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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小传】
黄怒波有着多重身份：诗人、地产商人、登山家、慈善家。当然，在世俗意义上，他取得了成功。黄怒波，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商人，美国纽约探险家俱乐部高级资深会员，野生救援协会中国基金会主席，国内旅游地产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
黄怒波，原名黄玉平，1956年生于兰州。看着河水拍岸，将名字改成日后众人熟知的“黄怒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笔名骆英的黄怒波也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著有多部诗集和小说。1995年创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旗下有地产和旅游两大核心业务。
黄怒波：富人要多些善心和畏惧之心
1997年，黄怒波掘到第一桶金后决定拿出中坤家底，投资四百万元用于安徽黟县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此后，从宏村到南疆，从美国田纳西州到日本北海道一直从事旅游地产行业。他竭力避免同垄断体碰撞，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商人可以同这些垄断了权力和资源的巨头争夺利益。
一度，当生活中的困难以某种方式来袭时，黄怒波就寄情于诗歌，他说：“写诗，就是一次次把伤疤揭开来给人看！”的确，在黄怒波身上，有诗人的感性，也有商人的理性，这两种特质集于一身，就会呈现出某种背离的矛盾。
如今，中坤的旅游地产业务已扩展到安徽、湖南、北京、新疆，乃至北欧、日本、美国等国。尽管如此，黄怒波依然称自己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在他的诗中，我依然可以不时读到这种成功之后的孤独：“这都市的繁华与我无关，像乞丐宁愿游荡在街旁。”
“走出去”的尴尬处境
2012年，《纽约时报》英文版头条报道了中坤在冰岛的投资项目。在整个采访当中，中坤一直持开放态度。为慎重起见，我们还给予了书面答复。然而，此文刊出后，几乎没有中坤的声音。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魔鬼故事”，用的全是西方的“正人君子”“闲事达人”的语气。一句话，要服从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主题。为了妖魔化一个让人夜里睡不着觉的巨人，就得先妖魔化其企业——一个微不足道的私企。这就是当下中国在世界上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是当下中坤这样的私营企业“走出去”时所处的尴尬境地。
许多外国人，包括驻华大使，见到我时，都是一副惊讶的表情，都感到与他们心中想象的不一样。我知道，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传说中的“千眼怪”。他们都会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建宾馆？”“我很无奈。我也想到纽约、巴黎、伦敦或者雷克雅未克去买地建宾馆，可那里早已饱和为患，地价飞涨。此外，中国人早已不是留着长辫子的《卧虎藏龙》里的镖师匪徒，更不是没见过五星级酒店、处在荒凉野蛮之地、在红高粱地里野合的野蛮人。”
事实上，中国现在全是风格各异的后现代建筑，不比西方逊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度假者干吗不好好在中国，看着自己的楼剔牙喝茶，而非得跑到那些破旧的、毫无生气的大街上轧马路呢？其实，中坤想打造的是那些能放松身心的、宁静的、雅致的心灵休息场所，这些地方一定要远离都市，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和浓郁的户外色彩，比如中国的南疆、北京的门头沟、云南的普洱等——这就是中坤。我们投资的地方现在都具有了他处无法比拟的情调和价值，人们都说中坤有眼光。其实怎么能谈得上有眼光呢，只不过是恰恰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已。
也有好玩的事。我加入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探险组织——美国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作为资深会员被接纳，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事。一个人爬了那么多山，涉了那么多水，吃了那么多苦，几次差点连命都没了，转眼又跑到一个古老的探险组织的宴会上，喝酒，吃肉，穿礼服，打蝴蝶结，装雅致，扮鸿儒，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吗？从山下回到办公室，鸡飞狗跳的日子就又回来了。
最近，我的一些登过珠峰的山友，都要陆续回到珠峰。我懂，这叫“囚徒困境”。意思是，大家对当下的社会和生意场离不开、逃不掉，回到山里，要的是一份安宁、一份孤独、一份干净以及一份平淡。当然，登顶之后还是要回来，再好好打拼。项目还是要好好做，还是要挣钱，要捐赠，要一大把一大把地数粮票。好在团队成员们都心甘情愿地打拼，在山下和商场中找到了快感，体现出了自身价值。
民营企业就是找个缝隙生存
这就涉及当下，因为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期。转型当中，社会出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心里不平衡，比如说，现在基本没有贫苦得要饿死的人了，不像过去那样，现在大家都富了，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不是我富而是你富？这和社会文化、历史的断裂有关。
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讲天人合一，皇帝代表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长期以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服从的秩序。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反封建，反儒家，那时候已经打乱一次。之后就是抗战，战争，这一百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安静下来。
