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宪九，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48年协和复院后回到协和，在协和外科辛勤耕耘三十七年并担任科主任二十九年，直至1985年病逝。
扫厕所，也要扫得最干净
“文革”中，曾宪九和其他多名协和专家一样，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抄家，业务上被“靠边站”。几乎一夜之间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沦为任人随意羞辱、打骂的对象，心灵和肉体都遭受巨大的摧残。曾宪九选择了隐忍和坚强，以超乎寻常的平静心态去面对这一切，绝没有半点消极颓废。
造反派剥夺了曾宪九做医生、当教授、搞科研的权利，一度勒令他去当清洁工，任务是打扫病房包括厕所。“学术权威扫厕所”被别人看来是奇耻大辱，但曾宪九却以严密严谨的临床思维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来对待，坚持“要干就要干得最好”。他每天扛着扫帚和拖把，按时到厕所“上班”，尝试用酸水消除污垢，结果大获成功。儿子曾泓回忆，父亲那时候回到家里不止一次得意地说：“我做清洁工时病房的厕所是最干净的。”
1967年下半年，在部分学生的强烈要求和努力通融下，曾宪九的工作有所“升格”——被允许上午打扫厕所，下午到急诊当住院医师，看病人，写病历。“那是一个疯狂而特殊的年代，协和的急诊尤为混乱。跳楼自杀未遂的、被人砍杀后被送到医院的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的时候已奄奄一启。需要得到紧急而正确的处理，才有可能保命。“曾主任虽然这时被大材小用，只当住院医师用，但是他在场，我们大家就有了主心骨，遇到危急重症就不慌了。有的老教授因身体和年龄原因，对急诊的快节奏已不适应，但曾主任不然，他依旧思维敏捷、手脚麻利。急诊利的护士们都愿意曾主任值班。”外科张思源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
曾宪九痛心疾首的不是这些，而是他苦心建立的外科实验室变成了批斗大会的场所，他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验设备被搬走不知去向，他积累的大量研究资料被付之一炬，本已接近世界前沿的研究毁于一旦。
以往家务都是夫人葛秦生和保姆打理，曾宪九以前在家中从来不进厨房。如今“赋闲”，他开始学习自制各种食品，常常费尽力气搜罗各种食材。每当把用心烤制的蛋糕、点心，学习煎炒的葱油猪排、宫保肉丁、什锦砂锅等菜品端上饭桌，他都得意洋洋地对家人和来客说：“看看，这是我的实验品。”大家一品尝，味道果然与饭馆的差不多，纷纷夸赞他是“大厨师”。曾宪九暂时忘却了烦恼，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开怀大笑。
江西永修的“五七”战士
20世纪70年代初，大批卫生系统的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永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同志先期到达，编为八连。曾宪九和整形科的宋儒耀、内科的方圻、神经科的谭铭勋、放射科的张铁梁、外科王志明（后来任协和医院副院长）等后到的“新兵”也被编入八连，成为“五七”战士，过起了农民生活。王志明任副连长，常被老主任们开玩笑称呼为“连首长”。
当时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主要手段就是让他们种田、干农活，而种田的确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南方种田主要是种水稻，一个人要从浸种、育苗到插秧、抓秧，把一整套活儿全部干下来。等稻子成熟后，又要参加收割、打场、脱粒、晒干、入库等全过程。当时田里施的肥全是粪便，“左派”们规定不发工具，“五七”战士们必须用双手去抓秧，而所谓的抓秧实际上就是抓粪便。人们站在稻田地里插秧、抓秧时还要饱受蚂蟥的叮咬。打场、脱粒时，场上的温度在中午时分高达60℃，许多人因此中暑。“这样艰苦的农活，一天干下来，即使年岁小些的中年人都要腰酸背痛，胳膊大腿疼痛难忍，更何况像曾主任这样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呢？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F，曾宪九和老专家们忍受着身体的痛苦，没有抱怨，只有期盼。”王志明回忆说。
虽然是被改造的“臭老九”，但协和专家到江西永修的消启、一经传出，便轰动了整个江西医务界。省内的一些医院遇到疑难重症，不顾这些被“改造”的人有没有问题，便派车前来接曾宪九他们去会诊和手术，事后还要尽力招待一下，或者送他们去庐山转转。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享受到短暂的休息放松。
吴孟超“解救”老主任
在“文革”的岁月里，曾有半年时间，曾宪九又有机会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手术台和教室讲台上，这是因为他接受了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还是吴孟超（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东方肝胆医院院长）千方百计努力为他争取来的。
20世纪70年代初，吴孟超正在陕北农村带教，总后勤部把他从黄土高原召进北京，任务是对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实际上就是该国卫生部长）进行临床实践技能培训，培训地点设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两位老师和一位翻译，三个人共同带一个学生，可见国家对这项政治任务的重视程度之高。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吴孟超带着他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在301医院、协和、北大、友谊、人民等医院轮转，并以教学为名，请协和医院的曾宪九教授、人民医院的黄萃庭教授、友谊医院的孙衍庆教授以及几位专家来给留学生上课。这些老专家们此时已受到冲击，业务上“靠边站”了，有的在扫厕所，有的在蹲牛棚。但对于这样一项来头不小的政治任务，造反派们也不敢造次、阻拦。这样一来，曾宪九和其他几位教授就可以正当的理由出来工作了。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吴孟超借机巧妙地保护了这些老前辈。
