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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冻以及有关回忆文章与史料的广泛传播，有些历史事件的真相逐渐清晰，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也随之变化，这是很自然的事。
就拿从批梁漱溟、反胡风、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来说吧，这一系列“扩大化”的运动的是非日益清楚了，一些相关人物的表现也日渐显形与立体化。于是，一些过去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人，一些历来被认为很有些民主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一些平时看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人，在我们眼前变了：他们或跟风表态，或言不由衷，或揭发批判朋友亲人，有的甚至还声色俱厉，表演得相当充分。于是，他们的威信骤然下降，他们的形象顿时轰毁，个别的还被人斥责为“卧底”，成了“打手”和“帮凶”。
我觉得，对此还应作些分析。
人都是有感情的，是非善恶，据此作出褒贬。站在情感的基础上，尤其是一些与己有关的受害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亲朋，对这些人物的表现予以感性的贬斥。是可以理解的，就个人而言，他们也有这一认识的权利。然而。以此为据，把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当作历史的结论，甚至要求所有的人都接受，却是不妥的，有些对人求全责备了。
人的表现离不开所处的大环境。凡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回顾一下，当不会忘记当时的政治压力、舆论导向、组织措施，乃至运动发动者的崇高威信。在那样的环境下，能有张志新、遇罗克那样的人不顾生命安危站出来，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先知先觉者毕竟是少数；在群起批判梁漱溟的会场上，叶圣陶先生能始终端坐，一言不发，沉默表态，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向他致敬，但若是要求每位民主人士都像叶老这样，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在我看来，倘若不是落并下石、编造诬陷、纠缠私愤甚至故意伤害别人，就不能算是罪责，就不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人无完人，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在历史面前，谁能够不感惆怅?”惆怅什么?悯怅自己跟不上潮流，冲不破大环境的制约，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与内疚。
问题在于时过境迁，真相逐渐大白之后，人们又是什么态度。在这一点上，巴金先生是了不起的。在他那本“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里，他不止一次地检查自己对别人的伤害，而自己呢?在遭受到无数迫害后他说“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听，说得多坦诚，多恳切，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物”就是环境、就是生活、就是真实，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明明当初是整人的，如今却要表演成可怜的受害者；明明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却要装扮成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英雄……。有人说，“历史有自己的面目，历史现代化了，也就没有了历史。”(蓝翎语)这些想方设法使自己“现代化”的人。恐怕是要受到历史和现代的双重惩罚的。
最后又不能不提到马寅初和梁漱溟这两位老人，他们挨批判的那些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但他们并不怨天尤人，待到多年后平反了，偏又表现出常人难有的宽容心态，这或许正是他们虽遭厄运却又能耄耋不衰的原因之一吧，令人肃然起敬。
总之，是非、褒贬，都有标准，标准就是“唯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切服从真理。“知人”必须“论世”，还要有宽容的心态，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就拿从批梁漱溟、反胡风、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来说吧，这一系列“扩大化”的运动的是非日益清楚了，一些相关人物的表现也日渐显形与立体化。于是，一些过去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人，一些历来被认为很有些民主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一些平时看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人，在我们眼前变了：他们或跟风表态，或言不由衷，或揭发批判朋友亲人，有的甚至还声色俱厉，表演得相当充分。于是，他们的威信骤然下降，他们的形象顿时轰毁，个别的还被人斥责为“卧底”，成了“打手”和“帮凶”。
我觉得，对此还应作些分析。
人都是有感情的，是非善恶，据此作出褒贬。站在情感的基础上，尤其是一些与己有关的受害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亲朋，对这些人物的表现予以感性的贬斥。是可以理解的，就个人而言，他们也有这一认识的权利。然而。以此为据，把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当作历史的结论，甚至要求所有的人都接受，却是不妥的，有些对人求全责备了。
人的表现离不开所处的大环境。凡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回顾一下，当不会忘记当时的政治压力、舆论导向、组织措施，乃至运动发动者的崇高威信。在那样的环境下，能有张志新、遇罗克那样的人不顾生命安危站出来，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先知先觉者毕竟是少数；在群起批判梁漱溟的会场上，叶圣陶先生能始终端坐，一言不发，沉默表态，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向他致敬，但若是要求每位民主人士都像叶老这样，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在我看来，倘若不是落并下石、编造诬陷、纠缠私愤甚至故意伤害别人，就不能算是罪责，就不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人无完人，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在历史面前，谁能够不感惆怅?”惆怅什么?悯怅自己跟不上潮流，冲不破大环境的制约，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与内疚。
问题在于时过境迁，真相逐渐大白之后，人们又是什么态度。在这一点上，巴金先生是了不起的。在他那本“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里，他不止一次地检查自己对别人的伤害，而自己呢?在遭受到无数迫害后他说“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听，说得多坦诚，多恳切，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物”就是环境、就是生活、就是真实，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明明当初是整人的，如今却要表演成可怜的受害者；明明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却要装扮成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英雄……。有人说，“历史有自己的面目，历史现代化了，也就没有了历史。”(蓝翎语)这些想方设法使自己“现代化”的人。恐怕是要受到历史和现代的双重惩罚的。
最后又不能不提到马寅初和梁漱溟这两位老人，他们挨批判的那些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但他们并不怨天尤人，待到多年后平反了，偏又表现出常人难有的宽容心态，这或许正是他们虽遭厄运却又能耄耋不衰的原因之一吧，令人肃然起敬。
总之，是非、褒贬，都有标准，标准就是“唯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切服从真理。“知人”必须“论世”，还要有宽容的心态，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