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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折腾的记者
独立记者陈晓蕾的新书、长篇新闻调查报道《剩食》，在2011年被台湾《时报》评选为年度开卷好书，这使她成为首位登上该书榜的香港作者。台湾出版界一直注重输出品位和视野，而香港则历来被视作快餐文化的天下，所以，“香港记者的报道，居然在台湾被看重。”陈晓蕾自己也不敢相信。
如果用“精力充沛”或者“能折腾”来形容陈晓蕾绝不过分。当年她在香港理工大学念翻译专业，毕业却当上了时政记者。工作4年后，跑到英国读文化研究。1999年回港，在《明报周刊》做记者。只要是她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内地，香港，还是台湾，她都会毫不犹豫地飞奔前去采访，不会嫌远，更不会喊累。
2003年，在经历了SARS期间无休止的工作后，陈晓蕾决定“放松”一下，去《壹周刊》当了一名旅游专栏记者，一年跑17个国家。这段经历让她大开眼界，也令她兴奋不已。
此后陈晓蕾消停了一年，专心读了一年书。一年后再到《明报周刊》，有了阅历也就觉得采访有了新的深度，直至两年后她又离开报社。
从剩食开始
写作《剩食》的想法，源于2004年陈晓蕾还在为报社工作的时候。那时她上班地点就在香港最大的垃圾堆放区对面。在短短一年时间内，陈晓蕾看着无数的垃圾迅速堆起一座小山。她被香港产生垃圾的速度与数量震惊了。“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这样的想法下，陈晓蕾开始关注香港的垃圾问题，“但如果一开始写香港的垃圾问题，写电子产品污染，题目太大，会吓走读者。但从家庭的剩食切入，人人都很熟悉，操作起来也方便上手。”
于是她开始写作《剩食》。她在报社的工作性质限制着她的报道字数，而毫无疑问，陈晓蕾非常关注报道的质量和水平，几千字根本不能真正写完她关心的议题。于是，她索性辞职，以“独立记者”的身份，深入调查自己感兴趣的重要议题，并在2010年首次出版了独立调查报道《剩食》，共八万五千字。
记者和作家的区别在于，记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作家的文字则允许有创作成分。撰写《剩食》期间，陈晓蕾和环保组织的实习生就一起去“拆垃圾”，她把一袋袋厨余垃圾都拍摄下来，当她在电脑上打开那些照片时，仿佛一边打稿一边就能闻到那股臭味。
事实上，为了《剩食》，陈晓蕾花了很大的功夫和力气去做深入调查。
2010年12月10日在尖沙咀一间五星级酒店，陈晓蕾记录着31桌酒席吃剩的食物。“经理很帮忙，把同一碟剩菜倒在一个盘子里，让我们看到由第一道乳猪到最后一道甜品，每一道菜吃剩的分量。”一盘盘剩菜被放上电子磅，登记了数字，然后丢进垃圾箱。31桌酒席，最后共录得118.32公斤的厨余。“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六道菜的酒席，已经比八道菜减少了两道菜。这相比起每天香港人吃剩的、厨房丢掉的，都仅仅是冰山一角——每日香港产生超过3000吨厨余。”
在采访中，陈晓蕾发现，一家超市每天扔掉的食品可以装满十多个垃圾箱。一位清洁工告诉她，他的一位同事负责尖沙咀某间商场，那里每天都要丢掉寿司、刺身、牛扒等，有时还有五六百元一盒的螃蟹，结果那人家里基本不用再买食物，面包、牛奶、巧克力，应有尽有。香港的剩食数量用触目惊心来形容都不为过。
香港目前并未强制厨余回收，而是利用堆肥、转制鱼粮、蚯蚓处理、菌种及厨余机等处理方式，有些不是后继无力，就是计划胎死腹中。陈晓蕾一方面探讨香港无法有效处理厨余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提出所有的处理技术都是后天补救，在比较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厨余处理政策及技术后，最终回归到个人如何在生活中减少厨余。
文字改变生活
