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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艰辛成长，努力求学
1958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家里有父母、奶奶、六个兄弟姐妹，童年生活十分清苦。
1.父亲的教导
小时候虽然生活贫穷，但回忆起那段时光还是觉得很快乐，这主要归功于我的父亲。父亲非常重视教育，他闲暇时常常给我猜字谜，讲故事，还教我写毛笔字。父亲是一位小学老师，在我们十里八村算是既有名望又有发言权的一个人，乡亲们都叫他“小诸葛”。他说话风趣幽默，可教育孩子一向严格，有时我做了错事，母亲“高抬贵手”，父亲却坚持原则，要我有错必改。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懵懵懂懂地对教师有了一丝向往。
2.求学之路
1966年，我8岁。大人去地里干活，没有人管我，我就跟着二姐去学校。下课时她陪我玩，上课时我就扒着门缝往里看，也能清楚地听到老师讲课。老师让她写“鸟”字，我看见她写成了“乌”，就急着告诉她“鸟”有“眼睛”。老师发现了，把我拉进教室，考了考我他们学过的汉字，我全写对了，老师很惊讶，就让我来上学。就这样，我开始了小学的学习生活。我是个认真学习的孩子，每天放学，都捧着书看。
一年级至三年级我是在本屯①读的。全校只有一个老师、十几个学生，教室是生产队提供的一间破仓库的一角，残破不堪。我们班只有两张破桌子，不够用，老师就规定谁先背会“老三篇”②谁就有权“享受”桌子。我总是第一个背会，还焦急地回头提醒我二姐。上完三年级，我去了5里（约2.5千米，编者注）外的大队学校—新安小学继续读书，这所学校是小学初中一贯制。在校期间我们很少学习文化课，经常搞宣传，跳忠字舞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4年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全公社唯一的新甸高中读书。上了几天课就忙着建校舍，之后开门办学，我所在的班级被定为农基班，我们跟着老师学习制菌肥。当时提倡“教育要面向社会，要为农村服务”，我就经常和同学们下乡支农，到田间薅草、掰玉米，脏活累活抢着干。学校为了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还成立了广播站，我担任播音员并兼职编辑撰稿，播出一些好人好事、各班通讯组送来的稿件等，这使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所增强。
二、初入教职，砥砺前行
1.代课经历
1976年，我快高中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学校也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学校的郑老师得了癌症，他的课没人上了。学校考虑到我在校的表现，就让我给郑老师代课。这样，我就留校教高一语文、政治两门课。我深知自己的水平不足，难以胜任，压力很大，所以每天自己先对着镜子试讲，第二天再讲给学生听。有时面对学生的疑问，尤其是古文，我无法解答，就记下来，查阅资料，向老教师请教，再和学生研讨，直到弄懂。在高中代课这段时间我一直和学生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2.成为民办教师
1976年，县里文教科为了净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文化素质，组织了统一考试招民办教师。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没想到考上了。这场考试全公社有800多人参加，我考了第三名。后来被分到苏家屯小学教书。
那里的环境特别艰苦，校舍是草坯房，仅有四张桌子，凳子不够，坐不下的学生就坐在生产队废弃的磨盘上听课、写作业。学校只有14名学生，分布在一年级至三年级。只有我一个老师，负责教语文、数学，其他课程几乎没有。有时我会带学生出去活动一下，唱唱歌跳跳舞。
1977年，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我参加了中师函授班。我每个周六下午都去学习，一共学了四年，最终通过考试拿到了中师函授的毕业证。我兴奋不已，知道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民办教师。
3.转为公办教师
