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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美国作家叫雷蒙·费德曼，应该很少有人听过，这个作家写了一本叫《华盛顿广场一笑》的书。开头写男女主角在华盛顿广场偶遇，女主给了男主一个微笑，中间枝蔓横生，写他们的恋爱经过，结尾重新回到这个微笑上来，整部作品绕了个大圆环，这圆环我觉得太了不起了。《中山公园大雨倾盆的那天》是向它致敬的，连标题都是仿的，开头也写一个微笑，结尾也回到微笑上来，怎么看都像抄袭之作，但又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也说不上来。
小说的时间是个重大问题，“华盛顿广场”和“中山公园”两个小说的时间都是被人为重置的，它不是物理时间，更不是意识流、回忆或别的什么，它是作者强大的主观意识统领文本的结果。上帝视角以前遭人唾弃，上帝死了，仿佛他也不应存在于小说中，我的每个小说，无所不在的上帝视角都是至为关键的。我乐于控制笔下的人物，牢牢抓住，使他们一刻不离我的视线。常听有作家和评论家说，小说人物要让他自己动起来，这全是鬼扯淡，搞得好像那不是出自你之手，既是你写的，他们就没有绝对自由。但有时我也放任他们自流，这多半是在我的控制欲不强之际。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专门写一段爱情，原本爱情是小说极为重要的元素，我总觉得它的分量不够，容易流于表面，显得偏颇，当然，《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的伟大作品除外。我警告自己：不要为了写主人公如何爱得死去活来去写爱情，要写披着爱情的外衣实则爱自己那么一种状态——汪建苦苦追求染病的李小飞，看似没道理，空穴来风，其实是想打破固化死板生活的尝试，“爱”让他觉得自己伟大，通过拯救他人拯救自己，最后失败了，因为他看到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死。“死”让他醒悟，让他意识到平常生活的可贵，结束了自作孽的行为。
这小说的结构不断在绕，有点像“鬼打墙”，读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磨盘式的体例我想在最大程度上延伸短篇小说的边际，使它蓬松，像发酵的面团，中心轴始终贯穿中山公园两人相遇这一场景，慢慢填充它，使其暴露更多。它的面貌是静止的，有点宿命论，没什么是出乎意料的，没有悬念，正如一个人弥留之际回望整个人生，就是那么一种状态。曾有看过的人说，这个小说所有的转折都是硬线条的，就是作者想讓它怎么转就怎么转，这是缺点。不过我以为唯其这般，才能显出人生的无奈和不过如此——谁都是宿命这只无形之手中的提线木偶——这是我的一点浅薄想法。
（赵雨，1984年生，宁波人，文字见《十月》《江南》《作家》《小说界》《青年文学》等，获第十四届滇池文学奖，2017年度浙江省“新荷十家”青年作家。）
编辑：耿凤
小说的时间是个重大问题，“华盛顿广场”和“中山公园”两个小说的时间都是被人为重置的，它不是物理时间，更不是意识流、回忆或别的什么，它是作者强大的主观意识统领文本的结果。上帝视角以前遭人唾弃，上帝死了，仿佛他也不应存在于小说中，我的每个小说，无所不在的上帝视角都是至为关键的。我乐于控制笔下的人物，牢牢抓住，使他们一刻不离我的视线。常听有作家和评论家说，小说人物要让他自己动起来，这全是鬼扯淡，搞得好像那不是出自你之手，既是你写的，他们就没有绝对自由。但有时我也放任他们自流，这多半是在我的控制欲不强之际。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专门写一段爱情，原本爱情是小说极为重要的元素，我总觉得它的分量不够，容易流于表面，显得偏颇，当然，《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的伟大作品除外。我警告自己：不要为了写主人公如何爱得死去活来去写爱情，要写披着爱情的外衣实则爱自己那么一种状态——汪建苦苦追求染病的李小飞，看似没道理，空穴来风，其实是想打破固化死板生活的尝试，“爱”让他觉得自己伟大，通过拯救他人拯救自己，最后失败了，因为他看到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死。“死”让他醒悟，让他意识到平常生活的可贵，结束了自作孽的行为。
这小说的结构不断在绕，有点像“鬼打墙”，读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磨盘式的体例我想在最大程度上延伸短篇小说的边际，使它蓬松，像发酵的面团，中心轴始终贯穿中山公园两人相遇这一场景，慢慢填充它，使其暴露更多。它的面貌是静止的，有点宿命论，没什么是出乎意料的，没有悬念，正如一个人弥留之际回望整个人生，就是那么一种状态。曾有看过的人说，这个小说所有的转折都是硬线条的，就是作者想讓它怎么转就怎么转，这是缺点。不过我以为唯其这般，才能显出人生的无奈和不过如此——谁都是宿命这只无形之手中的提线木偶——这是我的一点浅薄想法。
（赵雨，1984年生，宁波人，文字见《十月》《江南》《作家》《小说界》《青年文学》等，获第十四届滇池文学奖，2017年度浙江省“新荷十家”青年作家。）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