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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阐述了关于全球化与环境的四个论点。首先，一个不断扩展的和全球化的文明对地球产生了物理的与生物的重要影响；其次，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工业与知识生产构型的变化导致了环境外部性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重新分布；再次，隐含于后福特主义之中的“使所有东西商品化”以一种未曾预见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构型和废弃物制造；最后，全球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作为应对全球化的环境影响的政策工具“听起来不错做起来难”。不仅如此，全球环境不应被视为与其他社会方面相割裂的领域，全球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的角色是独特的，但这一基础被利用和滥用的方式却完全是社会的。物理性的“事实”本身并不会改变社会的“事实”，而保护全球环境以及弘扬人性归根结底将取决于对后者的改变。这些社会事实必须被改变是无可置疑的，但这种改变既不能凭借市场、也不能通过生态现代化来实现。如果不想让全球化吞噬全球环境，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包括所有人的政治，而这将是21世纪的使命。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管治；环境；全球公民社会；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3—0013—10
全球环境的重要性如今已是众所周知。它涵盖许多方面，尤其关涉自然和人类的福祉。不仅如此，尽管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新近发生的事情，环境变化却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不管人们具体做了什么。那么，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答案是全球化。的确，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但很少有人会否认，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过去一代人之内发生了剧烈变化。结果，过去往往是数个世纪才会发生的环境改变——大多是由于地质与物理系统的变化，如今被压缩到数十年或更短——均由人类活动所致。因而，我们对于上述环境变化的社会回应，也被压缩到很短的时间范围之内，有时甚至只有几周或几天。
在笔者看来，与全球化相关的环境变化的一个关键性元素是它们对社会组织与实践的影响②。并非是要陷入功能主义的误区，笔者认为，社会归根结底首先是按照其周围的物质环境、然后才是按照其社会环境组织起来的，尽管往往并非有意为之。这并不是说，社会组织是决定性的，或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解释一切，远非如此简单。然而，就我们的物理环境——自然、景观、资源等所有人类文化和工业社会的物质亚文化的核心部分而言，环境的变化几乎注定会对文化、经济和社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
依此，笔者将讨论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环境变化的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将简要考察全球化所带来的生物、物理后果，这些后果是过去几个世纪中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而凸显的，如今已覆盖到整个星球。我们所强调的是，地质的、生物的和物理的因素过去如何一直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将影响人类文明未来的可靠性。其次，我们将讨论从福特主义的工业生产向后福特主义的、以知识与服务为基础的经济过渡的环境影响，前者基于大重型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而后者则发生在过去35年间，并且与全球化密切关联。再次，我们将探讨文化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即物质主义高消费观念的全球性扩散。最后，我们将在全球管理的框架下讨论这些变化，即其中人群、制度和国家试图回应或应对这些变化的方式，通过“污染权”的商品化、有关生产系统的技术转型（生态现代化）和个体与集体偏好选择的改变。
在本文中，我们将一直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多维度现象，即过去40年中物质的、社会的和认知的变化的总后果。全球化是物质性的，因为它牵涉资本、技术、商品和劳动（在较低程度上）向高投资回报领域迅速而无限制的流动。全球化的物质向度还得到了通讯、交通和制造业革新的推动，尽管它是对相关社区和人群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影响。全球化是社会性的，因为它促动了现存制度中的社会革新、紊乱和重组，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但这一因素却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同时，全球化还是认知性的，一方面，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借助于效率、竞争力和利润来为自己辩护的；另一方面，它的物质与社会影响已经改变了人们针对他人和自身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在上述三方面意义上，尽管全球化也为许多人群提供了新机会，并且为社会运动和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机会，但一个可以预见的后果是，它扰乱了现存的信念、价值和行为方式以及全球环境，而后者是本文的主题。
一、改变中的星球、世界和政治
回溯过去50年时间，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正变得日益显著，正如我们从气候变化中所意识到的那样——2007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国际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人类对环境往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这点已经被数千年的文明史所证明，这种影响可以一直追溯到近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时期或更早，包括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和火的使用以便开垦饲养家畜的草地。正如理查德·怀特、理查德·格罗夫和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等环境史学家已广泛证实的，那样，地方性活动和植物、动物与物品的迁移所导致的环境改变并非新鲜事。但是，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只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才变得凸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服务于其他目的的仪器设备与方法的精确测量（如间谍卫星）。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如今已变得随处可见，如冰川融化、降雨类型改变、物种迁移或消失。因此，尽管基于燃煤的工业化在公元1800年前就开始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但直到1957年科学家可以具体测量夏威夷火山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时，我们才发现了人类活动影响大气构成的确凿证据。如今，人们已很少怀疑，人类活动的规模已严重改变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环境，并且将会持续如此。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正在发生着的变化。
1 人口
1999年10月，全球人口达到了60亿，而2008年1月，已接近66亿。尽管全球的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65～1970年的年均2.04%下降到2005～2010年的年均1.14%，但每年仍将增加近7500万人，并在2013年将达到70亿，这比1950年增长了250%。或许，人们不太清楚这些数字的社会与生态后果。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我们迟早会面对物质世界的“增长极限”，然后将是生态崩溃和社会倒退到“自然状态”。而一种丰饶主义的观点——尤其以朱利安·西蒙和比约恩·洛姆伯格为代表——则认为，人是“无尽的资源”，而且环境的总体状况要比一个世纪前好得多，而那时的人口数量要少得多。那么，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无人否认人口数量对全球资源的可获得性和状况的绝对影响，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变量是消费水平和比率：某些社会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耗资源，而且是远远超出它们可以分享的“公正”份额。不仅如此，似乎社会制度健全和合法性高的地方，往往可以安置更多的人口；反之，人口拥挤往往与饥饿、贫穷和社会骚乱相伴随。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适合于环境保护的强健和合法性高的社会制度也许恰恰是其他地方脆弱的社会制度的结果，而这并不能消除最终全球性短缺的可能性或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分配。 2 资源
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与当时国际市场上日趋紧张的原材料供应背景相一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担心：世界最早也许在1992年面临着物质原材料的枯竭。随后发生的阿拉伯原油禁运和美国不断飙升的汽油价格似乎证实了他们的预测。然而，在随后的10年中，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保持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甚至呈现为持续下降之势。一些经济学家——如朱利安·西蒙——依据不断下降的价格断言，原材料的供应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充足。不仅如此，他们认为，我们永远也不会面对资源耗尽。当某种特定原材料出现短缺时（就像价格上升所显示的那样），投资者和企业就会努力找到其替代品，因为可以从这些新的市场机会中获得利润。
