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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已经步入读图时代，现代人对读书的兴趣正逐渐消逝。随着东西方文化的渗透交融，现代西方思潮正悄然异化中国的语文教学课堂，救救孩子，救救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也救救我们自己，语文课堂教学改革不能摒弃几千年优秀的传统。
关键词：语文 听 讲 读
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全新的读图时代，现代人对读书的兴趣正逐渐消逝。我们目前的社会是不太喜欢或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根据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我国国民一年的阅读量是0.7本，而邻近的韩国是7本，日本则有近40本。俄罗斯每20人拥有一套《普希金全集》。韩国以书柜代替酒柜。去年联合国在500强企业家的读书调查中，日本企业家一年读50本，而中国企业家读0.5本。难道外国人就不忙？就没有压力？不是的。关键是读书的心态。推动全社会读书，尤其是推动和引领教师读书，我们还处于摇篮时期，大多中国人看到书店时通常没有踏进去的习惯，反而对购物商场情有独钟。一般人买书只想到有打几折的好处，但是吃一次大餐却不会计较要花多少钱。“喂脑子”觉得贵，喂肚子却不嫌贵。
我们教师呢？大多数教师虽然会教书，但也不怎么喜欢读书，最终弄得连自己也不会教书。在我的身边，这样的教师也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我们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但我们凭借的基础是什么呢？假使只有四年或五年的师资培养过程，以及一年一年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配以我们这一代人精神成长的“贫血”，我想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黔驴技穷”的窘境。
中国的文化发展史证明，我们的读书文化是书斋文化，而外国的读书文化是实践文化，我们要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吸收和借鉴外来先进文化。否则，中国教师“跪着”教书，学生“趴着”学习，中华民族永远也不能够腾飞。
再来看看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究竟是是什么样子的？
问问当今60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人，答案会截然不同。60岁以下的人也包括现在的我们，大体是“现代语文课”培养出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语文课的样子，不外是，台上，老师捧着一本书，45分钟，至少要占去35分钟，滔滔不绝地讲，眉飞色舞地讲，一直讲到口干舌燥，背后的黑板上布满了工工整整的板书——不但有重点字词，更多的是结构提纲、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等，评课时，更是美其名曰：板书工整、教学思路清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于是台下的学生呢，急急忙忙记笔记。下课后，学生忙着整理笔记，或者忙着做语文习题。有一点非常肯定，无论课上还是课下，学生几乎很少读书，更不可能抄书。那时，中国已有了不少现代大学。语文老师，差不多是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年轻，深受现代西方思想熏陶。总之，在60岁以下人的心目中，语文课大概就是“听书课”。而如果让时下40岁以下的人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回忆，那么，语文课大概就是“做题课”。时下40岁以下的人，大概1980年后高中毕业上大学，从那时开始，语文课就变成了“做题课”。因为，从1980年开始，标准化的高考试题如洪水般进入语文教育之中，高考“指挥棒”下，甚至连现在的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试题也变成标准化的了。语文课不变成“做题课”才怪！唉……都是升学率、领导们的评估指标以及绩效考核惹的祸，学生能不变成高效率生产分数的机器吗？
60岁以上的人，大体是“传统语文课”培养出来的。在他们印象里，语文课大概这样：上课的一般是老先生，穿长袍；一堂课，先生除了几个生字僻词外，几乎不讲什么；绝大部分时间就是让学生自读、自背；先生最拿手的是诵：全情投入，摇头晃脑，音调或婉转，或铿锵，起起伏伏，学生甚至觉得先生疯疯癫癫，但先生如此迷醉，学生也不由自主地随他读诵，起起伏伏、婉转、铿锵。先生身后绝没有抄得满满的分解结构、主题、艺术特色等板书，但先生却让学生抄书，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书。先生一般是读中国古书出生，几乎不懂得现代的西方思想，当然更不会用西方思想武装语文课堂教学。一言以蔽之，在时下60岁以上的人记忆里，语文课大约就是“读书课”，“诵书课”，“抄书课”，且大部分时间是自读，自诵，自抄。
让我们来看看刘国正先生对他的私塾先生陈小溪的回忆：
