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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各种原因，党政机关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发现并采取各种措施，基本清除了腐败问题。回顾这一时期党中央反腐败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反腐败不能消灭私有制经济，而是要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样既消除腐败产生的根源，也保持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二是反腐败既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更要重视制度反腐；三是反腐败要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同时要坚持依法进行。
[关键词] 新中国建立初期；反腐败；历史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 祁刚利（1970—），男，河北正定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副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 党史、政党政治等。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4-0049-06 [收稿日期] 2016-02-20
新中国建立初期是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成为全国执政党，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执政经验不足及其他各种原因，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及国家工作人员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解决不好这一问题，新生政权就可能面临“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危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发现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基本清除了腐败问题，巩固了新生政权。今天，回顾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实践、总结其历史经验，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腐败问题的
严重性及其成因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先锋队，除了解放人民，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但理论与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破旧立新、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创了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却面临着反腐败的严峻形势。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反腐败的严峻形势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夜，毛泽东就曾科学地预见到执政后，党内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他告诫全党：“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并要求全党进行入城教育，防止出现腐败现象。
但进城以后，腐败现象却开始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滋生并不断蔓延，一度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据相关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52年“三大改造”开始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并呈现迅速上升趋势。例如，北京市人民法院自1949年3月1日至1951年11月30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受理了贪污案537件。其中，1949年的10个月中，受理110件，平均每月11件；1950年受理196件，平均每月16件多；1951年11个月受理231件，平均每月21件。[2]（P2）
最能说明此问题的是“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向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三反”期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等五个中央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共3，122，437人，其中查出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3%；截止到1952年6月初，已确定受行政处分者达23万多人，占贪污者总数的18.7%，受到各种不同刑事处分者59，182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4.8%，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人，占总数的16.5%，其中有6万左右的党员要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2万左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4029人被逮捕，其中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3]（P51）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客观地得出以下结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放任不管，必定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新生的政权就可能面临着倾覆的危险。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现腐败问题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会存在腐败问题呢？
第一，腐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经济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指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的生存是通过协作来维持的，生产资料公有，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氏族首领由部落成员选举产生，氏族首领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共利益，没有任何特权，随时可能会被罢免。这个历史阶段并不存在腐败问题。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劳动产品的剩余，个体劳动取代了共同协作并要求生产资料私有，于是私有制、私有观念就出现了。为了得到更多的劳动产品，氏族首领便开始滥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公共财产，相应的腐败就产生了。因此，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根除腐败最根本的方法是消灭私有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权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特别落后这一基础之上的。这种客观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早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在批判民粹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我们必须要允许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五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以避免在农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制定了一些规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以限制。新中国建立后，依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起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私有制经济的存在是必然和必需的。私有制经济一方面具有非常强大的活力，能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私有制经济也有很强的负面作用。一些资本家为了摆脱党和政府对自己企业发展的控制和限制，谋求暴利，采用各种无耻手段拉拢腐蚀干部，千方百计地谋划侵吞管理制度有漏洞、产权某种意义上并不明晰的公有制经济，这是当时出现腐败问题的根源。 第二，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当官做老爷思想严重。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侵蚀，许多人头脑中落后的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人官本位思想严重存在。很多人把当官从而获取权力、获得人们的认可，当成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二是一些党政干部封建等级观念严重。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一些党员干部成了党政机关中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他们面对人民群众以功臣自居，在工作中大摆官老爷姿态，以向普通群众施威施暴来获得权力和成就感。三是封建特权思想严重。一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干部，认为自己打了天下就该“坐天下、享受天下”。正是在这种特权思想影响下，一些领导干部倚仗权力为他人和亲属谋求利益。喜欢搞“一言堂”，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甚至结党营私、坑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腐败和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影响更大，危害更深，不铲除，必将动摇新生政权的根基。
第三，集权的政治体制。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的政治体制基本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这是腐败产生的温床。权力高度集中，一方面使人们无力监督党政官员并趋向于害怕官员；另一方面也导致民主党派及资产阶级积极向掌握权力党员干部积极“靠拢”。个别领导干部在一些别有用心人“糖衣炮弹”的进攻下败下阵来。
第四，对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廉政管理没有及时跟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为此，我们大量吸收党员入党，并招录了一大批国家公务人员。由于主客观等因素影响，我们对这些新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廉政管理没有及时跟上。据1951年春的统计，全国共有共产党员580多万人，这其中，1949年和1950年这两年时间，新增加党员人数达270万人。[4]（P148）我们虽然在短时期内对他们进行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但并不能立竿见影。新党员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实践和特点
