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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扬州城市史，扬州学派，扬州盐商，扬州近代化，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89—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及施坚雅、刘易斯·芒福德等海外学者的城市史著作被陆续译介到我国，城市史研究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扬州晚近城市史(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研究作品亦颇为可观。本文试对其研究状况进行初步梳理，并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意见，以备学界进一步探索之参考。
一、研究的发端及整体概况
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在我国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毫无疑问，城市史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但“城市是一个众多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容了一个社会所有的现象”，而城市史则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既不同于以政治为主要内容，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一般编年史，也不同于仅探讨某一特定领域问题的专史，更不同于旨在整理、研究、保存史实的地方志、城市志”。在我国，虽然早就有记载城市风貌的书籍，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等，不过，这些书大多属于地方志或地方史性质，并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正如著名学者陈桥驿在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一书的“后记”中说的，城市史研究“不同于地方志的编纂”，诸如“叙述城市的历史沿革，考证城市的地名由来，探究城市的人物掌故以及坊巷俚语、市井逸闻”，“这样的研究决不应该作为历史城市研究中的主流”：“罗列现象，不能代替深入分析。考证当然是必要的，但考证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证，揭示城市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关于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施坚雅提出了三个中心说，即“论述城市的建立与扩展，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诸种因素”；“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在阐述城市发展过程中，用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的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和发展结合起来，并揭示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观点，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亦不乏借鉴意义。我国学者隗瀛涛认为，“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主要内容”，“城市史与地方史、地方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罗澍伟提出，城市史主要“回顾城市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探索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特点，以及这些城市在某一特定的城市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等。王卫平则强调，研究城市史，在纵向上，就是“研究城市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在横向上，“就是分析城市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这些阐述虽各有侧重，但大体上揭示了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涵。概括起来说，如果传统的地方史主要是事件史的话，城市史研究则“更多地着眼于城市社会，着眼于城市文明，着眼于城市结构和功能”。
考察扬州晚近城市史之研究发轫，也许不该忽略20世纪30年代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中华书局，1934年)。这部书分为“扬州人的生活”、“扬州的风景”、“扬州的形势”、“扬州的沿革”、“扬州的杂话”及“关于扬州的参考书一斑”等几个部分，表面上看是笔调轻松的随笔作品，然而易氏的叙述并不只是浮光掠影、不痛不痒地记叙一些扬州风情，在描叙扬州的社会诸相，如市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社会风气等问题时，注重从历史、商业、自然条件等方面揭示扬州人的性格特征及其成因。书中对扬州城及扬州人的批评，虽间或有观察疏略、下笔轻率的疏漏，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该书决非一般“扬州风物志”之类的游记性闲暇读物，似乎更像是一部通俗的扬州城市研究的著作。
在扬州学派研究领域，公认的系统研究是从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开始的。张氏对于扬州学派的研究，大约始于1946年。其时，他在兰州大学讲“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为授课而撰写的讲稿中，重点阐述扬州学派的部分，后来形成了《扬州学记》初稿。其后，他对书稿重新整理、补充、修订，定名《清代扬州学记》，于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氏在对扬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特点详细分析之后，抽举王懋竑、王念孙(附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等几位较为重要的中心人物为主题，评述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其书至今对研究扬州学派仍具有参考价值，为学术界所重视。
80年代后，扬州城市史研究在扬州盐商、扬州学派、扬州地域文化、扬州城市现代化等专题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初步形成一定的研究特色。但是，成果偏重于少数专题性的个案探讨，对扬州晚近城市史的整体研究比较缺乏，目前见到的似乎只有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的《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以下简称《说扬州》，中华书局，2007年)以及《扬州：清帝国的一座中心城市》(刊载于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在《说扬州》一书中，安东篱重点对晚近扬州城的行政管理和盐业贸易，城市与腹地，以及妇女的形象、学术的谱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分析了扬州作为江北的一个“中心地”，在与腹地的关系方面与江南苏州的明显差异；认为：“食盐专卖虽然为这座城市的腹地带来了一定的回报，特别是在水利领域，但这些并不足以产生江北长期繁荣所需的经济多样性。食盐专卖耗尽了大量现成的经济活动空间——地域、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阻碍了江北的发展。”不过，该书对有些问题，如扬州的市镇分布诚然不合施坚雅“中心地理论”的市场等级体系，但是为何与腹地关系密切的苏州在近代也同样衰败，其中原因似乎尚须进一步比较与分析。此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梅尔清以清初扬州地方景点与文化为论述主题的《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也值得关注。国内学者迄今尚未有《扬州城市史》或《近代扬州城市史》之类的综合性著作问世，这是今后需要引起重视的。