内地也有出版社问陈晓蕾要不要出简体版的《剩食》，但她所属的出版社则希望她可以写一本国内版的《剩食》。但是，要把书打入内地，她感到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是选材的问题，“中国那么大，厨余问题一定好多好宽，好难做到采访”；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两地的语言运用毕竟有异，她要先掌握内地的用语和表达方法，才能够打动内地的读者；最后就是旅费的问题，陈晓蕾不敢收机票住宿等赞助，因为“担心要还”。她曾经收过要求她带旅行团的邀请，类似民宿摘水果之旅，让她哭笑不得。如果遇到有团体邀请她到外地，她就会先想办法解决旅费的问题再考虑。
独立记者不是那么好做的。“之前尝试拿政府资助，但后来发现他们是连书名、封面都要审批，这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如果去申请民间文化类基金，我看我朋友经营的办法是，需要办很多工作坊，要去很多学校讲座。但这样下去，我连写稿的时间都没有了。”陈晓蕾的一个季刊计划因此停滞。
2011年初，《剩食》上市，反响大好，陈晓雷索性继续写书吧。一年不到，《有米》完成。
严格意义上讲，《有米》并不是像《剩食》那样通过深度调查而成的“书”，而是她从雅虎、《信报》、《饮食男女》等一年多的专栏里挑选出来重新编排的文章。陈晓蕾希望读者能留下这样的印象，其实香港比想象中的大，而且有丰富的资源。虽然如今香港农业逐渐走向了式微，但在香港的边缘角落，一些致力于自足生活的人，已试着复耕水稻好几年了。
陈晓蕾自己也搬到了郊外铁皮屋里。“要怎么生活，很多人其实是犹疑不决的。有人看了书说，我没想到香港有那么多人在这么做。我常常觉得这就是采访的力量。我说香港很有米，这是我从采访得知的，我没有撒谎。知道已经有人这样子做过，也许可以让另一些人多点能量去过自己的理想生活。”
下一步她打算采写一本关于水的书，“我很想写香港的水制。其实水里面牵涉到很多文化、政治、经济的问题，既然这是一个社会采访的调查报告，我也可以不用相片，整本书可以用一个水墨画的形式打开。”
能折腾、爱写字的陈晓蕾，用手中的笔书写着她眼中的香港，还有她心中的思考。正如《文汇报》说的，香港是能够让独立记者存活的，就像她书里记录的，香港也还是能让农耕存在的一样，这种信心和坚持，都是自己给的。
责编 / 王迅wx@lnddgr.cn
独立记者陈晓蕾的新书、长篇新闻调查报道《剩食》，在2011年被台湾《时报》评选为年度开卷好书，这使她成为首位登上该书榜的香港作者。台湾出版界一直注重输出品位和视野，而香港则历来被视作快餐文化的天下，所以，“香港记者的报道，居然在台湾被看重。”陈晓蕾自己也不敢相信。
如果用“精力充沛”或者“能折腾”来形容陈晓蕾绝不过分。当年她在香港理工大学念翻译专业，毕业却当上了时政记者。工作4年后，跑到英国读文化研究。1999年回港，在《明报周刊》做记者。只要是她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内地，香港，还是台湾，她都会毫不犹豫地飞奔前去采访，不会嫌远，更不会喊累。
2003年，在经历了SARS期间无休止的工作后，陈晓蕾决定“放松”一下，去《壹周刊》当了一名旅游专栏记者，一年跑17个国家。这段经历让她大开眼界，也令她兴奋不已。
此后陈晓蕾消停了一年，专心读了一年书。一年后再到《明报周刊》，有了阅历也就觉得采访有了新的深度，直至两年后她又离开报社。
从剩食开始
写作《剩食》的想法，源于2004年陈晓蕾还在为报社工作的时候。那时她上班地点就在香港最大的垃圾堆放区对面。在短短一年时间内，陈晓蕾看着无数的垃圾迅速堆起一座小山。她被香港产生垃圾的速度与数量震惊了。“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这样的想法下，陈晓蕾开始关注香港的垃圾问题，“但如果一开始写香港的垃圾问题，写电子产品污染，题目太大，会吓走读者。但从家庭的剩食切入，人人都很熟悉，操作起来也方便上手。”
于是她开始写作《剩食》。她在报社的工作性质限制着她的报道字数，而毫无疑问，陈晓蕾非常关注报道的质量和水平，几千字根本不能真正写完她关心的议题。于是，她索性辞职，以“独立记者”的身份，深入调查自己感兴趣的重要议题，并在2010年首次出版了独立调查报道《剩食》，共八万五千字。
