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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这个电影就是让大家记住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历史，太平轮是人性和爱情在灾难中的考验。”吴宇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太平轮》是吴宇森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他说是献给太太的。影片用书信串联起变幻时代中三个沉浮不一的爱情。也是这位暴力美学导演电影生涯中重要的一次转向——算起来这是他的第二次转向。
2014年11月30日，吴宇森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采访时，他的太太就坐在他身旁。
有性格的电影
吴宇森喜欢法国导演梅尔维尔的电影，尤其是他的《独行杀手》。在成为导演后，吴宇森一直渴望拍出梅尔维尔这样欧洲新浪潮导演有性格的电影，但没有投资人相信这样沉默、“灰”色调的电影会有人喜欢。
从1973年开始独立做导演，吴宇森从邵氏电影公司到嘉禾电影公司，再到新艺城电影公司，一直未尝所愿拍摄他理想中的性格电影。其间，他一直拍摄喜剧片，但后来他的喜剧越来越不赚钱，尤其在新艺城时期，他被“放逐”到台湾，去做行政工作。
“当时有人劝我退休，或看一下别人的录影带，别人拍摄什么你就拍摄什么。”吴宇森说，“这句话蛮伤人的，我非常愤怒，我的尊严受到损害，我相信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好导演，只是没有机会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吴宇森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已经成为香港新浪潮领军人物的导演徐克还有其他香港朋友来台湾鼓励他，徐克甚至把本应由自己执导的影片《英雄本色》让给他来拍摄，并鼓励他把感情、生活都放在电影中。
“在徐克成名之前，我帮过他，现在他来帮我，这是很难得的情义。”吴宇森说，“电影是最能表达内心的方式。”
2011年，吴宇森在北京筹备《太平轮》，去医院检查耳朵的他不经意间查出淋巴癌。突如其来的病情让这部从2008年就开始计划拍摄的片子搁浅。
一年多的治疗，病榻前的吴宇森，被太太、三个儿女层层“包围”，这是因病促成的“全家总动员”。
2013年7月《太平轮》开机，这次开拍电影同样不同以往，是一次“全家总动员”。身为家庭主妇的牛春龙因为会讲台湾话，被吴宇森拉到片场，饰演严泽坤的邻居，一个“八婆”。他的二女儿吴飞霞，则饰演严泽坤的嫂子。
如同拍摄《英雄本色》一样，吴宇森依旧把在生活中的感悟放在电影之中，这一次主要是对爱的感悟。
从个人叙事到集体叙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越来越转向集体叙事，可以说是与中国大陆导演先集体后个人叙事路线完全相反。你怎么看这种改变？
吴宇森：在香港时我比较注重个人的感受，当时的电影观众也只是香港那一个小地方，最多会有一些外国人注意，所以那时许多导演的作品是比较个人化的。
到了我这个年龄，尤其是从好莱坞回到中国，更因为我生病之后，病榻之上得以放慢脚步，从而体悟到：以前的电影，表达的是单方面的、表面的事情。比如只讲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没有讲到社会层面。
我其实非常关心社会层面的事情。从好莱坞回来后，中国的现状触动了我，当时我觉着拍片应该以大多数人的感受为出发点，电影导演有责任去拍摄触动更多人的电影。
《瞭望东方周刊》：这与你的海外工作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吧？
吴宇森：我在海外工作生活了十几年，有一种感觉，很多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与精神，以及中国人的气节还是不了解的，误解很多。所以，我一直想是不是通过一个国际发行的电影，把更多信息放在其中，让更广泛的人了解我们，不要再产生更多的误会。
拍摄《赤壁》的时候，我请一个外国电脑特技专家，后来他说不来了，原来他怕中国没有电话。那是2005年。吴飞霞有次来片场给我做助理，她的同事送她一块肥皂，竟是怕中国没有肥皂。
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其实是蛮大的事情。
我在怀念20世纪60年代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感觉，《赤壁》是拍摄给外国人看的，《太平轮》是拍摄给中国人看的。