二、盐商与扬州城市发展
对于扬州，外国学者这样写道：“扬州，是江北著名的盐城，早在隋唐时期就被誉为是南方文化的缩影，并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再次崛起。”扬州“并不属于字面意义上的‘长江以南’地区……(但是)它在文化上总是被认为是江南的一部分”。问题是，清代扬州为何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以前，它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除了扬州地处运河的交通要道，以及扬州有着与苏州、无锡等江南城市同样的社会和文化 特点等因素外，国内外学者指出，苏北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而盐业贸易由政府垄断。食盐专卖，直接促进了扬州的发展。两淮盐业的管理机构设于扬州，负责交纳盐税的总商一般都居住在扬州，一些较小的散商也因商业便利而居住在扬州，扬州可谓盐商(主要是徽州盐商)云集。安东篱认为：“18世纪扬州的规模和财富主要归因于这座城市由官方的食盐贸易带来的功能，而不是江北广阔的经济基础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如果用“中心地理论”来解释城市的发展就显得非常不充分了。她认为，对于解释扬州城本身而言，“中心地理论”不如“网络系统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在中心地理论中，距离和运输方面的困难被视为一种障碍，它限制了长途贸易的经济意义及其在促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进程方面的作用。网络系统理论则认为，利益动机可以克服这些障碍。”“18世纪的扬州毫无疑问是这种系统(引者注：指网络系统)的产物。为扬州带来了巨大财富的淮南食盐分销的区域，从江苏西南部延伸到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以及贵州的边缘。换一句话说，扬州重要的经济联系已经超出了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范围，这与宏观区域内的城市彼此间的联系要超过与宏观区域外城市的假设相矛盾。”安东篱认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盐政的变动和宏观格局方面有利于上海的变化，蒸汽船的到来，以及铁路的发展，最终夺走了扬州远距离贸易伙伴。扬州被迫回归于自己的腹地”，城市丧失了繁荣与发展的优势。
关于扬州盐商的地域结构，朱宗宙认为，扬州盐商“是由多个地域性商帮组成的群体。组成扬州盐商的，有陕西、山西、徽州、湖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商人”。而“扬州盐商地域结构的多样性，造就了扬州文化的多元性，在扬州文化的多个层面上都显示出这种多样性”。18世纪的扬州盐商，其经营范围遍及华东与华中的大部分地区，无疑可以说是中国商业资本家中的佼佼者。为何存在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但盐商却未成功地发展出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炳棣认为，一方面，总商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分配和销售，“在食盐的生产方面，即使是一个有能力且毫不留情的场商，他也不能无限制地牺牲他人而扩张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的地位都是要经过官府认可的。在食盐的配销方面，官府设计的行盐口岸(引岸)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固定食盐比率，使得大部分有企业心的商人很难扩大自己的贸易量，至少在一般正常的环境下是很难的”。另一方面，盐商将赚来的钱，大量消耗在生活开支、捐钱买官以及文化活动等非经济性的用途上，影响了资本的累积。
关于扬州盐商对扬州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朱宗宙、刘淼等学者均有相关的研究。刘淼认为，“清初徽州盐商的经济活动，并不是仅限于盐业，而是以盐业经营为主体，兼营其他项目”；“盐商的商业活动，已脱离早期的‘客商’活动，而是以‘坐贾’的经营为中心，商业行贩活动亦受到坐贾经济的支配，而徽州盐商中之坐贾，则是以纲商和场商为其中坚。……对扬州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直接作用的，即是徽州盐商中之纲总和场商，而不是其他商人”。“徽州盐商在取得盐业成功的同时，不断地扩展其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从而在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中，牟取更大的利润，因而有条件对于扬州及两淮地区的经济建设投入一定的资本。这一点，则与同在扬州业盐的山西、陕西商人不同”。他还认为，徽州盐商大量投资非生产性的文教事业，虽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但“对清代江南地区的文化艺术以及学术方面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朱宗宙考察了一些盐商在扬构筑园亭馆舍，延致名士，结社吟诗，主持诗文之会；刊刻贮藏书籍；修建书院、学校；扶助贫穷文士，收买书画；提倡与支持戏曲事业等活动。他认为：“这些活动，不管其出于个人的何种目的，它对于提高扬州知名度，推动扬州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扬州历史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得以提高，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清代扬州成为全国文化交流重要中心，南北文化中的不同流派在此碰击相撞，产生出一批兼具南北文化优点的学人，从而推动全国文化的发展，徽商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方盛良则考察清代扬州徽商藏书、刻书之史实，探讨了扬州徽商藏书、刻书与清代朴学的关系。他认为，“浸润朴学气息的徽商藏书、刻书业，为清代朴学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当时众多的文史大家在扬州正是利用徽商珍藏或刊刻的文献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至于徽商在藏、刻过程中，不断汲取学养，继而潜心朴学，卓然成家者也不乏其人。”正是由于扬州徽商的这些活动，使“扬州地方学术气息日益浓郁，从而成为东南的文化学术重镇”。
此外，朱宗宙还从扬州盐商与文人“雅集”这一角度，探讨了扬州盐商对文化所起的影响和作用㈣；王振忠考察了两淮盐商与扬州青楼文化的问题，他认为：“青楼文化是一种士大夫文化。……徽歙盐商，历来有着‘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竭力追求自身文化上的价值，其生活观念、文化需求和审美旨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相应的，在追求异性上……不仅要丽质慧心，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故而广陵的青楼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丰富内涵。”黄炜炜则探讨了扬州盐商的饮食消费对扬州饮食风尚产生的极大影响，肯定了盐商对扬州饮食文化的贡献。
总之，有关盐商与扬州城市发展的问题，是80年代以来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在徽州盐商与扬州的关系上，对山西盐商、陕西盐商在扬州的活动以及对扬州城市的影响，目前基本上还未开展相关的探讨，这需要我们继续拓宽研究的视域。
三、扬州学派与扬州城市社会
