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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感想】“必须保卫社会。”福柯、郑永年、杜骏飞……学者们从上个世纪就如此大声疾呼。而如今，底层沦陷的现状已经反证了他们的论断，也让当代中国人吃尽了苦头。那么，谁来保卫社会？“你走吧，我有医保。”一个普通人的善意谎言提示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每个人都应该、也都能够保卫社会，用一种最平常的方式——本分、厚道、善良、担当地生活。
人不值钱脸还值钱
在我找到他之前，“中国好大爷”王福顺已经和30余家媒体打过交道了。我还没开口，他就告诉我，“就那么点事，其实没啥好说的。”然后，他熟练地向我描述了当天的情况：意外被撞，小伙的道歉止不住周围的群情激奋，他为帮小伙解围撒了个谎。得知我的来意后，他带我去了他工作的小区。
“看这屋子收拾的，10年了，还这么立整呢。”王福顺把我引进保安值班室，正当班的保安是李书义——王福顺听说我想采访一个工友，就推荐了他，“他干得挺好的。”于是，在那个雾霾的下午，我们三个人一起聊了聊他们的生活和过往。
王福顺今年60周岁，李书义58周岁，大约一年前，两人前后脚被破格录取，进入现在工作的物业公司，然后先后成为公司月会的优秀保安。“谁要这么大年纪的保安啊？干得好才留下的。”两个超龄保安选择这家公司有个共同的理由，“这家比较正规。”
公司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保安值班时要穿迷彩制服，站岗半个小时、巡逻半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电动车出小区门，要对照物业发的大小车牌，何时出入都有记录；两人交接班，须彼此敬军礼，然后交换位置；晚上站岗，10点之后才能走动，不分冬夏；隔三差五，公司工会还会搞文体活动。李书义说，正规的单位负责任，让他有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李书义是三年前下岗。之后，他换过好几个工作，“绿化、保安、保洁，我都干过，都没干长，最后到了这儿。”李书义不愿意用“跳槽”来形容自己这两年频繁的更换工作，他强调这是“选择”。
“以前的单位太不正规，什么都是领导一句话。动不动就来一句‘你能干不？不能干走人’，根本不听你说话。”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栽树吧。两人挖坑，两人栽树，挖坑的肯定比栽树的慢，这边栽完了树，就干闲着等下个坑，效率特别低。我就跟领导说，这么安排不合理，活儿重的人得多，活儿轻的人可以减。结果领导压根不听，还说我事多。”
类似的原因让李书义先后“选择”了几个单位，最后来到这家公司。王福顺说，他就是太认真了，“他管这门的电动车零丢失。”
附近一带电动自行车丢失的情况很普遍，检查小区的电动车是保安的一项重要工作。公司规定，每个保安必须记住小区内50个电动车牌号，并且每个月增加10个。月月考核，李书义成绩优异，他谦虚地表示，“达标没问题。”王福顺说，老李能记100多个。
至于为啥这么认真，李书义说了句让王福顺很有共鸣的话，“人不值钱，脸还值钱。”
王福顺也是名好保安。早上8点上班，他7点多准来打扫卫生，赶上下雪出门更早，好些业主都认识他，叫他“老王”。这么勤奋为了啥？王福顺说不出大道理，只有一句话，“工作不得好好干吗？”
他来这家公司的理由要比李书义多一条，“这边的工资比原来那小区高点。”
王福顺当保安十多年了，家底基本没有，“我家里不是一般的困难，媳妇没有经济来源还有病，再者说，要是不困难的话，这么大岁数了，谁来干这个。”他毫不掩饰家里的贫穷，“十多年没买过新衣服，这件是业主给的。”
如今年过六旬，他下了夜班还会去找些搬运的零活，“周边那些小工厂有时要装卸东西，找力工，别人不爱干，我去，一晚上能整个三五十元的。”他给我看他满手的茧，“现在有几个人手上还有茧子的？”
为了生计，他已经奔波了几十年。
那个年代