然而，自2005年起，石油价格超过了每桶100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我们不太清楚的是，这一价格攀升到底是石油投机还是人们所预测的“石油终结”的结果。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未来的石油价格将取决于供货商如何看待或许制约全球石油生产与供应的事件——如一个主要产油国的政体变化。由于所有的石油产销都面临着类似的境况，即可以通过储存以便从未来的价格上升中获利，所以，石油的未来价格可以通过反馈影响到目前的价格。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尤其是最近借助著名的“休伯特曲线”（反映生产率长期趋势的一种曲线）的分析表明，在未来10—30年，全球石油生产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商品供应将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短缺。
中国和印度等迅速成长中的发展中国家进人世界石油市场，也可能对全球石油价格造成了冲击，并将对其长期供应产生影响。但事实上，人们对石油的“真实”美元价值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为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不等——从阿拉伯地区的每桶几美元到加拿大油砂岩开采的40美元甚至更多，世界石油价格的上升并不取决于平均或边际成本；相反，它取决于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同样，它也不包括在不同时间阶段内对石油开采、冶炼和销售的各种补贴，而是依赖于如在海湾和其他地区军事存在的成本。这些军事项目——显然是为了保护石油从海湾地区的输出成本可能从每桶几美分到40美元甚至更高。原油的某些利用形式，如医疗设备中的运用，有着远远超出来自燃烧或化工产品的价值，即使每桶500美元也不算夸大（这些种类的利用对供求和价格影响甚微）。
当然，未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尽管各种科学测算的结果并不乐观，但人类拥有巨大的改变个体和集体行为的能力，尤其是当他们适当和及时回应的话。虽然肯定会存在一个界点，届时某种特定资源的供应将无法满足全球的需要（即便可以寻求替代品），但还可以考虑在技术现代化、商品构成、生产、消费与循环的方式、生活方式与预期、税收制度等方面做出改变。如果能做到系统性实施的话，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抑制资源短缺和保护环境。需再次强调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分配是一个关键性变量：那些富裕者几乎不会从绝对短缺中受到伤害，因而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目前拥有的一切，而那些贫穷者已经难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因而也不会轻易放弃能够消费更多的希望。如果没有全球层面上的某种经济与政治转型，这种不公平性不会改变。
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的难题是可再生资源的流通，如淡水、生物质、太阳能和风能等。环境主义者长期以来认为，由于可再生资源的供应是无限的，因而，我们开发可再生资源在经济和生态上是更明智的。但人们所忽略的是，第一，可再生资源的流通性也许未必能够满足目前高增长率下的需求量——淡水和太阳能就是适当的例子。第二，那些可再生资源被以过快速度消耗的地区，如热带雨林地区，恐怕难以真正恢复到先前的平衡状态。“可再生的”资源只有在利用过程中允许其充分自我恢复的前提下才会是可以长期获得的，而且需求量要低于生产与流通量。在一个普遍预测的高速增长和史无前例的对可再生资源需求的全球经济中——甚至是在贫穷地区，平衡需求与可持续利用并非易事。过度利用的后果往往是首先打击穷人、失去维持生计生产所必需资源的人群和难以充分参与市场的人群。
其中“增长的极限”日益凸显的一个全球环境领域是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由人类活动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依据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观点：气候系统变暖是无可置疑的，就像我们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洋温度的升高、大面积的冰雪消融和海平面的不断上升等现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温度升高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生，而且在北部的高纬度地区尤为明显。过去30年中发生的由于人类导致的气候变暖已经对全球层面上发生的很多物理和生物系统变化产生了影响。
一个关键性的议题是气候变暖导致的生物、物理性改变的社会干扰性后果及其分配，从地势较低岛屿的消失、沿海地带的洪水到农业生产的重大地理改变、生物栖息地的破坏、物种的灭绝、冰川融化和降水量的变化。还有人认为，随着亚非沿海地带大面积地被淹没，大量人口的迁移和安全威胁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美国的卡特里纳飓风所导致的后果一样。对于国家和公司领导人来说，似乎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利弊如何”？“如果我们要有所作为的话成本如何？”这正是美国政府宣布退出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背后的私利算盘，而这肯定将继续阻挠着国际气候谈判。需再次指出，长期而言，那些能够支付气候适应费用的人群很可能会建筑海上大坝等防范设施，而那些无力支付这一费用的人群最可能受严重损害。
3 财富和贫穷
气候变化及其他变化所表明的是，同时作为原因和结果，全球化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系统来调节的，尽管那些影响是直接而剧烈的，对于某些人群来说其成本要远远大于可能从一般化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气候改变原因和消极性后果的分配非常类似当前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性。尽管全球上的所有人口都会在导致气候消极性后果方面发挥着某种作用，但真正重要的是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和在哪里消费。地球上20%的富裕人口消耗了世界80%的自然资源，因而很可能也应为相应比例的环境破坏负责。换句话说，地球上高收人群体（约12亿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消耗着其他4/5人口平均消费量的5倍（或者是世界最低收入群体中个体消费量的20倍），因而过度消费是我们面临的时代难题的主要成因所在。 具体地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3650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约3051美元，包括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的56倍（约650美元，包括印度）。的确，目前超过10亿的人口日均消费低于一美元，超过26亿的人口日均消费低于二美元。同时，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当代消费类型所导致的环境影响的群际分配。
二、全球环境与全球经济
鉴于上述证据和数字，我们有必要更多关注与全球化相关的生产、贸易与销售、消费系统，即经济系统。当然，这一系统是资本主义的。从一种历史的观点看，时下的这轮资本主义扩张只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持续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新阶段，但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中等收入国家中消费率的不断提高相结合，当代全球化正产生着迄今为止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前的国际一体化的主要特征是，从殖民地国家流向欧洲的原材料和物品，随后转变为半成品和成品，再销往核心和边缘国家。总体上说，那时不仅开采、生产和消费的规模都较小，市场和消费需求也较小。而且，尽管动植物物种已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远离其栖息地，但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主要是地方性的。
如今，全球的生产构型已经变得异常复杂。原材料、物品、半成品、零部件和成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地方流动，完全依传统的和公司内部的比较优势而定。这些过程的位置选择与顺序不仅是由生产因素的绝对成本决定的，就像我们依据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所理解的那样，还与公司生产链内部的成本因素密切相关，包括金融和人力意义上的资本相对成本、特定地区的社会成本负担和地方补贴的规模等。与原材料、劳动、技术和规制的成本相比，不同国家在不同生产阶段上的税率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种产品在某一地区制造或组装。这样一种全球性商品链的结果之一是过去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环境影响如今被分散在了世界各地。
相应地，环境外部性的分配很难准确评估，结果是往往被过低估量。如与香蕉出售给北美消费者相关的环境与社会破坏如何估算？它们都生产在千里之外的中美洲。不仅如此，该如何分摊成本？又该由谁来支付？——究竟是生产的受益者还是消费的受益者？一个长期性的论点是，资本生产将尽量寻找那些环境和其他社会标准最低的地区，因为这会使各种成本降至最低。尽管有些证据表明，这种位置选择的确时有发生，就像在美国一墨西哥边界的生产加工区那样，但也有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在决定资本的生产位置选择方面只发挥有限的作用。尽管如此，在迅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比如中国，由于仍缺乏环境规制、监管和执行上的一致性——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国家中的执行落实质量就总是高的，事情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而且，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国家中的环境质量都呈现为恶化趋势。当然，这对于进口国来说也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环境外部性出口现象可以在食品行业中清楚看到。随着农业、冷藏和运输技术的变化，工业化国家对水果和四季蔬菜不断扩大的需求以及国际粮食市场的扩展，世界农业生产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从维持生计向资本赢利的重大转变④。对于那些拥有有限原材料或人力资源的国家来说，现金农作物的出口成为了聚敛硬通货的重要手段，这种生产的专业化还得到了对某些从北向南农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和消费者预期的促动。因此，在北方国家的冬季，可以购买到来自南半球的各种农产品，而这在20年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全球化农产品生产如何影响着环境的一个例子是草莓生产。加利福尼亚、墨西哥、中国、西班牙和北非都在争夺这一有吸引力的市场中的份额。尽管有机农业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大多数草莓生产仍需要大量的化学产品扶持。过去，生产者主要使用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效果的溴（代）甲烷，预先施入于土壤之中。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及有关条款，这些化学药剂被逐渐禁止并代之以不破坏臭氧层的方法。尽管草莓生产赢利性很高，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生产赔本并非鲜见，替代溴（代）甲烷的成本和可靠性并不是确定的，而加利福尼亚草莓生产者极力维持其相对其他生产者的竞争优势，结果他们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免除《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逐渐消除溴（代）甲烷使用条款的豁免。这带来的后果不仅是这一危险化学产品的继续使用——它们非常接近于人们的家园和农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而且会继续导致臭氧层减少，从而危害整个地球。
