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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若是了解中央苏区史的人定会心生疑惑，因为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刚成立两三个月，正是百废待举之时，而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却去古庙休养，着实令人费解。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曾回忆当时的情况：“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红军的发展，为了苏区人民的幸福，在那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我们的毛主席饥一餐，饱一顿，不辞劳苦地工作着……眼看着主席再这样工作下去，身体就可能支持不住，会有病倒的危险。”由此看来，毛泽东离岗休养是因为操劳过度累垮了身体，这确是实情。另外，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此前不久，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被无端批评为“狭隘经验论者”，还被指责执行“富农路线”，后又因阻止攻打赣州而遭到责难和孤立。毛泽东因此心力交瘁，身体日渐消瘦。吴吉清回忆说：“直到中央作出决定，要毛主席离开工作岗位‘休养’的时候，他才下了最大的决心说：‘遵照党的意见，找个地方吧！’”
但是，在休养期间，毛泽东“坚持给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还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政府的要求”。吴吉清感叹道：“这一个多月，名义上说，主席是来东华山休养的，可实际上，这哪里是在休养啊！主席把这座古庙，变成了一所革命的学校，变成了人民来访的接待处。”另外，在东华山上，毛泽东做了三件于民族、于革命、于同志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在东华山，毛泽东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暂时抛开了繁冗的政务和党内的纷争，静下心来分析和估量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形势，以及关注和揣测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尤其是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后，1932年1月28日又向上海闸北发起侵略战争，用飞机大炮轰炸淞沪一带，闸北、吴淞变为一片焦土，上海民眾遭受极其残忍的屠杀。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残杀的人民和摧残的建筑不计其数，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仍在膨胀、侵略范围仍在扩张，他们继续侵扰沿海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轰炸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九一八事变惊醒了中国人民，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甚至在一·二八事变中，驻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出于民族义愤，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
瑞金叶坪乡东华山寺（毛泽东旧居）
此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刚到东华山休养，他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介把目光聚焦到淞沪和东北等地，时刻关注中日战争态势的发展，越来越认定自己此前所作判断的正确性。在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上东华山的前些时日，他“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但是，当前一·二八事变的发展，更加让毛泽东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彻底看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阴谋，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灭亡中华民族，势必引发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民族矛盾也因此会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不顾民族大义，不但不举起抗日旗帜，反而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极尽压迫之能事，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强迫对日作战的淞沪兵士和义勇军撤退，用机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的第十九路军的英勇兵士。并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媾和，再施投降帝国主义的惯伎，施行出卖中国、出卖民族的丑恶行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面对国民党的软弱与无能，毛泽东深深地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会自觉发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而且可能会阻碍民族革命战争;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起来秉持民族大义，自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领导全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高举抗日旗帜，才是真正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力量。因此，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宣言》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发表，这是中共成立以来，中国首次以国家中央政府的名义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表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强硬立场，也代表着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多数人的呼声，得到了最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毛泽东发表在《红色中华》上的《对日战争宣言》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初步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的思想，《宣言》指出：“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这一号召虽然主要针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阶层，但它体现的统战思想为中共后来确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政策主张，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训令》依照《宣言》的抗日主张，部署了具体的抗日行动和斗争策略。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宣言》的号召下，中央苏区抗日救亡的宣传和运动逐渐深入到广阔的乡村，成立了很多反帝同盟组织。1934年7月，党还把红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挥师北上，宣传抗日，把抗日主张落实为实际的抗日行动。 《宣言》的抗日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坚定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勇气。
对于民族大义，毛泽东敢于抵制党内“左”倾思想的错误和干扰，发表宣言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阴谋，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对于革命同志，毛泽东则以诚相待、肝胆相照。在东华山，他为了革命的前途，也为同志间的革命友谊，曾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个策反阴谋，在中共党内、在中央苏区消除了负面影响，保护了革命同志的清白身份。
