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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网络时代的浮躁喧嚣，从博客博文微博微信的聒噪中超脱出来，重新把心用在纸阅读上，或许是一种抵御诱惑、回归宁静的选择。
读书也未必非一本读完了再读另一本。比如，五六本书同时交替着读又如何？我的感觉是非常有意思，如果这些书的话题相近，则更加便于思考某些问题，虽然免不了有走马观花之嫌。
不过，近来不经意间还是如此这般地尝试了一回。
先是把目光投向了托克维尔的两本热门书《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别看这是一位200多年前出身于贵族的法国史学大家，所写之书却无论从内容论述到逻辑框架，都没有丝毫的学究气，绝无三流学术著作常见的那种寻章摘句掉书袋的拙劣文风，甚至让人感到一看就明白，达到了我一贯认为“用大白话说真理”的至高境界。
《论美国的民主》简直就是一块厚厚的砖头，上下两卷洋洋55万言，但看每章的标题，读者会因其突破常规而眼前一亮。“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为什么美国人身在幸福之中还心神不宁”，难以想象，一本五六百页的大书，竟是作者用数十个诸如此类的题目自问自答完成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篇幅要小得多，却别出心裁地开创了研究旧制度的新视野，且从独特的路径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成为世界史学上的奇葩。然而，这本书在1856年问世后，却长期备受冷落，湮没无闻于世界风云变幻之中，直至最近数十年才在西方走俏。格外耐人寻味的是，去年以来托氏的著作突然受到中国北京高层的推崇，不知个中有何玄机。
托克维尔被称为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这种聪明并非浅薄平庸的自以为是，而是跳出惯常的思维模式，发现了一系列看似不合常理又到处存在的悖论。“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不仅一如既往地保持其“问题史学”的抢眼风格，更以其超越时代局限的远见卓识扬名立万，乃至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
这确实令人困惑。如果说旧制度成为大革命的催生婆不可抗拒，那么大厦轰然倒塌分崩离析的一切又是从哪里开始的？托克维尔的回答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改革的时刻。”
这是更加不可思议的结论。按此逻辑演绎，當旧制度按下启动自身改革的按钮之时，便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之日。难道真的事与愿违，改革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经历了1789年法国那场血腥的革命之后，这骚动不安的星球上还有过自我摧毁的悲剧演出吗？
如此设问的背后，当然是指苏联的解体，这可是一个超级大国无可挽回地从辉煌走向死亡的故事。此刻穿越时光，重返二十余年前十月革命的故乡，那一党独大一权独专的国家垮塌的一幕依然惊心动魄。
我的面前放着三本书，记录了旧制度废墟上曾经发生的一切。
《苏联解体亲历记》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出版于1996年的全景式报告，书中详细披露了苏联垮台的全过程，及其在诸多关键时刻对事件的直接参与推动。这是一本完全按照西方社会价值观描述的苏联解体目击记，难免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却真实详尽、丝丝入扣地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相比之下，李慎明主编的《苏联解体》和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基本上都是当事人在事件发生二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前者收录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等在内的前苏联政要的回忆录、访谈，以及专家学者的深度研究与解析等；后者则是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十多年来，对自己党国衰亡的痛定思痛之作，可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怨妇式怒气让人读来颇感不爽。
对于一个超级大国在昂然屹立70多年后的顷刻土崩瓦解，无论有多少种解释解读解构都不为过。我感兴趣的是，这场变局的引爆是否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危险始于国家繁荣时期推进的改革？
说是“顷刻土崩瓦解”不免夸张。一个癌症病人的死亡，通常经历了漫长的病变过程，一个国家的解体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苏联而言，不幸的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恰恰成了自我输入党和国家肌体的致命病毒。如果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算起，“改革病毒”的逐步发作直至1991年底最终亡党亡国前后历时达6年之久，而世人只记住了叶利钦退出共产党和戈尔巴乔夫宣布终止共产党活动那一刻。一个以暴力推翻沙俄旧制度的党和国家，又登峰造极存活了那么久，突然有一天销声匿迹，难免让人一时难以接受。
改革从来不是过错，可改革往往是旧制度崩塌的催化剂。苏联的解体主要源自专制的中央集权和腐败的特权阶层，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民族分离、社会动荡、人心浮动等末世恐慌。这一切随着勃列日涅夫集团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取权力后愈演愈烈，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权贵资本完全异化为脱离人民的利益集团，阶层的固化使底层人群看不到未来，社会的撕裂使全民安全感丧失殆尽，那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路易十六当时面临的困境。