“陈老师教授诗文的方法很别致。他先是介绍读物，从总集到别集……他推崇杜诗，也指导我着重习杜诗，一部《杜诗镜铨》读过多遍，其中相当一部分能够背诵。杜诗中，他只给我讲解了《咏怀》《北征》《秋兴》等一些代表作。在简要地讲解词语之后，他开始朗读或朗吟，读或吟到妙处就停下来，说一声‘妙啊——嗯’！他并不说出妙在何处，但从他那眉飞色舞的神态，从他那喝彩般深情的语气，知道他的心境已经化入诗中，深深地受到感动。此时的我，也无须追问妙在何处，感情已经同老师一起交融在诗中了。”这大概就是现代语文课和传统语文课的写照，是百年中国语文变迁或异化的缩影。
想想，几千年来，中国语文教育不就是通过诵读来上课的吗？诵读，是语文教育最基本的方法，也是语文教育最根本的方法；是最本然的方法，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中国人却想丢弃几千年语文诵读之法，而痴迷西方的讲析之法，以致百年來讲析之法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的语文教育“邯郸学步”，完全崇洋媚外，已经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本真，而生产出“四不像的产品”，不会读，不会听，不会写，不会讲，充其量也至多只能生产分数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悲哀啊！
现代中国语文课堂，多的是语文教师的分析之声，少的是学生的自我吟诵之声。中国传统语文课堂，多的是诵读之声，几乎没有先生的讲析，大部分时间是学生自己读书、背书甚至抄书，先生甚至不会讲析。
语文课，原本应该是“读书课”“诵书课”甚至“抄书课”。可是到了现在，中国语文课堂，发生异化，异化成“讲析课”、“做题课”，学生演化成了做题的机器，成为为老师“捞资本”的工具。现代的中国语文老师们，小学讲，初中讲，高中讲。现代中国几代十几代学子们，便小学听，初中听，高中听。可以说，今天60岁以下的人，语文课是在听着老师“讲”中度过的，60岁以上的语文课是在读书、背书、抄书中度过的。
当今，几乎所有中国学生，甚至大部分语文老师，大体都认为，语文课跟其他课一样，须听老师讲才行，老师讲析越多，越负责，老师讲析越细致，越认真。于是局面出现了：学生不会诵，不会想，想诵也无时间诵；老师必须开讲，且大讲，特讲，深讲，细讲，透讲，如果教师想让学生读点书，诵点书，抄点书，那么必须承担“不认真”，“不负责任”的责难，同时又得担心能否通过“现代”考试。
救救孩子，我们需要吸收消化外来的先进文化，但更不能摒弃优秀的传统语文教学诵读之法，特别是进入了读图时代的当今人类社会，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乐读，爱读，我们教师也应该读读书了。不然自己拥有的一桶水即将干涸，又哪来的“源头活水”呢？
教师读，学生读，教师学生一起读，全社会积极读，这样才能焕发出语文教育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刘征文集》（五卷本）2001年版
[2]《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3]《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4]《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关键词：语文 听 讲 读
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全新的读图时代，现代人对读书的兴趣正逐渐消逝。我们目前的社会是不太喜欢或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根据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我国国民一年的阅读量是0.7本，而邻近的韩国是7本，日本则有近40本。俄罗斯每20人拥有一套《普希金全集》。韩国以书柜代替酒柜。去年联合国在500强企业家的读书调查中，日本企业家一年读50本，而中国企业家读0.5本。难道外国人就不忙？就没有压力？不是的。关键是读书的心态。推动全社会读书，尤其是推动和引领教师读书，我们还处于摇篮时期，大多中国人看到书店时通常没有踏进去的习惯，反而对购物商场情有独钟。一般人买书只想到有打几折的好处，但是吃一次大餐却不会计较要花多少钱。“喂脑子”觉得贵，喂肚子却不嫌贵。
我们教师呢？大多数教师虽然会教书，但也不怎么喜欢读书，最终弄得连自己也不会教书。在我的身边，这样的教师也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我们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但我们凭借的基础是什么呢？假使只有四年或五年的师资培养过程，以及一年一年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配以我们这一代人精神成长的“贫血”，我想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黔驴技穷”的窘境。
中国的文化发展史证明，我们的读书文化是书斋文化，而外国的读书文化是实践文化，我们要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吸收和借鉴外来先进文化。否则，中国教师“跪着”教书，学生“趴着”学习，中华民族永远也不能够腾飞。
再来看看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究竟是是什么样子的？