与扬州盐商研究相比，学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似乎更加关注。清代前期的主流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朴学。扬州学派，则是清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朴学流派之一。自清末以来，学术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未曾间断。“扬州学派”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清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中。方氏在文中批驳汪中关于“四书”次第的见解为“邪说”，并认为“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继之，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在吴、皖两派之外，“尚有扬州一派”，“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第一个对扬州学派深入研究、并进行系统评述的是张舜徽。张氏认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设专章对“扬学”作了“六谈”。在20世纪80年代，地处“扬州学派”故乡的扬州大学(其前身为扬州师范学院)，组织研究队伍，成立研究机构，点校整理有关扬州学派学者的著作，编印了《扬州学派研究》专集，并在1988年召开了首次“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以推动对扬州学派的研讨。
近几十年，扬州学派的研究愈加活跃，成一专门学术领域，相关成果颇为可观。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自1998年起开始“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随后赴 大陆与扬州大学的学者达成合作研究的共识。2000年和2001年，两岸学者先后在扬州和台北举办了两次扬州学派专题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一期刊出“扬州研究专辑”。大陆方面，著名学者祁龙威近几年主持了国家清史编修工程《清史·朴学志》，田汉云等人集中力量整理校勘了一批扬州学派的学术著作，其中《新编汪中集》《宝应刘氏集》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由扬州广陵书社陆续出版。台湾方面，有学者考察了台湾学界对扬州学派研究的状况，发现有116位学者的研究涉及扬州学派人物或主题，一共发表了144篇单篇论文(132篇专论，12篇涉及)、23篇硕士论文(13篇专论，10篇涉及)、12篇博士论文(8篇专论，4篇涉及)、35本书(11部专论，24部涉及)，其中以研究焦循、王氏父子、阮元、凌廷堪、汪中等的成果最多。《汪中集》《刘寿曾集》等书也于近年点校出版。
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认为，扬州学派的地域范围，以清代扬州府治所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为限。时间范围，以康熙初年到道光末年的二百年间为断(刘师培时代较晚，因与此派关系较为密切，故亦列入)。人物范围，以朴学家王懋嬷、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7人为主，附见者共16人。张氏认为，扬州学派之所以能盛极一时，不是偶然的。因为，“扬州在当时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交通发达，商业繁荣。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滋长。这不能不反映到思想界来。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在某些问题上所以能有比较先进的思想议论，自然是客观现实的产物。加以当地的达官贵人和巨商大贾，都以礼贤养士为风雅，一时有名望的学者名流，都喜欢留寓扬州，成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也确是事实。”“到了嘉庆年间，清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当时的中国，已进人世界商业范围，清廷的封锁法令，抵挡不住世界经济的浪潮，随着传教士、鸦片烟的进入内地，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扬州是交通四达、商业繁荣的都市，得风气之先。扬州学者如焦循的著作中一部分具有要求思想解放性质的议论，多在这时期出现，不是偶然的。”
王俊义则认为：“扬州学派是以扬州地域为中心，以王念孙、汪中、焦循和阮元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作为乾嘉汉学的分支，活动于清代乾嘉道时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它既反映了乾嘉汉学的鼎盛，也反映了汉学走向没落之际、新的学术思潮即将兴起的某些先兆，是清代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流派。”关于扬州学派活动空间问题，王俊义认为：“扬州学派既以扬州地域而命名，其活动的空间范围，当然应在扬州地区。……不过，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主要是指其学术思想观点和学术特征，而不仅仅指地域分布。扬州学派既以扬州为活动基地，其成员自然大都是扬州籍学者。但并非凡是扬州籍学者，便一定属扬州学派，而非扬州籍学者，也未见得就不能属扬州学派，还要看其师承渊源和学术倾向。”至于扬州学派的影响，王俊义认为，它“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
徐祥玲、杨本红探讨了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的关系，认为扬州书院对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代教育思想和学风与当代的学术思想和学风互为影响。陈文和认为，考察扬州书院教育是探索扬州学派的一个切人口。扬州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的掌院中，有些人又是盐商的上宾，盐运使的幕府中，有些人是著名的学者。扬州书院的经费，有两淮盐政、盐商的资助，束脩、膏火皆优于其他书院，吸引了著名学者来扬执教，优秀学子来扬求学。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是扬州学派产生的社会基础。
赵昌智强调不可忽视学术世家对扬州学派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如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算上王安国，就是三代；宝应刘氏，包括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等，有三代四人治经；仪征刘氏，由刘文淇到刘师培，四代学人；阮元与堂弟阮亨及子阮常生等；焦循及其子焦廷琥，汪中及其子汪喜孙，这些学者都是以学术传家的。这种传承未必能使门第兴盛，却使得学术不绝。
张连生认为，扬州学派对秦汉直至明清的扬州地方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考辨，如城市的变化、政区的演变、环境的特征、人物的籍贯和史实的真伪等等，他们并非完全为考史而考史，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力求为后人提供借鉴，指导现实，但对地方经济史特别是商业史的研究存在着不足。
承载考察了扬州学派与苏南学人的关系后，认为：第一，对扬州派学者来说，与苏南学人的交往过程，使其学术眼界大为开阔，这种变化又为其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带来可能。第二，对苏南学人来说，宿儒经生甚多。名家大师也不少，但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环境里，逐渐地消磨了学术的活力。扬州学派的迅速崛起，为苏南学人带来了自我改造的希望。第三，对曾经如日中天的“汉学”来说，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意义更不待言。此前那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排诋、壁垒森严的局面，既为扬州学派的开放所破，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汉学”内部的自我完善和调节。这一变化，从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又是孕育新的思想生命的重要过程。
