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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
符定一，字宇澄，号悔庵，1878年12月12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瓦铺子（今属湖南湘潭县），从衡阳府师范学堂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活动。
1912年春，符定一在长沙任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后改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入学之初，符定一看着这个来自湘潭乡下的年轻后生，不敢相信他居然能写出那么漂亮的文章，决定亲自一试。他把毛泽东召到校长室，问他家住哪里，在哪些学校、先生手下读过书等，毛泽东一一应答。符定一取出纸笔，当场命题让他写一篇文章。毛泽东略加思索，提笔写了起来，很快就完成了。符定一阅后极为喜欢。
符定一在学校主讲国文、历史等课程。毛泽东文史知识丰富，领悟力强，成绩极好，但他不满足于仅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常到图书馆借阅书刊。符定一将自己的一套《资治通鉴》借给毛泽东，让他认真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此后经常阅读此书，许多文章能够熟背，以至到老不忘。但这个学校有限的课程和刻板的校规不能满足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只读了半年，他便毅然退学到图书馆自修。
1918年，符定一当选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移居北京。同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也来到北京。他常到符校长家中做客，师生一起研究学问，讨论时局。符定一对这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学生寄予厚望，曾在其经济拮据时给予资助。
1925年春，毛泽东回乡组织农民运动，被湖南省长赵恒惕密令追捕。此时，符定一恰从北京回长沙访亲，在走访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亲戚时知道了这一消息，于是他便劝亲戚说：“你们不要逮捕他，他极有才华，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又力陈自己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随即他凭借自己的身份及关系，打通关节，说服警方，力保毛泽东脱险。得知毛泽东离开湖南去了广州，符定一才放下心来。
1926年后，符定一曾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等职。1943年，他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回乡兴办教育。1946年初，符定一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将自己租赁之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开会住宿。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蒋地下斗争。
1946年6月，毛泽东邀请老校长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偕女儿符德芳前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欢迎老校长。符定一在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从延安返回北平后，符定一思想更趋进步，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1947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逮捕。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指示要全力营救，北平各大学80名教授也联名抗议。迫于各方压力，国民党当局只好将他无罪释放。
1948年秋，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经地下党组织安排，他化装出北平，到达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亲切接见。根据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他向中央提出“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符定一回到北平。1949年9月，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的一个冬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宴请符定一、章士钊等湖南籍人士。毛泽东握着老校长的手说：“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天请您坐上座。”符定一谦让说：“您是主席，还是您请上座吧。”“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不由分说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席间，宾主畅叙旧谊，谈笑风生。符定一对不学无术的人有一句不屑的口头禅：“他能认几个字！”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把庾信的一篇文章顺口背了几句，然后风趣地对老校长说：“他（指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听了毛泽东幽默的话语，符定一等人不禁笑了起来。
中央文史馆筹备成立之初，馆长一职无人担任，毛泽东提议由符定一出任。符定一觉得文史馆比较清闲，馆长之职无所谓“官”，不过是“文、老、贫”而已，即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听了不以为然，补充说：“还要才、德、望。”即还要有才干、有道德、有威望的人才行。于是符定一担任了中央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符定一酷爱文字学研究。从1910年起，他即开始搜集我国隋唐以来经籍中的联绵字，30年如一日，广搜博采编成《联绵字典》一书，194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解放后他又潜心搜集、补充、修订，使臻完善。1953年，他将书稿寄毛泽东批阅，请他提出意见，并为此书题词，以便再版。同年7月7日，毛泽东复函符定一，谦虚地表示自己对文字学缺少研究，不能提出具体意见，请他原谅，但为他题写了书名。《联绵字典》于1954年2月由中华书局再版，1983年1月重印。
1958年5月3日，符定一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陈润霖
陈润霖，字夙荒，号立园，生于1879年，湖南新化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四师）读书时的校长。
陈润霖是湖南第一批出国留学生，1902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与毛泽东的恩师和岳父杨昌济、周南女校创办者朱剑凡都是同学。陈润霖于1906年归国后先后创办了楚怡小学堂、楚怡工业学堂；辛亥革命后，曾担任湖南省第一任教育司司长，后出任湖南四师校长。
1913年春，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度过了半年多的读书自修生活后，报考了湖南四师，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正值陈润霖任校长。他见到毛泽东入学考试的作文后大加赞叹：“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对这位新入学的“状元”倍加喜爱和看重。
当时湖南四师的教学条件比较差，没有正式校舍，只租用一栋民房艰难办学，但师资力量很强，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等都在湖南四师任教。毛泽东在这些师长的教导下，课上认真学习，课下阅读大量报刊，学业进步很快，思想上也更趋活跃。
1914年春，湖南四师又招收了一批学生，校舍更为紧张。陈润霖只得寻租民房解决校舍困难，毛泽东也协助校长四处联系，但终未解决。后湖南省议会决议将湖南四师全部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陈润霖被免去校长职务，重回自己创办的楚怡学校。
