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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遗产，我们希望看到大熊猫栖息地不仅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来进行保护，还要按照世界遗产的管理办法来管理，再也不能各自为政，无节制的开发了”
——江苏读者
假如我是青龙人
孙大胜(上海)
看了第142期《瞭望东方周刊》里“青龙抗震奇迹考”一文，十分震惊，十分欣慰，十分感慨!在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大灾难面前，当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以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勇担风险、大胆拍板，从而使47万人保住了生命。
但我还想知道：这位老人家在大地震之后的境遇，还想知道：青龙县的人们对这位老人家有些什么感念的举动。
我以前常愤怒于许多地方的人们没有感恩的意识和行动。某媒体曾调查了全省数年里的见义勇为者的处境，发现绝大多数被见义勇为者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普通人，对救过他们的人没有任何感恩的行动。此文曾看得我泪流满面。
不知感恩的民族没有未来。麻木愚昧的人群会毁灭仁义侠义的文化。如果我是青龙人，我会主动倡议、带头捐款，为冉广岐这位老人家立一个碑、塑一尊像，让数百数千年以后的青龙后代们都能知道：因为有了这个人，才有了他们的未来。
你是谁
刘海州(浙江)
快下班时，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下班等我一会儿。今天七夕，陪我走一会儿，好吗?”我一天的疲劳似乎没了，环顾左右，想看看是哪位“多情”的女同事，或者是恶作剧的男同事。没人反应。查了一下单位通讯录，也不见这个陌生的手机号码。但从短信内容看，似乎又是很熟悉的同事或者朋友。好奇心迫使我回了一条短信：“呵呵，我等你。你是谁?”等了五六分钟，也没见回信息。又下楼在电梯门外等。过了下班时间，写字楼的上班族似乎走光了，本单位的同事也全部走光。终于耐不住了，又回了一条短信催她(他)。还是没有回信。再也忍不住了，按号码回拨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声音让我又羞又怒，“你已加入某某交友网，注册费10元，每月月租费五元，信息费每条0．5元，通话费每分钟1元……”
谁来为过劳死负责
韩艺(江苏)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将过劳死搬上了封面。死者并没有陈逸飞有名，只是一位普通的哥。超负荷工作状态并不是这位的哥的专利，在整个行业当中普遍存在。其动机似乎无可挑剔：为生活所迫。养家糊口的压力，对于普通人，从来都是个逃不脱的宿命。然而，奇怪的是，工作越来越忙，工资却越来越少。要挣到同样的工钱，花的时间却多了。
纠结复杂的宏观因素我看不透。身边的例子也能说明点问题。一个法学院的讲师来自安徽农村，买了一套价值140万的房子，面积135平方。是不是有点超负荷了?他的主要赚钱途径便是到处上课：几乎一周35～40节课。一年能挣20多万。他曾放言：爬也要爬着去。
自己所在单位：开会基本都安排在周末，说不能侵占平时工作时间。领导又说，怎么一到下午五点，全都走了?活都干完了?于是将下班时间延迟到五点半。领导还说，过年放假两个星期太长了，心散了不利于工作，于是变成了10天。
时间长了，这种工作强迫症开始四处传播：周末时想着还有什么工作没做?睡觉时想着明天该干什么?人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和焦虑状态。以至于一次周末去单位，竟然多数办公室开着门，全是来加班的。
一个基层农电工的苦恼
耿宝文(河南)
父亲是一名农电工，服务对象是村里的2000多乡亲，属“包干”。工作范围虽不大，但事无巨细，一年四季都很忙，既要定期收取各家各户的电费，保养维修受损的供电设施，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看管好通往村里的线路，以防被盗割。辛苦自不待言，但报酬却非常寒酸，不值一提。在经过了25年的“临时”工作后，根据有关规定，去年，父亲终于转正了。身份的置换，给父亲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是，月工资从150元涨到了400多元。
这份工资高吗?平心而论，并不高，即便是在我们那个经济欠发达的平原小县，也只是中等水平。近来，面对公众对包括电力系统在内的垄断行业“高薪”的讨伐和攻讦，作为其中的一员，父亲感到实在有点冤，因为这在他还有众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员工身上并没有体现出来。所谓的高薪，别忘了，那是“平均”的，是被某些真正拿高薪者抬上去的。父亲委屈地说，他这是在替他们背黑锅。真实的情况是，垄断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是“橄榄型”的，如果不加区别一概而论，显然有失公允，也打偏了板子。
网络故障
严俊凡(上海)
周末发烧，实在挺不过去，下午6点多到医院看病。急诊大厅里面乱作一团，四五列队伍堆在挂号收费处，每一列都有十几个人，而队伍没有任何前行的迹象。上前询问才得知，网络出现问题了，正在抢修，没办法划账付费。
还好，医院很人性化，的，让病人先去各个科室看病。半个小时后，化验结果、医生诊断都出来了，需要返回大厅交费取药打吊针。这次没办法了，只能等待。等得实在没有希望，想换家其他的医院。这时传来消息，换医院也没用，是全市医保网发生了故障。
这个季节生病的人还特别多，大家都等急了，医院也开始想变通的方法。最后达成协议，先根据大致花费付些现金作为抵押，然后可以取药。等到什么时候网络恢复了，再重新划账计费。队伍开始缓慢前进，半小时后我终于打上了吊针。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瓶吊针都快结束了，网络才修好，大家又纷纷去排队算钱。