其他消极性后果来自不断改变着的全球农业生产与消费构型。如大多数先进农业是资本型、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这会导致农业中就业机会的减少。出口生产依赖于化学产品实现整齐划一、机械化实现规模、大量土地实现产量，而这些要求往往有利于富裕的农场主和公司，因为他们更容易被视为有信用的。劳动力在出口农业中的输入大都低于维持生计农业生产，非常不利于穷人和无地农民。往往发现后者只能获得十分有限的工资，或耕作于山地等贫瘠的土地，或者被迫移居城市寻找工作。在前者的情况中，严重的土地贫瘠化会随后发生，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城市中居民的大量增加会超出城市基础设施所能应付的限度。
另一个消极性后果是商品链不断复杂化以及相关环境破坏之间的相互交织，它们不仅包括商品生产，而且涉及身体和身份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过度消费和相应的物质浪费。商品不仅被营销为人们的直接使用目的，而且是个体最终区别于他人的方式。如果“你是你所消费的商品”，那么，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被用于保证自己购买的商品不同于他人（请看围绕着美国年度性学院奖着装的拜金主义和时装的快速过时现象）。汽车、服装、保健品、装饰品、化妆品、药品，甚至农产品，其销售中都承诺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因此，消费者也许不自觉地成为了全球商品链的一部分，因为身份、不安全感和虚荣等理由而制造浪费。
上述事例只是全球化的环境影响的几个方面，而且它们中很少是新近发生的，差不多两个世纪前就已存在。笔者认为，如今所改变了的只是规模。不断增加的资本跨国流动推动了“新兴经济体”中的投资。日益自由的贸易以及工业化国家中的高劳动力和社会成本，促动了生产以及环境影响的迁移，而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也推动了生产系统的复杂化，并分散了环境影响。最后，全球贸易的增长也更容易把“环境恶物”出口到无力支付或不愿意施加严格环境规制的国家。 三、来自消费者的回应
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变化，还改变着消费模式。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同时基于“所有事物的商品化”与“身份的生产”和所谓的信息革命。这些变化的广度和生产变化都对社会关系与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全球经济总量已经从1950年的5万亿美元扩张到2008年的55万亿美元，世界贸易额则从1950年的3 0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4万亿美元，而这是在世界人口增加了1/3的情况下实现的。最近几年中，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服务业、信息和“知识资本”部门的扩大实现的，一般认为，它们造成的环境影响要比过去几十年中盛行的福特主义工业要小。然而，与之相伴随的世界范围内个体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也推动了商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如计算机和生态旅游，其环境影响远不是友好的。而且，全球消费者需求进一步受到了主要是美国的文化规范与实践借助媒体——如电影、电视、广告和杂志、通讯网络、国际旅行、自由贸易与高等教育而实现的扩展的全球化的推动，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行为。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式消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尤其是全球生产的重组。在一个主要由福特主义的原材料、工业机械和大型消费品（轿车、家用电器等）生产驱动的世界经济中，就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后来的50年代一样，即便小幅度的需求下滑都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大幅度的价格削减与倾销，就像大萧条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建立在重型工业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并把美国拯救出了30年代的长期经济衰退。但是，美国通过朝鲜战争实现的国际化进程才真正开始启动。
这一经济复苏也被证明是很容易陷入衰退的，因为大多数重型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能够持续使用10～20年的时间（或者更长），因而很快就会进入产品饱和状态，需要寻求新型的产品和服务，汽车是这方面少有的例外之一，尽管它也在发生改变。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中，美国的汽车工业建立在一个大约三年的更新周期基础之上，主要是受到商业广告和“邻里攀比”所造就的消费者偏好的驱动。如今，轿车生产已建立在更长的消费周期基础上，而利润则主要来自产品细化和那些随着油价上升而变得不怎么受欢迎的大中车型的生产（在美国，丰田有意在2008年兼并通用，正是因为前者总是将营销定位于小排量的、高能效的车型）。
信息革命被称赞为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的终结。随着计算机、瞬时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消费者趣味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设计用来满足个体性的需求和期望。知识生产不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化石燃料输入，而且由于是“即时性生产”，因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产品囤积和低价倾销。新的、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将不必听命于所谓的商业周期，而不会导致环境破坏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可能。但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一场美梦。随着网络经济在2001年的崩溃，十分清楚的是，信息时代并不能避免衰退，而美国借贷泡沫在2007年的破裂则表明，即便那些从事网络知识生产的人也并非对未来十分明确。
无论如何，即便一个信息世界也不能提供“不需要资源和没有浪费的增长”。这种最新的消费资本主义模式依赖更高的消费率和有限时间中的商品快速生产，而且往往只具有十分有限的循环潜能，对于电子设备如计算机、移动电话、媒体播放器和小型电器等来说尤其如此。一代代英特尔和迈腾等微处理器使得计算机速度越来越快，它们使已有的计算机产品过快变得过时，因为国内外的需求迅速减小。服务于旧型、缓慢芯片与操作系统的软件从市场上消失，新的软件由于内存和硬驱动上的要求而无法在旧型机器上运行。对于包含着有毒物质的大量废弃计算机的处置并不容易，并导致了一个国际性的严重的有毒垃圾难题。而且也很难想象，要花150美元去修理一个仅仅使用两年的微波炉，或为了拆卸媒体播放器后面的一个部件就要至少支付75美元。
甚至服务业这一世界经济中迅速增长着的行业也未能免除垃圾制造的窘境，因为消费者在被鼓励以一种更环保的方式生活的同时却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一个有趣实例是自动取款机（ATM）的全球性扩展，可以认为，它导致了人们更为频繁地前往ATM存取款。过去人们一个星期去一次银行并提取足量的现金，如今则是一天之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开车去最近的ATM。同样，由不断增加的收入、休闲时间和媒体宣传所推动的长途商务与娱乐旅行的更加便捷和相对较低的成本，也对大气和海洋产生了影响，那些富裕的旅行者也会把高消费的习惯带到旅行地。当今，人们可能更多的是观察鲸，而不是捕杀它们（除了少数例外），但这一工业也远不是没有污染的。
多少有些讥讽意味的是，信息与知识资本工业的全球化——包括所有那些与金融资本、文化和教育相关的活动，也带来了环境影响。第一，对网络、广告取向媒体的依赖的不断扩展不仅促动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还有助于通过多样化的信息加工和生产形式“扩散财富”。第二，作为过去几十年中的经济发动机，这些工业已经推动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全球性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增长，而他们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大量消费。第三，正如前文已指出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规范和习俗的扩散，为其他社会中的消费者确立了榜样，并竞相模仿。第四，教育水平的全球性提升——初级、中等和高等教育——都与不断增加的收入和文化觉醒相关，并促进了更高水平的消费。
最后，知识与信息的商品化、占有和私有化，就像知识产权的狂热保护所表明的，正在带来一系列悲剧性结果，就像更为传统类型的“公地的私有化”所导致的那样。尽管加勒特·哈丁的“公地的悲剧”仍是关于环境破坏的主导性隐喻一资源公有往往导致太多的人竟相利用太少的资源，但历史经验表明，共同资源的联合所有——辅之以适当的规则——更有助于保护它们。知识产权的全球化代表了资本试图占有从前属于“公共所有品”的努力，以便可以从产品重新销售给从前受制于地方化资源规制的人群时获利。尽管这种占有被呈现为一种保护机制，但所带来的很可能是相反的效果。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旨在保护生物物种及其栖息地，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对“基因资源”的接近性和拥有国经济收益的分享权利来框架化的，焦点是把这些资源开发为可以销售的产品⑦。一个经典性论点是，赋予这些资源以适当价格将为拥有国和地方利用者提供保护它们的动机，而来自最终商品化的潜在收益也是如此。例如，原始的谷物品种可以在南方国家本地种植，然后出口到通常是富裕北方国家的实验室，以便创造出能够抗御特定虫害的杂交新品种，并取代旧品种。或者，那些已经被长期地方性应用的、具有疗效的植物可以用来做科学分析，而其中的关键性成分被合成以应用于新药物的研发。在这些实例中，产生的新产品受到专利保护，以保护开发者的收益不受侵害，转基因粮种就是这样受到专利保护的，而农民在法律上被禁止储存粮种用于未来生产，而且这些新的转基因物种往往也需要更高的除草剂、农药和化肥投入，相应地把贫穷农民排除在外，尽管它们会带来空气、土壤和淡水的污染。结果，粮食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生产的产品，生物工程化的水果和蔬菜被广泛食用，而很少考虑它们对环境或消费者健康的长期影响。