吴宇森：《赤壁》也是拍摄给中国人看的。为什么那个戏会走这样的风格？这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结果。本来我拍完《英雄本色》就想拍《赤壁》，赤壁之战有高度的智慧，又有以弱胜强的主题，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但如果当时拍，我就会以《三国演义》为模板。
后来我去好莱坞多年，遇到一些从香港台湾来的电影人，他们很希望我拍出来的电影重新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并能够打开国际市场。
我问过一些外国人，他们不太想看中国历史片，觉着太灰色，有太多仇恨在里面。当时整个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有些年轻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港台地区，还有日韩等国家，出现了许多年轻人抑郁、自杀的现象。
我到北京之后，不乏有一些人还在彷徨、忧虑中。但不管怎样，我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好的变化，年轻人都很活泼、面带笑容。
为什么不能把赤壁这个故事拍摄成一个独立的故事，拍成励志的电影，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友情，带给大家团结的启发？
外国人不懂我们的历史，电影中的改动都是出自多方面的考量，并不是单纯拍给外国人看的。《赤壁》吸引了一些人很认真地读有关三国的书，这不是很好吗？
《太平轮》是一个中国的爱情故事，希望让人家看到历史、内战，还有义，以及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浪漫。
而那个爱情，那个浪漫，整个设计是很国际化的，中国人感兴趣，外国人不也会和他们看经典的爱情故事一样喜欢吗？那份浪漫，我们这一代人看了不是也有种怀旧美的感觉吗？
《瞭望东方周刊》：怀旧是你电影的另一个主题。不管是《英雄本色》，还是《太平轮》中，环境、人物、语言设定都充溢着怀旧的情绪，你在怀念什么？
吴宇森：其实我在怀念20世纪60年代。就像《英雄本色》拍的都是最普通的道德价值。60年代对我，对香港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改变了我们的许多电影观念。
当时法国的新浪潮，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等传入香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好电影。由此，我们也会把摄像机扛到马路上，不依赖摄影棚，作者导演的观念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
另外五六十年代人情味很浓，人们不管是否熟识，都有一种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情怀。尤其我们在贫民区的时候，人的爱比现在深厚许多，那时科技不发达，却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而且，当时电影的男女主角都是最好看的，那种风度，那种优雅，那种整齐。
在《太平轮》中，我保存了其中的风度、优雅，像以往浪漫的年代，他们的穿着造型，他们感情之间的互动，都是非常怀旧的。
香港电影重新出发
《瞭望东方周刊》：尽管香港经历了新浪潮，电影的辉煌也没有持续很久，香港电影的局限是什么？
吴宇森：香港太小了，能够看到的、感觉到的东西，本来就比较少，而且香港历史也不是很丰富。香港电影好像能拍的都已经拍尽了，要等另外一批新导演再出现，等他们再创造另一个潮流。
现在95%的香港电影公司都搬到北京来了。新的市场、新的环境，也是重新出发，融入内地整个共同市场。但是香港式的电影、电影人很难重现，毕竟生活环境不一样，观众口味也不一样，加上竞争也很激烈，欧美影片更多，观众的选择也很多，所以很多电影人都是以大陆观众的欣赏口味来拍摄电影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香港电影前景如何？
吴宇森：虽然现在香港电影比较低落，但还有杜琪峰、王家卫等导演存在。香港电影人适应能力很强，我相信新一代香港导演会带来下一波的风潮。低落只是暂时的。另外，现在的电影已经很难分清楚港片、大陆电影，都是中国电影。大陆有这么多的故事，会不断触发大家创作的灵感。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透露一些下一部戏的信息？