“假如有一天所有的网络全部崩溃会怎样?”这个念头让人有些害怕。科技越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深，一个微小的差错就可能导致全面的危机，这一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江苏读者
假如我是青龙人
孙大胜(上海)
看了第142期《瞭望东方周刊》里“青龙抗震奇迹考”一文，十分震惊，十分欣慰，十分感慨!在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大灾难面前，当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以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勇担风险、大胆拍板，从而使47万人保住了生命。
但我还想知道：这位老人家在大地震之后的境遇，还想知道：青龙县的人们对这位老人家有些什么感念的举动。
我以前常愤怒于许多地方的人们没有感恩的意识和行动。某媒体曾调查了全省数年里的见义勇为者的处境，发现绝大多数被见义勇为者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普通人，对救过他们的人没有任何感恩的行动。此文曾看得我泪流满面。
不知感恩的民族没有未来。麻木愚昧的人群会毁灭仁义侠义的文化。如果我是青龙人，我会主动倡议、带头捐款，为冉广岐这位老人家立一个碑、塑一尊像，让数百数千年以后的青龙后代们都能知道：因为有了这个人，才有了他们的未来。
你是谁
刘海州(浙江)
快下班时，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下班等我一会儿。今天七夕，陪我走一会儿，好吗?”我一天的疲劳似乎没了，环顾左右，想看看是哪位“多情”的女同事，或者是恶作剧的男同事。没人反应。查了一下单位通讯录，也不见这个陌生的手机号码。但从短信内容看，似乎又是很熟悉的同事或者朋友。好奇心迫使我回了一条短信：“呵呵，我等你。你是谁?”等了五六分钟，也没见回信息。又下楼在电梯门外等。过了下班时间，写字楼的上班族似乎走光了，本单位的同事也全部走光。终于耐不住了，又回了一条短信催她(他)。还是没有回信。再也忍不住了，按号码回拨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声音让我又羞又怒，“你已加入某某交友网，注册费10元，每月月租费五元，信息费每条0．5元，通话费每分钟1元……”
谁来为过劳死负责
韩艺(江苏)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将过劳死搬上了封面。死者并没有陈逸飞有名，只是一位普通的哥。超负荷工作状态并不是这位的哥的专利，在整个行业当中普遍存在。其动机似乎无可挑剔：为生活所迫。养家糊口的压力，对于普通人，从来都是个逃不脱的宿命。然而，奇怪的是，工作越来越忙，工资却越来越少。要挣到同样的工钱，花的时间却多了。
纠结复杂的宏观因素我看不透。身边的例子也能说明点问题。一个法学院的讲师来自安徽农村，买了一套价值140万的房子，面积135平方。是不是有点超负荷了?他的主要赚钱途径便是到处上课：几乎一周35～40节课。一年能挣20多万。他曾放言：爬也要爬着去。
自己所在单位：开会基本都安排在周末，说不能侵占平时工作时间。领导又说，怎么一到下午五点，全都走了?活都干完了?于是将下班时间延迟到五点半。领导还说，过年放假两个星期太长了，心散了不利于工作，于是变成了10天。
时间长了，这种工作强迫症开始四处传播：周末时想着还有什么工作没做?睡觉时想着明天该干什么?人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和焦虑状态。以至于一次周末去单位，竟然多数办公室开着门，全是来加班的。
一个基层农电工的苦恼
耿宝文(河南)
父亲是一名农电工，服务对象是村里的2000多乡亲，属“包干”。工作范围虽不大，但事无巨细，一年四季都很忙，既要定期收取各家各户的电费，保养维修受损的供电设施，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看管好通往村里的线路，以防被盗割。辛苦自不待言，但报酬却非常寒酸，不值一提。在经过了25年的“临时”工作后，根据有关规定，去年，父亲终于转正了。身份的置换，给父亲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是，月工资从150元涨到了400多元。
这份工资高吗?平心而论，并不高，即便是在我们那个经济欠发达的平原小县，也只是中等水平。近来，面对公众对包括电力系统在内的垄断行业“高薪”的讨伐和攻讦，作为其中的一员，父亲感到实在有点冤，因为这在他还有众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员工身上并没有体现出来。所谓的高薪，别忘了，那是“平均”的，是被某些真正拿高薪者抬上去的。父亲委屈地说，他这是在替他们背黑锅。真实的情况是，垄断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是“橄榄型”的，如果不加区别一概而论，显然有失公允，也打偏了板子。
网络故障
严俊凡(上海)
周末发烧，实在挺不过去，下午6点多到医院看病。急诊大厅里面乱作一团，四五列队伍堆在挂号收费处，每一列都有十几个人，而队伍没有任何前行的迹象。上前询问才得知，网络出现问题了，正在抢修，没办法划账付费。
还好，医院很人性化，的，让病人先去各个科室看病。半个小时后，化验结果、医生诊断都出来了，需要返回大厅交费取药打吊针。这次没办法了，只能等待。等得实在没有希望，想换家其他的医院。这时传来消息，换医院也没用，是全市医保网发生了故障。
这个季节生病的人还特别多，大家都等急了，医院也开始想变通的方法。最后达成协议，先根据大致花费付些现金作为抵押，然后可以取药。等到什么时候网络恢复了，再重新划账计费。队伍开始缓慢前进，半小时后我终于打上了吊针。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瓶吊针都快结束了，网络才修好，大家又纷纷去排队算钱。
“假如有一天所有的网络全部崩溃会怎样?”这个念头让人有些害怕。科技越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深，一个微小的差错就可能导致全面的危机，这一问题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