尽管很难精确测量服务、信息和知识产业的环境影响，消费资本主义尤其是轿车的长期性环境后果已无可否认。如今，交通部门二氧化碳的排放占美国年排放量的27%，而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数字是20%～25%。据估算，世界上共有大约八亿辆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而这一数字在2050年会提高到20亿①。如果交通增长趋势的预测是准确的，这一部门的排放比例到21世纪中叶将会提高到5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与道路交通相关的。不仅如此，鉴于汽车工业及其应用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是制造商之间，还包括高速公路、维修店、加油站、炼油、土地开发、城市远郊区扩大等，汽车导致的全球排放与环境影响要比估计的更高。汽车的全球生产能力已经处于过剩状态，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筹建自己的生产厂家，并希望将其低成本汽车销往其他市场。非常可能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低端汽车产品可以得到价格补贴，使得消费者能够购买得起，而生产企业能够维持经营。全球环境不太可能从汽车利用的这种大规模增长中获益，即便在短期意义上，国家经济或跨国公司也许是这样。
四、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
这绝非是说，全球化就只能是环境破坏性的。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循环利用项目，该项目随后被欧盟21个成员国、四个候选国和挪威、加拿大所采纳。消费者支付回收其轿车和计算机的费用，而生产者被要求去除包装和其他废弃物，因而某种程度上的“稳态”生产与消费系统可以在某些区域中实现。有研究表明，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环境开始变得清洁，尽管这样一种“库兹涅茨曲线”的真实存在一直遭到质疑。需要指出的是，不断增加的全球消费者数量和相应的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所争论的并不是人口增长本身，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人口过多和贫穷往往与环境破坏相联系，而全球化很可能会增加贫穷人口（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相对于富裕人口（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的比重。
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议题，但确实已有大量的国际条约、公约和议定书来管理环境议题的各个方面。某些条约相对于其他的条约要更成功些，而这都取决于签署国对条约有关条款的落实。必须指出的是，所有政治都服从于如下事实：首先考虑的是获得比较优势，然后才是“解决”问题。基于此，一个重要的转向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注重市场工具和机制在“全球化”环境应对中的作用。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污染权”的商品化；二是生态现代化，或在整个商品链中减少外部性；三是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和激励美德消费。
1 “污染权”的商品化
一种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是，废弃物、社会成本等形式的外部性是在生产要素定价方面市场失败的结果。也就是说，生产者未被要求去把污染成本、劳动者权利或其他社会成本内部化到商品的最终价格之中；否则的话，生产者就会努力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这些外部性。就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来说，直到政府开始施加规制措施、要求减少排放之前，人们把污染物排人空中去没有任何成本。但是，尽管这种监控机制也许向所有污染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它们被广泛认为是经济上低效的。因此，一个污染者也许要花费10000美元才能达到法定的排放水平，而另一个污染者只需要1000美元。更为有效的方法也许是，后一个污染者花费10000美元，然后以7500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多余的”污染权出售给前者。这样的话，可以凭借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大幅度的污染削减。这种方法被称为“封顶和交易”：首先确立区域、国家或全球层面上的污染物水平，然后把污染权按照某种模式进行分配，那些能够有效减少排放者可以承担这一任务并把自己剩余的权利出售给那些不能有效减排者。目前，碳排放市场已经在欧盟内运营，同时还有大量的私人性项目。最终的期望是，一个全球性市场将依据《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建立起来。
这些市场能否实现其目标仍是未知数，但它们已经做到的是使污染权商品化。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权利的价格由污染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那些有能力支付购买污染许可者尽可以这样做，而那些无力支付者将迫使消除导致过度排放的活动。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排放削减将通过出售给高成本削减的工业化国家而获益，导致技术与资本从富裕向贫穷一方的转移。尽管这种“封顶与交易”方法对于像二氧化硫这样的污染物运行良好，并实现了污染总水平的下降，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那些生活在高削减成本地区的人群不得不继续承受较高的污染物水平。不仅如此，这些计划很难启动实施，因为既不容易确定最初的污染许可配额，也不容易进行监督与推行。当然，就碳来说，其影响是全球性的，而穷人最可能是这些不利影响的牺牲品。
2 生态现代化
“封顶和交易”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入新的、低排放技术和生产系统。生态现代化把污染和废弃物难题解释为由于过去制造外部性的低成本和缺乏消除污染激励的生产系统，这方面的一个适当例子还是汽车，只要汽油成本是低的，而温室气体排放不受到惩罚，生产厂家就不太会制造更加昂贵的低排放轿车。随着汽油价格的升高，并且如能对碳排放施加一个成本——最好内部化为一种汽油和汽车税，那么汽车将会设计能效更高并具有较低水平的碳排放。尽管完全消除与汽车生产和运行相关的碳排放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生态现代化”可以大大减少每年的全球性额外排放。与此同时，人们也已注意到，随着与一种资源相关的服务的单位成本的下降，“回馈效应”导致了更高水平的消费。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其他工业和污染物：随着新的开采、运输、制造和消费系统的开发，建设工程和生产产品更多关注的不再是“末端”污染，而是要求更少的要素输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产生更少的废弃物。我们也可以确定，生态现代化的更高成本将会内部化进商品、服务和废弃物处置的成本中，使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更加自觉与节省。但是，生态现代化的逻辑也存在着重大缺陷。首先，产品如汽车数量的绝对增加将会抵消某一产品取得的效能进展，或把排放源从此处（排气管）转到彼处（电站）。同样的逻辑适用于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随着全球经济的扩展，生态现代化将使排放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不是导致十分必要的削减。其次，即使有着生态现代化和严厉的回收利用项目，世界范围内不断提高的消费率将导致不断增加的废弃物和污染。这也就是艾伦·施耐伯格称之为的“生产奴役”。消费者也许必须呈现出某种自我约束，但这又如何实现呢？
3 改变消费者偏好
归根结底，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就全球而言，人们处在主要源自于美国的媒体与文化的影响之下的不断上升的物质生活水平实例的氛围中。如果人们借助于商业和消费习惯可以被诱导着消费更多，那么，他们是否可以被诱导进行更加环境友好的绿色消费呢？但是，为什么必须是绿色的呢（并不容易回答）？而且，如何能够动员仍处在维持生计水平上的大多数穷人走向绿色呢？这一概念的支持者往往强调的是如下两点：一是通过选择“绿色的”而不是“棕色的”产品，消费者可以对环境质量施加真正影响，而且能够感受到自己对于地球的贡献。二是通过偏好性购买，消费者可以引导工商业生产更好的环境友好产品（生态现代化的另一种形式），并使整个市场变绿。最终，棕色产品的市场将会消失，因为消费者将变成一个绿色群体。在过渡阶段，生产者将会从绿色产品中受益，并实现更高的利润。
尽管初看起来这一方法有着明显的优点，毕竟如果每一个人都改变其消费偏好和行为的话，一定会导致环境影响的急剧减少？但是，市场在大规模改变社会选择方面是一个变化无常的工具。的确，当一种商品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时，需求也将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当这种产品有着较高的需求弹性时，但这必须要能够导致成本的下降和随后消费的重新增长。只有像在欧洲那样，汽油征税的目的是为了冻结需求，暂时改变的消费行为才能得以长久维持。即便是那样，一旦收入增加和商品的相对成本下降，人们的消费也会再次增加。这正是石油消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发生的现象。不仅如此，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消费者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绿色的”，并拒绝以一种道德的方式行动。换句话说，缺乏一种严厉的规制政策，市场只是一种脆弱的和不可靠的工具，很难指望依此实现消费者行为和公共政策的长期性变化。
五、结论
本文阐述了关于全球化与环境的四个论点。首先，它描述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和全球化的文明对地球物理的与生物的重要影响。其次，它讨论了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工业与知识生产类型的变化如何导致了环境外部性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重新布局。再次，它提出隐含于后福特主义之中的“所有东西的商品化”以一种未曾预见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构型和废弃物生产。最后，它认为，全球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作为应对全球化的环境影响的政策工具“听起来不错做起来难”。