那个时候，民办教师可以考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可转为公办教师。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多么渴望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啊！1983年，我报考了阿城师范。那时国家抓教学质量，老师们都加班加点地工作，希望提高自己的教学成绩。我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边工作边复习，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成功考取了阿城师范。那年学校只有我一人考上。两年后毕业，我正式转为公办教师。
三、承担教改，率先垂范
1.敢为人先
1984年，我被调到宾安镇中心小学。国家正在进行一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以下简称“注提”）的教学改革实验②，宾安镇中心小学是试点学校之一。我调到宾安中心校后，主动要求参与并承担了“注提”实验。
这项实验的核心就是用直呼代替原来的三呼，使学生用本音连读法看到音节就像看到汉字一样能快速发音。我去省里参加相关培训，学会了本音连读，直呼音节的要领和方法：“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前音支好架，后音跟着发，前后一口气，千万别分家。”掌握这套方法后，像注音教材、注音故事等，学生们都能自己阅读，并且我要求学生们阅读时要渐渐过渡到目览双行。在大量阅读中学生也认识了很多汉字，扩大了识字量，借助音节和汉字就可以提前进行说话、写作训练了。这项实验在我们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当时全镇三年级作文大赛中前六名都是我的实验班的学生，他们的文章常常发表在黑龙江省《提前读写报》上。
2.扩大实验
1986年，我应聘到七台河市矿务局第一小学。那时七台河市还没有推广“注提”实验，矿务局希望在企业学校率先开展这项教改实验，并让我和教研员一起承担为矿区学校培训师资、推广实验的任务。
局教委把局一小、育红小学、新建小学三所学校作为“注提”实验的试点校。在教研员的配合下，我利用假期给三所学校即将任教的实验班老师培训。因为拼音是“注提”的基础，我从基本的拼音讲起：什么是声母的本音，韵母是怎样快速滑动口型连读成音的，如何掌握本音连读的方法等。我尽快让老师们学会发音要领，掌握技巧，明白怎样把注音识字、听说读写联系起来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讲完这些方法后，我就请学生到现场，我来演示教学。经过一年的实驗，这三所试点校教学成果显著，得到了上级的认可，进而全局推广了“注提”实验。我就给全局的任教老师进行说课，讲公开课。教学中我主张采用以老带新，互帮互学，定期研讨等教学手段，促使实验得以顺利进行。
1958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家里有父母、奶奶、六个兄弟姐妹，童年生活十分清苦。
1.父亲的教导
小时候虽然生活贫穷，但回忆起那段时光还是觉得很快乐，这主要归功于我的父亲。父亲非常重视教育，他闲暇时常常给我猜字谜，讲故事，还教我写毛笔字。父亲是一位小学老师，在我们十里八村算是既有名望又有发言权的一个人，乡亲们都叫他“小诸葛”。他说话风趣幽默，可教育孩子一向严格，有时我做了错事，母亲“高抬贵手”，父亲却坚持原则，要我有错必改。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懵懵懂懂地对教师有了一丝向往。
2.求学之路
1966年，我8岁。大人去地里干活，没有人管我，我就跟着二姐去学校。下课时她陪我玩，上课时我就扒着门缝往里看，也能清楚地听到老师讲课。老师让她写“鸟”字，我看见她写成了“乌”，就急着告诉她“鸟”有“眼睛”。老师发现了，把我拉进教室，考了考我他们学过的汉字，我全写对了，老师很惊讶，就让我来上学。就这样，我开始了小学的学习生活。我是个认真学习的孩子，每天放学，都捧着书看。
一年级至三年级我是在本屯①读的。全校只有一个老师、十几个学生，教室是生产队提供的一间破仓库的一角，残破不堪。我们班只有两张破桌子，不够用，老师就规定谁先背会“老三篇”②谁就有权“享受”桌子。我总是第一个背会，还焦急地回头提醒我二姐。上完三年级，我去了5里（约2.5千米，编者注）外的大队学校—新安小学继续读书，这所学校是小学初中一贯制。在校期间我们很少学习文化课，经常搞宣传，跳忠字舞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4年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全公社唯一的新甸高中读书。上了几天课就忙着建校舍，之后开门办学，我所在的班级被定为农基班，我们跟着老师学习制菌肥。当时提倡“教育要面向社会，要为农村服务”，我就经常和同学们下乡支农，到田间薅草、掰玉米，脏活累活抢着干。学校为了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还成立了广播站，我担任播音员并兼职编辑撰稿，播出一些好人好事、各班通讯组送来的稿件等，这使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所增强。
