提供见解和空想之人。”
今天，传媒和交流手段极其多元且如此有力，宣传无孔不入，意见的教育已取代文学教育，持续指引一代又一代公民，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未必很糟糕，毕竟，他们在学生时代汲取知识的最主要非功利目标，往往就是形成观念，增长分析力，以期面对纷繁多变的现象时，能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断。当然，不同身份阶层、社会经历、天性好恶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信息从四面八方涌至，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已应接不暇。而所谓“意见领袖”，正是此情境下诞生的多目怪。判别黑白、择选立场，以及评估每天眼花缭乱的事件之价值，大众乐于向虚妄的意见专家、弄潮的学者请教或寻求认同。这些知识分子也确实令世人在消息的狂涛巨浪中暂获安顿，他们一方面在具体意见上争当领头羊，言之凿凿，可是另一方面，又在偏好及口味上完全顺服于芸芸众生，非常明智地不去挑战其短视的激愤恼怒。这对青年艺术家影响的结果必然是，鉴赏力和事实感无从培植、巩固、壮大，天赋伤损，莫此为甚。 海量意见的泥沙冲来，美首先被抛弃，它们夹带的社会新闻式素材，在事实感的淘洗筛选下，本该大放异彩。很可惜世间的流弊却时时削弱，乃至消灭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实感。身处意见和空想旋涡的作家，距离浑然天成的妙境越来越远，文学炼金术并无进步，反倒日渐荒疏，因而不得不乞助于支离破碎的架构花样、耸动的控诉式主题，并让浮光掠影的意见或以之为核心的概念化虚构充斥作品内外。
T.S.艾略特要求学习者去读经典原著，去熟悉本国历史、世界历史、艺术的历史，尽量多掌握几门外语，普遍吸收各学科的更多知识：“对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派上用场。”他进而比喻道：“随便什么扔到他的磨里皆变成粉，他能吸收的知识愈多愈好。”
绝不能只跟同行交往，危害甚大。艾略特在《宗教与文学》里号召众人皆应成为批评家。要做这样一种人：“他把敏锐、持久的感受力和广泛的、与日俱增而有辨别力的阅读结合在一起。”阅读的价值绝不仅止于获取知识学问。广泛阅读，使人得以摆脱少数一两个体系的宰制。海纳百川，终成其大，首倡“总体艺术”的诺瓦利斯感慨，我们生活在一部波澜壮阔的小说之中，而真正的诗人无所不晓。在彼此争鸣的世界观复调间实现平衡，是思想自由的标志，对于创世型作家而言，迈入这一兼容并包的境界尤其关键。
在《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里，艾略特既反对现代功利主义教育，也反对处于另一极的“为闲暇而教育”。他近乎偏执地推崇拉丁文和希腊文教育，认定某些学科，比如经济学，不适于用来充实大学初阶的头脑。依本人有限的阅历经验来看，这番议论或可以商榷。但我支持艾略特的下述观点：现代教育鼓励专门化的倾向，鼓励人们去研究各自喜爱的学科，这类说法对于兴趣在历史和语言方面的灵魂，特别是对于怀揣作家梦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利。
“绝大多数将要受教育的人们并没有十分强烈的专门化倾向，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才能或爱好。那些具有更活跃更好奇的头脑之人通常喜欢涉猎、浅尝。”
真正的自由教育，而非自由主义教育，兴许不得不依赖自我教育，毕竟，支撑小说家幻想世界的五大基柱，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情感，或简化版的三大基柱，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男女关系，关于它们的知识，无法从学校的课堂上充分完备地习得。如今我仰仗历史哲学。对小说家而言，理解历史为何如此发展，体会历史环境的氛围，大概比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重要得多。
艾略特文论的第二个神秘概念是“批评”，它与“事实感”脉脉相通。创作本身便包含批评因素，这一因素有时更排在首位。
“的确，一个作家劳动的绝大部分或許是批评性质的：甄选、化合、构筑、删除、修改、试验等等。这些令人畏惕的艰辛，在同样程度上，既是创造性的，也是批评性的。我甚至坚信，一个有修养的、熟练的作家运用在他自己作品上的批评，是最有活力的、最高一类批评，而且某些创造性的作家高于其他作家，仅仅因为他们的批评才能更高超。”实际上，作家的创造力高峰期，恰恰是他批评力最活跃的阶段，但这股批评力凝聚向内，专一于自我完善，因此这也是他最容易客观看待自己的时期。艾略特强调：“有些作家似乎需要通过多方面地锻炼其批评能力，为他们的真正作品保持竞技状态。”