台湾学者以“扬州学派”为主而通论其学风特色者，如龚鹏程《清朝中叶的扬州学派》，从总体上对扬州学派群体的特征作了系统的论证，认为扬州学派学人在治学方法、研究范围、精神意趣、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不同于纯粹的经学考据家。陈捷先编辑出版的《扬州研究》，从各个角度阐述扬州的历史、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等的发展演变，可作“扬州学派”研究的指引。台湾学者的研究，以扬州学派人物生平、学术背景、著述情形、著述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论述较多，而对于学术内涵、特色影响、意义价值等较进一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总的来说，近些年，海内外扬州学派的研究成果斐然。其中总论扬州学派或者以扬州学派某一侧面作为研究主题的著作，就有赵航《扬州学派概论》、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等。学者们更多的是个案研究，对清代扬州学派中的重点人物逐一研究，这方面出版了许多专著以及博士论文，其中以对阮元、刘师培、焦循、王念孙及王引之等人的研究最为丰富。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学者王章涛一人就已经出版了五部相关的专著，包括《阮元传》(1994)、《阮元年谱》(2003)、《阮元评传》(2004)、《王念孙王引之年谱》(2006)、《凌廷堪传》(2007)，可见，扬州学派研究为学人所重。不过，正如王俊义所说的：“目前对于扬州学派的研究，虽然已经获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大多属于有关扬州学派学者的个案研究，如与扬州学派所涵盖的丰富内容相较而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尚属初 始阶段，还缺乏从总体上对该学派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而且，笔者以为，目前对扬州学派与扬州城市发展，特别是对城市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市民思想观念的影响，几乎还没有开展研究，这些新课题亟待加以探索。
四、近代扬州与城市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是80年代以来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在个体城市研究中，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关于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为何发展缓慢的问题，季鹏认为，古代扬州因运河而兴，而近代扬州却因运河而衰。其原因在于，近代扬州已经缺乏原有的良好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现代化难以实现。季鹏通过对近代无锡等城市崛起因素的比较分析，认为近代城市受客观环境优劣、变迁的影响很大，因此仅仅依靠对外贸易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或者说城市经济建立在单纯的商业基础上，而没有近代工业的强力支撑，其近代城市的发展必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相反，有工业化支持的商业城市发展才会稳定、持久。他认为，小农经济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扬州，在古代兴盛所依存的优越的客观条件到了近代已丧失殆尽，这是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内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叶美兰则考察了近代扬州人口结构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近代扬州的城市人口虽然有所变化，但规模较小，没有因四方移民带来急速长期的增长，也没有因大量的迁出而导致人口骤减。然而，就其人口结构而言，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末民初的扬州，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脑力劳动者，形成了专门职业阶层，这是扬州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象征，包括教师、律师、医生、编辑、记者、作家等职业人员已有一定数量。当然，黄包车夫、挑水工、轿夫、船夫、女佣等在当时的职业中也占一定比例。近代扬州人口职业构成表明，扬州处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扬州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尚需要一段艰辛的历程。从文化教育结构来看，清末民初，扬州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十分有限，妇女受教育的比例更低，下层贫民受教育的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开办的各类学堂，主要是蒙学、初等小学，而中学、高等学堂在扬州占少数，扬州现代化的发展还缺少一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现代人来推动扬州现代化的进程。
另外，叶美兰在分析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发展缓慢的原因时提出，学者们往往简单地归咎于客观环境的恶化，即运河的淤塞、铁路的改道、盐制的改革。这些固然不错，但究其根本，深层面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如果将“运河、海运、铁路、盐纲制”这些因素看做是扬州城市“封闭”的“硬件”层面的话，那么陈旧的保守意识的阻碍就是扬州城市“封闭”的“软件”层面。这软硬两层面的内容就是扬州城市现代化缓慢的症结所在。
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在近代史上属于未开埠城市，在区域范畴上属于沿江城市。关于它的近代发展模式与特点，叶美兰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她认为，近代扬州的发展是在外部冲击及示范下开始的，内部结构上出现一些新因素，例如扬州城市政治开始出现现代化趋向，民众政治参与面日益扩大；近代工业产生，出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商会、银行)；城市建设规模扩大，新式的交通及通讯初步建立，电灯、电话出现，拓宽了扬州城市发展的层面；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开放，扬州城市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新的趋向。她分析了近代扬州发展具有的若干特点。第一，扬州城市的变迁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第二，扬州以商业为主体，工业发展十分薄弱；第三，扬州具有浓郁的文化城市气息。就是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冲击，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扬州未能完成商业城市向工商城市的转型，不过，相对于工业化来说，扬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可以算是先行了一步。她还将扬州与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的近代发展进行了横向比较，指出：“追求风雅，崇尚休闲是近代扬州人的生活方式”，“近代扬州是一座商业休闲的消费城市”，而这恰恰影响到扬州城市转型的步伐。当然，关于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的探讨，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学者关注不多，远不及学界对上海、重庆、天津、武汉、南通等地的研究。这应成为今后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扬州晚近城市史研究已经形成一批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清代扬州学派和扬州盐商的专题研究领域，成绩比较突出。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比如，较为偏重于个案研究，缺乏从宏观层面研究的论著；对晚近时期扬州城市的行政管理、经济组织、社会问题、公用事业及与外部的联系等方面，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扬州城市史研究的学术空间还相当广阔。
