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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向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其中，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党的组织生活通常是指党员参加所在支部的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以及党课，即“三会一课”。此外，还有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评选先进党员和党组织等形式。
从什么时候起，党员开始过组织生活;又是如何过组织生活呢？
茅盾回忆：党支部开会到深夜
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俄建党模式成立的，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始，便要求党员要严格过党组织生活。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对此曾有一段回忆：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仍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那时，上海党支部成员很少，所以“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二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原名威金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
关于支部成员学习的内容，据茅盾回忆：“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关于支部成员学习时间，茅盾说：“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八时后开始，直到十一时以后。”可见，党支部会议一般要开三个小时左右。
那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租住在闸北宝山路鸿兴坊，离法租界较远，开完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后，出于安全考虑，支部会议随时转换地点，有时也在茅盾家举行。关于讨论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入党的支部会议，就是在茅盾家里举行的。
茅盾从时间、学习内容、参加人员等方面回忆，这些内容是早期党组织生活的一段珍闻。
中共二大确定党组织生活几大原则
党内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史料可以发现，当时大多数支部或小组，每两周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极少数是一两个月才开一次。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章程中明确提出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其中党章第十八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第十九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二十四条：“本党的一切会议均取決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从而初步确定了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组织等重要思想。
党章还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周期做出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定期举行会议，区代表大会每半年由区执行委员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会议，各党小组则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从而开创了定期的会议制度。
除了对党组织会议以及活动的规定以外，对党员在组织中也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每位党员都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且党员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时，必须有组织的介绍;党员被派到其他地方工作时，也要受到当地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党员在党组织中要认真开展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
因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情况特殊，处于秘密状态，所以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
早期党员在过组织生活时还涉及到党员缴纳党费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共二大明确列出“经费”一章。党章中规定除了那些失业和在狱的党员以外，其他党员必须根据收入多少定期缴纳一定比例的党费。缴纳党费在当时既是物质上帮助幼小的党组织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考验党员思想觉悟和组织观念的手段。通过党费的缴纳，党组织清除了一批对党不忠诚的人。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两大重要纪律。“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并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决议案》提出中共党员要接受“军队似的训练”，规定党员要始终坚持为党服务，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牺牲自身感情、利益以及意见等。二大党章也第一次严格而又简练地规定了对于违反党内纪律的党员的纪律处分。例如需接受党内纪律处分的行为有：言论或者行动违反党的章程和宣言;以及违反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决议;无故连续缺席党内会议两次及以上;不能按时缴纳党费;累计三个月以及连续一个月不为党工作等。党章特别强调“泄露本党秘密”者将被开除党籍。这些条文的规定，使党和党员的组织、纪律建设更具有刚性和可操作性。当然，当时党内处分方式只有“开除”一项，还是稍显简单化。
明确“党的生活”
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把支部作为“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至今，支部、党小组等概念仍在沿用。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党内部的组织生活仍然较为严格。192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校刊》上登载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一文，当时，常常以“校”代称“党”，故《校刊》即《党刊》之意。在该文中较早提出了“党的生活”这个概念：“支部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每个党员生活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应该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党的生活是集中在党的支部，所以每个党员的生活，不能脱离支部，脱离了支部就不能了解党的全部生活。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每个党员应当编入某一支部，参加党组织生活。 笔者还曾看到一份文件。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上海区的组织工作最近虽然比较严密，但尚涣散，今后须使每个党员参加党的生活，党的出版品能深入党内以及党外的群众。”可见，当时对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情况有考量、有反馈。