作者由此导出另一个结论，我们不妨留意：“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倾向于采取极端态度，即认为唯一值得一读的批评家，是那些从事他们所谈论的艺术门类的批评家，并且他们从事这门艺术的效果很理想。”同样，大众对批评的需求与之南辕北辙。《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开篇指明：“当一个作者擅长于破坏性的批评，公众对此感到满意。如果作者没有建设性的哲学思想，公众也就不提这方面的要求;如果作者具有建设性思想，它往往被人忽视。”这样的氛围对青年作家不止无益，还阻碍他们的悟性在惯于低声静默的真理之中生长。艾略特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后人如何效法前贤。“一切伟大的诗歌都给人以错觉，”他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斯多葛派哲学》里写道，“以为它有一种人生观。”而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只有斗争才有生命——其目的就是把自我的、私人的痛苦转化成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非个人的东西……”
要明白哪些学问应自修，要大力研究语言，收集词汇。“作家的任务是用语言来交流;如果他通过想象进行创作，那么，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最困难的一种交流形式，其中准确性最为关键。”不过，艾略特所指的准确，跟人们整天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多么不同啊：“这种准确性不能事先规定下来，而是必须体现在每一个新词语中。”又一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想沿着艾略特指引的道路破茧为作家何其不易！但回报也极丰厚。今天，我们要吸纳的知识尤其纷繁，摆在我们面前的传统尤其多样复杂，至少分三类。其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哲学，以及诸多雅俗文化，其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积累百余年的白话文传统，其三是依赖翻译家的辛勤劳作向我们敞开的西方文学世界。这一切又终将转化为我们的巨大财富。
通过毫不挑食的学习、日复一日的创作，并对自己运用严苛的批评力，时时明道而集义，事实感觉醒了。《个人传统与才能》将此后的过程描述为：“诗人把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进步意味着不断的自我牺牲。”艾略特花了许多段落去解说个性消灭和传统意识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情感内核、共性，这些叙事学的重要定义呼之欲出，但作者始终未明确提及。“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情感，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情感，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最后他大胆、坚定地判断：“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显然，真正的个性从来无可磨灭。至于现实，原本就充满矛盾，故此费尔南·布罗代尔才会诘问：“辩护又有何益？”大凡他那样的创造者，总是专诚于践行己路，艰难而别有洞天的超常之路。所谓道无终穷，愈探愈深。
责任编辑 陈美者
先是信任，继而锤炼诗艺，期待最终的印证。一如我们在青年时代决定走上创作之路，那么为创作而学习，同样要有足够的机缘和耐心，它们属于同一场庄严而残酷的赌局。T.S.艾略特的《个人传统与才能》《批评的功能》及《古典文学和文学家》等文论所阐发的观念，揭示的技法，情形亦复如是。可能在大多数读者眼里，它们过于冷峻，不食人间烟火。抛开当时英国批评界的复杂争斗，抛开《个人传统与才能》《批评的功能》试图搭建的文学批评的形而上学，跳过《古典文学和文学家》关于批评之效力的喋喋不休，或许，将来有一天，某位读者会兴奋地发现，T.S.艾略特其实是在为他、为下一代作家和诗人而书写。从本质上说，作者堪称一位博大精深的教育家。他开宗明义，意图昭然可见：“我不谈文学教学，只谈打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应如何学习文学。”所以关于他提到的“传统”和“批评”，及其延伸出来的原则、推论，普通读者怎样看待它们都无关紧要，但对于矢志写作之人而言，这是走向创作荆棘路的岔道，是体现不同文艺期待的断然分野。
在《个人传统与才能》里，艾略特写道：“我的学说要求诗人具有达到荒谬程度的大量学问。”进而“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不断的个性消灭”。又在《批评的功能》中展开说：“这样的人方有余力进行协作、交流、做贡献，他有如此多的东西要给予别人，以至于在作品中能够忘掉他自己。”
听起来颇为另类。毋庸讳言，艾略特建立了一套很容易招惹嫌怨的理论，如果不考虑他本人的诗名威望，初学者几乎没胆量予以相信。今天，我已不再纠结于应否以“创作美学”来称呼它，不再急于为之辩解。但投身写作十几年后，我愈发懂得，即使艾略特的批评不是通往艺术的唯一途径，也肯定是一条正路。当然，坚持走下去并不容易。
他号召作家去掌握各个时代的各方面知识。《古典文学和文学家》谈道：“真正的文学头脑可能成长得很慢，它需要更全面和更多樣的食粮：关于各种事实的更庞杂的知识，对于各种人物和各种思想更广阔的经验，文学头脑比从事其他行业所要求的头脑更急需上述这一切。”
巴勃罗·聂鲁达则说：“我要继续使用自己所拥有的素材，并以我本人为素材展开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活人、书籍、事件和斗争。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干……”