[责任编辑：侯林莉]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89—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及施坚雅、刘易斯·芒福德等海外学者的城市史著作被陆续译介到我国，城市史研究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扬州晚近城市史(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研究作品亦颇为可观。本文试对其研究状况进行初步梳理，并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意见，以备学界进一步探索之参考。
一、研究的发端及整体概况
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在我国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毫无疑问，城市史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但“城市是一个众多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容了一个社会所有的现象”，而城市史则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既不同于以政治为主要内容，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一般编年史，也不同于仅探讨某一特定领域问题的专史，更不同于旨在整理、研究、保存史实的地方志、城市志”。在我国，虽然早就有记载城市风貌的书籍，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等，不过，这些书大多属于地方志或地方史性质，并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正如著名学者陈桥驿在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一书的“后记”中说的，城市史研究“不同于地方志的编纂”，诸如“叙述城市的历史沿革，考证城市的地名由来，探究城市的人物掌故以及坊巷俚语、市井逸闻”，“这样的研究决不应该作为历史城市研究中的主流”：“罗列现象，不能代替深入分析。考证当然是必要的，但考证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证，揭示城市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关于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施坚雅提出了三个中心说，即“论述城市的建立与扩展，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诸种因素”；“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在阐述城市发展过程中，用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的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和发展结合起来，并揭示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观点，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亦不乏借鉴意义。我国学者隗瀛涛认为，“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主要内容”，“城市史与地方史、地方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罗澍伟提出，城市史主要“回顾城市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探索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特点，以及这些城市在某一特定的城市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等。王卫平则强调，研究城市史，在纵向上，就是“研究城市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在横向上，“就是分析城市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这些阐述虽各有侧重，但大体上揭示了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涵。概括起来说，如果传统的地方史主要是事件史的话，城市史研究则“更多地着眼于城市社会，着眼于城市文明，着眼于城市结构和功能”。
考察扬州晚近城市史之研究发轫，也许不该忽略20世纪30年代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中华书局，1934年)。这部书分为“扬州人的生活”、“扬州的风景”、“扬州的形势”、“扬州的沿革”、“扬州的杂话”及“关于扬州的参考书一斑”等几个部分，表面上看是笔调轻松的随笔作品，然而易氏的叙述并不只是浮光掠影、不痛不痒地记叙一些扬州风情，在描叙扬州的社会诸相，如市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社会风气等问题时，注重从历史、商业、自然条件等方面揭示扬州人的性格特征及其成因。书中对扬州城及扬州人的批评，虽间或有观察疏略、下笔轻率的疏漏，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该书决非一般“扬州风物志”之类的游记性闲暇读物，似乎更像是一部通俗的扬州城市研究的著作。
在扬州学派研究领域，公认的系统研究是从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开始的。张氏对于扬州学派的研究，大约始于1946年。其时，他在兰州大学讲“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为授课而撰写的讲稿中，重点阐述扬州学派的部分，后来形成了《扬州学记》初稿。其后，他对书稿重新整理、补充、修订，定名《清代扬州学记》，于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氏在对扬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特点详细分析之后，抽举王懋竑、王念孙(附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等几位较为重要的中心人物为主题，评述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其书至今对研究扬州学派仍具有参考价值，为学术界所重视。
80年代后，扬州城市史研究在扬州盐商、扬州学派、扬州地域文化、扬州城市现代化等专题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初步形成一定的研究特色。但是，成果偏重于少数专题性的个案探讨，对扬州晚近城市史的整体研究比较缺乏，目前见到的似乎只有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的《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以下简称《说扬州》，中华书局，2007年)以及《扬州：清帝国的一座中心城市》(刊载于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在《说扬州》一书中，安东篱重点对晚近扬州城的行政管理和盐业贸易，城市与腹地，以及妇女的形象、学术的谱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分析了扬州作为江北的一个“中心地”，在与腹地的关系方面与江南苏州的明显差异；认为：“食盐专卖虽然为这座城市的腹地带来了一定的回报，特别是在水利领域，但这些并不足以产生江北长期繁荣所需的经济多样性。食盐专卖耗尽了大量现成的经济活动空间——地域、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阻碍了江北的发展。”不过，该书对有些问题，如扬州的市镇分布诚然不合施坚雅“中心地理论”的市场等级体系，但是为何与腹地关系密切的苏州在近代也同样衰败，其中原因似乎尚须进一步比较与分析。此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梅尔清以清初扬州地方景点与文化为论述主题的《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也值得关注。国内学者迄今尚未有《扬州城市史》或《近代扬州城市史》之类的综合性著作问世，这是今后需要引起重视的。
二、盐商与扬州城市发展