1932年2月中下旬，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多家报纸陆续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并用醒目的标题登在报纸显著的位置上，这在当时的党内外无异于发生了一场地震，因为伍豪是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笔名。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其实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一手炮制的一场骗局，目的是污蔑周恩来、分化和瓦解中国共产党。据马雨农的《张冲传》记述，中共中央特科组织三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张冲即带人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共中央通报，张冲的行动全都扑了空。他不甘心失败，又与部下密谋策划，亲手炮制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骗局，以此来吸引中共党员前去自首，从而达到分化、削弱中共的革命力量的目的。从内容来看，《启事》确实很具有迷惑性，它对中共并不刻意丑化、也不恶语相向，用语极讲究分寸。对于国民党的阴谋，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反击辟谣。先是在《申报》上刊登了一条“伍豪先生鉴”的启事，予以间接拆穿国民党的阴谋，同时在上海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宣传单;其次是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辟谣，在党内刊物郑重声明，这一切都是“疯狂的白色恐怖”，“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再是聘请法国名律师在《申报》醒目位置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公开辟谣。
由于中共中央辟谣举措及时得当，这一阴谋在白区并未收到实际效果;但是，消息传播很快，谣言不久就传到中央苏区。事实上，张冲炮制的这个阴谋存有很大漏洞，因为在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离开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此时，他在瑞金已正式上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这一职务原来是毛泽东代理的，在上东华山之前，毛泽东已向周恩来交接完工作。
在东华山休养的毛泽东得知这一谣言后，为保护同志、稳定人心，为苏区革命消除负面影响，非常重视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亲自写好布告严正驳斥这一伪造启事，以正视听。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2年2月下旬，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因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他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诬陷周恩来、分化革命力量的阴谋彻底破产。
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所述，毛泽东对这个事件曾有过三次表态，上述情况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67年5月，红卫兵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旧报纸，交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手上，江青意欲借此生事;周恩来因此写信给毛泽东，并且搜寻、整理好当年的辟谣资料一并呈毛泽东阅示，毛泽东批示：“伍豪事件及其相关材料交文革小组阅，存。”第三次是1968年1月，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事件”，毛泽东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革命征途漫长而且充满无数艰险，正是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最终的勝利。
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期间，除了忧心日本帝国主义对国土国人的践踏、忧心民族的危急存亡之外，还牵挂着正在攻打赣州的主力红军。而对于这次攻打赣州，毛泽东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也是他退隐东华山的一个原因。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来到瑞金接替了毛泽东而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主持苏区的全面工作，尤其是主抓军事工作。当时，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提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来到中央苏区。由于他对赣州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明了，因此，他首先就攻打赣州问题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立即攻打赣州，他详细地向周恩来分析了赣州城的地理形势和国民党的军队分布;认为当前攻打赣州，红军容易腹背受敌，进退维谷。本来对攻打赣州持积极态度的周恩来，在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后，对苏区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的估量，就立即致电中央，陈述红军目前攻打赣州尚有困难。但是，中共中央急于把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一隅”搬迁到赣州等中心城市，因此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并于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脱离苏区实际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周恩来是组织原则性很强的同志，为进一步商讨攻打赣州的问题，他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记述，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然而未曾料想，中央局多数成员都执行中央的指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竟成了少数派;甚至还有人扬言“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责难声中上东华山休养的。
当然，毛泽东对此并未太过介怀，他更担忧的是攻打赣州的红军战士们的安危，在东华山休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忧虑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城墙高坚，易守难攻，敌军占尽地利，红军曾经五打赣州而未能攻破。而当务之急应该继续打“土围”、拔“白点”，这样既能解决红军给养问题，又能进一步赤化苏区、孤立赣州，置其于无用武之地，然后再图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这样才是积极而稳妥的办法。然而赣州城内外的虚实还未探明，就急于强攻，必然会吃亏的。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担忧不无道理，据担任这次攻赣战役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回忆：“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实情确是如此，守城的敌旅长马昆后来写过文章，说当时驻守赣州城的敌军共有1.8万人。这大大超过了我方估计的数量，况且赣州南之粤军、北之吉安敌军都虎视眈眈。彭德怀自述“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攻赣30来天，红军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其中红一师、红二师腹背受敌，情况非常危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立即指示，电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对策。
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一个多月，赣州前线的战事终于传来消息。3月上旬，毛泽东“在东华山古庙会见专程赶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军情紧急，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因为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形与他预料的情况基本一致，我军急于攻城，未能采取积极的围城打援策略，攻城又不能速决，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消耗战。听了项英对前线战事的详细介绍，毛泽东并不慌乱，深思之后，他心中已有盘算——此时正有一把宝刀待试锋芒，这就是刚组建的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的，1932年2月中旬，红五军团已完成教育、整编工作，此时正是一试锋芒的时候。
毛泽东心中打定主意后，“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并且于当天晚上，带着警卫班日夜兼程，赶赴前线指挥部。据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萧劲光回忆，“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五军团的部队手持大刀冲了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敌人血肉横飞，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三军团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