王福顺祖籍山东莒县，父亲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他出生在这里。1969年，国家号召工人“精简还乡”，父母带着虚岁17的他回到了山东。
“下乡日子不好过，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起先下地干活，完了才能吃早饭，地瓜秧和豆子叶磨碎了煮煮就算一顿。”他总把这次还乡称作“下乡”，在他心里，沈阳才是他的故乡。所以，政策刚刚松动，他就回到沈阳，开始了打短工的生涯。
“那时就在十二线（原皇寺广场附近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骑个倒骑驴帮人运点蔬菜水果。”凭着年轻时的壮体格和一把子力气，王福顺一天能挣二三十元，“赶上干苦活挣钱多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十二线顶尖的收入。”
再后来，王福顺扛过大包、当过翻砂工、做过押车员，这身力气让他衣食无忧，可也让他疏于打算未来。现在，王福顺多少有点后悔，“要是当初我也批点蔬菜、水果啥的，搞个小摊，兴许也能过得挺好。”
就在王福顺回沈阳的几年前，李书义也进入职场。“我本来应该下乡当知青的，但因为心脏不好，按政策可以因病留城，进‘三小一道’，我就进了一家街道办的小厂。”
“三小一道”，一个已经很少被提及的历史名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大队、工厂为解决家属就业创办了很多小工厂、小作坊、小商店，加上街道办小工厂，称为三小一道。李书义所在的厂即是由某中央直属企业家属创办的，生产线路器材，“就是用水泥和硫磺灌电线杆上的瓷瓶，没啥技术含量”。
在同代人里，李书义属于文化水平不低的了。他在厂里管计划和统计，算是管理层。因为干得不赖，一家效益相对较好的工厂想把他调过去，可厂里惜才不放人，李书义放不下多年的情分，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30年，直到下岗。
一个街道小厂本来也算自给自足，颓像初显是在人员大量扩张的时候。“我1975年进厂，1978年我们这街道小厂就被有关部门改成省属大集体，当时有个说法叫‘消灭临时工’，大量社会临时工被塞了进来。负担最重时，一线干活的不到50人，背后却要背负300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包袱有多大可想而知。我们也琢磨过其他业务，后来还是不行了。” 从工厂管理层到保洁、保安，心里落差有多大？李书义很淡定，“没啥失落的，市场经济了，那样一个厂，最后败掉是正常的。我这个年纪精力、体力（就这样了），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他笑说，工资还是很衔接的，原来一千多元，现在还是一千多，“这辈子工资没上过两千块。”
不能光怨别人
前些日子，一个推着高档自行车的业主出小区大门时，掉了一沓钱，王福顺赶紧追上去提醒，业主捡起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只说了一句话，“他妈的，掏手机掉出来了。”
连声谢谢也没听到，王福顺觉得“心里不舒服，确实不舒服。”但真要问，看到这种没素质的土豪，有没有觉得社会不公平？王福顺和李书义有着相似的回答。王福顺说：“要怪只怪我自己没本事，怨不得别人。”李书义更平静，“心态得摆正，我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小区门口常有孩子经过，嘴甜的会向王福顺问声好，王福顺总会答应一声，然后加上一句，“好好学习啊，学习不好将来只能当保安。”他承认，年轻时不爱学习，“现在才知道有文化好，我上银行用卡取钱都得求人帮忙摁。”
但生活真的给了我们选择吗？出乎意料的，王福顺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怎么没给呢？我们这批人也有混得好的。要是我当初学点车床、电焊之类的技术，哪怕学个理发，肯定比现在强——那边公园有一对两口子都是残疾人，摆个椅子剪头，哪天钱也不少挣。”
