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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在中国广泛的经贸利益的存在，以及在香港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密切合作，英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与它有特殊渊源的美国与新中国建交，是在十多年之后。这说明英国在外交政策领域并非完全跟随美国，至少在对华交往中并非如此。
近年来，中英关系发展历程虽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出现过不少起伏，颇具戏剧性，起因不在于中国做了什么，而在于英国对中国政策的反反复复。究其根本，还是英国政要的“中国观”在不断变化。
这次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英国政府给予了高规格礼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在温莎宫会见了李克强总理，中英双方还签订了总值300多亿美元的逾40项合作协议。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日益崛起，使得英国政要的“中国观”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仍然要有“平常心”。
“两面下注”引发危机
两年前的此时，中英关系突然跌入低谷。
2012年5月14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在伦敦会见达赖。这应该是一次博取英国国内选民和右翼势力支持的政治秀。此举当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英方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反华势力，以实际行动维护中英关系的发展大局。
当时的英国政客起初对来自中国的反应不以为然。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奥塔威甚至说：“我们扛住来自中国的压力是对的……我想争议会迅速消散，中英相互投资也会很快恢复的”。
这种想法显然带有投机主义色彩——一方面通过接见达赖吸引右翼支持，获得在西方世界的政界和媒体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反应将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英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是一个讲究实用的国家”。
然而，这种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政策遭到了的中国严厉反击，这超出了英国当初的设想。中英两国的许多官方交流被迫中断或延宕，年度总理会晤机制也被取消。此后在中国领导人相继访问欧洲的时候，这个岛国不在行程之中。
英国政要们当时显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它并不处在中英双方对外政策天平中更为有利的一边。首先，英国不是中国商贸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第二，英国并非中国提升与欧盟关系的唯一最重要的中介；第三，英国并非解决有关中国最重要双边政治争议的有效参与者。
简单地说，如果英国试图通过损害中国核心利益来谋求自己的私利，结果肯定会遭到中国的严肃对待。
“融冰之旅”扭转局面
在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煎熬时刻，有一个具有问鼎唐宁街潜质的英国人，率领一个大型商务代表团来到了北京。他就是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2013年10月，约翰逊率团访问中国，到访了北京、上海和香港，这都是中国最为富裕和繁荣的城市，香港与英国更具有历史上的特殊关系。
这次访问被视为“融冰之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约翰逊的访问确实能起到这种作用。首先，非内阁高官访问中国不会给双方带来压力，而作为伦敦一市之长来访，只是比内阁官员稍微低一个级别，这种身份似乎对双方都是“刚刚好”——中国不会拒绝，而英国也不至于显得行事唐突。
生性幽默的约翰逊在中国访问一圈之后，双方都降低了“互呛”的调门，尤其是英国方面显著改变了对华姿态。2013年6月，卡梅伦下达了“一揽子禁令”，不允许任何内阁成员在英国会见达赖。同年12月，卡梅伦终于实现了自己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数位中国高层领导人会见了他。
为了给自己的中国之行“暖场”，访华前夕，他还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注册了一个以“英国首相”为名的微博，他的高调访华也得到了中国媒体和网民异乎寻常的关注和报道。
自此，中英关系进入新的友好发展阶段。
2014年1月，英国元老级内阁大臣、首相贸易特使肯·克拉克展开了为期五天的对华贸易访问，在卡梅伦访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成果，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市场推销英国企业。
“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机遇而非挑战”
英国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中“能屈能伸”，一方面是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出于其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特点。
英国是一个讲究实用主义的国家，作为西方大国较早与新中国建交就是典型一例。如今，当中英关系处于低潮时，作为一个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和打击的国家，作为急需更多投资以重振其经济的国家，因意识形态分歧而长期拒中国投资于国门之外，绝非明智之举。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从其政策文件和政客言论中也可窥一斑。
2009年，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在其政府发布的英国首份中国政策文件中写道：“我们需要中国充分发挥与我们的伙伴关系的作用……在未来十年中，它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能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更多视中国为机遇而非威胁的论点，在去年卡梅伦访华期间也得到了有力的回应——他甚至公开说英国将是中国在欧盟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众所周知，欧盟在有些问题上（比如贸易保护问题和市场经济承认问题等）对中国设置了不少障碍。值得一提的是，也是由于英国的实用主义立场，1998年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时，欧盟没有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议案。
就在卡梅伦访华前夕，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赞中国在经济发展、脱贫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释放出“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机遇而非挑战”的信息。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更是直言不讳：“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我认为这是机遇。我们选择接触而非隔膜、对话而非僵持、共赢而非零和博弈、伙伴关系而非保护主义。”
除此之外，中国和英国都需要实现对欧洲大陆的“平衡”。因此在合适的时间提升双边关系，对两国的地缘政治考量而言也是“双赢”的。
英国急需来自中国的“礼物”
在卡梅伦首相顺利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如期访问欧洲大陆后，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便是双方外交政策情理之中的安排。
此次李克强总理受到的高规格接待，展现了英国政府对中英关系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英国现在急需来自中国的“礼物”——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
整体而言，英国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支持，毕竟目前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投资人”还真不多，而且中国又有英国需要的核电站和高铁技术。