如果以静制动，依赖强大的军事管制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体系，苟延残喘的控制当能暂撑危局不倒。可偏偏一个来自外省年少轻狂志得意满的新手登上了权力最高峰。当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激进的改革”重写历史时，外强中干徒有其表人心丧尽的泥足巨人便瞬间崩垮了。恰如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强烈治疗的贸然介入，除了加快其死亡别无他途。托克维尔说，“路易十六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在谈论准备着手的改革”，谁料想，“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苏联的亡党亡国与其说是改革引发的，不如说是走入死胡同的旧制度旧体制，自己蜕变为自己掘墓人的必然。
千疮百孔的巨轮正在下沉，巍峨高大灯火通明的假象却依然迷人。当执政党地位摇摇欲坠、国家统一形同虚设时，业已沦为孤家寡人的当局者还在一厢情愿地发号施令，还在自作多情地争辩救治之道。这种对旧制度根深蒂固的迷恋产生了可笑的幻觉，以至他们早被国民遗弃还陶醉在引领大众舞步的假面舞会中而不自知。
最典型的莫过于沉迷在执政大党坚如磐石的幻影中。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拥有1900万党员的执政大党，长期统领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当党被勒令停止全部活动时却不见有人起来申诉抗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就像旁观者无动于衷地看着自己的党组织化为无有。一个长期自诩为与人民心连心的党组织，竟落得如此无人同情无人施援无人问津的可悲下场，实在发人深思。这个党是如何一点点丧失人心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被人民抛弃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
最悲哀的还在强权消融中对民族离心趋势的假意固守。民族问题一直是苏联政权的心头之痛。从一开始，这个貌合神离的巨无霸民族统一版图，便是无奈屈从权力的产物。强扭的瓜不甜，捆绑的夫妻终究要分手。莫斯科中心政治风向转势才初露端倪，独立的呼声果然火山喷发般势不可挡。波罗的海三国带头揭竿而起，其他加盟共和国紧随其后，从西到东主权独立宣言此起彼伏。滑稽的是，在数年间所有加盟国次第脱离苏联核心权力的全过程中，中央机构明知大势已去，却始终在假惺惺的谈判、谴责、恫吓中寻求大一统的安慰。关于这方面，洋洋大观75万言的《苏联解体亲历记》，几乎完整地提供了编年史式的记叙。
旧制度的幻觉伴随旧制度的毁灭一直挥之不去，这并不体现旧制度的强大，反而显示旧制度的冥顽不化。另一方面，替代旧制度的新制度未必更好于前者。在托克维尔看来，有效遏制多数暴政的美国革命要好于法国革命（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对美式民主政治极尽讴歌之能事），而后者本应该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却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反抗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的人们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之后，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又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事隔20余年后，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视角来考量苏联解体，有太多东西可以玩味。
读书也未必非一本读完了再读另一本。比如，五六本书同时交替着读又如何？我的感觉是非常有意思，如果这些书的话题相近，则更加便于思考某些问题，虽然免不了有走马观花之嫌。
不过，近来不经意间还是如此这般地尝试了一回。
先是把目光投向了托克维尔的两本热门书《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别看这是一位200多年前出身于贵族的法国史学大家，所写之书却无论从内容论述到逻辑框架，都没有丝毫的学究气，绝无三流学术著作常见的那种寻章摘句掉书袋的拙劣文风，甚至让人感到一看就明白，达到了我一贯认为“用大白话说真理”的至高境界。
《论美国的民主》简直就是一块厚厚的砖头，上下两卷洋洋55万言，但看每章的标题，读者会因其突破常规而眼前一亮。“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为什么美国人身在幸福之中还心神不宁”，难以想象，一本五六百页的大书，竟是作者用数十个诸如此类的题目自问自答完成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篇幅要小得多，却别出心裁地开创了研究旧制度的新视野，且从独特的路径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成为世界史学上的奇葩。然而，这本书在1856年问世后，却长期备受冷落，湮没无闻于世界风云变幻之中，直至最近数十年才在西方走俏。格外耐人寻味的是，去年以来托氏的著作突然受到中国北京高层的推崇，不知个中有何玄机。
托克维尔被称为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这种聪明并非浅薄平庸的自以为是，而是跳出惯常的思维模式，发现了一系列看似不合常理又到处存在的悖论。“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不仅一如既往地保持其“问题史学”的抢眼风格，更以其超越时代局限的远见卓识扬名立万，乃至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
这确实令人困惑。如果说旧制度成为大革命的催生婆不可抗拒，那么大厦轰然倒塌分崩离析的一切又是从哪里开始的？托克维尔的回答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改革的时刻。”
这是更加不可思议的结论。按此逻辑演绎，當旧制度按下启动自身改革的按钮之时，便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之日。难道真的事与愿违，改革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经历了1789年法国那场血腥的革命之后，这骚动不安的星球上还有过自我摧毁的悲剧演出吗？
如此设问的背后，当然是指苏联的解体，这可是一个超级大国无可挽回地从辉煌走向死亡的故事。此刻穿越时光，重返二十余年前十月革命的故乡，那一党独大一权独专的国家垮塌的一幕依然惊心动魄。
我的面前放着三本书，记录了旧制度废墟上曾经发生的一切。
