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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人》一文中追问“同时代意味着什么”、“何为同时代人”时，他敏锐地指出，“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一种精神断裂与时代错位，促使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而作为诗人，我们的理想就是做一位同时代的诗人。2005年，我在一篇诗学随笔中提出“后来写作”，即是一种同时代诗人的理想。简而言之，“后来写作”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写作的现代性与先锋性，坚守诗人的诗性正义（独立意识、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列举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他认为现代性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而且预示着一种精神冒险行为，这种对立的现代性诗学曾经体现在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诗歌美学之中。如今，当代汉诗的现代性格局同样遭遇历史性的悲喜与荒诞。“后来写作”成为当下汉诗写作方向的一种可能;它是一种先锋性写作，它拒绝功利，面向未来;它既呈现汉语新诗的“现代先锋性”，同时又追溯汉诗的“古典先锋性”。
诗歌的“先锋性”在我看来，又是一种潜在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持守。然而，如果一位诗人写作，老是想着为先锋而先锋，或者走火人魔式的另类写作，都是伪先锋，那不过是想把自己“先疯”掉。这些功利主义写作与神经质式的写作行为均是可疑的，与先锋性毫无关系。一首诗和一位诗人的先锋性，唯由他的理想读者（批评者也是读者）来确认与辨识，由时间来印证，方才可信可靠。我们从形而上的角度，可以窥见每一个时代的诗人被尊崇为所处时代的文化先锋，即是诗人自己在当下和未来所彰显的超越時间的创造性与诗学高度。但是，现实中并非如此，时代语境、个体困境以及种种欲望和限制，又会不断削弱诗人的先锋性，甚至让一部分诗人堕落成为犬儒，成为牺牲品。因此，我们又会发现，先锋性往往是一个时代极为稀缺的精神品质与文化征象，它可遇不可求，往往沉浸于自然生长、自我觉醒的精神状态中，诗人的先锋意识甚至具有思想启蒙的时代意义，真正的诗人，先知先觉，总会成为时代最初的觉醒者，语言的、精神的、社会的觉醒者，甚至是自我的殉道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确可以理解每一位先锋诗人的“先锋意识”，其实是一种先知先觉的精神行为。
我们谈论“先锋性”只有在现代诗学的语境中，方才成立，否则这个概念会像诗人育邦所言，陷入文本虚无主义。我们写作依赖的母语在这一百年里已出现汉语意象的断裂与丧失，这是历史性的诗学失忆现象，应引起重视。这种改良后的现代性汉语，是不是最好的汉语？它所呈现的汉诗现代性，是否能够继续承载汉语曾经的辉煌与博大精深？是否能够继续承载当代汉语诗人“先锋性”创造物之轻与重？
而这种古典先锋性，却又被西方的一些大诗人奉若神明，比如诗人庞德、布莱希特、施奈德、弗罗斯特、豪格等。而我们这些近水楼台的诗人又该如何找回和激活被我们遗忘和丧失的“古典先锋性”？
“古典先锋性”是我与诗人朵渔、育邦三人进行文本对话时创设的一个诗学概念。它指代古典汉语中的具有可以与现代诗学（即西方诗学）修辞进行比较与互补的意象、隐喻、比喻、能指、比方、比拟、借代、烘托、虚实、衬托、用典、言志等数十种古典诗学修辞手法，它们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古典背景的古今比较诗学，我把这种从古典诗学中挖掘出来的诗学精华，称之为“古典先锋性”。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但是可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时，我们所推崇的先锋行为，不过是被我们遗忘和丧失已久的传统行为的另一副面孔。
汉语新诗与西方现代诗歌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就是汉诗是由汉字词句组成，而西方诗歌由字母单词组成。从语言考古的角度分析，汉字的历史更悠久，汉字本源所包藏的诗意与诗性，它的象形、意会和形声三大特征可谓气象万千，这是外语字母以及东亚仿汉文字符号所难企及的。当代一大批在现代汉语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如果长期浸淫于西方诗学中，而又丢失汉语古典修辞基础与训练，所写出来的汉诗与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又有什么区别？我为何强调“古典先锋性”？意义就在这里。当我们用现代汉语写着西式翻译体诗歌，全然运用西方诗学修辞，忘掉母语的诗性本源与博大精深，是绝不可取的，这是诗歌语言灵魂上的丧失与背离。虽然近代学人为新诗带来了一场诗学革新，一百年过去，也取得一些成就，但是这场诗学革新仍然不够彻底，是残缺的，仍然需要后来者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激活现代汉语的诗性与光泽，需要付出更多诗学上的担当与勇气，这正是“后来写作”的理想所在。