二、初入教职，砥砺前行
1.代课经历
1976年，我快高中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学校也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学校的郑老师得了癌症，他的课没人上了。学校考虑到我在校的表现，就让我给郑老师代课。这样，我就留校教高一语文、政治两门课。我深知自己的水平不足，难以胜任，压力很大，所以每天自己先对着镜子试讲，第二天再讲给学生听。有时面对学生的疑问，尤其是古文，我无法解答，就记下来，查阅资料，向老教师请教，再和学生研讨，直到弄懂。在高中代课这段时间我一直和学生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2.成为民办教师
1976年，县里文教科为了净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文化素质，组织了统一考试招民办教师。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没想到考上了。这场考试全公社有800多人参加，我考了第三名。后来被分到苏家屯小学教书。
那里的环境特别艰苦，校舍是草坯房，仅有四张桌子，凳子不够，坐不下的学生就坐在生产队废弃的磨盘上听课、写作业。学校只有14名学生，分布在一年级至三年级。只有我一个老师，负责教语文、数学，其他课程几乎没有。有时我会带学生出去活动一下，唱唱歌跳跳舞。
1977年，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我参加了中师函授班。我每个周六下午都去学习，一共学了四年，最终通过考试拿到了中师函授的毕业证。我兴奋不已，知道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民办教师。
3.转为公办教师
那个时候，民办教师可以考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可转为公办教师。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多么渴望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啊！1983年，我报考了阿城师范。那时国家抓教学质量，老师们都加班加点地工作，希望提高自己的教学成绩。我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边工作边复习，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成功考取了阿城师范。那年学校只有我一人考上。两年后毕业，我正式转为公办教师。
三、承担教改，率先垂范
1.敢为人先
1984年，我被调到宾安镇中心小学。国家正在进行一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以下简称“注提”）的教学改革实验②，宾安镇中心小学是试点学校之一。我调到宾安中心校后，主动要求参与并承担了“注提”实验。
这项实验的核心就是用直呼代替原来的三呼，使学生用本音连读法看到音节就像看到汉字一样能快速发音。我去省里参加相关培训，学会了本音连读，直呼音节的要领和方法：“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前音支好架，后音跟着发，前后一口气，千万别分家。”掌握这套方法后，像注音教材、注音故事等，学生们都能自己阅读，并且我要求学生们阅读时要渐渐过渡到目览双行。在大量阅读中学生也认识了很多汉字，扩大了识字量，借助音节和汉字就可以提前进行说话、写作训练了。这项实验在我们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当时全镇三年级作文大赛中前六名都是我的实验班的学生，他们的文章常常发表在黑龙江省《提前读写报》上。
2.扩大实验
1986年，我应聘到七台河市矿务局第一小学。那时七台河市还没有推广“注提”实验，矿务局希望在企业学校率先开展这项教改实验，并让我和教研员一起承担为矿区学校培训师资、推广实验的任务。
局教委把局一小、育红小学、新建小学三所学校作为“注提”实验的试点校。在教研员的配合下，我利用假期给三所学校即将任教的实验班老师培训。因为拼音是“注提”的基础，我从基本的拼音讲起：什么是声母的本音，韵母是怎样快速滑动口型连读成音的，如何掌握本音连读的方法等。我尽快让老师们学会发音要领，掌握技巧，明白怎样把注音识字、听说读写联系起来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讲完这些方法后，我就请学生到现场，我来演示教学。经过一年的实驗，这三所试点校教学成果显著，得到了上级的认可，进而全局推广了“注提”实验。我就给全局的任教老师进行说课，讲公开课。教学中我主张采用以老带新，互帮互学，定期研讨等教学手段，促使实验得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