如果出现利益再分配，首当其冲的是民企的商人、富人。政治是不讲数字的，是点人头的，喊的人多了，政治家就会倾向于他，没有真理可言。现在肯定是喊利益再分配的人多，大多数中产阶级以下的人都喊。所以说，民营企业家可能还要经过一次洗礼，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比如用遗产税的办法，或者用增加税收的办法，用行业整顿重组兼并的办法，煤矿退出来了，石油退出来了，钢铁也叫你退，航空也在退，现在连光伏产业、新能源都在退。房地产领域，全是央企拿地，现在保障房又在政府手里，民企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已经打开的门是关不上的，全球化时代，互联网谁也关不上，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走的是一条自由之路。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悲剧和悲哀的地方是英雄情结太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从创业到获得现在的地位，都是从艰苦的环境中打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很强，这是西方企业家不具备的心理素质。他们的生存能力也因此而很强。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就在符合国家战略“走出去”，马云也在做，他将支付宝和国家连在一起，民企有民企的生存办法。我做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我去帮着老百姓做起来。 这个时代是很好玩的时代，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
这一代企业家都非常不易
我们这一代的企业经营者，其实都非常非常不易。我们都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是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穷怕了，对贫穷以及屈辱有着特殊的感受，有时候甚至过度地自尊。我们都经历了沧桑风云，在一种安全结构完全被毁坏的社会氛围内夜半惊梦，至今依然如此。我们害怕已经到手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被抢夺走，这确实是时代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都曾是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我们也是伤害者，我们也是斗争情结很强的群体，这就是今天商场如此之乱的根源。
其实，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经济就有一个相互合作、妥协以及你赢我输的特征。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找法律，这是对的，要不然要律师干什么？但我们的商战常常要流血，常常用暗招，用阴损的办法，希望在名誉上、道德上杀死对方，这是悲哀的。我多次讲过，中国现在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实际上给了商人很高的地位。全世界很少看到给企业家警车开道的，也很少看到各级官员的宴席常常是为了招商引资而设，但中国就有，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待遇，才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财富积累。把我们都培养成爷之后，我们该向社会回报些什么呢？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不可妥协的恶狼形象吗？
当然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也不能说自己是高尚的。正因为我从内心看到了邪恶，看到了卑鄙，我才意识到过去的政治风云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毁坏是如此之大。有一本书，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策划的，名字叫《九二派》，书中解释了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是中国开始有企业家的概念了，也就是说中国看到了企业家精神的魅力。
过去三十年，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下一个三十年，我们也还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我们一定要扪心自问，在超越财富的层面上，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塑造一个文明的现代商业生态呢？2012年曾参加《财经》等举办的中国公益论坛，我看到一句话——“从富到贵”，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讲的从富到贵，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是从暴发户转向贵族，这个贵族实际上是让你承担责任，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家做得都很好，在西方，几代人有一个捐赠系统，但在中国，仅二十年就有了捐赠基金，也挺了不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做坏的榜样。这也就是前不久，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氛围，涌动着一股暗流的根本原因。我在诗歌中也写过，那些走资派被打倒，但在后期都回来了。但造反派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杀人的都偿命了，打砸抢的都判刑了，当过头头的在后期被清查小组永不重用了，所以异常的暴乱伤害的是大众的利益，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没有幸免者，所有人都被伤害。
事实证明，网络暴力、语言暴力是双刃剑，在你打响第一枪、开骂第一句的时候，就要有迎接暴风骤雨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这一代经营企业的要清醒过来，我们要带头回到法律的轨道上，回到文雅的举止上来，要营造高贵的商业氛围。我们要尊重对手，我们要善于协调。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获得了财富，那么在后三十年我们应该获得尊严。这个尊严就是我们要为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为社会创造现代商业文明。
我从小就这么打拼过来的，原来也很恐慌，不知道一生会怎么样，慢慢地拥有了这些财富，心里就踏实了，也让人有了自主的感觉，就是说，有了财富你就有了一定的自由。登山后，又把精神问题解决掉了。现在觉得人一生就是这样，不过如此，伟大又怎么样，渺小又怎么样？是吧？不过如此。（未完待续）