早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对将来新生政权有可能出现腐败问题提出过警示，所以，新中国建立后，他非常重视党政机关内部出现的腐败问题。面对“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的现状，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用了标本兼治的方法治理腐败，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一）推行“一化三改”，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清除腐败产生的根源
对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和党中央本来设想至少得建设十五年，而且，过渡时期也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刘少奇也曾估计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需要几十年时间。套用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表述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5]（P435）
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实现工业化。而部分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己，不断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这不仅使整个社会贪污、腐化风气迅速蔓延开来，更重要的是使国有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资本家在政治上对党员干部拉拢、收买以牟取权利；在经济上唯利是图、挖国营经济的墙脚，这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重大转变。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毛泽东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很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应当说，消灭私有制是消除腐败的治本之策。消灭了私有经济，社会上腐败问题大大减少，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在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过早消灭私有制经济也减少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推动力，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再次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因。
（二）以整风、整党为抓手，开展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腐败思想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因而要减少腐败行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重要而必须的一个环节。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整风、整党为抓手，对党员干部大力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反腐倡廉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1.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学习整风文件，听取整风报告，然后结合自身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整风指示下达后，整风运动在全党全军普遍地开展起来。这次整风虽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广大党员干部感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整风取得一定成效。
2.整党运动。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整风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迅速在全国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整党运动，以解决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这次整党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到1954年春天结束，历时三年。整党中，各级党组织首先对党员进行关于党章党纲的教育、关于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关于共产党员条件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对每个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把那些腐化堕落的不合格的党员，开除出党。三年的整党运动，清除了党内许多腐化堕落分子，使得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共产主义和廉洁奉公教育。据统计，整党运动中，共有23.8万人被清除出党组织。同时，一些违反党纪较轻的党员干部也被给予了严肃处理。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军开展的这一系列强大的思想政治运动，使得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党全社会得到广泛宣传和认同，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加强了，思想为之正本清源，全社会也形成一种普遍的唾弃腐败的心态。党政机关中公正、廉洁的作风进一步好转。实践证明，对党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坚定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信仰，能够有效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利于防止和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对党员干部的侵蚀。 （三）大搞群众运动，利用群众运动反腐败
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党政机关内部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以霹雳手段，果断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力挽狂澜，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这其中，发动群众运动是当时反腐败的核心惩治手段。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中央发动群众反腐败，主要搞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三反”运动起源于1951年为支持抗美援朝而进行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转发东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在批语中，他第一次向全党提出：“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6]（P513）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和督促下，各级领导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层层检查监督，使“三反”运动深入开展进行。
“五反”运动是由“三反”运动引发出来的。1951年东北局在给中央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指出：资本主义商人勾结腐化堕落的党政领导干部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是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提议中央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动一场新的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3年后，中央还进行“新三反”运动。
在群众反腐败运动中，毛泽东主张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检举揭发党政机关中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根据群众的检举和揭发，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经过数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一批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以及不法资本家被惩处，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大大减少。全体党员在运动中得到教育，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奠定了新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
当然，由于搞群众运动，一些党员干部犯的不是原则性错误也成为追究党员干部责任的把柄，导致打击面过宽，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
（四）抓典型促反腐，产生强大廉政效应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重视抓反面典型，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震慑腐败分子，推动群众性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整个案件毛泽东亲自过问，一抓到底。这个案件所产生的强大廉政效应，延续了许多年。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早，功劳大，所犯贪污腐败问题严重。针对有人为他们两个求情，毛泽东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干部。”[7]（P100）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显示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了党的威信，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抓反面典型的作用主要在于利用典型案件及其经验教训，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提醒、告诫、劝导，重在强调以人为镜、以事为警、引以为戒。实践证明，抓反面典型的方法是我们党的一个创造，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
经验教训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坚决反腐败斗争，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时也积累了反腐败斗争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启示，对于现阶段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既消除腐败产生的根源，又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腐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才加快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消除了腐败产生的最主要根源。应当说，消灭私有制经济是根治腐败的根本。但由于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发达，而且全国各地差异很大，因此，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要求各种所有制必须共存，以相互补充、促进社会发展。如果不顾生产力的水平，完全推行公有制，这自然是消灭了腐败产生的土壤，但也把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企业和最有动力的人员给消除了，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几十年间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验证。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活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整个社会，包括公有制企业在竞争中也不断前进发展，共同促进了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开创了世界为之瞩目的奇迹。但不可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同时展现了出来。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及其拥有者、管理者同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样，为了发展自己，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国家公务人员，侵吞国有资产和企业。我国社会现存的腐败现象绝大多数与此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呢？