对于扬州，外国学者这样写道：“扬州，是江北著名的盐城，早在隋唐时期就被誉为是南方文化的缩影，并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再次崛起。”扬州“并不属于字面意义上的‘长江以南’地区……(但是)它在文化上总是被认为是江南的一部分”。问题是，清代扬州为何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以前，它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除了扬州地处运河的交通要道，以及扬州有着与苏州、无锡等江南城市同样的社会和文化 特点等因素外，国内外学者指出，苏北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而盐业贸易由政府垄断。食盐专卖，直接促进了扬州的发展。两淮盐业的管理机构设于扬州，负责交纳盐税的总商一般都居住在扬州，一些较小的散商也因商业便利而居住在扬州，扬州可谓盐商(主要是徽州盐商)云集。安东篱认为：“18世纪扬州的规模和财富主要归因于这座城市由官方的食盐贸易带来的功能，而不是江北广阔的经济基础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如果用“中心地理论”来解释城市的发展就显得非常不充分了。她认为，对于解释扬州城本身而言，“中心地理论”不如“网络系统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在中心地理论中，距离和运输方面的困难被视为一种障碍，它限制了长途贸易的经济意义及其在促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进程方面的作用。网络系统理论则认为，利益动机可以克服这些障碍。”“18世纪的扬州毫无疑问是这种系统(引者注：指网络系统)的产物。为扬州带来了巨大财富的淮南食盐分销的区域，从江苏西南部延伸到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以及贵州的边缘。换一句话说，扬州重要的经济联系已经超出了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范围，这与宏观区域内的城市彼此间的联系要超过与宏观区域外城市的假设相矛盾。”安东篱认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盐政的变动和宏观格局方面有利于上海的变化，蒸汽船的到来，以及铁路的发展，最终夺走了扬州远距离贸易伙伴。扬州被迫回归于自己的腹地”，城市丧失了繁荣与发展的优势。
关于扬州盐商的地域结构，朱宗宙认为，扬州盐商“是由多个地域性商帮组成的群体。组成扬州盐商的，有陕西、山西、徽州、湖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商人”。而“扬州盐商地域结构的多样性，造就了扬州文化的多元性，在扬州文化的多个层面上都显示出这种多样性”。18世纪的扬州盐商，其经营范围遍及华东与华中的大部分地区，无疑可以说是中国商业资本家中的佼佼者。为何存在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但盐商却未成功地发展出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炳棣认为，一方面，总商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分配和销售，“在食盐的生产方面，即使是一个有能力且毫不留情的场商，他也不能无限制地牺牲他人而扩张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的地位都是要经过官府认可的。在食盐的配销方面，官府设计的行盐口岸(引岸)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固定食盐比率，使得大部分有企业心的商人很难扩大自己的贸易量，至少在一般正常的环境下是很难的”。另一方面，盐商将赚来的钱，大量消耗在生活开支、捐钱买官以及文化活动等非经济性的用途上，影响了资本的累积。
关于扬州盐商对扬州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朱宗宙、刘淼等学者均有相关的研究。刘淼认为，“清初徽州盐商的经济活动，并不是仅限于盐业，而是以盐业经营为主体，兼营其他项目”；“盐商的商业活动，已脱离早期的‘客商’活动，而是以‘坐贾’的经营为中心，商业行贩活动亦受到坐贾经济的支配，而徽州盐商中之坐贾，则是以纲商和场商为其中坚。……对扬州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直接作用的，即是徽州盐商中之纲总和场商，而不是其他商人”。“徽州盐商在取得盐业成功的同时，不断地扩展其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从而在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中，牟取更大的利润，因而有条件对于扬州及两淮地区的经济建设投入一定的资本。这一点，则与同在扬州业盐的山西、陕西商人不同”。他还认为，徽州盐商大量投资非生产性的文教事业，虽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但“对清代江南地区的文化艺术以及学术方面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朱宗宙考察了一些盐商在扬构筑园亭馆舍，延致名士，结社吟诗，主持诗文之会；刊刻贮藏书籍；修建书院、学校；扶助贫穷文士，收买书画；提倡与支持戏曲事业等活动。他认为：“这些活动，不管其出于个人的何种目的，它对于提高扬州知名度，推动扬州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扬州历史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得以提高，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清代扬州成为全国文化交流重要中心，南北文化中的不同流派在此碰击相撞，产生出一批兼具南北文化优点的学人，从而推动全国文化的发展，徽商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方盛良则考察清代扬州徽商藏书、刻书之史实，探讨了扬州徽商藏书、刻书与清代朴学的关系。他认为，“浸润朴学气息的徽商藏书、刻书业，为清代朴学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当时众多的文史大家在扬州正是利用徽商珍藏或刊刻的文献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至于徽商在藏、刻过程中，不断汲取学养，继而潜心朴学，卓然成家者也不乏其人。”正是由于扬州徽商的这些活动，使“扬州地方学术气息日益浓郁，从而成为东南的文化学术重镇”。
此外，朱宗宙还从扬州盐商与文人“雅集”这一角度，探讨了扬州盐商对文化所起的影响和作用㈣；王振忠考察了两淮盐商与扬州青楼文化的问题，他认为：“青楼文化是一种士大夫文化。……徽歙盐商，历来有着‘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竭力追求自身文化上的价值，其生活观念、文化需求和审美旨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相应的，在追求异性上……不仅要丽质慧心，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故而广陵的青楼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丰富内涵。”黄炜炜则探讨了扬州盐商的饮食消费对扬州饮食风尚产生的极大影响，肯定了盐商对扬州饮食文化的贡献。
总之，有关盐商与扬州城市发展的问题，是80年代以来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在徽州盐商与扬州的关系上，对山西盐商、陕西盐商在扬州的活动以及对扬州城市的影响，目前基本上还未开展相关的探讨，这需要我们继续拓宽研究的视域。
三、扬州学派与扬州城市社会