问问当今60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人，答案会截然不同。60岁以下的人也包括现在的我们，大体是“现代语文课”培养出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语文课的样子，不外是，台上，老师捧着一本书，45分钟，至少要占去35分钟，滔滔不绝地讲，眉飞色舞地讲，一直讲到口干舌燥，背后的黑板上布满了工工整整的板书——不但有重点字词，更多的是结构提纲、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等，评课时，更是美其名曰：板书工整、教学思路清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于是台下的学生呢，急急忙忙记笔记。下课后，学生忙着整理笔记，或者忙着做语文习题。有一点非常肯定，无论课上还是课下，学生几乎很少读书，更不可能抄书。那时，中国已有了不少现代大学。语文老师，差不多是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年轻，深受现代西方思想熏陶。总之，在60岁以下人的心目中，语文课大概就是“听书课”。而如果让时下40岁以下的人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回忆，那么，语文课大概就是“做题课”。时下40岁以下的人，大概1980年后高中毕业上大学，从那时开始，语文课就变成了“做题课”。因为，从1980年开始，标准化的高考试题如洪水般进入语文教育之中，高考“指挥棒”下，甚至连现在的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试题也变成标准化的了。语文课不变成“做题课”才怪！唉……都是升学率、领导们的评估指标以及绩效考核惹的祸，学生能不变成高效率生产分数的机器吗？
60岁以上的人，大体是“传统语文课”培养出来的。在他们印象里，语文课大概这样：上课的一般是老先生，穿长袍；一堂课，先生除了几个生字僻词外，几乎不讲什么；绝大部分时间就是让学生自读、自背；先生最拿手的是诵：全情投入，摇头晃脑，音调或婉转，或铿锵，起起伏伏，学生甚至觉得先生疯疯癫癫，但先生如此迷醉，学生也不由自主地随他读诵，起起伏伏、婉转、铿锵。先生身后绝没有抄得满满的分解结构、主题、艺术特色等板书，但先生却让学生抄书，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书。先生一般是读中国古书出生，几乎不懂得现代的西方思想，当然更不会用西方思想武装语文课堂教学。一言以蔽之，在时下60岁以上的人记忆里，语文课大约就是“读书课”，“诵书课”，“抄书课”，且大部分时间是自读，自诵，自抄。
让我们来看看刘国正先生对他的私塾先生陈小溪的回忆：
“陈老师教授诗文的方法很别致。他先是介绍读物，从总集到别集……他推崇杜诗，也指导我着重习杜诗，一部《杜诗镜铨》读过多遍，其中相当一部分能够背诵。杜诗中，他只给我讲解了《咏怀》《北征》《秋兴》等一些代表作。在简要地讲解词语之后，他开始朗读或朗吟，读或吟到妙处就停下来，说一声‘妙啊——嗯’！他并不说出妙在何处，但从他那眉飞色舞的神态，从他那喝彩般深情的语气，知道他的心境已经化入诗中，深深地受到感动。此时的我，也无须追问妙在何处，感情已经同老师一起交融在诗中了。”这大概就是现代语文课和传统语文课的写照，是百年中国语文变迁或异化的缩影。
想想，几千年来，中国语文教育不就是通过诵读来上课的吗？诵读，是语文教育最基本的方法，也是语文教育最根本的方法；是最本然的方法，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中国人却想丢弃几千年语文诵读之法，而痴迷西方的讲析之法，以致百年來讲析之法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的语文教育“邯郸学步”，完全崇洋媚外，已经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本真，而生产出“四不像的产品”，不会读，不会听，不会写，不会讲，充其量也至多只能生产分数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悲哀啊！
现代中国语文课堂，多的是语文教师的分析之声，少的是学生的自我吟诵之声。中国传统语文课堂，多的是诵读之声，几乎没有先生的讲析，大部分时间是学生自己读书、背书甚至抄书，先生甚至不会讲析。
语文课，原本应该是“读书课”“诵书课”甚至“抄书课”。可是到了现在，中国语文课堂，发生异化，异化成“讲析课”、“做题课”，学生演化成了做题的机器，成为为老师“捞资本”的工具。现代的中国语文老师们，小学讲，初中讲，高中讲。现代中国几代十几代学子们，便小学听，初中听，高中听。可以说，今天60岁以下的人，语文课是在听着老师“讲”中度过的，60岁以上的语文课是在读书、背书、抄书中度过的。
当今，几乎所有中国学生，甚至大部分语文老师，大体都认为，语文课跟其他课一样，须听老师讲才行，老师讲析越多，越负责，老师讲析越细致，越认真。于是局面出现了：学生不会诵，不会想，想诵也无时间诵；老师必须开讲，且大讲，特讲，深讲，细讲，透讲，如果教师想让学生读点书，诵点书，抄点书，那么必须承担“不认真”，“不负责任”的责难，同时又得担心能否通过“现代”考试。
救救孩子，我们需要吸收消化外来的先进文化，但更不能摒弃优秀的传统语文教学诵读之法，特别是进入了读图时代的当今人类社会，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乐读，爱读，我们教师也应该读读书了。不然自己拥有的一桶水即将干涸，又哪来的“源头活水”呢？
教师读，学生读，教师学生一起读，全社会积极读，这样才能焕发出语文教育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刘征文集》（五卷本）2001年版
[2]《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3]《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4]《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