进一步说，全球环境不应被视为与其他社会方面相割裂的领域。当然，它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的角色是独特的，但这一基础被利用和滥用的方式却是完全社会的。物理性的“事实”本身并不会改变社会的“事实”，而且，归根结底，保护全球环境——以及弘扬人性——取决于对后者的改变。这些社会事实必须被改变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改变既不能凭借市场、也不能通过生态现代化来实现。如果不想让全球化吞噬全球环境，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包括所有人的政治，而这将是21世纪的使命。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管治；环境；全球公民社会；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3—0013—10
全球环境的重要性如今已是众所周知。它涵盖许多方面，尤其关涉自然和人类的福祉。不仅如此，尽管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新近发生的事情，环境变化却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不管人们具体做了什么。那么，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答案是全球化。的确，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但很少有人会否认，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过去一代人之内发生了剧烈变化。结果，过去往往是数个世纪才会发生的环境改变——大多是由于地质与物理系统的变化，如今被压缩到数十年或更短——均由人类活动所致。因而，我们对于上述环境变化的社会回应，也被压缩到很短的时间范围之内，有时甚至只有几周或几天。
在笔者看来，与全球化相关的环境变化的一个关键性元素是它们对社会组织与实践的影响②。并非是要陷入功能主义的误区，笔者认为，社会归根结底首先是按照其周围的物质环境、然后才是按照其社会环境组织起来的，尽管往往并非有意为之。这并不是说，社会组织是决定性的，或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解释一切，远非如此简单。然而，就我们的物理环境——自然、景观、资源等所有人类文化和工业社会的物质亚文化的核心部分而言，环境的变化几乎注定会对文化、经济和社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
依此，笔者将讨论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环境变化的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将简要考察全球化所带来的生物、物理后果，这些后果是过去几个世纪中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而凸显的，如今已覆盖到整个星球。我们所强调的是，地质的、生物的和物理的因素过去如何一直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将影响人类文明未来的可靠性。其次，我们将讨论从福特主义的工业生产向后福特主义的、以知识与服务为基础的经济过渡的环境影响，前者基于大重型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而后者则发生在过去35年间，并且与全球化密切关联。再次，我们将探讨文化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即物质主义高消费观念的全球性扩散。最后，我们将在全球管理的框架下讨论这些变化，即其中人群、制度和国家试图回应或应对这些变化的方式，通过“污染权”的商品化、有关生产系统的技术转型（生态现代化）和个体与集体偏好选择的改变。
在本文中，我们将一直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多维度现象，即过去40年中物质的、社会的和认知的变化的总后果。全球化是物质性的，因为它牵涉资本、技术、商品和劳动（在较低程度上）向高投资回报领域迅速而无限制的流动。全球化的物质向度还得到了通讯、交通和制造业革新的推动，尽管它是对相关社区和人群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影响。全球化是社会性的，因为它促动了现存制度中的社会革新、紊乱和重组，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但这一因素却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同时，全球化还是认知性的，一方面，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借助于效率、竞争力和利润来为自己辩护的；另一方面，它的物质与社会影响已经改变了人们针对他人和自身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在上述三方面意义上，尽管全球化也为许多人群提供了新机会，并且为社会运动和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机会，但一个可以预见的后果是，它扰乱了现存的信念、价值和行为方式以及全球环境，而后者是本文的主题。
一、改变中的星球、世界和政治
回溯过去50年时间，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正变得日益显著，正如我们从气候变化中所意识到的那样——2007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国际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人类对环境往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这点已经被数千年的文明史所证明，这种影响可以一直追溯到近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时期或更早，包括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和火的使用以便开垦饲养家畜的草地。正如理查德·怀特、理查德·格罗夫和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等环境史学家已广泛证实的，那样，地方性活动和植物、动物与物品的迁移所导致的环境改变并非新鲜事。但是，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只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才变得凸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服务于其他目的的仪器设备与方法的精确测量（如间谍卫星）。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如今已变得随处可见，如冰川融化、降雨类型改变、物种迁移或消失。因此，尽管基于燃煤的工业化在公元1800年前就开始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但直到1957年科学家可以具体测量夏威夷火山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时，我们才发现了人类活动影响大气构成的确凿证据。如今，人们已很少怀疑，人类活动的规模已严重改变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环境，并且将会持续如此。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正在发生着的变化。
1 人口
1999年10月，全球人口达到了60亿，而2008年1月，已接近66亿。尽管全球的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65～1970年的年均2.04%下降到2005～2010年的年均1.14%，但每年仍将增加近7500万人，并在2013年将达到70亿，这比1950年增长了250%。或许，人们不太清楚这些数字的社会与生态后果。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我们迟早会面对物质世界的“增长极限”，然后将是生态崩溃和社会倒退到“自然状态”。而一种丰饶主义的观点——尤其以朱利安·西蒙和比约恩·洛姆伯格为代表——则认为，人是“无尽的资源”，而且环境的总体状况要比一个世纪前好得多，而那时的人口数量要少得多。那么，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无人否认人口数量对全球资源的可获得性和状况的绝对影响，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变量是消费水平和比率：某些社会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耗资源，而且是远远超出它们可以分享的“公正”份额。不仅如此，似乎社会制度健全和合法性高的地方，往往可以安置更多的人口；反之，人口拥挤往往与饥饿、贫穷和社会骚乱相伴随。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适合于环境保护的强健和合法性高的社会制度也许恰恰是其他地方脆弱的社会制度的结果，而这并不能消除最终全球性短缺的可能性或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分配。 2 资源
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与当时国际市场上日趋紧张的原材料供应背景相一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担心：世界最早也许在1992年面临着物质原材料的枯竭。随后发生的阿拉伯原油禁运和美国不断飙升的汽油价格似乎证实了他们的预测。然而，在随后的10年中，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保持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甚至呈现为持续下降之势。一些经济学家——如朱利安·西蒙——依据不断下降的价格断言，原材料的供应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充足。不仅如此，他们认为，我们永远也不会面对资源耗尽。当某种特定原材料出现短缺时（就像价格上升所显示的那样），投资者和企业就会努力找到其替代品，因为可以从这些新的市场机会中获得利润。
然而，自2005年起，石油价格超过了每桶100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我们不太清楚的是，这一价格攀升到底是石油投机还是人们所预测的“石油终结”的结果。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未来的石油价格将取决于供货商如何看待或许制约全球石油生产与供应的事件——如一个主要产油国的政体变化。由于所有的石油产销都面临着类似的境况，即可以通过储存以便从未来的价格上升中获利，所以，石油的未来价格可以通过反馈影响到目前的价格。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尤其是最近借助著名的“休伯特曲线”（反映生产率长期趋势的一种曲线）的分析表明，在未来10—30年，全球石油生产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商品供应将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短缺。