毛泽东就是这样，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怀着坚定信念，即使是在“休养”中，即使是处于人生的低谷，当党和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他都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去，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但是，在休养期间，毛泽东“坚持给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还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政府的要求”。吴吉清感叹道：“这一个多月，名义上说，主席是来东华山休养的，可实际上，这哪里是在休养啊！主席把这座古庙，变成了一所革命的学校，变成了人民来访的接待处。”另外，在东华山上，毛泽东做了三件于民族、于革命、于同志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起草《对日战争宣言》
在东华山，毛泽东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暂时抛开了繁冗的政务和党内的纷争，静下心来分析和估量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形势，以及关注和揣测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尤其是关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后，1932年1月28日又向上海闸北发起侵略战争，用飞机大炮轰炸淞沪一带，闸北、吴淞变为一片焦土，上海民眾遭受极其残忍的屠杀。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残杀的人民和摧残的建筑不计其数，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仍在膨胀、侵略范围仍在扩张，他们继续侵扰沿海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轰炸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九一八事变惊醒了中国人民，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甚至在一·二八事变中，驻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出于民族义愤，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
此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刚到东华山休养，他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介把目光聚焦到淞沪和东北等地，时刻关注中日战争态势的发展，越来越认定自己此前所作判断的正确性。在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上东华山的前些时日，他“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但是，当前一·二八事变的发展，更加让毛泽东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彻底看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阴谋，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灭亡中华民族，势必引发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民族矛盾也因此会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不顾民族大义，不但不举起抗日旗帜，反而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极尽压迫之能事，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强迫对日作战的淞沪兵士和义勇军撤退，用机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的第十九路军的英勇兵士。并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媾和，再施投降帝国主义的惯伎，施行出卖中国、出卖民族的丑恶行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面对国民党的软弱与无能，毛泽东深深地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会自觉发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而且可能会阻碍民族革命战争;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起来秉持民族大义，自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领导全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高举抗日旗帜，才是真正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力量。因此，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宣言》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发表，这是中共成立以来，中国首次以国家中央政府的名义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表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强硬立场，也代表着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多数人的呼声，得到了最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初步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的思想，《宣言》指出：“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这一号召虽然主要针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阶层，但它体现的统战思想为中共后来确立“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政策主张，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训令》依照《宣言》的抗日主张，部署了具体的抗日行动和斗争策略。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宣言》的号召下，中央苏区抗日救亡的宣传和运动逐渐深入到广阔的乡村，成立了很多反帝同盟组织。1934年7月，党还把红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挥师北上，宣传抗日，把抗日主张落实为实际的抗日行动。 《宣言》的抗日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坚定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勇气。
澄清“伍豪等脱党事件”
对于民族大义，毛泽东敢于抵制党内“左”倾思想的错误和干扰，发表宣言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阴谋，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对于革命同志，毛泽东则以诚相待、肝胆相照。在东华山，他为了革命的前途，也为同志间的革命友谊，曾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个策反阴谋，在中共党内、在中央苏区消除了负面影响，保护了革命同志的清白身份。
1932年2月中下旬，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多家报纸陆续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并用醒目的标题登在报纸显著的位置上，这在当时的党内外无异于发生了一场地震，因为伍豪是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笔名。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其实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一手炮制的一场骗局，目的是污蔑周恩来、分化和瓦解中国共产党。据马雨农的《张冲传》记述，中共中央特科组织三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张冲即带人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共中央通报，张冲的行动全都扑了空。他不甘心失败，又与部下密谋策划，亲手炮制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骗局，以此来吸引中共党员前去自首，从而达到分化、削弱中共的革命力量的目的。从内容来看，《启事》确实很具有迷惑性，它对中共并不刻意丑化、也不恶语相向，用语极讲究分寸。对于国民党的阴谋，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反击辟谣。先是在《申报》上刊登了一条“伍豪先生鉴”的启事，予以间接拆穿国民党的阴谋，同时在上海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宣传单;其次是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辟谣，在党内刊物郑重声明，这一切都是“疯狂的白色恐怖”，“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再是聘请法国名律师在《申报》醒目位置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公开辟谣。
