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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微软曾约他早上8点谈合作事宜，被他以“起不来”为由拒绝
最近，世界媒体开始“严重关注”一个比创造了微软帝国的比尔·盖茨更牛的年轻人，这就是毫不犹豫地对16亿美元说不的马克·朱克伯格。
朱克伯格和盖茨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从哈佛大学退学创业，都是19岁就崭露头角。但当雅虎公司出价16亿美元收购朱克伯格创办的美国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时，年仅22岁的朱克伯格一口回绝。美国人惊呼：这一点当年的盖茨也不一定能做到。
媒体还对这个年轻人的“懒散”津津乐道：据说微软曾约他早上8点谈合作事宜，被他以“起不来”为由拒绝。
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能一而再地出现比尔·盖茨式的人物，而中国的土壤却至今长不出像样子的大学生创业者?
“严谨求实”
中、美传统中达到目标的方式有什么差异呢?以登山为例，中国式的处理是指着山巅告诉你，需要沿着哪条路，如何一步一个台阶地攀爬上去；而美国式的处理则完全不同，你会知道上山需要带什么干粮，带什么设备，但可能不会知道路在哪里。
这一点，在教育体制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在中国上大学，有教育部或某地、某校统一教材，有规定的课程与进度……自然，各个学校情况并非完全相同，但至少有一个信念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最适于学生成材的路径，而学生只要按部就班地亦步亦趋，就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喜欢选择路径、安排路径，认为最优的路径只有一条或几条，这是中国相当明显的一个特色。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环扣一环，丝毫马虎不得。这个儒学“八目”讲规矩方圆、纲纪秩序、义理因果，也讲阶级层递和循序渐进。
在这种思想传统的浸润下，中国究竟有多少大学以“严谨求实”之类的词语作为校训，实在难以计数。而要于“严谨求实”风尚下造就盖茨、朱克伯格这种“旁逸斜出”甚至“放浪形骸”之才，没有缘木求鱼的嫌疑，也会让人有拔苗助长之疑。
“目标偏离”
当然，中国也有可能产生出比盖茨更为伟大、更为强势的商人。但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中国式思维下“试错”的机会要比美国式思维少得多，而一旦“错”起来，成本也要大得多。
而且，中国式思维也比较容易“举一反三”，因排斥多元化、多样化而滑入“视手段为目的”的泥潭。
比如医改，由于认定市场化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便出现了一阵医院私有化的浪潮。在指标、业绩的压力下，最终医改偏离了本原目标，几乎成为“为医改而医改”。
再如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由于认定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有益于平抑房价、遏制行业过热，有关职能部门前不久提出考虑对大户型征收保有税。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市场供应环节上的问题，一批中低收入的住房消费者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已经“选择”了大户型，因而，在住房保障体系尚未完备的前提下，大户型保有税的“单兵突进”会带来一系列技术及社会公平上的尴尬，最终损害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这就可能会有悖于调控的初衷，成了“为调控而调控”。
以上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目标焦虑下的目标偏离”。它是“视手段为目的”的重要表现形式。大至国家、社会，小至企业、个人，一旦陷入这种“目标焦虑下的目标偏离”，其前景就颇为可虑。
从目前的迹象判断，10岁就开始学习编程而且家境不错的朱克伯格其实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IT玩家。事业对他犹如一场严肃的游戏，游戏的目的仅仅在于获得游戏的乐趣。中国的很多IT天才也玩游戏，他们的目的在于获取积分并卖给欧美的玩家。
也许很多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首先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创业的目的是创业还是利润?如果目标是利润，兼并当然可以被认为是获取利润的捷径，但在目标的焦虑下可能会发生目标的偏离，如此一来，兼并就替代了创业成为目的本身。
国内某些有“盲目扩张症”的企业为什么最后并不能做大做强，一些走得早走得快的企业最后并不能走得远，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最近，世界媒体开始“严重关注”一个比创造了微软帝国的比尔·盖茨更牛的年轻人，这就是毫不犹豫地对16亿美元说不的马克·朱克伯格。
朱克伯格和盖茨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从哈佛大学退学创业，都是19岁就崭露头角。但当雅虎公司出价16亿美元收购朱克伯格创办的美国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时，年仅22岁的朱克伯格一口回绝。美国人惊呼：这一点当年的盖茨也不一定能做到。
媒体还对这个年轻人的“懒散”津津乐道：据说微软曾约他早上8点谈合作事宜，被他以“起不来”为由拒绝。
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能一而再地出现比尔·盖茨式的人物，而中国的土壤却至今长不出像样子的大学生创业者?
“严谨求实”
中、美传统中达到目标的方式有什么差异呢?以登山为例，中国式的处理是指着山巅告诉你，需要沿着哪条路，如何一步一个台阶地攀爬上去；而美国式的处理则完全不同，你会知道上山需要带什么干粮，带什么设备，但可能不会知道路在哪里。
这一点，在教育体制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在中国上大学，有教育部或某地、某校统一教材，有规定的课程与进度……自然，各个学校情况并非完全相同，但至少有一个信念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最适于学生成材的路径，而学生只要按部就班地亦步亦趋，就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喜欢选择路径、安排路径，认为最优的路径只有一条或几条，这是中国相当明显的一个特色。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环扣一环，丝毫马虎不得。这个儒学“八目”讲规矩方圆、纲纪秩序、义理因果，也讲阶级层递和循序渐进。
在这种思想传统的浸润下，中国究竟有多少大学以“严谨求实”之类的词语作为校训，实在难以计数。而要于“严谨求实”风尚下造就盖茨、朱克伯格这种“旁逸斜出”甚至“放浪形骸”之才，没有缘木求鱼的嫌疑，也会让人有拔苗助长之疑。
“目标偏离”
当然，中国也有可能产生出比盖茨更为伟大、更为强势的商人。但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中国式思维下“试错”的机会要比美国式思维少得多，而一旦“错”起来，成本也要大得多。
而且，中国式思维也比较容易“举一反三”，因排斥多元化、多样化而滑入“视手段为目的”的泥潭。
比如医改，由于认定市场化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便出现了一阵医院私有化的浪潮。在指标、业绩的压力下，最终医改偏离了本原目标，几乎成为“为医改而医改”。
再如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由于认定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有益于平抑房价、遏制行业过热，有关职能部门前不久提出考虑对大户型征收保有税。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市场供应环节上的问题，一批中低收入的住房消费者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已经“选择”了大户型，因而，在住房保障体系尚未完备的前提下，大户型保有税的“单兵突进”会带来一系列技术及社会公平上的尴尬，最终损害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这就可能会有悖于调控的初衷，成了“为调控而调控”。
以上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目标焦虑下的目标偏离”。它是“视手段为目的”的重要表现形式。大至国家、社会，小至企业、个人，一旦陷入这种“目标焦虑下的目标偏离”，其前景就颇为可虑。
从目前的迹象判断，10岁就开始学习编程而且家境不错的朱克伯格其实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IT玩家。事业对他犹如一场严肃的游戏，游戏的目的仅仅在于获得游戏的乐趣。中国的很多IT天才也玩游戏，他们的目的在于获取积分并卖给欧美的玩家。
也许很多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首先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创业的目的是创业还是利润?如果目标是利润，兼并当然可以被认为是获取利润的捷径，但在目标的焦虑下可能会发生目标的偏离，如此一来，兼并就替代了创业成为目的本身。
国内某些有“盲目扩张症”的企业为什么最后并不能做大做强，一些走得早走得快的企业最后并不能走得远，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