中国和印度等迅速成长中的发展中国家进人世界石油市场，也可能对全球石油价格造成了冲击，并将对其长期供应产生影响。但事实上，人们对石油的“真实”美元价值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为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不等——从阿拉伯地区的每桶几美元到加拿大油砂岩开采的40美元甚至更多，世界石油价格的上升并不取决于平均或边际成本；相反，它取决于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同样，它也不包括在不同时间阶段内对石油开采、冶炼和销售的各种补贴，而是依赖于如在海湾和其他地区军事存在的成本。这些军事项目——显然是为了保护石油从海湾地区的输出成本可能从每桶几美分到40美元甚至更高。原油的某些利用形式，如医疗设备中的运用，有着远远超出来自燃烧或化工产品的价值，即使每桶500美元也不算夸大（这些种类的利用对供求和价格影响甚微）。
当然，未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尽管各种科学测算的结果并不乐观，但人类拥有巨大的改变个体和集体行为的能力，尤其是当他们适当和及时回应的话。虽然肯定会存在一个界点，届时某种特定资源的供应将无法满足全球的需要（即便可以寻求替代品），但还可以考虑在技术现代化、商品构成、生产、消费与循环的方式、生活方式与预期、税收制度等方面做出改变。如果能做到系统性实施的话，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抑制资源短缺和保护环境。需再次强调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分配是一个关键性变量：那些富裕者几乎不会从绝对短缺中受到伤害，因而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目前拥有的一切，而那些贫穷者已经难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因而也不会轻易放弃能够消费更多的希望。如果没有全球层面上的某种经济与政治转型，这种不公平性不会改变。
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的难题是可再生资源的流通，如淡水、生物质、太阳能和风能等。环境主义者长期以来认为，由于可再生资源的供应是无限的，因而，我们开发可再生资源在经济和生态上是更明智的。但人们所忽略的是，第一，可再生资源的流通性也许未必能够满足目前高增长率下的需求量——淡水和太阳能就是适当的例子。第二，那些可再生资源被以过快速度消耗的地区，如热带雨林地区，恐怕难以真正恢复到先前的平衡状态。“可再生的”资源只有在利用过程中允许其充分自我恢复的前提下才会是可以长期获得的，而且需求量要低于生产与流通量。在一个普遍预测的高速增长和史无前例的对可再生资源需求的全球经济中——甚至是在贫穷地区，平衡需求与可持续利用并非易事。过度利用的后果往往是首先打击穷人、失去维持生计生产所必需资源的人群和难以充分参与市场的人群。
其中“增长的极限”日益凸显的一个全球环境领域是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由人类活动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依据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观点：气候系统变暖是无可置疑的，就像我们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洋温度的升高、大面积的冰雪消融和海平面的不断上升等现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温度升高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生，而且在北部的高纬度地区尤为明显。过去30年中发生的由于人类导致的气候变暖已经对全球层面上发生的很多物理和生物系统变化产生了影响。
一个关键性的议题是气候变暖导致的生物、物理性改变的社会干扰性后果及其分配，从地势较低岛屿的消失、沿海地带的洪水到农业生产的重大地理改变、生物栖息地的破坏、物种的灭绝、冰川融化和降水量的变化。还有人认为，随着亚非沿海地带大面积地被淹没，大量人口的迁移和安全威胁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美国的卡特里纳飓风所导致的后果一样。对于国家和公司领导人来说，似乎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利弊如何”？“如果我们要有所作为的话成本如何？”这正是美国政府宣布退出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背后的私利算盘，而这肯定将继续阻挠着国际气候谈判。需再次指出，长期而言，那些能够支付气候适应费用的人群很可能会建筑海上大坝等防范设施，而那些无力支付这一费用的人群最可能受严重损害。
3 财富和贫穷
气候变化及其他变化所表明的是，同时作为原因和结果，全球化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系统来调节的，尽管那些影响是直接而剧烈的，对于某些人群来说其成本要远远大于可能从一般化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气候改变原因和消极性后果的分配非常类似当前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性。尽管全球上的所有人口都会在导致气候消极性后果方面发挥着某种作用，但真正重要的是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和在哪里消费。地球上20%的富裕人口消耗了世界80%的自然资源，因而很可能也应为相应比例的环境破坏负责。换句话说，地球上高收人群体（约12亿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消耗着其他4/5人口平均消费量的5倍（或者是世界最低收入群体中个体消费量的20倍），因而过度消费是我们面临的时代难题的主要成因所在。 具体地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3650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约3051美元，包括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的56倍（约650美元，包括印度）。的确，目前超过10亿的人口日均消费低于一美元，超过26亿的人口日均消费低于二美元。同时，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当代消费类型所导致的环境影响的群际分配。
二、全球环境与全球经济
鉴于上述证据和数字，我们有必要更多关注与全球化相关的生产、贸易与销售、消费系统，即经济系统。当然，这一系统是资本主义的。从一种历史的观点看，时下的这轮资本主义扩张只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持续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新阶段，但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中等收入国家中消费率的不断提高相结合，当代全球化正产生着迄今为止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前的国际一体化的主要特征是，从殖民地国家流向欧洲的原材料和物品，随后转变为半成品和成品，再销往核心和边缘国家。总体上说，那时不仅开采、生产和消费的规模都较小，市场和消费需求也较小。而且，尽管动植物物种已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远离其栖息地，但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主要是地方性的。
如今，全球的生产构型已经变得异常复杂。原材料、物品、半成品、零部件和成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地方流动，完全依传统的和公司内部的比较优势而定。这些过程的位置选择与顺序不仅是由生产因素的绝对成本决定的，就像我们依据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所理解的那样，还与公司生产链内部的成本因素密切相关，包括金融和人力意义上的资本相对成本、特定地区的社会成本负担和地方补贴的规模等。与原材料、劳动、技术和规制的成本相比，不同国家在不同生产阶段上的税率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种产品在某一地区制造或组装。这样一种全球性商品链的结果之一是过去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环境影响如今被分散在了世界各地。
相应地，环境外部性的分配很难准确评估，结果是往往被过低估量。如与香蕉出售给北美消费者相关的环境与社会破坏如何估算？它们都生产在千里之外的中美洲。不仅如此，该如何分摊成本？又该由谁来支付？——究竟是生产的受益者还是消费的受益者？一个长期性的论点是，资本生产将尽量寻找那些环境和其他社会标准最低的地区，因为这会使各种成本降至最低。尽管有些证据表明，这种位置选择的确时有发生，就像在美国一墨西哥边界的生产加工区那样，但也有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在决定资本的生产位置选择方面只发挥有限的作用。尽管如此，在迅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比如中国，由于仍缺乏环境规制、监管和执行上的一致性——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国家中的执行落实质量就总是高的，事情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而且，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国家中的环境质量都呈现为恶化趋势。当然，这对于进口国来说也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环境外部性出口现象可以在食品行业中清楚看到。随着农业、冷藏和运输技术的变化，工业化国家对水果和四季蔬菜不断扩大的需求以及国际粮食市场的扩展，世界农业生产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从维持生计向资本赢利的重大转变④。对于那些拥有有限原材料或人力资源的国家来说，现金农作物的出口成为了聚敛硬通货的重要手段，这种生产的专业化还得到了对某些从北向南农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和消费者预期的促动。因此，在北方国家的冬季，可以购买到来自南半球的各种农产品，而这在20年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全球化农产品生产如何影响着环境的一个例子是草莓生产。加利福尼亚、墨西哥、中国、西班牙和北非都在争夺这一有吸引力的市场中的份额。尽管有机农业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大多数草莓生产仍需要大量的化学产品扶持。过去，生产者主要使用具有破坏大气臭氧层效果的溴（代）甲烷，预先施入于土壤之中。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及有关条款，这些化学药剂被逐渐禁止并代之以不破坏臭氧层的方法。尽管草莓生产赢利性很高，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生产赔本并非鲜见，替代溴（代）甲烷的成本和可靠性并不是确定的，而加利福尼亚草莓生产者极力维持其相对其他生产者的竞争优势，结果他们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免除《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逐渐消除溴（代）甲烷使用条款的豁免。这带来的后果不仅是这一危险化学产品的继续使用——它们非常接近于人们的家园和农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而且会继续导致臭氧层减少，从而危害整个地球。