伪装刊物封面，秘密指导党小组工作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从公开转入地下状态。这时如何过党组织生活呢？
无独有偶，笔者曾看到两份伪装封面的刊物——《游杭指南》和《卫生常识》。根据时间和内容推测，现存的这两本伪装刊物应是1927年之后的党内刊物。 在此期间，国民党大肆査禁印刷所，销毁革命书籍。作为党组织生活的普及读物，为了方便流传，釆取了伪装封面，才得以保存至今。
《游杭指南》为铅印线装，64开本，一册20页，在封面左下角印有副题名“二十年续编”，内页印着真实刊名《党员须知（补编）》，内容分为“认识”“日常工作”“守秘密”“介绍同志”“批评”五项内容。另一本《卫生常识》采取铅印平装，64开本，一册17页，扉页印着真实刊名《怎样开小组会议》，内容从共产党的宗旨出发，细化到“开会”“政治报告”“工作报告”“讨论”“工作分配”“工作批评”“散会”七个方面。
这两本伪装刊物中，虽没有直接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这一思想却贯穿其中。《党员须知（补编）》中“日常工作”第8条这样写道：“同志如在执行上感着困难，应立时提出意见于小组会议，系统地传达中央，中央可以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改正或补充，这是我们真正民主化的精神，也是我们能使工作深入下层的要点……”《怎样开小组会议》中也提到：“然而在讨论时，确实可以而且绝对应该自由的发表意见， 但是一到了决议之后，则有如铁的纪律一般，任何人都应该绝对的遵守，即使这个决议的结论与自己的见解相反，那也应该服从多数，不能再持异议。所谓自由发表与服从多数，是相辅而行，是一贯的精神，缺一不可……”这表明，党员在党小组会议中，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一旦形成决议之后，就要每位党员绝对遵守，体现民主集中制思想。
在对党员发展对象的考察上，《党员须知（补编）》中谈到：“介绍同志之先，对于被介绍者的考察，不止利用直接的机械性的谈话，更须有许多间接的实在的测验证明他是真正倾向我们的……”而且还对工人、青年学生的考察有不同的标准，“工人只需真实勇敢，青年学生除真实勇敢外，他的思想、行动、 经济地位、社会关系、日常生活都有考察的必要”。体现发展党员既要观其言，更要看其行;工人、学生有不同考察标准等。
在组织纪律上，《怎样开小组会议》第6页提出：“党的会议有几层重要意义，一是听党的指示，例如政治报告以及工作策略等，二是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有的困难和经验以及错误的批评……因此党员应出席一切会议，不能迟到早退……”《党员须知（补编）》里提到：“在非同志面前批评同志，当然是违背纪律的，要严受处分。”
在检验党员的思想觉悟上，早期党员在过组织生活时需要缴纳党费。《怎样开小组会议》第 6页提出：“按期缴纳党费，不止是经济的意义，主要是使同志不忘记党…… 所以我们的党费必须按月缴纳，有经常收入的同志更应该按所得比例缴纳。”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队伍的时候，始终严谨地考虑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加入共产党，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党的组织生活，才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从而分辨和清除对党不忠诚的人。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保持著重视“党内教育”的传统。在《党员须知（补编）》里党员工作第5条就是“读刊物”，要求每一位党员认真地阅读党内刊物，并要与实际行动联系起来，“如果党员同志不将刊物上的办法切实做到，结果只是空谈”。《怎样开小组会议》中大篇幅谈到了党员在会议上要认真学习报告，做好讨论。准备的报告材料要包括国际和国内尤其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地方政治观察报告以及工作报告和个人活动报告等，更重要的是开展关于党的政治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理论和一切实际问题的讨论。其中特别指出“万不可养成唯唯否否人云亦云的态度而没有独立地主张，这是一个革命党员的大忌”。党内教育一直都是保障党完成奋斗目标，以及维护党自身的团结统一和提高自身政治能力的重要法宝。
邓颖超创办《支部生活》
对于过党组织生活的方法，邓颖超同志在上海时期，还创造性地编辑了《支部生活》的刊物，开创了富有生气的党支部组织生活形态。
1927年，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颖超奉党组织之命由湖北武汉来到上海，“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直支”书记，其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后来增至七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等人编辑，今天的愚园路1367弄34号就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为了增强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搞活支部建设，邓颖超与“直支”其他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刊物《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做《支部生活》的编辑，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要聚焦热点问题。“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该刊为12开本，以毛边纸印刷，每月出版1-2期，每期字数在5000字至10000字。《支部生活》经常刊登各党小组的活动内容，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为隐蔽工作的革命者送来革命动态的“及时雨”。如今，《支部生活》的部分期数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透过泛黄的纸张展读手写的油印本，往日的革命风云宛如昨日。
周恩来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例如，第3期上登出了“直支”第17党小组的报告，文后并有“伍豪”（即周恩来）作的结论。第15期上发表了“伍美”（即邓颖超）的《学习化与研究化》一文。邓颖超鼓励支部党员努力写文章，尽量提问题，从而充实支部生活。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她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周恩来和邓颖超，化名“伍豪”与“伍美”，在上海度过一段艰险的革命岁月。
秘密党中央极为强调严格征收党费问题，指出“不要将这看成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支部生活》第39期上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等文章，紧贴形势，反映基层动态，使得《支部生活》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有一次，交通员在送发《支部生活》时，遇到敌人突然搜查，幸好巧妙应变，得以脱身。为了保证隐蔽性，从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起，采用了谐音，以《志夫新话》作为伪装封面。邓颖超主办的这份刊物，是共产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开创了支部工作的新台阶。直到今天，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都有刊名为《支部生活》的党刊。