《苏联解体亲历记》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出版于1996年的全景式报告，书中详细披露了苏联垮台的全过程，及其在诸多关键时刻对事件的直接参与推动。这是一本完全按照西方社会价值观描述的苏联解体目击记，难免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却真实详尽、丝丝入扣地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相比之下，李慎明主编的《苏联解体》和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基本上都是当事人在事件发生二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前者收录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等在内的前苏联政要的回忆录、访谈，以及专家学者的深度研究与解析等；后者则是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十多年来，对自己党国衰亡的痛定思痛之作，可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怨妇式怒气让人读来颇感不爽。
对于一个超级大国在昂然屹立70多年后的顷刻土崩瓦解，无论有多少种解释解读解构都不为过。我感兴趣的是，这场变局的引爆是否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危险始于国家繁荣时期推进的改革？
说是“顷刻土崩瓦解”不免夸张。一个癌症病人的死亡，通常经历了漫长的病变过程，一个国家的解体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苏联而言，不幸的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恰恰成了自我输入党和国家肌体的致命病毒。如果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算起，“改革病毒”的逐步发作直至1991年底最终亡党亡国前后历时达6年之久，而世人只记住了叶利钦退出共产党和戈尔巴乔夫宣布终止共产党活动那一刻。一个以暴力推翻沙俄旧制度的党和国家，又登峰造极存活了那么久，突然有一天销声匿迹，难免让人一时难以接受。
改革从来不是过错，可改革往往是旧制度崩塌的催化剂。苏联的解体主要源自专制的中央集权和腐败的特权阶层，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民族分离、社会动荡、人心浮动等末世恐慌。这一切随着勃列日涅夫集团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取权力后愈演愈烈，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权贵资本完全异化为脱离人民的利益集团，阶层的固化使底层人群看不到未来，社会的撕裂使全民安全感丧失殆尽，那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路易十六当时面临的困境。
如果以静制动，依赖强大的军事管制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体系，苟延残喘的控制当能暂撑危局不倒。可偏偏一个来自外省年少轻狂志得意满的新手登上了权力最高峰。当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激进的改革”重写历史时，外强中干徒有其表人心丧尽的泥足巨人便瞬间崩垮了。恰如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强烈治疗的贸然介入，除了加快其死亡别无他途。托克维尔说，“路易十六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在谈论准备着手的改革”，谁料想，“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苏联的亡党亡国与其说是改革引发的，不如说是走入死胡同的旧制度旧体制，自己蜕变为自己掘墓人的必然。
千疮百孔的巨轮正在下沉，巍峨高大灯火通明的假象却依然迷人。当执政党地位摇摇欲坠、国家统一形同虚设时，业已沦为孤家寡人的当局者还在一厢情愿地发号施令，还在自作多情地争辩救治之道。这种对旧制度根深蒂固的迷恋产生了可笑的幻觉，以至他们早被国民遗弃还陶醉在引领大众舞步的假面舞会中而不自知。
最典型的莫过于沉迷在执政大党坚如磐石的幻影中。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拥有1900万党员的执政大党，长期统领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当党被勒令停止全部活动时却不见有人起来申诉抗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就像旁观者无动于衷地看着自己的党组织化为无有。一个长期自诩为与人民心连心的党组织，竟落得如此无人同情无人施援无人问津的可悲下场，实在发人深思。这个党是如何一点点丧失人心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被人民抛弃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
最悲哀的还在强权消融中对民族离心趋势的假意固守。民族问题一直是苏联政权的心头之痛。从一开始，这个貌合神离的巨无霸民族统一版图，便是无奈屈从权力的产物。强扭的瓜不甜，捆绑的夫妻终究要分手。莫斯科中心政治风向转势才初露端倪，独立的呼声果然火山喷发般势不可挡。波罗的海三国带头揭竿而起，其他加盟共和国紧随其后，从西到东主权独立宣言此起彼伏。滑稽的是，在数年间所有加盟国次第脱离苏联核心权力的全过程中，中央机构明知大势已去，却始终在假惺惺的谈判、谴责、恫吓中寻求大一统的安慰。关于这方面，洋洋大观75万言的《苏联解体亲历记》，几乎完整地提供了编年史式的记叙。
旧制度的幻觉伴随旧制度的毁灭一直挥之不去，这并不体现旧制度的强大，反而显示旧制度的冥顽不化。另一方面，替代旧制度的新制度未必更好于前者。在托克维尔看来，有效遏制多数暴政的美国革命要好于法国革命（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对美式民主政治极尽讴歌之能事），而后者本应该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却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反抗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的人们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之后，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又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事隔20余年后，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视角来考量苏联解体，有太多东西可以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