可否让作品成为文学传统与世间物象的交汇点？聪明人立刻想到，这么做得甘冒风险。创作者尽管初衷极好，依旧难免迷失在参差多态的现实和过去之中，而作品将沦为一些社会新闻或史料的大杂烩。于是，接下来，我们开始接触到第一个神秘的概念“事实感”。《批评的功能》指出，批评家必须具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不妨说，在艾略特的体系里，创作和批评实乃一体，创作的过程同时即为运用批评手段的过程，但我们姑且将论证放一放，先借用其成果，回到事实感的探讨上来。“它绝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也不是一种容易赢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方可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那么，事实感究竟为何物？恐怕它同样无法理解，而只需印证。仅从功效上观察，大凡拥有事实感的作家，学问既不是障碍，更不是负担，知识多寡皆宜，它们能自然融入作品。反之，若无事实感，材料将不受作家本人控制，会像奔涌的泥石流一般，把作品彻底捣毁。艾略特很喜欢拿莎士比亚作例子。《个人传统与才能》有一个形象的譬喻：“莎士比亚从普鲁塔克那里学到的历史知识，比大多数人能够从整个大英博物馆学到的更为重要。”而《古典文学和文学家》讲得更清楚：“关于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给这么少的知识派上这么大的用场。”
布克哈特在其历史讲座中谈道：“对于一心想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人而言，巧妙地拣选少量的资料胜过名目繁多的资料，因为他可以在精读这些少量文字的过程中学会在个性中寻找共性，从而做到举一反三。”
所以，知识的数量、受教育的年限、考试的成绩其实无关宏旨。《古典文学和文学家》认为，更关键的区分是，作家接受了什么类型的教育。在我国，作家如何实施自我教育，如何夺回自我教育权，事关他的作品的成败高低。
接下来得问，作家需要怎样的教育来培养事实感？它似乎区别于天才、颖悟，并非生而有之。T.S.艾略特开具了以古典文学为师、向传统学习的处方。在《批评的功能》里他写道：“真正的败坏者是那些提供见解和空想之人。”
今天，传媒和交流手段极其多元且如此有力，宣传无孔不入，意见的教育已取代文学教育，持续指引一代又一代公民，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未必很糟糕，毕竟，他们在学生时代汲取知识的最主要非功利目标，往往就是形成观念，增长分析力，以期面对纷繁多变的现象时，能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断。当然，不同身份阶层、社会经历、天性好恶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信息从四面八方涌至，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已应接不暇。而所谓“意见领袖”，正是此情境下诞生的多目怪。判别黑白、择选立场，以及评估每天眼花缭乱的事件之价值，大众乐于向虚妄的意见专家、弄潮的学者请教或寻求认同。这些知识分子也确实令世人在消息的狂涛巨浪中暂获安顿，他们一方面在具体意见上争当领头羊，言之凿凿，可是另一方面，又在偏好及口味上完全顺服于芸芸众生，非常明智地不去挑战其短视的激愤恼怒。这对青年艺术家影响的结果必然是，鉴赏力和事实感无从培植、巩固、壮大，天赋伤损，莫此为甚。 海量意见的泥沙冲来，美首先被抛弃，它们夹带的社会新闻式素材，在事实感的淘洗筛选下，本该大放异彩。很可惜世间的流弊却时时削弱，乃至消灭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事实感。身处意见和空想旋涡的作家，距离浑然天成的妙境越来越远，文学炼金术并无进步，反倒日渐荒疏，因而不得不乞助于支离破碎的架构花样、耸动的控诉式主题，并让浮光掠影的意见或以之为核心的概念化虚构充斥作品内外。
T.S.艾略特要求学习者去读经典原著，去熟悉本国历史、世界历史、艺术的历史，尽量多掌握几门外语，普遍吸收各学科的更多知识：“对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派上用场。”他进而比喻道：“随便什么扔到他的磨里皆变成粉，他能吸收的知识愈多愈好。”
绝不能只跟同行交往，危害甚大。艾略特在《宗教与文学》里号召众人皆应成为批评家。要做这样一种人：“他把敏锐、持久的感受力和广泛的、与日俱增而有辨别力的阅读结合在一起。”阅读的价值绝不仅止于获取知识学问。广泛阅读，使人得以摆脱少数一两个体系的宰制。海纳百川，终成其大，首倡“总体艺术”的诺瓦利斯感慨，我们生活在一部波澜壮阔的小说之中，而真正的诗人无所不晓。在彼此争鸣的世界观复调间实现平衡，是思想自由的标志，对于创世型作家而言，迈入这一兼容并包的境界尤其关键。
在《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里，艾略特既反对现代功利主义教育，也反对处于另一极的“为闲暇而教育”。他近乎偏执地推崇拉丁文和希腊文教育，认定某些学科，比如经济学，不适于用来充实大学初阶的头脑。依本人有限的阅历经验来看，这番议论或可以商榷。但我支持艾略特的下述观点：现代教育鼓励专门化的倾向，鼓励人们去研究各自喜爱的学科，这类说法对于兴趣在历史和语言方面的灵魂，特别是对于怀揣作家梦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利。