为周恩来总理主刀
1972年5月，为国事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在常规体检时被发现患上了膀胱癌。1973年3月、1974年3月，医疗组为总理先后做了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自1974年6月1日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并接受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之前，周总理先后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手术13次。吴阶平担任医疗组组长，曾宪九是周总理医疗组的重要成员。
1975年3月6口、18口的肠胃检查发现，总理的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医疗组决定为总理实施结肠癌手术。当时总理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病情严重恶化，手术难度很大。为总理做手术，既要有高超的技术又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专家组讨论后一致认为，曾宪九可担此重任。 3月26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为周总理做入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曾宪九主刀、吴蔚然协助，为周总理做结肠癌手术。当时在手术现场的还有全国著名外科专家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董方中、解放军总医院陆惟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麻醉科专家有商德延、谢荣，泌尿外科专家有吴阶平、虞颂庭、熊汝成、吴德诚和于惠元，心内科专家有陶寿淇、黄宛、方圻和陈在嘉，以及肿瘤病学专家谷铣之、李冰等。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三个（3cm，1.5cm，0.5cm）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状。专家们当即决定手术分两步进行：先做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再做膀胱癌电灼术。手术成功了，耗时八个小时！当晚曾宪九回到家中，对夫人葛秦生说：“今天还真有些紧张。”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非同一般的手术。
照顾总理的那段口子，是曾宪九最为沉痛的日子。曾宪九的外甥女韩小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75年以后，我们逐渐感到舅舅的深沉。他来我们家坐在沙发上，也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沉思。这样沉重的面容是我们以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文革’早期他白天在医院挨批斗回到家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表情。这让我们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问舅舅，他只是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多思考，都要能担得起，你们要准备承担更大的不幸……’后来，我才知道，舅舅是因为总理病危而悲痛，他不仅为总理的身体担忧，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总理临终前对曾宪九说：“曾大夫，你的医疗水平很高，应该把你这么多年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写下来。”从那以后，曾宪九更加重视写作，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以前上床休息。
沉默——无声的爱国
“文革”十年，曾宪九从医学专家到反动学术权威、住院医师，从扫厕所的清洁工到种稻子的农民，转换了多个角色，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体验了命运的跌宕起伏。“文革”留下的伤痛，是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的。然而曾宪九和许多老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了坚强的意志、宽广的胸怀，以及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们用行动书写了伟岸的精神。
每次挨批斗回到家中，曾宪九还像往常一样坚持学习、工作，不流露半点不满情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家人并不知道他在医院的情况。直到有一次曾宪九的头被打肿回到家里，妻子葛秦生急切地问起怎么回事，他这才不得已向她如实相告。葛秦生曾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病，一段时期病情特别严重，曾宪九不顾自己所受的屈辱，藏起自己的痛苦，亲自下厨为她烹制可口的饭菜，给予生病中的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次政治运动中，葛秦生不堪忍受屈辱，曾萌生自杀念头，曾宪九日夜守护在她身边，给了她极大的精神安慰，最终帮助葛秦生走出了困境。葛秦生后来回忆说：“我理解曾宪九为什么很多事情回家不讲，一是不想给孩子内心留下阴影：二是怕影响我的情绪。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还是他心中的信念没有动摇。他始终坚信，阴霾总有一天会过去。”
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磨难时所表现出的沉默，一直是曾泓心中的一个谜。那时“文革”已经结束，父亲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持沉默？起初，曾泓是无法理解的，但随着岁月的延绵、人生经验的积累和情感的积淀，他越来越读懂了父亲当初的行为。父亲是中国人，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维护祖国的尊严。