其他消极性后果来自不断改变着的全球农业生产与消费构型。如大多数先进农业是资本型、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这会导致农业中就业机会的减少。出口生产依赖于化学产品实现整齐划一、机械化实现规模、大量土地实现产量，而这些要求往往有利于富裕的农场主和公司，因为他们更容易被视为有信用的。劳动力在出口农业中的输入大都低于维持生计农业生产，非常不利于穷人和无地农民。往往发现后者只能获得十分有限的工资，或耕作于山地等贫瘠的土地，或者被迫移居城市寻找工作。在前者的情况中，严重的土地贫瘠化会随后发生，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城市中居民的大量增加会超出城市基础设施所能应付的限度。
另一个消极性后果是商品链不断复杂化以及相关环境破坏之间的相互交织，它们不仅包括商品生产，而且涉及身体和身份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过度消费和相应的物质浪费。商品不仅被营销为人们的直接使用目的，而且是个体最终区别于他人的方式。如果“你是你所消费的商品”，那么，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被用于保证自己购买的商品不同于他人（请看围绕着美国年度性学院奖着装的拜金主义和时装的快速过时现象）。汽车、服装、保健品、装饰品、化妆品、药品，甚至农产品，其销售中都承诺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因此，消费者也许不自觉地成为了全球商品链的一部分，因为身份、不安全感和虚荣等理由而制造浪费。
上述事例只是全球化的环境影响的几个方面，而且它们中很少是新近发生的，差不多两个世纪前就已存在。笔者认为，如今所改变了的只是规模。不断增加的资本跨国流动推动了“新兴经济体”中的投资。日益自由的贸易以及工业化国家中的高劳动力和社会成本，促动了生产以及环境影响的迁移，而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也推动了生产系统的复杂化，并分散了环境影响。最后，全球贸易的增长也更容易把“环境恶物”出口到无力支付或不愿意施加严格环境规制的国家。 三、来自消费者的回应
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变化，还改变着消费模式。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同时基于“所有事物的商品化”与“身份的生产”和所谓的信息革命。这些变化的广度和生产变化都对社会关系与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全球经济总量已经从1950年的5万亿美元扩张到2008年的55万亿美元，世界贸易额则从1950年的3 0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4万亿美元，而这是在世界人口增加了1/3的情况下实现的。最近几年中，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服务业、信息和“知识资本”部门的扩大实现的，一般认为，它们造成的环境影响要比过去几十年中盛行的福特主义工业要小。然而，与之相伴随的世界范围内个体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也推动了商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如计算机和生态旅游，其环境影响远不是友好的。而且，全球消费者需求进一步受到了主要是美国的文化规范与实践借助媒体——如电影、电视、广告和杂志、通讯网络、国际旅行、自由贸易与高等教育而实现的扩展的全球化的推动，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行为。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式消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尤其是全球生产的重组。在一个主要由福特主义的原材料、工业机械和大型消费品（轿车、家用电器等）生产驱动的世界经济中，就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后来的50年代一样，即便小幅度的需求下滑都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大幅度的价格削减与倾销，就像大萧条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建立在重型工业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并把美国拯救出了30年代的长期经济衰退。但是，美国通过朝鲜战争实现的国际化进程才真正开始启动。
这一经济复苏也被证明是很容易陷入衰退的，因为大多数重型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能够持续使用10～20年的时间（或者更长），因而很快就会进入产品饱和状态，需要寻求新型的产品和服务，汽车是这方面少有的例外之一，尽管它也在发生改变。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中，美国的汽车工业建立在一个大约三年的更新周期基础之上，主要是受到商业广告和“邻里攀比”所造就的消费者偏好的驱动。如今，轿车生产已建立在更长的消费周期基础上，而利润则主要来自产品细化和那些随着油价上升而变得不怎么受欢迎的大中车型的生产（在美国，丰田有意在2008年兼并通用，正是因为前者总是将营销定位于小排量的、高能效的车型）。
信息革命被称赞为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的终结。随着计算机、瞬时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消费者趣味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设计用来满足个体性的需求和期望。知识生产不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化石燃料输入，而且由于是“即时性生产”，因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产品囤积和低价倾销。新的、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将不必听命于所谓的商业周期，而不会导致环境破坏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可能。但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一场美梦。随着网络经济在2001年的崩溃，十分清楚的是，信息时代并不能避免衰退，而美国借贷泡沫在2007年的破裂则表明，即便那些从事网络知识生产的人也并非对未来十分明确。
无论如何，即便一个信息世界也不能提供“不需要资源和没有浪费的增长”。这种最新的消费资本主义模式依赖更高的消费率和有限时间中的商品快速生产，而且往往只具有十分有限的循环潜能，对于电子设备如计算机、移动电话、媒体播放器和小型电器等来说尤其如此。一代代英特尔和迈腾等微处理器使得计算机速度越来越快，它们使已有的计算机产品过快变得过时，因为国内外的需求迅速减小。服务于旧型、缓慢芯片与操作系统的软件从市场上消失，新的软件由于内存和硬驱动上的要求而无法在旧型机器上运行。对于包含着有毒物质的大量废弃计算机的处置并不容易，并导致了一个国际性的严重的有毒垃圾难题。而且也很难想象，要花150美元去修理一个仅仅使用两年的微波炉，或为了拆卸媒体播放器后面的一个部件就要至少支付75美元。
甚至服务业这一世界经济中迅速增长着的行业也未能免除垃圾制造的窘境，因为消费者在被鼓励以一种更环保的方式生活的同时却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一个有趣实例是自动取款机（ATM）的全球性扩展，可以认为，它导致了人们更为频繁地前往ATM存取款。过去人们一个星期去一次银行并提取足量的现金，如今则是一天之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开车去最近的ATM。同样，由不断增加的收入、休闲时间和媒体宣传所推动的长途商务与娱乐旅行的更加便捷和相对较低的成本，也对大气和海洋产生了影响，那些富裕的旅行者也会把高消费的习惯带到旅行地。当今，人们可能更多的是观察鲸，而不是捕杀它们（除了少数例外），但这一工业也远不是没有污染的。
多少有些讥讽意味的是，信息与知识资本工业的全球化——包括所有那些与金融资本、文化和教育相关的活动，也带来了环境影响。第一，对网络、广告取向媒体的依赖的不断扩展不仅促动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还有助于通过多样化的信息加工和生产形式“扩散财富”。第二，作为过去几十年中的经济发动机，这些工业已经推动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全球性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增长，而他们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大量消费。第三，正如前文已指出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规范和习俗的扩散，为其他社会中的消费者确立了榜样，并竞相模仿。第四，教育水平的全球性提升——初级、中等和高等教育——都与不断增加的收入和文化觉醒相关，并促进了更高水平的消费。
最后，知识与信息的商品化、占有和私有化，就像知识产权的狂热保护所表明的，正在带来一系列悲剧性结果，就像更为传统类型的“公地的私有化”所导致的那样。尽管加勒特·哈丁的“公地的悲剧”仍是关于环境破坏的主导性隐喻一资源公有往往导致太多的人竟相利用太少的资源，但历史经验表明，共同资源的联合所有——辅之以适当的规则——更有助于保护它们。知识产权的全球化代表了资本试图占有从前属于“公共所有品”的努力，以便可以从产品重新销售给从前受制于地方化资源规制的人群时获利。尽管这种占有被呈现为一种保护机制，但所带来的很可能是相反的效果。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旨在保护生物物种及其栖息地，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对“基因资源”的接近性和拥有国经济收益的分享权利来框架化的，焦点是把这些资源开发为可以销售的产品⑦。一个经典性论点是，赋予这些资源以适当价格将为拥有国和地方利用者提供保护它们的动机，而来自最终商品化的潜在收益也是如此。例如，原始的谷物品种可以在南方国家本地种植，然后出口到通常是富裕北方国家的实验室，以便创造出能够抗御特定虫害的杂交新品种，并取代旧品种。或者，那些已经被长期地方性应用的、具有疗效的植物可以用来做科学分析，而其中的关键性成分被合成以应用于新药物的研发。在这些实例中，产生的新产品受到专利保护，以保护开发者的收益不受侵害，转基因粮种就是这样受到专利保护的，而农民在法律上被禁止储存粮种用于未来生产，而且这些新的转基因物种往往也需要更高的除草剂、农药和化肥投入，相应地把贫穷农民排除在外，尽管它们会带来空气、土壤和淡水的污染。结果，粮食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生产的产品，生物工程化的水果和蔬菜被广泛食用，而很少考虑它们对环境或消费者健康的长期影响。