与扬州盐商研究相比，学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似乎更加关注。清代前期的主流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朴学。扬州学派，则是清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朴学流派之一。自清末以来，学术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未曾间断。“扬州学派”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清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中。方氏在文中批驳汪中关于“四书”次第的见解为“邪说”，并认为“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继之，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在吴、皖两派之外，“尚有扬州一派”，“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第一个对扬州学派深入研究、并进行系统评述的是张舜徽。张氏认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设专章对“扬学”作了“六谈”。在20世纪80年代，地处“扬州学派”故乡的扬州大学(其前身为扬州师范学院)，组织研究队伍，成立研究机构，点校整理有关扬州学派学者的著作，编印了《扬州学派研究》专集，并在1988年召开了首次“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以推动对扬州学派的研讨。
近几十年，扬州学派的研究愈加活跃，成一专门学术领域，相关成果颇为可观。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自1998年起开始“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随后赴 大陆与扬州大学的学者达成合作研究的共识。2000年和2001年，两岸学者先后在扬州和台北举办了两次扬州学派专题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一期刊出“扬州研究专辑”。大陆方面，著名学者祁龙威近几年主持了国家清史编修工程《清史·朴学志》，田汉云等人集中力量整理校勘了一批扬州学派的学术著作，其中《新编汪中集》《宝应刘氏集》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由扬州广陵书社陆续出版。台湾方面，有学者考察了台湾学界对扬州学派研究的状况，发现有116位学者的研究涉及扬州学派人物或主题，一共发表了144篇单篇论文(132篇专论，12篇涉及)、23篇硕士论文(13篇专论，10篇涉及)、12篇博士论文(8篇专论，4篇涉及)、35本书(11部专论，24部涉及)，其中以研究焦循、王氏父子、阮元、凌廷堪、汪中等的成果最多。《汪中集》《刘寿曾集》等书也于近年点校出版。
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认为，扬州学派的地域范围，以清代扬州府治所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为限。时间范围，以康熙初年到道光末年的二百年间为断(刘师培时代较晚，因与此派关系较为密切，故亦列入)。人物范围，以朴学家王懋嬷、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7人为主，附见者共16人。张氏认为，扬州学派之所以能盛极一时，不是偶然的。因为，“扬州在当时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交通发达，商业繁荣。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滋长。这不能不反映到思想界来。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在某些问题上所以能有比较先进的思想议论，自然是客观现实的产物。加以当地的达官贵人和巨商大贾，都以礼贤养士为风雅，一时有名望的学者名流，都喜欢留寓扬州，成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也确是事实。”“到了嘉庆年间，清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当时的中国，已进人世界商业范围，清廷的封锁法令，抵挡不住世界经济的浪潮，随着传教士、鸦片烟的进入内地，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扬州是交通四达、商业繁荣的都市，得风气之先。扬州学者如焦循的著作中一部分具有要求思想解放性质的议论，多在这时期出现，不是偶然的。”
王俊义则认为：“扬州学派是以扬州地域为中心，以王念孙、汪中、焦循和阮元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作为乾嘉汉学的分支，活动于清代乾嘉道时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它既反映了乾嘉汉学的鼎盛，也反映了汉学走向没落之际、新的学术思潮即将兴起的某些先兆，是清代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流派。”关于扬州学派活动空间问题，王俊义认为：“扬州学派既以扬州地域而命名，其活动的空间范围，当然应在扬州地区。……不过，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主要是指其学术思想观点和学术特征，而不仅仅指地域分布。扬州学派既以扬州为活动基地，其成员自然大都是扬州籍学者。但并非凡是扬州籍学者，便一定属扬州学派，而非扬州籍学者，也未见得就不能属扬州学派，还要看其师承渊源和学术倾向。”至于扬州学派的影响，王俊义认为，它“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
徐祥玲、杨本红探讨了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的关系，认为扬州书院对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代教育思想和学风与当代的学术思想和学风互为影响。陈文和认为，考察扬州书院教育是探索扬州学派的一个切人口。扬州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的掌院中，有些人又是盐商的上宾，盐运使的幕府中，有些人是著名的学者。扬州书院的经费，有两淮盐政、盐商的资助，束脩、膏火皆优于其他书院，吸引了著名学者来扬执教，优秀学子来扬求学。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是扬州学派产生的社会基础。
赵昌智强调不可忽视学术世家对扬州学派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如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算上王安国，就是三代；宝应刘氏，包括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等，有三代四人治经；仪征刘氏，由刘文淇到刘师培，四代学人；阮元与堂弟阮亨及子阮常生等；焦循及其子焦廷琥，汪中及其子汪喜孙，这些学者都是以学术传家的。这种传承未必能使门第兴盛，却使得学术不绝。
张连生认为，扬州学派对秦汉直至明清的扬州地方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考辨，如城市的变化、政区的演变、环境的特征、人物的籍贯和史实的真伪等等，他们并非完全为考史而考史，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力求为后人提供借鉴，指导现实，但对地方经济史特别是商业史的研究存在着不足。
承载考察了扬州学派与苏南学人的关系后，认为：第一，对扬州派学者来说，与苏南学人的交往过程，使其学术眼界大为开阔，这种变化又为其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带来可能。第二，对苏南学人来说，宿儒经生甚多。名家大师也不少，但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环境里，逐渐地消磨了学术的活力。扬州学派的迅速崛起，为苏南学人带来了自我改造的希望。第三，对曾经如日中天的“汉学”来说，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意义更不待言。此前那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排诋、壁垒森严的局面，既为扬州学派的开放所破，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汉学”内部的自我完善和调节。这一变化，从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又是孕育新的思想生命的重要过程。