“绝大多数将要受教育的人们并没有十分强烈的专门化倾向，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才能或爱好。那些具有更活跃更好奇的头脑之人通常喜欢涉猎、浅尝。”
真正的自由教育，而非自由主义教育，兴许不得不依赖自我教育，毕竟，支撑小说家幻想世界的五大基柱，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情感，或简化版的三大基柱，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男女关系，关于它们的知识，无法从学校的课堂上充分完备地习得。如今我仰仗历史哲学。对小说家而言，理解历史为何如此发展，体会历史环境的氛围，大概比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重要得多。
艾略特文论的第二个神秘概念是“批评”，它与“事实感”脉脉相通。创作本身便包含批评因素，这一因素有时更排在首位。
“的确，一个作家劳动的绝大部分或許是批评性质的：甄选、化合、构筑、删除、修改、试验等等。这些令人畏惕的艰辛，在同样程度上，既是创造性的，也是批评性的。我甚至坚信，一个有修养的、熟练的作家运用在他自己作品上的批评，是最有活力的、最高一类批评，而且某些创造性的作家高于其他作家，仅仅因为他们的批评才能更高超。”实际上，作家的创造力高峰期，恰恰是他批评力最活跃的阶段，但这股批评力凝聚向内，专一于自我完善，因此这也是他最容易客观看待自己的时期。艾略特强调：“有些作家似乎需要通过多方面地锻炼其批评能力，为他们的真正作品保持竞技状态。”
作者由此导出另一个结论，我们不妨留意：“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倾向于采取极端态度，即认为唯一值得一读的批评家，是那些从事他们所谈论的艺术门类的批评家，并且他们从事这门艺术的效果很理想。”同样，大众对批评的需求与之南辕北辙。《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开篇指明：“当一个作者擅长于破坏性的批评，公众对此感到满意。如果作者没有建设性的哲学思想，公众也就不提这方面的要求;如果作者具有建设性思想，它往往被人忽视。”这样的氛围对青年作家不止无益，还阻碍他们的悟性在惯于低声静默的真理之中生长。艾略特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后人如何效法前贤。“一切伟大的诗歌都给人以错觉，”他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斯多葛派哲学》里写道，“以为它有一种人生观。”而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只有斗争才有生命——其目的就是把自我的、私人的痛苦转化成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非个人的东西……”
要明白哪些学问应自修，要大力研究语言，收集词汇。“作家的任务是用语言来交流;如果他通过想象进行创作，那么，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最困难的一种交流形式，其中准确性最为关键。”不过，艾略特所指的准确，跟人们整天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多么不同啊：“这种准确性不能事先规定下来，而是必须体现在每一个新词语中。”又一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想沿着艾略特指引的道路破茧为作家何其不易！但回报也极丰厚。今天，我们要吸纳的知识尤其纷繁，摆在我们面前的传统尤其多样复杂，至少分三类。其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哲学，以及诸多雅俗文化，其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积累百余年的白话文传统，其三是依赖翻译家的辛勤劳作向我们敞开的西方文学世界。这一切又终将转化为我们的巨大财富。
通过毫不挑食的学习、日复一日的创作，并对自己运用严苛的批评力，时时明道而集义，事实感觉醒了。《个人传统与才能》将此后的过程描述为：“诗人把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进步意味着不断的自我牺牲。”艾略特花了许多段落去解说个性消灭和传统意识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情感内核、共性，这些叙事学的重要定义呼之欲出，但作者始终未明确提及。“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情感，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情感，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最后他大胆、坚定地判断：“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显然，真正的个性从来无可磨灭。至于现实，原本就充满矛盾，故此费尔南·布罗代尔才会诘问：“辩护又有何益？”大凡他那样的创造者，总是专诚于践行己路，艰难而别有洞天的超常之路。所谓道无终穷，愈探愈深。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