我们认为，既不能像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样，以消灭私有制来消除腐败，也不能放任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采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把非国有经济纳入其中，使国有经济中掺入私有经济成分。这既保持了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活力，同时也会避免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家公务人员的腐蚀，减少国有企业资产流失。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坚定理想信念，但更要加强制度反腐
考察和研究一个干部或党员的蜕化变质过程，我们发现其往往是从思想上蜕化变质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整风、整党及“三反”“五反”运动中，党中央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中各级党组织结合党员条件，采取轮训或业余训练的方法，开展党员标准的学习，取得了良好效果。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向好的重大变化，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个是见效慢，另一个就是容易演变成走过场和搞形式。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仅靠思想教育，很难起到完全抑制腐败的作用。因此，反腐败在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更要加强制度反腐。
邓小平讲：“好的规章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新中国建立初期，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十分重视各项制度建设，如建立起新的财务制度、信访制度、人事制度以及监察和纪律检查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执行，也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腐败的发生。但从根本上看，这些规章制度多是以文件形式出现，政权体系中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权力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法制化的制度来。今天，我们必须一方面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权力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法制化的制度上来。制度反腐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特点，是我们今天进行反腐败斗争的核心工作，必须抓紧，抓实。
（三）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更要依法进行反腐败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反腐败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非常善于组织群众运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要求各级机关充分宣传以调动各级群众参与其中，使反腐败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布下了天罗地网，让腐败分子毫无藏身之地。这与我们当前仅靠纪检机关和司法机关孤军作战反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运动反腐也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弱点。人民群众数量巨大、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一旦运动大潮掀起，很容易出现失控的局面，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比如“三反”“五反”运动采取了疾风暴雨的猛烈方式，引起了一部分合法商人的恐慌，导致自杀和逃跑事件，党政机关也出现了许多冤假错案，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其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今天，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一定要吸取这一沉痛教训，一方面，我们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并全面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要做到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建立重大决策公开听证制度，完善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制度，让人民群众真正有权利、有能力、有渠道监督党和政府，腐败才会无所遁逃；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依规进行反腐败。只有这样，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才能既深入进行，又尽可能地减少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王朝彬.三反实录[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3] 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2.
[5]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7]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关键词] 新中国建立初期；反腐败；历史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 祁刚利（1970—），男，河北正定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副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 党史、政党政治等。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4-0049-06 [收稿日期] 2016-02-20
新中国建立初期是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成为全国执政党，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执政经验不足及其他各种原因，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及国家工作人员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解决不好这一问题，新生政权就可能面临“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危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发现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基本清除了腐败问题，巩固了新生政权。今天，回顾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实践、总结其历史经验，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腐败问题的
严重性及其成因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先锋队，除了解放人民，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但理论与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破旧立新、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创了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却面临着反腐败的严峻形势。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反腐败的严峻形势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夜，毛泽东就曾科学地预见到执政后，党内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他告诫全党：“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并要求全党进行入城教育，防止出现腐败现象。
但进城以后，腐败现象却开始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滋生并不断蔓延，一度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据相关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52年“三大改造”开始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并呈现迅速上升趋势。例如，北京市人民法院自1949年3月1日至1951年11月30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受理了贪污案537件。其中，1949年的10个月中，受理110件，平均每月11件；1950年受理196件，平均每月16件多；1951年11个月受理231件，平均每月21件。[2]（P2）
最能说明此问题的是“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向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三反”期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等五个中央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共3，122，437人，其中查出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3%；截止到1952年6月初，已确定受行政处分者达23万多人，占贪污者总数的18.7%，受到各种不同刑事处分者59，182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4.8%，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人，占总数的16.5%，其中有6万左右的党员要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2万左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4029人被逮捕，其中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3]（P51）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客观地得出以下结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放任不管，必定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新生的政权就可能面临着倾覆的危险。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现腐败问题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会存在腐败问题呢？