重视党的组织生活，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自中共成立起，就一直探索党内组织生活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在地下斗争时期，党的组织生活也有自身独特的形式，以起到对党员进行有效党性教育和凝聚感召的作用。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馆员）
责任编辑 章 洁
从什么时候起，党员开始过组织生活;又是如何过组织生活呢？
茅盾回忆：党支部开会到深夜
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俄建党模式成立的，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始，便要求党员要严格过党组织生活。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对此曾有一段回忆：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仍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那时，上海党支部成员很少，所以“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二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原名威金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
关于支部成员学习的内容，据茅盾回忆：“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关于支部成员学习时间，茅盾说：“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八时后开始，直到十一时以后。”可见，党支部会议一般要开三个小时左右。
那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租住在闸北宝山路鸿兴坊，离法租界较远，开完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后，出于安全考虑，支部会议随时转换地点，有时也在茅盾家举行。关于讨论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入党的支部会议，就是在茅盾家里举行的。
茅盾从时间、学习内容、参加人员等方面回忆，这些内容是早期党组织生活的一段珍闻。
中共二大确定党组织生活几大原则
党内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史料可以发现，当时大多数支部或小组，每两周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极少数是一两个月才开一次。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章程中明确提出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其中党章第十八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第十九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二十四条：“本党的一切会议均取決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从而初步确定了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组织等重要思想。
党章还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周期做出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定期举行会议，区代表大会每半年由区执行委员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会议，各党小组则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从而开创了定期的会议制度。
除了对党组织会议以及活动的规定以外，对党员在组织中也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每位党员都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且党员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时，必须有组织的介绍;党员被派到其他地方工作时，也要受到当地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党员在党组织中要认真开展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
因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情况特殊，处于秘密状态，所以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
早期党员在过组织生活时还涉及到党员缴纳党费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共二大明确列出“经费”一章。党章中规定除了那些失业和在狱的党员以外，其他党员必须根据收入多少定期缴纳一定比例的党费。缴纳党费在当时既是物质上帮助幼小的党组织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考验党员思想觉悟和组织观念的手段。通过党费的缴纳，党组织清除了一批对党不忠诚的人。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两大重要纪律。“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并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决议案》提出中共党员要接受“军队似的训练”，规定党员要始终坚持为党服务，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牺牲自身感情、利益以及意见等。二大党章也第一次严格而又简练地规定了对于违反党内纪律的党员的纪律处分。例如需接受党内纪律处分的行为有：言论或者行动违反党的章程和宣言;以及违反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决议;无故连续缺席党内会议两次及以上;不能按时缴纳党费;累计三个月以及连续一个月不为党工作等。党章特别强调“泄露本党秘密”者将被开除党籍。这些条文的规定，使党和党员的组织、纪律建设更具有刚性和可操作性。当然，当时党内处分方式只有“开除”一项，还是稍显简单化。
明确“党的生活”
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把支部作为“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至今，支部、党小组等概念仍在沿用。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党内部的组织生活仍然较为严格。192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校刊》上登载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一文，当时，常常以“校”代称“党”，故《校刊》即《党刊》之意。在该文中较早提出了“党的生活”这个概念：“支部是党的生活中心，是每个党员生活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应该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党的生活是集中在党的支部，所以每个党员的生活，不能脱离支部，脱离了支部就不能了解党的全部生活。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每个党员应当编入某一支部，参加党组织生活。 笔者还曾看到一份文件。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上海区的组织工作最近虽然比较严密，但尚涣散，今后须使每个党员参加党的生活，党的出版品能深入党内以及党外的群众。”可见，当时对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情况有考量、有反馈。
伪装刊物封面，秘密指导党小组工作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从公开转入地下状态。这时如何过党组织生活呢？