师生关系结束了，但师生之谊并未结束。他们在后来的进步革命活动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团结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初夏，陈润霖与徐特立、朱剑凡等湖南教育界进步人士发起组织“建学会”，宗旨是“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1919年6月15日，“建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陈润霖致开幕词说：“过去大学生以做官为自己终身目标。现在的大学生学到了新思潮，都知道要做人生中的大事。……我国新思潮也十分发展，千万不可遏止，我们应及时研究。”参加“建学会”的多是各公、私立学校的校长和进步教职员，“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如何叔衡、罗宗翰等也参加了这个进步团体。
毛泽东对校长陈润霖发起组织的“建学会”是欢迎和支持的。他还特别在其主持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文章《建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称赞“建学会”的成立是“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它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建学会”与“新民学会”互相呼应，推动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任督军期间作恶多端，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毛泽东顺乎民心，于1919年9月发起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12月3日，毛泽东、周世钊等“新民学会”领导人与“建学会”骨干陈润霖、朱剑凡等在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易培基家中开会，商讨罢课与“驱张”。毛泽东建议由“建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随后他又和陈润霖等多次在楚怡学校召集紧急会议，研究“驱张”的具体行动。12月6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发出“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言。12月18日，毛泽东又率领“驱张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争取各界力量支持。经过斗争，张敬尧在1920年6月溜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毛泽东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而陈润霖一直搞教育。毛泽东离开湖南后曾多次打听陈润霖的情况，但不幸的是陈润霖早于1946年病逝，师生无缘再见。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
毛泽东与师友摄自中南海。右起为：邹普勋、李漱清、毛泽东、张干、罗元鲲
张干曾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校长，但两人并不是一对教学相长、关系融洽的师生。毛泽东曾带头“驱张”，而张干则要开除带头“闹事”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校长，解放后毛泽东对他却尊敬有加，关怀备至，令人极为感动。
张干，字次仑，1884年生于湖南新化（今新邵），1903年考入湖南中路优级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湖南一师），190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获师范举人称号。1913年至1915年任校长。
1915年6月，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个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对于当时许多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遭到了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一些学生认为这个规定是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向政府提议的，于是酝酿赶走张干，而原来从第四师范合并来的学生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心里更是窝火。学生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这时，毛泽东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驱张宣言”，历数张干对上逢迎、对下压制、办学无方的种种“弊政”，连夜组织同学印刷、张贴，在全校引起轰动，并惊动了湖南省政府。省教育厅派一督学前去调停。
张干对声势越来越大的“驱张”活动极为恼火，他决定杀一儆百，开除起草“驱张宣言”的毛泽东和其他十几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但是，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都同情学生，反对张干的决定，并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抗议。在巨大的压力下，张干只好收回成命，将开除改为记大过处分。
经过这件事，张干感到自己无法再在湖南一师工作，遂决定辞职。临走时他悻悻地说：“在过去只有校长开除学生，现在我这个校长被学生开除了。”
张干离开湖南一师后还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先后在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湖南省立长沙女子中学等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在湖南妙高峰中学任教的张干终日不安。当年要被他开除的学生毛泽东现在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己为什么那么有眼无珠呢？在重庆谈判前夕，他还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要他“应召赴渝”，这不是替蒋介石说话吗？他越想越怕，不知如何是好。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邀请原湖南一师的师友徐特立、王季范、周世钊等吃饭。席间回忆起在一师时的生活，毛泽东问起张干的情况，周世钊回答张干一直做教师，全家6口全靠他一人的薪金维持，生活困窘。毛泽东听说张干一直教书，很受感动，感慨地说：“张干精明干练，很有能力，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肯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没有向上爬，还在教书，这就算是有一定的操守。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谈起当时的“驱张”活动，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10元学杂费，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王首道接信后，先后两次给张家送去救济米1200斤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
张干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不但不记恨他，还对他关怀备至，他于10月30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12月14日，毛泽东亲笔回信，表示对他的生活状况“极为系念”。