董岩据《中外书摘》整理
扫厕所，也要扫得最干净
“文革”中，曾宪九和其他多名协和专家一样，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抄家，业务上被“靠边站”。几乎一夜之间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沦为任人随意羞辱、打骂的对象，心灵和肉体都遭受巨大的摧残。曾宪九选择了隐忍和坚强，以超乎寻常的平静心态去面对这一切，绝没有半点消极颓废。
造反派剥夺了曾宪九做医生、当教授、搞科研的权利，一度勒令他去当清洁工，任务是打扫病房包括厕所。“学术权威扫厕所”被别人看来是奇耻大辱，但曾宪九却以严密严谨的临床思维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来对待，坚持“要干就要干得最好”。他每天扛着扫帚和拖把，按时到厕所“上班”，尝试用酸水消除污垢，结果大获成功。儿子曾泓回忆，父亲那时候回到家里不止一次得意地说：“我做清洁工时病房的厕所是最干净的。”
1967年下半年，在部分学生的强烈要求和努力通融下，曾宪九的工作有所“升格”——被允许上午打扫厕所，下午到急诊当住院医师，看病人，写病历。“那是一个疯狂而特殊的年代，协和的急诊尤为混乱。跳楼自杀未遂的、被人砍杀后被送到医院的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的时候已奄奄一启。需要得到紧急而正确的处理，才有可能保命。“曾主任虽然这时被大材小用，只当住院医师用，但是他在场，我们大家就有了主心骨，遇到危急重症就不慌了。有的老教授因身体和年龄原因，对急诊的快节奏已不适应，但曾主任不然，他依旧思维敏捷、手脚麻利。急诊利的护士们都愿意曾主任值班。”外科张思源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
曾宪九痛心疾首的不是这些，而是他苦心建立的外科实验室变成了批斗大会的场所，他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验设备被搬走不知去向，他积累的大量研究资料被付之一炬，本已接近世界前沿的研究毁于一旦。
以往家务都是夫人葛秦生和保姆打理，曾宪九以前在家中从来不进厨房。如今“赋闲”，他开始学习自制各种食品，常常费尽力气搜罗各种食材。每当把用心烤制的蛋糕、点心，学习煎炒的葱油猪排、宫保肉丁、什锦砂锅等菜品端上饭桌，他都得意洋洋地对家人和来客说：“看看，这是我的实验品。”大家一品尝，味道果然与饭馆的差不多，纷纷夸赞他是“大厨师”。曾宪九暂时忘却了烦恼，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开怀大笑。
江西永修的“五七”战士
20世纪70年代初，大批卫生系统的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永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同志先期到达，编为八连。曾宪九和整形科的宋儒耀、内科的方圻、神经科的谭铭勋、放射科的张铁梁、外科王志明（后来任协和医院副院长）等后到的“新兵”也被编入八连，成为“五七”战士，过起了农民生活。王志明任副连长，常被老主任们开玩笑称呼为“连首长”。
当时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主要手段就是让他们种田、干农活，而种田的确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南方种田主要是种水稻，一个人要从浸种、育苗到插秧、抓秧，把一整套活儿全部干下来。等稻子成熟后，又要参加收割、打场、脱粒、晒干、入库等全过程。当时田里施的肥全是粪便，“左派”们规定不发工具，“五七”战士们必须用双手去抓秧，而所谓的抓秧实际上就是抓粪便。人们站在稻田地里插秧、抓秧时还要饱受蚂蟥的叮咬。打场、脱粒时，场上的温度在中午时分高达60℃，许多人因此中暑。“这样艰苦的农活，一天干下来，即使年岁小些的中年人都要腰酸背痛，胳膊大腿疼痛难忍，更何况像曾主任这样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呢？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F，曾宪九和老专家们忍受着身体的痛苦，没有抱怨，只有期盼。”王志明回忆说。
虽然是被改造的“臭老九”，但协和专家到江西永修的消启、一经传出，便轰动了整个江西医务界。省内的一些医院遇到疑难重症，不顾这些被“改造”的人有没有问题，便派车前来接曾宪九他们去会诊和手术，事后还要尽力招待一下，或者送他们去庐山转转。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享受到短暂的休息放松。
吴孟超“解救”老主任
在“文革”的岁月里，曾有半年时间，曾宪九又有机会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手术台和教室讲台上，这是因为他接受了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还是吴孟超（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东方肝胆医院院长）千方百计努力为他争取来的。
20世纪70年代初，吴孟超正在陕北农村带教，总后勤部把他从黄土高原召进北京，任务是对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实际上就是该国卫生部长）进行临床实践技能培训，培训地点设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两位老师和一位翻译，三个人共同带一个学生，可见国家对这项政治任务的重视程度之高。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吴孟超带着他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在301医院、协和、北大、友谊、人民等医院轮转，并以教学为名，请协和医院的曾宪九教授、人民医院的黄萃庭教授、友谊医院的孙衍庆教授以及几位专家来给留学生上课。这些老专家们此时已受到冲击，业务上“靠边站”了，有的在扫厕所，有的在蹲牛棚。但对于这样一项来头不小的政治任务，造反派们也不敢造次、阻拦。这样一来，曾宪九和其他几位教授就可以正当的理由出来工作了。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吴孟超借机巧妙地保护了这些老前辈。
为周恩来总理主刀