第一，腐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经济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指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的生存是通过协作来维持的，生产资料公有，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氏族首领由部落成员选举产生，氏族首领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共利益，没有任何特权，随时可能会被罢免。这个历史阶段并不存在腐败问题。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劳动产品的剩余，个体劳动取代了共同协作并要求生产资料私有，于是私有制、私有观念就出现了。为了得到更多的劳动产品，氏族首领便开始滥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公共财产，相应的腐败就产生了。因此，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根除腐败最根本的方法是消灭私有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权是建立在经济文化特别落后这一基础之上的。这种客观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早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在批判民粹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我们必须要允许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五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以避免在农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制定了一些规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以限制。新中国建立后，依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起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私有制经济的存在是必然和必需的。私有制经济一方面具有非常强大的活力，能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私有制经济也有很强的负面作用。一些资本家为了摆脱党和政府对自己企业发展的控制和限制，谋求暴利，采用各种无耻手段拉拢腐蚀干部，千方百计地谋划侵吞管理制度有漏洞、产权某种意义上并不明晰的公有制经济，这是当时出现腐败问题的根源。 第二，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当官做老爷思想严重。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侵蚀，许多人头脑中落后的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人官本位思想严重存在。很多人把当官从而获取权力、获得人们的认可，当成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二是一些党政干部封建等级观念严重。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一些党员干部成了党政机关中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他们面对人民群众以功臣自居，在工作中大摆官老爷姿态，以向普通群众施威施暴来获得权力和成就感。三是封建特权思想严重。一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干部，认为自己打了天下就该“坐天下、享受天下”。正是在这种特权思想影响下，一些领导干部倚仗权力为他人和亲属谋求利益。喜欢搞“一言堂”，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甚至结党营私、坑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腐败和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影响更大，危害更深，不铲除，必将动摇新生政权的根基。
第三，集权的政治体制。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的政治体制基本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这是腐败产生的温床。权力高度集中，一方面使人们无力监督党政官员并趋向于害怕官员；另一方面也导致民主党派及资产阶级积极向掌握权力党员干部积极“靠拢”。个别领导干部在一些别有用心人“糖衣炮弹”的进攻下败下阵来。
第四，对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廉政管理没有及时跟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为此，我们大量吸收党员入党，并招录了一大批国家公务人员。由于主客观等因素影响，我们对这些新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廉政管理没有及时跟上。据1951年春的统计，全国共有共产党员580多万人，这其中，1949年和1950年这两年时间，新增加党员人数达270万人。[4]（P148）我们虽然在短时期内对他们进行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但并不能立竿见影。新党员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实践和特点
早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对将来新生政权有可能出现腐败问题提出过警示，所以，新中国建立后，他非常重视党政机关内部出现的腐败问题。面对“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的现状，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用了标本兼治的方法治理腐败，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一）推行“一化三改”，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清除腐败产生的根源
对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和党中央本来设想至少得建设十五年，而且，过渡时期也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刘少奇也曾估计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需要几十年时间。套用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表述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5]（P435）
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实现工业化。而部分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己，不断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这不仅使整个社会贪污、腐化风气迅速蔓延开来，更重要的是使国有经济蒙受重大损失。
资本家在政治上对党员干部拉拢、收买以牟取权利；在经济上唯利是图、挖国营经济的墙脚，这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重大转变。党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毛泽东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很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应当说，消灭私有制是消除腐败的治本之策。消灭了私有经济，社会上腐败问题大大减少，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在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过早消灭私有制经济也减少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推动力，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再次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因。
（二）以整风、整党为抓手，开展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腐败思想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因而要减少腐败行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重要而必须的一个环节。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整风、整党为抓手，对党员干部大力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反腐倡廉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1.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学习整风文件，听取整风报告，然后结合自身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整风指示下达后，整风运动在全党全军普遍地开展起来。这次整风虽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广大党员干部感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整风取得一定成效。
2.整党运动。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整风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迅速在全国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整党运动，以解决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这次整党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到1954年春天结束，历时三年。整党中，各级党组织首先对党员进行关于党章党纲的教育、关于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关于共产党员条件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对每个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把那些腐化堕落的不合格的党员，开除出党。三年的整党运动，清除了党内许多腐化堕落分子，使得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共产主义和廉洁奉公教育。据统计，整党运动中，共有23.8万人被清除出党组织。同时，一些违反党纪较轻的党员干部也被给予了严肃处理。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军开展的这一系列强大的思想政治运动，使得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党全社会得到广泛宣传和认同，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加强了，思想为之正本清源，全社会也形成一种普遍的唾弃腐败的心态。党政机关中公正、廉洁的作风进一步好转。实践证明，对党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坚定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信仰，能够有效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利于防止和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对党员干部的侵蚀。 （三）大搞群众运动，利用群众运动反腐败