文化程度不到初中毕业的他，有个很明确的观点：人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大伙闲唠嗑，有时讲谁谁家媳妇跟别人跑了。我就说，这肯定是家里男的不行，男的像个老爷们样，媳妇不带跑的。啥事不能光想着怨别人，得从自己身上找。”
负责。经过被撞、放人事件后，这两个字已经是王福顺的关键词之一。确实，“中国好大爷”有担当、敢担当，不管是作为市民、保安，还是丈夫。
王福顺曾经拥有一处房产。“我家当年留在沈阳的，我回来后就给了我，租房子之前我一直住那。”但数年前房子动迁时，他为了给妻子买药治病，把房票卖了1.9万元，从此他就一直租房住，每月租金400元。
其实，妻子的病不轻，婚前就有，他却是结婚后才知道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担下了这份责任，“结了婚不得对人家好吗？”他也曾挣扎过，他很坦率地说，年轻时也觉得拖累，老了，有感情了，也习惯了。直到现在，家里一日三餐都是他做，理由是，“我做的好，她也吃惯了。”
还是好人多
最近，王福顺学会了“正能量”一词，同事告诉他“正能量就是好人、好事”。他没太弄懂，但他坚信“好人是多数，尤其在沈阳。”
年轻时，王福顺帮人押车运货，走了不少地方。“沈阳人好，从打听道就能看出来。现在怎么样不知道，早些年在南方，我问路，人家说，你不懂事啊，连包烟都不给我；在沈阳问路，人家左告诉、右告诉，生怕你走错了。”王福顺说，他在十二线骑倒骑驴的时候，到小白楼要上大坡，常常不用叫，就有路人上来帮忙推，“就是现在，我晚上干零活，扛不动了，喊一嗓子，就有过路的来搭把手。”
现在当了保安，公司有规定，必须在园区做好事，每个月有指标，我问李书义，能完成吗？“好事只要想做，随时都有。”他一指外面的小区大门，“看谁拿东西多，帮一把、送一送，这不都是好事吗？”
刚做完一件全国出名的大好事的王福顺则有点困扰，接连不断的采访让他“有点累，也有点烦”，别人总得帮他站岗，他觉得过意不去。他知道记者为啥采访他，“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如果都像我这样，社会就更和谐了。”他也知道这事不太正常，“这是最正常的事，宣传啥呀？”
相比那些不断追问他的记者，他更相信社会风气在好转，“保安室今年过年都没东西了。”——以前常有送礼的把礼品寄存到保安室——以后这样的小事“发生多了，大伙就习惯了。”因为，“还是好人多。”
人不值钱脸还值钱
在我找到他之前，“中国好大爷”王福顺已经和30余家媒体打过交道了。我还没开口，他就告诉我，“就那么点事，其实没啥好说的。”然后，他熟练地向我描述了当天的情况：意外被撞，小伙的道歉止不住周围的群情激奋，他为帮小伙解围撒了个谎。得知我的来意后，他带我去了他工作的小区。
“看这屋子收拾的，10年了，还这么立整呢。”王福顺把我引进保安值班室，正当班的保安是李书义——王福顺听说我想采访一个工友，就推荐了他，“他干得挺好的。”于是，在那个雾霾的下午，我们三个人一起聊了聊他们的生活和过往。
王福顺今年60周岁，李书义58周岁，大约一年前，两人前后脚被破格录取，进入现在工作的物业公司，然后先后成为公司月会的优秀保安。“谁要这么大年纪的保安啊？干得好才留下的。”两个超龄保安选择这家公司有个共同的理由，“这家比较正规。”
公司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个保安值班时要穿迷彩制服，站岗半个小时、巡逻半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电动车出小区门，要对照物业发的大小车牌，何时出入都有记录；两人交接班，须彼此敬军礼，然后交换位置；晚上站岗，10点之后才能走动，不分冬夏；隔三差五，公司工会还会搞文体活动。李书义说，正规的单位负责任，让他有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李书义是三年前下岗。之后，他换过好几个工作，“绿化、保安、保洁，我都干过，都没干长，最后到了这儿。”李书义不愿意用“跳槽”来形容自己这两年频繁的更换工作，他强调这是“选择”。