1972年5月，为国事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在常规体检时被发现患上了膀胱癌。1973年3月、1974年3月，医疗组为总理先后做了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自1974年6月1日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并接受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之前，周总理先后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手术13次。吴阶平担任医疗组组长，曾宪九是周总理医疗组的重要成员。
1975年3月6口、18口的肠胃检查发现，总理的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医疗组决定为总理实施结肠癌手术。当时总理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病情严重恶化，手术难度很大。为总理做手术，既要有高超的技术又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专家组讨论后一致认为，曾宪九可担此重任。 3月26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为周总理做入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曾宪九主刀、吴蔚然协助，为周总理做结肠癌手术。当时在手术现场的还有全国著名外科专家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董方中、解放军总医院陆惟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麻醉科专家有商德延、谢荣，泌尿外科专家有吴阶平、虞颂庭、熊汝成、吴德诚和于惠元，心内科专家有陶寿淇、黄宛、方圻和陈在嘉，以及肿瘤病学专家谷铣之、李冰等。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三个（3cm，1.5cm，0.5cm）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状。专家们当即决定手术分两步进行：先做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再做膀胱癌电灼术。手术成功了，耗时八个小时！当晚曾宪九回到家中，对夫人葛秦生说：“今天还真有些紧张。”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非同一般的手术。
照顾总理的那段口子，是曾宪九最为沉痛的日子。曾宪九的外甥女韩小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75年以后，我们逐渐感到舅舅的深沉。他来我们家坐在沙发上，也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沉思。这样沉重的面容是我们以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文革’早期他白天在医院挨批斗回到家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表情。这让我们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问舅舅，他只是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多思考，都要能担得起，你们要准备承担更大的不幸……’后来，我才知道，舅舅是因为总理病危而悲痛，他不仅为总理的身体担忧，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总理临终前对曾宪九说：“曾大夫，你的医疗水平很高，应该把你这么多年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写下来。”从那以后，曾宪九更加重视写作，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以前上床休息。
沉默——无声的爱国
“文革”十年，曾宪九从医学专家到反动学术权威、住院医师，从扫厕所的清洁工到种稻子的农民，转换了多个角色，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体验了命运的跌宕起伏。“文革”留下的伤痛，是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的。然而曾宪九和许多老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了坚强的意志、宽广的胸怀，以及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们用行动书写了伟岸的精神。
每次挨批斗回到家中，曾宪九还像往常一样坚持学习、工作，不流露半点不满情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家人并不知道他在医院的情况。直到有一次曾宪九的头被打肿回到家里，妻子葛秦生急切地问起怎么回事，他这才不得已向她如实相告。葛秦生曾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病，一段时期病情特别严重，曾宪九不顾自己所受的屈辱，藏起自己的痛苦，亲自下厨为她烹制可口的饭菜，给予生病中的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次政治运动中，葛秦生不堪忍受屈辱，曾萌生自杀念头，曾宪九日夜守护在她身边，给了她极大的精神安慰，最终帮助葛秦生走出了困境。葛秦生后来回忆说：“我理解曾宪九为什么很多事情回家不讲，一是不想给孩子内心留下阴影：二是怕影响我的情绪。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还是他心中的信念没有动摇。他始终坚信，阴霾总有一天会过去。”
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磨难时所表现出的沉默，一直是曾泓心中的一个谜。那时“文革”已经结束，父亲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持沉默？起初，曾泓是无法理解的，但随着岁月的延绵、人生经验的积累和情感的积淀，他越来越读懂了父亲当初的行为。父亲是中国人，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维护祖国的尊严。
董岩据《中外书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