黄怒波有着多重身份：诗人、地产商人、登山家、慈善家。当然，在世俗意义上，他取得了成功。黄怒波，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商人，美国纽约探险家俱乐部高级资深会员，野生救援协会中国基金会主席，国内旅游地产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
黄怒波，原名黄玉平，1956年生于兰州。看着河水拍岸，将名字改成日后众人熟知的“黄怒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笔名骆英的黄怒波也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著有多部诗集和小说。1995年创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旗下有地产和旅游两大核心业务。
黄怒波：富人要多些善心和畏惧之心
1997年，黄怒波掘到第一桶金后决定拿出中坤家底，投资四百万元用于安徽黟县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此后，从宏村到南疆，从美国田纳西州到日本北海道一直从事旅游地产行业。他竭力避免同垄断体碰撞，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商人可以同这些垄断了权力和资源的巨头争夺利益。
一度，当生活中的困难以某种方式来袭时，黄怒波就寄情于诗歌，他说：“写诗，就是一次次把伤疤揭开来给人看！”的确，在黄怒波身上，有诗人的感性，也有商人的理性，这两种特质集于一身，就会呈现出某种背离的矛盾。
如今，中坤的旅游地产业务已扩展到安徽、湖南、北京、新疆，乃至北欧、日本、美国等国。尽管如此，黄怒波依然称自己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在他的诗中，我依然可以不时读到这种成功之后的孤独：“这都市的繁华与我无关，像乞丐宁愿游荡在街旁。”
“走出去”的尴尬处境
2012年，《纽约时报》英文版头条报道了中坤在冰岛的投资项目。在整个采访当中，中坤一直持开放态度。为慎重起见，我们还给予了书面答复。然而，此文刊出后，几乎没有中坤的声音。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魔鬼故事”，用的全是西方的“正人君子”“闲事达人”的语气。一句话，要服从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主题。为了妖魔化一个让人夜里睡不着觉的巨人，就得先妖魔化其企业——一个微不足道的私企。这就是当下中国在世界上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是当下中坤这样的私营企业“走出去”时所处的尴尬境地。
许多外国人，包括驻华大使，见到我时，都是一副惊讶的表情，都感到与他们心中想象的不一样。我知道，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传说中的“千眼怪”。他们都会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建宾馆？”“我很无奈。我也想到纽约、巴黎、伦敦或者雷克雅未克去买地建宾馆，可那里早已饱和为患，地价飞涨。此外，中国人早已不是留着长辫子的《卧虎藏龙》里的镖师匪徒，更不是没见过五星级酒店、处在荒凉野蛮之地、在红高粱地里野合的野蛮人。”
事实上，中国现在全是风格各异的后现代建筑，不比西方逊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度假者干吗不好好在中国，看着自己的楼剔牙喝茶，而非得跑到那些破旧的、毫无生气的大街上轧马路呢？其实，中坤想打造的是那些能放松身心的、宁静的、雅致的心灵休息场所，这些地方一定要远离都市，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和浓郁的户外色彩，比如中国的南疆、北京的门头沟、云南的普洱等——这就是中坤。我们投资的地方现在都具有了他处无法比拟的情调和价值，人们都说中坤有眼光。其实怎么能谈得上有眼光呢，只不过是恰恰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已。
也有好玩的事。我加入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探险组织——美国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作为资深会员被接纳，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事。一个人爬了那么多山，涉了那么多水，吃了那么多苦，几次差点连命都没了，转眼又跑到一个古老的探险组织的宴会上，喝酒，吃肉，穿礼服，打蝴蝶结，装雅致，扮鸿儒，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吗？从山下回到办公室，鸡飞狗跳的日子就又回来了。
最近，我的一些登过珠峰的山友，都要陆续回到珠峰。我懂，这叫“囚徒困境”。意思是，大家对当下的社会和生意场离不开、逃不掉，回到山里，要的是一份安宁、一份孤独、一份干净以及一份平淡。当然，登顶之后还是要回来，再好好打拼。项目还是要好好做，还是要挣钱，要捐赠，要一大把一大把地数粮票。好在团队成员们都心甘情愿地打拼，在山下和商场中找到了快感，体现出了自身价值。
民营企业就是找个缝隙生存
这就涉及当下，因为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期。转型当中，社会出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心里不平衡，比如说，现在基本没有贫苦得要饿死的人了，不像过去那样，现在大家都富了，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不是我富而是你富？这和社会文化、历史的断裂有关。
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讲天人合一，皇帝代表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长期以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服从的秩序。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反封建，反儒家，那时候已经打乱一次。之后就是抗战，战争，这一百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安静下来。