由于中共中央辟谣举措及时得当，这一阴谋在白区并未收到实际效果;但是，消息传播很快，谣言不久就传到中央苏区。事实上，张冲炮制的这个阴谋存有很大漏洞，因为在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离开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此时，他在瑞金已正式上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这一职务原来是毛泽东代理的，在上东华山之前，毛泽东已向周恩来交接完工作。
在东华山休养的毛泽东得知这一谣言后，为保护同志、稳定人心，为苏区革命消除负面影响，非常重视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亲自写好布告严正驳斥这一伪造启事，以正视听。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2年2月下旬，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因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他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诬陷周恩来、分化革命力量的阴谋彻底破产。
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所述，毛泽东对这个事件曾有过三次表态，上述情况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67年5月，红卫兵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旧报纸，交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手上，江青意欲借此生事;周恩来因此写信给毛泽东，并且搜寻、整理好当年的辟谣资料一并呈毛泽东阅示，毛泽东批示：“伍豪事件及其相关材料交文革小组阅，存。”第三次是1968年1月，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事件”，毛泽东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革命征途漫长而且充满无数艰险，正是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最终的勝利。
挽回“攻赣”危局
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期间，除了忧心日本帝国主义对国土国人的践踏、忧心民族的危急存亡之外，还牵挂着正在攻打赣州的主力红军。而对于这次攻打赣州，毛泽东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也是他退隐东华山的一个原因。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来到瑞金接替了毛泽东而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主持苏区的全面工作，尤其是主抓军事工作。当时，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提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来到中央苏区。由于他对赣州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明了，因此，他首先就攻打赣州问题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立即攻打赣州，他详细地向周恩来分析了赣州城的地理形势和国民党的军队分布;认为当前攻打赣州，红军容易腹背受敌，进退维谷。本来对攻打赣州持积极态度的周恩来，在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后，对苏区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的估量，就立即致电中央，陈述红军目前攻打赣州尚有困难。但是，中共中央急于把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一隅”搬迁到赣州等中心城市，因此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并于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脱离苏区实际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周恩来是组织原则性很强的同志，为进一步商讨攻打赣州的问题，他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记述，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然而未曾料想，中央局多数成员都执行中央的指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竟成了少数派;甚至还有人扬言“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责难声中上东华山休养的。
当然，毛泽东对此并未太过介怀，他更担忧的是攻打赣州的红军战士们的安危，在东华山休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忧虑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城墙高坚，易守难攻，敌军占尽地利，红军曾经五打赣州而未能攻破。而当务之急应该继续打“土围”、拔“白点”，这样既能解决红军给养问题，又能进一步赤化苏区、孤立赣州，置其于无用武之地，然后再图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这样才是积极而稳妥的办法。然而赣州城内外的虚实还未探明，就急于强攻，必然会吃亏的。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担忧不无道理，据担任这次攻赣战役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回忆：“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实情确是如此，守城的敌旅长马昆后来写过文章，说当时驻守赣州城的敌军共有1.8万人。这大大超过了我方估计的数量，况且赣州南之粤军、北之吉安敌军都虎视眈眈。彭德怀自述“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攻赣30来天，红军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其中红一师、红二师腹背受敌，情况非常危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立即指示，电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对策。
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一个多月，赣州前线的战事终于传来消息。3月上旬，毛泽东“在东华山古庙会见专程赶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军情紧急，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因为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形与他预料的情况基本一致，我军急于攻城，未能采取积极的围城打援策略，攻城又不能速决，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消耗战。听了项英对前线战事的详细介绍，毛泽东并不慌乱，深思之后，他心中已有盘算——此时正有一把宝刀待试锋芒，这就是刚组建的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的，1932年2月中旬，红五军团已完成教育、整编工作，此时正是一试锋芒的时候。
毛泽东心中打定主意后，“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并且于当天晚上，带着警卫班日夜兼程，赶赴前线指挥部。据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萧劲光回忆，“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五军团的部队手持大刀冲了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敌人血肉横飞，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三军团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
毛泽东就是这样，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怀着坚定信念，即使是在“休养”中，即使是处于人生的低谷，当党和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他都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去，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