历史上，每一位杰出的诗人，在他的时代即是一位先锋诗人，他们往往也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精神的先驱。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往往波及到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宗教等领域，比如屈原、李白、苏东坡、但丁、歌德、波德莱尔、里尔克、策兰、奥登、弗罗斯特、金斯堡等。当我们在阅读他们的经典时，我们会情不自禁想到，他们就是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先行者，领一代风气之先;甚至一位杰出诗人的先锋性，要在若干世纪、若干年之后，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之后，才得到凸显和追认，比如杜甫、狄金森、穆旦、废名、昌耀等。大时代的叙事与抒情，更需要担当与勇气，需要厘清，需要注入双重“先锋性”（现代先锋性与古典先锋性）。我们既要对当下的歌德体写作、发表体写作、时髦写作、鸡汤写作、段子写作以及隐秘的犬儒主义诗学保持警惕与批评，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又要在西方诗学大行其道的当下，追溯和探求被大批当代汉语诗人遗忘的“古典先锋性”。
诗歌的“先锋性”在我看来，又是一种潜在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持守。然而，如果一位诗人写作，老是想着为先锋而先锋，或者走火人魔式的另类写作，都是伪先锋，那不过是想把自己“先疯”掉。这些功利主义写作与神经质式的写作行为均是可疑的，与先锋性毫无关系。一首诗和一位诗人的先锋性，唯由他的理想读者（批评者也是读者）来确认与辨识，由时间来印证，方才可信可靠。我们从形而上的角度，可以窥见每一个时代的诗人被尊崇为所处时代的文化先锋，即是诗人自己在当下和未来所彰显的超越時间的创造性与诗学高度。但是，现实中并非如此，时代语境、个体困境以及种种欲望和限制，又会不断削弱诗人的先锋性，甚至让一部分诗人堕落成为犬儒，成为牺牲品。因此，我们又会发现，先锋性往往是一个时代极为稀缺的精神品质与文化征象，它可遇不可求，往往沉浸于自然生长、自我觉醒的精神状态中，诗人的先锋意识甚至具有思想启蒙的时代意义，真正的诗人，先知先觉，总会成为时代最初的觉醒者，语言的、精神的、社会的觉醒者，甚至是自我的殉道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确可以理解每一位先锋诗人的“先锋意识”，其实是一种先知先觉的精神行为。
我们谈论“先锋性”只有在现代诗学的语境中，方才成立，否则这个概念会像诗人育邦所言，陷入文本虚无主义。我们写作依赖的母语在这一百年里已出现汉语意象的断裂与丧失，这是历史性的诗学失忆现象，应引起重视。这种改良后的现代性汉语，是不是最好的汉语？它所呈现的汉诗现代性，是否能够继续承载汉语曾经的辉煌与博大精深？是否能够继续承载当代汉语诗人“先锋性”创造物之轻与重？
而这种古典先锋性，却又被西方的一些大诗人奉若神明，比如诗人庞德、布莱希特、施奈德、弗罗斯特、豪格等。而我们这些近水楼台的诗人又该如何找回和激活被我们遗忘和丧失的“古典先锋性”？
“古典先锋性”是我与诗人朵渔、育邦三人进行文本对话时创设的一个诗学概念。它指代古典汉语中的具有可以与现代诗学（即西方诗学）修辞进行比较与互补的意象、隐喻、比喻、能指、比方、比拟、借代、烘托、虚实、衬托、用典、言志等数十种古典诗学修辞手法，它们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古典背景的古今比较诗学，我把这种从古典诗学中挖掘出来的诗学精华，称之为“古典先锋性”。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但是可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时，我们所推崇的先锋行为，不过是被我们遗忘和丧失已久的传统行为的另一副面孔。
汉语新诗与西方现代诗歌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就是汉诗是由汉字词句组成，而西方诗歌由字母单词组成。从语言考古的角度分析，汉字的历史更悠久，汉字本源所包藏的诗意与诗性，它的象形、意会和形声三大特征可谓气象万千，这是外语字母以及东亚仿汉文字符号所难企及的。当代一大批在现代汉语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如果长期浸淫于西方诗学中，而又丢失汉语古典修辞基础与训练，所写出来的汉诗与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又有什么区别？我为何强调“古典先锋性”？意义就在这里。当我们用现代汉语写着西式翻译体诗歌，全然运用西方诗学修辞，忘掉母语的诗性本源与博大精深，是绝不可取的，这是诗歌语言灵魂上的丧失与背离。虽然近代学人为新诗带来了一场诗学革新，一百年过去，也取得一些成就，但是这场诗学革新仍然不够彻底，是残缺的，仍然需要后来者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激活现代汉语的诗性与光泽，需要付出更多诗学上的担当与勇气，这正是“后来写作”的理想所在。
历史上，每一位杰出的诗人，在他的时代即是一位先锋诗人，他们往往也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精神的先驱。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往往波及到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宗教等领域，比如屈原、李白、苏东坡、但丁、歌德、波德莱尔、里尔克、策兰、奥登、弗罗斯特、金斯堡等。当我们在阅读他们的经典时，我们会情不自禁想到，他们就是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先行者，领一代风气之先;甚至一位杰出诗人的先锋性，要在若干世纪、若干年之后，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之后，才得到凸显和追认，比如杜甫、狄金森、穆旦、废名、昌耀等。大时代的叙事与抒情，更需要担当与勇气，需要厘清，需要注入双重“先锋性”（现代先锋性与古典先锋性）。我们既要对当下的歌德体写作、发表体写作、时髦写作、鸡汤写作、段子写作以及隐秘的犬儒主义诗学保持警惕与批评，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又要在西方诗学大行其道的当下，追溯和探求被大批当代汉语诗人遗忘的“古典先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