1951年秋，张干应毛泽东之邀赴京。9月26日，毛泽东请张干和青少年时代的师友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到中南海家中相聚，并且一定要张干坐上座。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子女叫来，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师。他风趣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当忆起当时湖南一师的学潮时，张干内心十分愧疚不安，向毛泽东表示歉意，毛泽东摆着手说：“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饭后，毛泽东陪他们游览中南海，看电影。
第二天，张干等人在政务院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游览了颐和园、故宫等名胜。下午，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受毛泽东之托，亲自为张干等人检查了身体。张干在北京住了40多天，国庆时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临行时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买了服装、日用品等。张干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张干回湖南后，先后被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聘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1963年初，张干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设法帮助将其子女调回湖南工作，“以便侍养”。毛泽东立即写信给当时已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让他设法帮助解决。5月26日，他又亲自给张干回信：“两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敦元（即周世钊）兄业已见告，极为系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信中提到的“薄物若干”，是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捎回、由周世钊转交的2000元钱。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项。
在“文革”动乱中，张干受到了冲击，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走了他心爱的书籍、资料，还有多年积攒的500元存款。张干的病更重了。他的儿子张六如悄悄进京，见到了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带回一封中央办公厅的信及500元生活费。不久，他被抄走的部分物品和500元存款被退了回来。这无疑是毛泽东对他昔日校长的又一次特殊关怀。
毛泽东的关怀给病中的张干以极大的抚慰，他逢人便说毛泽东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怀”，“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
1967年1月21日，张干在长沙病逝，享年83岁。湖南省副省长兼湖南一师校长周世钊为他主持了追悼会，满怀深情地讲述了毛泽东对张干的重新评价和深切关怀。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孔昭绶
孔昭绶，字竟存，湖南浏阳人。孔早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曾在长沙多所中学、师范任教，1913年出任湖南一师校长。1914年，孔昭绶赴日留学，在东京政法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并取得法学学士学位。1916年孔昭绶回国后再度出任湖南一师校长。
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最初两年，毛泽东对一些多而杂的课程及繁琐的校规是不满意的，有退学的打算。孔昭绶刚任校长，他就提出了退学的申请。孔昭绶在问明原委后没有批准他的申请，也没有严厉地批评他，只是希望他再观察、等待一段时间。
毛泽东观察着。在不长的时间内，学校一天天在变化，气象日新。孔昭绶上任后，在总结以往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东西方一些国家的教育思想和管理办法，大胆革新，“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惟一之教旨”，废除了许多陈旧的校规，将自由清新的空气带入学校。他广招人才，聘请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到学校任教，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他主张学生的学习不要局限在课堂上，提倡学生要向社会学习。
孔校长的这些改革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越来越佩服、尊敬孔校长，也打消了退学的念头，一面认真读书，一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孔校长对这位有才气又能干的学生也是很看重的，对毛泽东主持的学友会工作给以充分肯定，对他办工人夜校等社会活动也给予了支持。
孔昭绶的改革举措中，有一项是组建湖南一师学生志愿军，“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正是在这一活动中，他真正发现了毛泽东的才干。
学校张贴出成立志愿军的布告后，学生们踊跃报名，毛泽东也积极参加。全校报名学生组成一个营，下设两个连，孔昭绶任总指挥。学生志愿军除在课上学习军事常识外，还在课下进行军训。学生志愿军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为保卫学校，避免兵祸，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长沙城内秩序混乱。11月15日，北洋军阀混成旅之一部约3000多人，由株洲、湘潭一线沿铁路向长沙撤退，已经到了离湖南一师不远的猴子石一带。校内气氛非常紧张，校方准备将学生疏散暂避。毛泽东反对撤离，他建议由学生保卫学校，孔校长同意了他的建议。毛泽东带几个同学去打探敌情，了解到北洋溃兵疲劳、饥饿，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于是指挥学生志愿军与维持秩序的警察配合，发动突然袭击，使溃兵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纷纷缴械投降。随后，毛泽东以一师校友会的名义，组织妇孺救济会，援救因战事遭难的市民。
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称赞。孔校长对这位智勇双全的学生更是喜爱有加，他将毛泽东由一连的上士文书提升为一连连长（营长、副营长由兵式操教师担任）。
1918年春，南北军阀之间再次发生战争。孔校长授权毛泽东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组织警备队，由毛泽东担任队长，保卫学校。毛泽东带领警备队日夜巡逻，保卫学校的安全，使教学活动得以正常进行。为了纪念这件事，孔校长特命摄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写：“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
孔昭绶当时还将毛泽东带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组织警备队护校等事亲笔记入《一师校志》，并将毛泽东写的1917年至1918年间《学友会记事录》一本、《夜学日志》两本一起收藏起来。1951年，这些册子在孔昭绶家中被发现，成为珍贵史料。
湖南一师校史中这样评价孔昭绶：“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结果，进一步发展了湖南第一师范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孔校长对一师的发展确实有卓著的贡献。极为可惜的是，他于1918年过早地病逝。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学习和社会实践，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他在陕北与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建国后毛泽东在会见当年的师友时多次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这是对湖南一师的怀念与肯定，也是对老校长孔昭绶的怀念与肯定。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