“以前的单位太不正规，什么都是领导一句话。动不动就来一句‘你能干不？不能干走人’，根本不听你说话。”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栽树吧。两人挖坑，两人栽树，挖坑的肯定比栽树的慢，这边栽完了树，就干闲着等下个坑，效率特别低。我就跟领导说，这么安排不合理，活儿重的人得多，活儿轻的人可以减。结果领导压根不听，还说我事多。”
类似的原因让李书义先后“选择”了几个单位，最后来到这家公司。王福顺说，他就是太认真了，“他管这门的电动车零丢失。”
附近一带电动自行车丢失的情况很普遍，检查小区的电动车是保安的一项重要工作。公司规定，每个保安必须记住小区内50个电动车牌号，并且每个月增加10个。月月考核，李书义成绩优异，他谦虚地表示，“达标没问题。”王福顺说，老李能记100多个。
至于为啥这么认真，李书义说了句让王福顺很有共鸣的话，“人不值钱，脸还值钱。”
王福顺也是名好保安。早上8点上班，他7点多准来打扫卫生，赶上下雪出门更早，好些业主都认识他，叫他“老王”。这么勤奋为了啥？王福顺说不出大道理，只有一句话，“工作不得好好干吗？”
他来这家公司的理由要比李书义多一条，“这边的工资比原来那小区高点。”
王福顺当保安十多年了，家底基本没有，“我家里不是一般的困难，媳妇没有经济来源还有病，再者说，要是不困难的话，这么大岁数了，谁来干这个。”他毫不掩饰家里的贫穷，“十多年没买过新衣服，这件是业主给的。”
如今年过六旬，他下了夜班还会去找些搬运的零活，“周边那些小工厂有时要装卸东西，找力工，别人不爱干，我去，一晚上能整个三五十元的。”他给我看他满手的茧，“现在有几个人手上还有茧子的？”
为了生计，他已经奔波了几十年。
那个年代
王福顺祖籍山东莒县，父亲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他出生在这里。1969年，国家号召工人“精简还乡”，父母带着虚岁17的他回到了山东。
“下乡日子不好过，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起先下地干活，完了才能吃早饭，地瓜秧和豆子叶磨碎了煮煮就算一顿。”他总把这次还乡称作“下乡”，在他心里，沈阳才是他的故乡。所以，政策刚刚松动，他就回到沈阳，开始了打短工的生涯。
“那时就在十二线（原皇寺广场附近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骑个倒骑驴帮人运点蔬菜水果。”凭着年轻时的壮体格和一把子力气，王福顺一天能挣二三十元，“赶上干苦活挣钱多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十二线顶尖的收入。”
再后来，王福顺扛过大包、当过翻砂工、做过押车员，这身力气让他衣食无忧，可也让他疏于打算未来。现在，王福顺多少有点后悔，“要是当初我也批点蔬菜、水果啥的，搞个小摊，兴许也能过得挺好。”
就在王福顺回沈阳的几年前，李书义也进入职场。“我本来应该下乡当知青的，但因为心脏不好，按政策可以因病留城，进‘三小一道’，我就进了一家街道办的小厂。”
“三小一道”，一个已经很少被提及的历史名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大队、工厂为解决家属就业创办了很多小工厂、小作坊、小商店，加上街道办小工厂，称为三小一道。李书义所在的厂即是由某中央直属企业家属创办的，生产线路器材，“就是用水泥和硫磺灌电线杆上的瓷瓶，没啥技术含量”。
在同代人里，李书义属于文化水平不低的了。他在厂里管计划和统计，算是管理层。因为干得不赖，一家效益相对较好的工厂想把他调过去，可厂里惜才不放人，李书义放不下多年的情分，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30年，直到下岗。
一个街道小厂本来也算自给自足，颓像初显是在人员大量扩张的时候。“我1975年进厂，1978年我们这街道小厂就被有关部门改成省属大集体，当时有个说法叫‘消灭临时工’，大量社会临时工被塞了进来。负担最重时，一线干活的不到50人，背后却要背负300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包袱有多大可想而知。我们也琢磨过其他业务，后来还是不行了。” 从工厂管理层到保洁、保安，心里落差有多大？李书义很淡定，“没啥失落的，市场经济了，那样一个厂，最后败掉是正常的。我这个年纪精力、体力（就这样了），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他笑说，工资还是很衔接的，原来一千多元，现在还是一千多，“这辈子工资没上过两千块。”