台湾学者以“扬州学派”为主而通论其学风特色者，如龚鹏程《清朝中叶的扬州学派》，从总体上对扬州学派群体的特征作了系统的论证，认为扬州学派学人在治学方法、研究范围、精神意趣、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不同于纯粹的经学考据家。陈捷先编辑出版的《扬州研究》，从各个角度阐述扬州的历史、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等的发展演变，可作“扬州学派”研究的指引。台湾学者的研究，以扬州学派人物生平、学术背景、著述情形、著述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论述较多，而对于学术内涵、特色影响、意义价值等较进一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总的来说，近些年，海内外扬州学派的研究成果斐然。其中总论扬州学派或者以扬州学派某一侧面作为研究主题的著作，就有赵航《扬州学派概论》、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等。学者们更多的是个案研究，对清代扬州学派中的重点人物逐一研究，这方面出版了许多专著以及博士论文，其中以对阮元、刘师培、焦循、王念孙及王引之等人的研究最为丰富。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学者王章涛一人就已经出版了五部相关的专著，包括《阮元传》(1994)、《阮元年谱》(2003)、《阮元评传》(2004)、《王念孙王引之年谱》(2006)、《凌廷堪传》(2007)，可见，扬州学派研究为学人所重。不过，正如王俊义所说的：“目前对于扬州学派的研究，虽然已经获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大多属于有关扬州学派学者的个案研究，如与扬州学派所涵盖的丰富内容相较而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尚属初 始阶段，还缺乏从总体上对该学派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而且，笔者以为，目前对扬州学派与扬州城市发展，特别是对城市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市民思想观念的影响，几乎还没有开展研究，这些新课题亟待加以探索。
四、近代扬州与城市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是80年代以来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在个体城市研究中，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关于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为何发展缓慢的问题，季鹏认为，古代扬州因运河而兴，而近代扬州却因运河而衰。其原因在于，近代扬州已经缺乏原有的良好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现代化难以实现。季鹏通过对近代无锡等城市崛起因素的比较分析，认为近代城市受客观环境优劣、变迁的影响很大，因此仅仅依靠对外贸易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或者说城市经济建立在单纯的商业基础上，而没有近代工业的强力支撑，其近代城市的发展必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相反，有工业化支持的商业城市发展才会稳定、持久。他认为，小农经济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扬州，在古代兴盛所依存的优越的客观条件到了近代已丧失殆尽，这是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内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叶美兰则考察了近代扬州人口结构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近代扬州的城市人口虽然有所变化，但规模较小，没有因四方移民带来急速长期的增长，也没有因大量的迁出而导致人口骤减。然而，就其人口结构而言，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末民初的扬州，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脑力劳动者，形成了专门职业阶层，这是扬州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象征，包括教师、律师、医生、编辑、记者、作家等职业人员已有一定数量。当然，黄包车夫、挑水工、轿夫、船夫、女佣等在当时的职业中也占一定比例。近代扬州人口职业构成表明，扬州处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扬州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尚需要一段艰辛的历程。从文化教育结构来看，清末民初，扬州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十分有限，妇女受教育的比例更低，下层贫民受教育的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开办的各类学堂，主要是蒙学、初等小学，而中学、高等学堂在扬州占少数，扬州现代化的发展还缺少一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现代人来推动扬州现代化的进程。
另外，叶美兰在分析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发展缓慢的原因时提出，学者们往往简单地归咎于客观环境的恶化，即运河的淤塞、铁路的改道、盐制的改革。这些固然不错，但究其根本，深层面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如果将“运河、海运、铁路、盐纲制”这些因素看做是扬州城市“封闭”的“硬件”层面的话，那么陈旧的保守意识的阻碍就是扬州城市“封闭”的“软件”层面。这软硬两层面的内容就是扬州城市现代化缓慢的症结所在。
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在近代史上属于未开埠城市，在区域范畴上属于沿江城市。关于它的近代发展模式与特点，叶美兰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她认为，近代扬州的发展是在外部冲击及示范下开始的，内部结构上出现一些新因素，例如扬州城市政治开始出现现代化趋向，民众政治参与面日益扩大；近代工业产生，出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商会、银行)；城市建设规模扩大，新式的交通及通讯初步建立，电灯、电话出现，拓宽了扬州城市发展的层面；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开放，扬州城市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新的趋向。她分析了近代扬州发展具有的若干特点。第一，扬州城市的变迁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第二，扬州以商业为主体，工业发展十分薄弱；第三，扬州具有浓郁的文化城市气息。就是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冲击，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扬州未能完成商业城市向工商城市的转型，不过，相对于工业化来说，扬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可以算是先行了一步。她还将扬州与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的近代发展进行了横向比较，指出：“追求风雅，崇尚休闲是近代扬州人的生活方式”，“近代扬州是一座商业休闲的消费城市”，而这恰恰影响到扬州城市转型的步伐。当然，关于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的探讨，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学者关注不多，远不及学界对上海、重庆、天津、武汉、南通等地的研究。这应成为今后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扬州晚近城市史研究已经形成一批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清代扬州学派和扬州盐商的专题研究领域，成绩比较突出。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比如，较为偏重于个案研究，缺乏从宏观层面研究的论著；对晚近时期扬州城市的行政管理、经济组织、社会问题、公用事业及与外部的联系等方面，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扬州城市史研究的学术空间还相当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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