吴宇森：我以前拍摄的电影有蛮多人怀念的。下一部电影是关于武侠的故事，是古装的《英雄本色》。我正在编写剧本，且会与徐克再合作，我们都很怀念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作为朋友，我和徐克，不管是创作上，还是做人方面，大家都惺惺相惜的，只是大家分开太久了。
《太平轮》是吴宇森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他说是献给太太的。影片用书信串联起变幻时代中三个沉浮不一的爱情。也是这位暴力美学导演电影生涯中重要的一次转向——算起来这是他的第二次转向。
2014年11月30日，吴宇森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采访时，他的太太就坐在他身旁。
有性格的电影
吴宇森喜欢法国导演梅尔维尔的电影，尤其是他的《独行杀手》。在成为导演后，吴宇森一直渴望拍出梅尔维尔这样欧洲新浪潮导演有性格的电影，但没有投资人相信这样沉默、“灰”色调的电影会有人喜欢。
从1973年开始独立做导演，吴宇森从邵氏电影公司到嘉禾电影公司，再到新艺城电影公司，一直未尝所愿拍摄他理想中的性格电影。其间，他一直拍摄喜剧片，但后来他的喜剧越来越不赚钱，尤其在新艺城时期，他被“放逐”到台湾，去做行政工作。
“当时有人劝我退休，或看一下别人的录影带，别人拍摄什么你就拍摄什么。”吴宇森说，“这句话蛮伤人的，我非常愤怒，我的尊严受到损害，我相信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好导演，只是没有机会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吴宇森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已经成为香港新浪潮领军人物的导演徐克还有其他香港朋友来台湾鼓励他，徐克甚至把本应由自己执导的影片《英雄本色》让给他来拍摄，并鼓励他把感情、生活都放在电影中。
“在徐克成名之前，我帮过他，现在他来帮我，这是很难得的情义。”吴宇森说，“电影是最能表达内心的方式。”
2011年，吴宇森在北京筹备《太平轮》，去医院检查耳朵的他不经意间查出淋巴癌。突如其来的病情让这部从2008年就开始计划拍摄的片子搁浅。
一年多的治疗，病榻前的吴宇森，被太太、三个儿女层层“包围”，这是因病促成的“全家总动员”。
2013年7月《太平轮》开机，这次开拍电影同样不同以往，是一次“全家总动员”。身为家庭主妇的牛春龙因为会讲台湾话，被吴宇森拉到片场，饰演严泽坤的邻居，一个“八婆”。他的二女儿吴飞霞，则饰演严泽坤的嫂子。
如同拍摄《英雄本色》一样，吴宇森依旧把在生活中的感悟放在电影之中，这一次主要是对爱的感悟。
从个人叙事到集体叙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越来越转向集体叙事，可以说是与中国大陆导演先集体后个人叙事路线完全相反。你怎么看这种改变？
吴宇森：在香港时我比较注重个人的感受，当时的电影观众也只是香港那一个小地方，最多会有一些外国人注意，所以那时许多导演的作品是比较个人化的。
到了我这个年龄，尤其是从好莱坞回到中国，更因为我生病之后，病榻之上得以放慢脚步，从而体悟到：以前的电影，表达的是单方面的、表面的事情。比如只讲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没有讲到社会层面。
我其实非常关心社会层面的事情。从好莱坞回来后，中国的现状触动了我，当时我觉着拍片应该以大多数人的感受为出发点，电影导演有责任去拍摄触动更多人的电影。
《瞭望东方周刊》：这与你的海外工作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吧？
吴宇森：我在海外工作生活了十几年，有一种感觉，很多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与精神，以及中国人的气节还是不了解的，误解很多。所以，我一直想是不是通过一个国际发行的电影，把更多信息放在其中，让更广泛的人了解我们，不要再产生更多的误会。
拍摄《赤壁》的时候，我请一个外国电脑特技专家，后来他说不来了，原来他怕中国没有电话。那是2005年。吴飞霞有次来片场给我做助理，她的同事送她一块肥皂，竟是怕中国没有肥皂。
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其实是蛮大的事情。
我在怀念20世纪60年代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感觉，《赤壁》是拍摄给外国人看的，《太平轮》是拍摄给中国人看的。
吴宇森：《赤壁》也是拍摄给中国人看的。为什么那个戏会走这样的风格？这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结果。本来我拍完《英雄本色》就想拍《赤壁》，赤壁之战有高度的智慧，又有以弱胜强的主题，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但如果当时拍，我就会以《三国演义》为模板。