回顾历史，中国应该对中英关系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中英关系如同所有大国关系一样，友谊与冲突将在双边关系中交替或同时存在，只有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理念之下，以务实的、理性的、朝向双赢的视角才能将中英关系保持在合理发展的轨道之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年来，中英关系发展历程虽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出现过不少起伏，颇具戏剧性，起因不在于中国做了什么，而在于英国对中国政策的反反复复。究其根本，还是英国政要的“中国观”在不断变化。
这次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英国政府给予了高规格礼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在温莎宫会见了李克强总理，中英双方还签订了总值300多亿美元的逾40项合作协议。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日益崛起，使得英国政要的“中国观”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仍然要有“平常心”。
“两面下注”引发危机
两年前的此时，中英关系突然跌入低谷。
2012年5月14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在伦敦会见达赖。这应该是一次博取英国国内选民和右翼势力支持的政治秀。此举当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英方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反华势力，以实际行动维护中英关系的发展大局。
当时的英国政客起初对来自中国的反应不以为然。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奥塔威甚至说：“我们扛住来自中国的压力是对的……我想争议会迅速消散，中英相互投资也会很快恢复的”。
这种想法显然带有投机主义色彩——一方面通过接见达赖吸引右翼支持，获得在西方世界的政界和媒体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反应将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英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是一个讲究实用的国家”。
然而，这种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政策遭到了的中国严厉反击，这超出了英国当初的设想。中英两国的许多官方交流被迫中断或延宕，年度总理会晤机制也被取消。此后在中国领导人相继访问欧洲的时候，这个岛国不在行程之中。
英国政要们当时显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它并不处在中英双方对外政策天平中更为有利的一边。首先，英国不是中国商贸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第二，英国并非中国提升与欧盟关系的唯一最重要的中介；第三，英国并非解决有关中国最重要双边政治争议的有效参与者。
简单地说，如果英国试图通过损害中国核心利益来谋求自己的私利，结果肯定会遭到中国的严肃对待。
“融冰之旅”扭转局面
在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煎熬时刻，有一个具有问鼎唐宁街潜质的英国人，率领一个大型商务代表团来到了北京。他就是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2013年10月，约翰逊率团访问中国，到访了北京、上海和香港，这都是中国最为富裕和繁荣的城市，香港与英国更具有历史上的特殊关系。
这次访问被视为“融冰之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约翰逊的访问确实能起到这种作用。首先，非内阁高官访问中国不会给双方带来压力，而作为伦敦一市之长来访，只是比内阁官员稍微低一个级别，这种身份似乎对双方都是“刚刚好”——中国不会拒绝，而英国也不至于显得行事唐突。
生性幽默的约翰逊在中国访问一圈之后，双方都降低了“互呛”的调门，尤其是英国方面显著改变了对华姿态。2013年6月，卡梅伦下达了“一揽子禁令”，不允许任何内阁成员在英国会见达赖。同年12月，卡梅伦终于实现了自己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数位中国高层领导人会见了他。
为了给自己的中国之行“暖场”，访华前夕，他还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注册了一个以“英国首相”为名的微博，他的高调访华也得到了中国媒体和网民异乎寻常的关注和报道。
自此，中英关系进入新的友好发展阶段。
2014年1月，英国元老级内阁大臣、首相贸易特使肯·克拉克展开了为期五天的对华贸易访问，在卡梅伦访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成果，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市场推销英国企业。
“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机遇而非挑战”
英国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中“能屈能伸”，一方面是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出于其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特点。
英国是一个讲究实用主义的国家，作为西方大国较早与新中国建交就是典型一例。如今，当中英关系处于低潮时，作为一个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和打击的国家，作为急需更多投资以重振其经济的国家，因意识形态分歧而长期拒中国投资于国门之外，绝非明智之举。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从其政策文件和政客言论中也可窥一斑。
2009年，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在其政府发布的英国首份中国政策文件中写道：“我们需要中国充分发挥与我们的伙伴关系的作用……在未来十年中，它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能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机会”。
更多视中国为机遇而非威胁的论点，在去年卡梅伦访华期间也得到了有力的回应——他甚至公开说英国将是中国在欧盟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众所周知，欧盟在有些问题上（比如贸易保护问题和市场经济承认问题等）对中国设置了不少障碍。值得一提的是，也是由于英国的实用主义立场，1998年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时，欧盟没有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议案。
就在卡梅伦访华前夕，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赞中国在经济发展、脱贫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释放出“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机遇而非挑战”的信息。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更是直言不讳：“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我认为这是机遇。我们选择接触而非隔膜、对话而非僵持、共赢而非零和博弈、伙伴关系而非保护主义。”
除此之外，中国和英国都需要实现对欧洲大陆的“平衡”。因此在合适的时间提升双边关系，对两国的地缘政治考量而言也是“双赢”的。
英国急需来自中国的“礼物”
在卡梅伦首相顺利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如期访问欧洲大陆后，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便是双方外交政策情理之中的安排。
此次李克强总理受到的高规格接待，展现了英国政府对中英关系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英国现在急需来自中国的“礼物”——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
整体而言，英国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支持，毕竟目前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投资人”还真不多，而且中国又有英国需要的核电站和高铁技术。
回顾历史，中国应该对中英关系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中英关系如同所有大国关系一样，友谊与冲突将在双边关系中交替或同时存在，只有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理念之下，以务实的、理性的、朝向双赢的视角才能将中英关系保持在合理发展的轨道之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