如果出现利益再分配，首当其冲的是民企的商人、富人。政治是不讲数字的，是点人头的，喊的人多了，政治家就会倾向于他，没有真理可言。现在肯定是喊利益再分配的人多，大多数中产阶级以下的人都喊。所以说，民营企业家可能还要经过一次洗礼，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比如用遗产税的办法，或者用增加税收的办法，用行业整顿重组兼并的办法，煤矿退出来了，石油退出来了，钢铁也叫你退，航空也在退，现在连光伏产业、新能源都在退。房地产领域，全是央企拿地，现在保障房又在政府手里，民企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已经打开的门是关不上的，全球化时代，互联网谁也关不上，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走的是一条自由之路。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悲剧和悲哀的地方是英雄情结太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从创业到获得现在的地位，都是从艰苦的环境中打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很强，这是西方企业家不具备的心理素质。他们的生存能力也因此而很强。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就在符合国家战略“走出去”，马云也在做，他将支付宝和国家连在一起，民企有民企的生存办法。我做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我去帮着老百姓做起来。 这个时代是很好玩的时代，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
这一代企业家都非常不易
我们这一代的企业经营者，其实都非常非常不易。我们都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是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穷怕了，对贫穷以及屈辱有着特殊的感受，有时候甚至过度地自尊。我们都经历了沧桑风云，在一种安全结构完全被毁坏的社会氛围内夜半惊梦，至今依然如此。我们害怕已经到手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被抢夺走，这确实是时代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都曾是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我们也是伤害者，我们也是斗争情结很强的群体，这就是今天商场如此之乱的根源。
其实，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经济就有一个相互合作、妥协以及你赢我输的特征。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找法律，这是对的，要不然要律师干什么？但我们的商战常常要流血，常常用暗招，用阴损的办法，希望在名誉上、道德上杀死对方，这是悲哀的。我多次讲过，中国现在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实际上给了商人很高的地位。全世界很少看到给企业家警车开道的，也很少看到各级官员的宴席常常是为了招商引资而设，但中国就有，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待遇，才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财富积累。把我们都培养成爷之后，我们该向社会回报些什么呢？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不可妥协的恶狼形象吗？
当然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也不能说自己是高尚的。正因为我从内心看到了邪恶，看到了卑鄙，我才意识到过去的政治风云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毁坏是如此之大。有一本书，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策划的，名字叫《九二派》，书中解释了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是中国开始有企业家的概念了，也就是说中国看到了企业家精神的魅力。
过去三十年，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下一个三十年，我们也还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我们一定要扪心自问，在超越财富的层面上，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塑造一个文明的现代商业生态呢？2012年曾参加《财经》等举办的中国公益论坛，我看到一句话——“从富到贵”，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讲的从富到贵，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是从暴发户转向贵族，这个贵族实际上是让你承担责任，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家做得都很好，在西方，几代人有一个捐赠系统，但在中国，仅二十年就有了捐赠基金，也挺了不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做坏的榜样。这也就是前不久，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氛围，涌动着一股暗流的根本原因。我在诗歌中也写过，那些走资派被打倒，但在后期都回来了。但造反派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杀人的都偿命了，打砸抢的都判刑了，当过头头的在后期被清查小组永不重用了，所以异常的暴乱伤害的是大众的利益，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没有幸免者，所有人都被伤害。
事实证明，网络暴力、语言暴力是双刃剑，在你打响第一枪、开骂第一句的时候，就要有迎接暴风骤雨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这一代经营企业的要清醒过来，我们要带头回到法律的轨道上，回到文雅的举止上来，要营造高贵的商业氛围。我们要尊重对手，我们要善于协调。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获得了财富，那么在后三十年我们应该获得尊严。这个尊严就是我们要为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为社会创造现代商业文明。
我从小就这么打拼过来的，原来也很恐慌，不知道一生会怎么样，慢慢地拥有了这些财富，心里就踏实了，也让人有了自主的感觉，就是说，有了财富你就有了一定的自由。登山后，又把精神问题解决掉了。现在觉得人一生就是这样，不过如此，伟大又怎么样，渺小又怎么样？是吧？不过如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