记者和作家的区别在于，记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作家的文字则允许有创作成分。撰写《剩食》期间，陈晓蕾和环保组织的实习生就一起去“拆垃圾”，她把一袋袋厨余垃圾都拍摄下来，当她在电脑上打开那些照片时，仿佛一边打稿一边就能闻到那股臭味。
事实上，为了《剩食》，陈晓蕾花了很大的功夫和力气去做深入调查。
2010年12月10日在尖沙咀一间五星级酒店，陈晓蕾记录着31桌酒席吃剩的食物。“经理很帮忙，把同一碟剩菜倒在一个盘子里，让我们看到由第一道乳猪到最后一道甜品，每一道菜吃剩的分量。”一盘盘剩菜被放上电子磅，登记了数字，然后丢进垃圾箱。31桌酒席，最后共录得118.32公斤的厨余。“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六道菜的酒席，已经比八道菜减少了两道菜。这相比起每天香港人吃剩的、厨房丢掉的，都仅仅是冰山一角——每日香港产生超过3000吨厨余。”
在采访中，陈晓蕾发现，一家超市每天扔掉的食品可以装满十多个垃圾箱。一位清洁工告诉她，他的一位同事负责尖沙咀某间商场，那里每天都要丢掉寿司、刺身、牛扒等，有时还有五六百元一盒的螃蟹，结果那人家里基本不用再买食物，面包、牛奶、巧克力，应有尽有。香港的剩食数量用触目惊心来形容都不为过。
香港目前并未强制厨余回收，而是利用堆肥、转制鱼粮、蚯蚓处理、菌种及厨余机等处理方式，有些不是后继无力，就是计划胎死腹中。陈晓蕾一方面探讨香港无法有效处理厨余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提出所有的处理技术都是后天补救，在比较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厨余处理政策及技术后，最终回归到个人如何在生活中减少厨余。
文字改变生活
内地也有出版社问陈晓蕾要不要出简体版的《剩食》，但她所属的出版社则希望她可以写一本国内版的《剩食》。但是，要把书打入内地，她感到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是选材的问题，“中国那么大，厨余问题一定好多好宽，好难做到采访”；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两地的语言运用毕竟有异，她要先掌握内地的用语和表达方法，才能够打动内地的读者；最后就是旅费的问题，陈晓蕾不敢收机票住宿等赞助，因为“担心要还”。她曾经收过要求她带旅行团的邀请，类似民宿摘水果之旅，让她哭笑不得。如果遇到有团体邀请她到外地，她就会先想办法解决旅费的问题再考虑。
独立记者不是那么好做的。“之前尝试拿政府资助，但后来发现他们是连书名、封面都要审批，这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如果去申请民间文化类基金，我看我朋友经营的办法是，需要办很多工作坊，要去很多学校讲座。但这样下去，我连写稿的时间都没有了。”陈晓蕾的一个季刊计划因此停滞。
2011年初，《剩食》上市，反响大好，陈晓雷索性继续写书吧。一年不到，《有米》完成。
严格意义上讲，《有米》并不是像《剩食》那样通过深度调查而成的“书”，而是她从雅虎、《信报》、《饮食男女》等一年多的专栏里挑选出来重新编排的文章。陈晓蕾希望读者能留下这样的印象，其实香港比想象中的大，而且有丰富的资源。虽然如今香港农业逐渐走向了式微，但在香港的边缘角落，一些致力于自足生活的人，已试着复耕水稻好几年了。
陈晓蕾自己也搬到了郊外铁皮屋里。“要怎么生活，很多人其实是犹疑不决的。有人看了书说，我没想到香港有那么多人在这么做。我常常觉得这就是采访的力量。我说香港很有米，这是我从采访得知的，我没有撒谎。知道已经有人这样子做过，也许可以让另一些人多点能量去过自己的理想生活。”
下一步她打算采写一本关于水的书，“我很想写香港的水制。其实水里面牵涉到很多文化、政治、经济的问题，既然这是一个社会采访的调查报告，我也可以不用相片，整本书可以用一个水墨画的形式打开。”
能折腾、爱写字的陈晓蕾，用手中的笔书写着她眼中的香港，还有她心中的思考。正如《文汇报》说的，香港是能够让独立记者存活的，就像她书里记录的，香港也还是能让农耕存在的一样，这种信心和坚持，都是自己给的。
责编 / 王迅wx@lnddg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