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党政机关内部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以霹雳手段，果断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力挽狂澜，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这其中，发动群众运动是当时反腐败的核心惩治手段。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中央发动群众反腐败，主要搞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三反”运动起源于1951年为支持抗美援朝而进行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转发东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在批语中，他第一次向全党提出：“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6]（P513）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和督促下，各级领导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层层检查监督，使“三反”运动深入开展进行。
“五反”运动是由“三反”运动引发出来的。1951年东北局在给中央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指出：资本主义商人勾结腐化堕落的党政领导干部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是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提议中央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动一场新的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3年后，中央还进行“新三反”运动。
在群众反腐败运动中，毛泽东主张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检举揭发党政机关中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根据群众的检举和揭发，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经过数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一批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以及不法资本家被惩处，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大大减少。全体党员在运动中得到教育，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奠定了新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
当然，由于搞群众运动，一些党员干部犯的不是原则性错误也成为追究党员干部责任的把柄，导致打击面过宽，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
（四）抓典型促反腐，产生强大廉政效应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重视抓反面典型，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震慑腐败分子，推动群众性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整个案件毛泽东亲自过问，一抓到底。这个案件所产生的强大廉政效应，延续了许多年。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早，功劳大，所犯贪污腐败问题严重。针对有人为他们两个求情，毛泽东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干部。”[7]（P100）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显示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了党的威信，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抓反面典型的作用主要在于利用典型案件及其经验教训，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提醒、告诫、劝导，重在强调以人为镜、以事为警、引以为戒。实践证明，抓反面典型的方法是我们党的一个创造，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
经验教训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坚决反腐败斗争，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时也积累了反腐败斗争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启示，对于现阶段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既消除腐败产生的根源，又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腐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才加快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消除了腐败产生的最主要根源。应当说，消灭私有制经济是根治腐败的根本。但由于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发达，而且全国各地差异很大，因此，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要求各种所有制必须共存，以相互补充、促进社会发展。如果不顾生产力的水平，完全推行公有制，这自然是消灭了腐败产生的土壤，但也把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企业和最有动力的人员给消除了，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几十年间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验证。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活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整个社会，包括公有制企业在竞争中也不断前进发展，共同促进了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开创了世界为之瞩目的奇迹。但不可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同时展现了出来。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及其拥有者、管理者同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样，为了发展自己，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国家公务人员，侵吞国有资产和企业。我国社会现存的腐败现象绝大多数与此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呢？
我们认为，既不能像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样，以消灭私有制来消除腐败，也不能放任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采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把非国有经济纳入其中，使国有经济中掺入私有经济成分。这既保持了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活力，同时也会避免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家公务人员的腐蚀，减少国有企业资产流失。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坚定理想信念，但更要加强制度反腐
考察和研究一个干部或党员的蜕化变质过程，我们发现其往往是从思想上蜕化变质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整风、整党及“三反”“五反”运动中，党中央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中各级党组织结合党员条件，采取轮训或业余训练的方法，开展党员标准的学习，取得了良好效果。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向好的重大变化，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个是见效慢，另一个就是容易演变成走过场和搞形式。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仅靠思想教育，很难起到完全抑制腐败的作用。因此，反腐败在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更要加强制度反腐。
邓小平讲：“好的规章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新中国建立初期，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十分重视各项制度建设，如建立起新的财务制度、信访制度、人事制度以及监察和纪律检查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执行，也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腐败的发生。但从根本上看，这些规章制度多是以文件形式出现，政权体系中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权力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法制化的制度来。今天，我们必须一方面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权力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法制化的制度上来。制度反腐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特点，是我们今天进行反腐败斗争的核心工作，必须抓紧，抓实。
（三）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更要依法进行反腐败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反腐败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非常善于组织群众运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要求各级机关充分宣传以调动各级群众参与其中，使反腐败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布下了天罗地网，让腐败分子毫无藏身之地。这与我们当前仅靠纪检机关和司法机关孤军作战反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运动反腐也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弱点。人民群众数量巨大、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一旦运动大潮掀起，很容易出现失控的局面，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比如“三反”“五反”运动采取了疾风暴雨的猛烈方式，引起了一部分合法商人的恐慌，导致自杀和逃跑事件，党政机关也出现了许多冤假错案，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其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今天，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一定要吸取这一沉痛教训，一方面，我们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并全面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要做到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建立重大决策公开听证制度，完善领导干部民主评议制度，让人民群众真正有权利、有能力、有渠道监督党和政府，腐败才会无所遁逃；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依规进行反腐败。只有这样，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才能既深入进行，又尽可能地减少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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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7]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