不能光怨别人
前些日子，一个推着高档自行车的业主出小区大门时，掉了一沓钱，王福顺赶紧追上去提醒，业主捡起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只说了一句话，“他妈的，掏手机掉出来了。”
连声谢谢也没听到，王福顺觉得“心里不舒服，确实不舒服。”但真要问，看到这种没素质的土豪，有没有觉得社会不公平？王福顺和李书义有着相似的回答。王福顺说：“要怪只怪我自己没本事，怨不得别人。”李书义更平静，“心态得摆正，我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小区门口常有孩子经过，嘴甜的会向王福顺问声好，王福顺总会答应一声，然后加上一句，“好好学习啊，学习不好将来只能当保安。”他承认，年轻时不爱学习，“现在才知道有文化好，我上银行用卡取钱都得求人帮忙摁。”
但生活真的给了我们选择吗？出乎意料的，王福顺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怎么没给呢？我们这批人也有混得好的。要是我当初学点车床、电焊之类的技术，哪怕学个理发，肯定比现在强——那边公园有一对两口子都是残疾人，摆个椅子剪头，哪天钱也不少挣。”
文化程度不到初中毕业的他，有个很明确的观点：人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大伙闲唠嗑，有时讲谁谁家媳妇跟别人跑了。我就说，这肯定是家里男的不行，男的像个老爷们样，媳妇不带跑的。啥事不能光想着怨别人，得从自己身上找。”
负责。经过被撞、放人事件后，这两个字已经是王福顺的关键词之一。确实，“中国好大爷”有担当、敢担当，不管是作为市民、保安，还是丈夫。
王福顺曾经拥有一处房产。“我家当年留在沈阳的，我回来后就给了我，租房子之前我一直住那。”但数年前房子动迁时，他为了给妻子买药治病，把房票卖了1.9万元，从此他就一直租房住，每月租金400元。
其实，妻子的病不轻，婚前就有，他却是结婚后才知道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担下了这份责任，“结了婚不得对人家好吗？”他也曾挣扎过，他很坦率地说，年轻时也觉得拖累，老了，有感情了，也习惯了。直到现在，家里一日三餐都是他做，理由是，“我做的好，她也吃惯了。”
还是好人多
最近，王福顺学会了“正能量”一词，同事告诉他“正能量就是好人、好事”。他没太弄懂，但他坚信“好人是多数，尤其在沈阳。”
年轻时，王福顺帮人押车运货，走了不少地方。“沈阳人好，从打听道就能看出来。现在怎么样不知道，早些年在南方，我问路，人家说，你不懂事啊，连包烟都不给我；在沈阳问路，人家左告诉、右告诉，生怕你走错了。”王福顺说，他在十二线骑倒骑驴的时候，到小白楼要上大坡，常常不用叫，就有路人上来帮忙推，“就是现在，我晚上干零活，扛不动了，喊一嗓子，就有过路的来搭把手。”
现在当了保安，公司有规定，必须在园区做好事，每个月有指标，我问李书义，能完成吗？“好事只要想做，随时都有。”他一指外面的小区大门，“看谁拿东西多，帮一把、送一送，这不都是好事吗？”
刚做完一件全国出名的大好事的王福顺则有点困扰，接连不断的采访让他“有点累，也有点烦”，别人总得帮他站岗，他觉得过意不去。他知道记者为啥采访他，“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如果都像我这样，社会就更和谐了。”他也知道这事不太正常，“这是最正常的事，宣传啥呀？”
相比那些不断追问他的记者，他更相信社会风气在好转，“保安室今年过年都没东西了。”——以前常有送礼的把礼品寄存到保安室——以后这样的小事“发生多了，大伙就习惯了。”因为，“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