无独有偶，笔者曾看到两份伪装封面的刊物——《游杭指南》和《卫生常识》。根据时间和内容推测，现存的这两本伪装刊物应是1927年之后的党内刊物。 在此期间，国民党大肆査禁印刷所，销毁革命书籍。作为党组织生活的普及读物，为了方便流传，釆取了伪装封面，才得以保存至今。
《游杭指南》为铅印线装，64开本，一册20页，在封面左下角印有副题名“二十年续编”，内页印着真实刊名《党员须知（补编）》，内容分为“认识”“日常工作”“守秘密”“介绍同志”“批评”五项内容。另一本《卫生常识》采取铅印平装，64开本，一册17页，扉页印着真实刊名《怎样开小组会议》，内容从共产党的宗旨出发，细化到“开会”“政治报告”“工作报告”“讨论”“工作分配”“工作批评”“散会”七个方面。
这两本伪装刊物中，虽没有直接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这一思想却贯穿其中。《党员须知（补编）》中“日常工作”第8条这样写道：“同志如在执行上感着困难，应立时提出意见于小组会议，系统地传达中央，中央可以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改正或补充，这是我们真正民主化的精神，也是我们能使工作深入下层的要点……”《怎样开小组会议》中也提到：“然而在讨论时，确实可以而且绝对应该自由的发表意见， 但是一到了决议之后，则有如铁的纪律一般，任何人都应该绝对的遵守，即使这个决议的结论与自己的见解相反，那也应该服从多数，不能再持异议。所谓自由发表与服从多数，是相辅而行，是一贯的精神，缺一不可……”这表明，党员在党小组会议中，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一旦形成决议之后，就要每位党员绝对遵守，体现民主集中制思想。
在对党员发展对象的考察上，《党员须知（补编）》中谈到：“介绍同志之先，对于被介绍者的考察，不止利用直接的机械性的谈话，更须有许多间接的实在的测验证明他是真正倾向我们的……”而且还对工人、青年学生的考察有不同的标准，“工人只需真实勇敢，青年学生除真实勇敢外，他的思想、行动、 经济地位、社会关系、日常生活都有考察的必要”。体现发展党员既要观其言，更要看其行;工人、学生有不同考察标准等。
在组织纪律上，《怎样开小组会议》第6页提出：“党的会议有几层重要意义，一是听党的指示，例如政治报告以及工作策略等，二是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有的困难和经验以及错误的批评……因此党员应出席一切会议，不能迟到早退……”《党员须知（补编）》里提到：“在非同志面前批评同志，当然是违背纪律的，要严受处分。”
在检验党员的思想觉悟上，早期党员在过组织生活时需要缴纳党费。《怎样开小组会议》第 6页提出：“按期缴纳党费，不止是经济的意义，主要是使同志不忘记党…… 所以我们的党费必须按月缴纳，有经常收入的同志更应该按所得比例缴纳。”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队伍的时候，始终严谨地考虑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加入共产党，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党的组织生活，才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从而分辨和清除对党不忠诚的人。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保持著重视“党内教育”的传统。在《党员须知（补编）》里党员工作第5条就是“读刊物”，要求每一位党员认真地阅读党内刊物，并要与实际行动联系起来，“如果党员同志不将刊物上的办法切实做到，结果只是空谈”。《怎样开小组会议》中大篇幅谈到了党员在会议上要认真学习报告，做好讨论。准备的报告材料要包括国际和国内尤其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地方政治观察报告以及工作报告和个人活动报告等，更重要的是开展关于党的政治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理论和一切实际问题的讨论。其中特别指出“万不可养成唯唯否否人云亦云的态度而没有独立地主张，这是一个革命党员的大忌”。党内教育一直都是保障党完成奋斗目标，以及维护党自身的团结统一和提高自身政治能力的重要法宝。
邓颖超创办《支部生活》
对于过党组织生活的方法，邓颖超同志在上海时期，还创造性地编辑了《支部生活》的刊物，开创了富有生气的党支部组织生活形态。
1927年，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颖超奉党组织之命由湖北武汉来到上海，“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直支”书记，其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后来增至七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等人编辑，今天的愚园路1367弄34号就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为了增强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搞活支部建设，邓颖超与“直支”其他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刊物《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做《支部生活》的编辑，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要聚焦热点问题。“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该刊为12开本，以毛边纸印刷，每月出版1-2期，每期字数在5000字至10000字。《支部生活》经常刊登各党小组的活动内容，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为隐蔽工作的革命者送来革命动态的“及时雨”。如今，《支部生活》的部分期数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透过泛黄的纸张展读手写的油印本，往日的革命风云宛如昨日。
周恩来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例如，第3期上登出了“直支”第17党小组的报告，文后并有“伍豪”（即周恩来）作的结论。第15期上发表了“伍美”（即邓颖超）的《学习化与研究化》一文。邓颖超鼓励支部党员努力写文章，尽量提问题，从而充实支部生活。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她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周恩来和邓颖超，化名“伍豪”与“伍美”，在上海度过一段艰险的革命岁月。
秘密党中央极为强调严格征收党费问题，指出“不要将这看成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支部生活》第39期上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等文章，紧贴形势，反映基层动态，使得《支部生活》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有一次，交通员在送发《支部生活》时，遇到敌人突然搜查，幸好巧妙应变，得以脱身。为了保证隐蔽性，从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起，采用了谐音，以《志夫新话》作为伪装封面。邓颖超主办的这份刊物，是共产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开创了支部工作的新台阶。直到今天，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都有刊名为《支部生活》的党刊。
重视党的组织生活，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自中共成立起，就一直探索党内组织生活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在地下斗争时期，党的组织生活也有自身独特的形式，以起到对党员进行有效党性教育和凝聚感召的作用。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馆员）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