后来我去好莱坞多年，遇到一些从香港台湾来的电影人，他们很希望我拍出来的电影重新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并能够打开国际市场。
我问过一些外国人，他们不太想看中国历史片，觉着太灰色，有太多仇恨在里面。当时整个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有些年轻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港台地区，还有日韩等国家，出现了许多年轻人抑郁、自杀的现象。
我到北京之后，不乏有一些人还在彷徨、忧虑中。但不管怎样，我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好的变化，年轻人都很活泼、面带笑容。
为什么不能把赤壁这个故事拍摄成一个独立的故事，拍成励志的电影，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友情，带给大家团结的启发？
外国人不懂我们的历史，电影中的改动都是出自多方面的考量，并不是单纯拍给外国人看的。《赤壁》吸引了一些人很认真地读有关三国的书，这不是很好吗？
《太平轮》是一个中国的爱情故事，希望让人家看到历史、内战，还有义，以及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浪漫。
而那个爱情，那个浪漫，整个设计是很国际化的，中国人感兴趣，外国人不也会和他们看经典的爱情故事一样喜欢吗？那份浪漫，我们这一代人看了不是也有种怀旧美的感觉吗？
《瞭望东方周刊》：怀旧是你电影的另一个主题。不管是《英雄本色》，还是《太平轮》中，环境、人物、语言设定都充溢着怀旧的情绪，你在怀念什么？
吴宇森：其实我在怀念20世纪60年代。就像《英雄本色》拍的都是最普通的道德价值。60年代对我，对香港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改变了我们的许多电影观念。
当时法国的新浪潮，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等传入香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好电影。由此，我们也会把摄像机扛到马路上，不依赖摄影棚，作者导演的观念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
另外五六十年代人情味很浓，人们不管是否熟识，都有一种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情怀。尤其我们在贫民区的时候，人的爱比现在深厚许多，那时科技不发达，却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而且，当时电影的男女主角都是最好看的，那种风度，那种优雅，那种整齐。
在《太平轮》中，我保存了其中的风度、优雅，像以往浪漫的年代，他们的穿着造型，他们感情之间的互动，都是非常怀旧的。
香港电影重新出发
《瞭望东方周刊》：尽管香港经历了新浪潮，电影的辉煌也没有持续很久，香港电影的局限是什么？
吴宇森：香港太小了，能够看到的、感觉到的东西，本来就比较少，而且香港历史也不是很丰富。香港电影好像能拍的都已经拍尽了，要等另外一批新导演再出现，等他们再创造另一个潮流。
现在95%的香港电影公司都搬到北京来了。新的市场、新的环境，也是重新出发，融入内地整个共同市场。但是香港式的电影、电影人很难重现，毕竟生活环境不一样，观众口味也不一样，加上竞争也很激烈，欧美影片更多，观众的选择也很多，所以很多电影人都是以大陆观众的欣赏口味来拍摄电影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香港电影前景如何？
吴宇森：虽然现在香港电影比较低落，但还有杜琪峰、王家卫等导演存在。香港电影人适应能力很强，我相信新一代香港导演会带来下一波的风潮。低落只是暂时的。另外，现在的电影已经很难分清楚港片、大陆电影，都是中国电影。大陆有这么多的故事，会不断触发大家创作的灵感。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透露一些下一部戏的信息？
吴宇森：我以前拍摄的电影有蛮多人怀念的。下一部电影是关于武侠的故事，是古装的《英雄本色》。我正在编写剧本，且会与徐克再合作，我们都很怀念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作为朋友，我和徐克，不管是创作上，还是做人方面，大家都惺惺相惜的，只是大家分开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