尽管很难精确测量服务、信息和知识产业的环境影响，消费资本主义尤其是轿车的长期性环境后果已无可否认。如今，交通部门二氧化碳的排放占美国年排放量的27%，而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数字是20%～25%。据估算，世界上共有大约八亿辆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而这一数字在2050年会提高到20亿①。如果交通增长趋势的预测是准确的，这一部门的排放比例到21世纪中叶将会提高到5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与道路交通相关的。不仅如此，鉴于汽车工业及其应用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是制造商之间，还包括高速公路、维修店、加油站、炼油、土地开发、城市远郊区扩大等，汽车导致的全球排放与环境影响要比估计的更高。汽车的全球生产能力已经处于过剩状态，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筹建自己的生产厂家，并希望将其低成本汽车销往其他市场。非常可能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低端汽车产品可以得到价格补贴，使得消费者能够购买得起，而生产企业能够维持经营。全球环境不太可能从汽车利用的这种大规模增长中获益，即便在短期意义上，国家经济或跨国公司也许是这样。
四、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
这绝非是说，全球化就只能是环境破坏性的。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循环利用项目，该项目随后被欧盟21个成员国、四个候选国和挪威、加拿大所采纳。消费者支付回收其轿车和计算机的费用，而生产者被要求去除包装和其他废弃物，因而某种程度上的“稳态”生产与消费系统可以在某些区域中实现。有研究表明，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环境开始变得清洁，尽管这样一种“库兹涅茨曲线”的真实存在一直遭到质疑。需要指出的是，不断增加的全球消费者数量和相应的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所争论的并不是人口增长本身，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人口过多和贫穷往往与环境破坏相联系，而全球化很可能会增加贫穷人口（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相对于富裕人口（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的比重。
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议题，但确实已有大量的国际条约、公约和议定书来管理环境议题的各个方面。某些条约相对于其他的条约要更成功些，而这都取决于签署国对条约有关条款的落实。必须指出的是，所有政治都服从于如下事实：首先考虑的是获得比较优势，然后才是“解决”问题。基于此，一个重要的转向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注重市场工具和机制在“全球化”环境应对中的作用。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污染权”的商品化；二是生态现代化，或在整个商品链中减少外部性；三是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和激励美德消费。
1 “污染权”的商品化
一种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是，废弃物、社会成本等形式的外部性是在生产要素定价方面市场失败的结果。也就是说，生产者未被要求去把污染成本、劳动者权利或其他社会成本内部化到商品的最终价格之中；否则的话，生产者就会努力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这些外部性。就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来说，直到政府开始施加规制措施、要求减少排放之前，人们把污染物排人空中去没有任何成本。但是，尽管这种监控机制也许向所有污染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它们被广泛认为是经济上低效的。因此，一个污染者也许要花费10000美元才能达到法定的排放水平，而另一个污染者只需要1000美元。更为有效的方法也许是，后一个污染者花费10000美元，然后以7500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多余的”污染权出售给前者。这样的话，可以凭借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大幅度的污染削减。这种方法被称为“封顶和交易”：首先确立区域、国家或全球层面上的污染物水平，然后把污染权按照某种模式进行分配，那些能够有效减少排放者可以承担这一任务并把自己剩余的权利出售给那些不能有效减排者。目前，碳排放市场已经在欧盟内运营，同时还有大量的私人性项目。最终的期望是，一个全球性市场将依据《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建立起来。
这些市场能否实现其目标仍是未知数，但它们已经做到的是使污染权商品化。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权利的价格由污染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那些有能力支付购买污染许可者尽可以这样做，而那些无力支付者将迫使消除导致过度排放的活动。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排放削减将通过出售给高成本削减的工业化国家而获益，导致技术与资本从富裕向贫穷一方的转移。尽管这种“封顶与交易”方法对于像二氧化硫这样的污染物运行良好，并实现了污染总水平的下降，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那些生活在高削减成本地区的人群不得不继续承受较高的污染物水平。不仅如此，这些计划很难启动实施，因为既不容易确定最初的污染许可配额，也不容易进行监督与推行。当然，就碳来说，其影响是全球性的，而穷人最可能是这些不利影响的牺牲品。
2 生态现代化
“封顶和交易”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入新的、低排放技术和生产系统。生态现代化把污染和废弃物难题解释为由于过去制造外部性的低成本和缺乏消除污染激励的生产系统，这方面的一个适当例子还是汽车，只要汽油成本是低的，而温室气体排放不受到惩罚，生产厂家就不太会制造更加昂贵的低排放轿车。随着汽油价格的升高，并且如能对碳排放施加一个成本——最好内部化为一种汽油和汽车税，那么汽车将会设计能效更高并具有较低水平的碳排放。尽管完全消除与汽车生产和运行相关的碳排放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生态现代化”可以大大减少每年的全球性额外排放。与此同时，人们也已注意到，随着与一种资源相关的服务的单位成本的下降，“回馈效应”导致了更高水平的消费。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其他工业和污染物：随着新的开采、运输、制造和消费系统的开发，建设工程和生产产品更多关注的不再是“末端”污染，而是要求更少的要素输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产生更少的废弃物。我们也可以确定，生态现代化的更高成本将会内部化进商品、服务和废弃物处置的成本中，使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更加自觉与节省。但是，生态现代化的逻辑也存在着重大缺陷。首先，产品如汽车数量的绝对增加将会抵消某一产品取得的效能进展，或把排放源从此处（排气管）转到彼处（电站）。同样的逻辑适用于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随着全球经济的扩展，生态现代化将使排放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不是导致十分必要的削减。其次，即使有着生态现代化和严厉的回收利用项目，世界范围内不断提高的消费率将导致不断增加的废弃物和污染。这也就是艾伦·施耐伯格称之为的“生产奴役”。消费者也许必须呈现出某种自我约束，但这又如何实现呢？
3 改变消费者偏好
归根结底，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就全球而言，人们处在主要源自于美国的媒体与文化的影响之下的不断上升的物质生活水平实例的氛围中。如果人们借助于商业和消费习惯可以被诱导着消费更多，那么，他们是否可以被诱导进行更加环境友好的绿色消费呢？但是，为什么必须是绿色的呢（并不容易回答）？而且，如何能够动员仍处在维持生计水平上的大多数穷人走向绿色呢？这一概念的支持者往往强调的是如下两点：一是通过选择“绿色的”而不是“棕色的”产品，消费者可以对环境质量施加真正影响，而且能够感受到自己对于地球的贡献。二是通过偏好性购买，消费者可以引导工商业生产更好的环境友好产品（生态现代化的另一种形式），并使整个市场变绿。最终，棕色产品的市场将会消失，因为消费者将变成一个绿色群体。在过渡阶段，生产者将会从绿色产品中受益，并实现更高的利润。
尽管初看起来这一方法有着明显的优点，毕竟如果每一个人都改变其消费偏好和行为的话，一定会导致环境影响的急剧减少？但是，市场在大规模改变社会选择方面是一个变化无常的工具。的确，当一种商品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时，需求也将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当这种产品有着较高的需求弹性时，但这必须要能够导致成本的下降和随后消费的重新增长。只有像在欧洲那样，汽油征税的目的是为了冻结需求，暂时改变的消费行为才能得以长久维持。即便是那样，一旦收入增加和商品的相对成本下降，人们的消费也会再次增加。这正是石油消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发生的现象。不仅如此，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消费者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绿色的”，并拒绝以一种道德的方式行动。换句话说，缺乏一种严厉的规制政策，市场只是一种脆弱的和不可靠的工具，很难指望依此实现消费者行为和公共政策的长期性变化。
五、结论
本文阐述了关于全球化与环境的四个论点。首先，它描述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和全球化的文明对地球物理的与生物的重要影响。其次，它讨论了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工业与知识生产类型的变化如何导致了环境外部性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重新布局。再次，它提出隐含于后福特主义之中的“所有东西的商品化”以一种未曾预见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构型和废弃物生产。最后，它认为，全球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作为应对全球化的环境影响的政策工具“听起来不错做起来难”。
进一步说，全球环境不应被视为与其他社会方面相割裂的领域。当然，它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的角色是独特的，但这一基础被利用和滥用的方式却是完全社会的。物理性的“事实”本身并不会改变社会的“事实”，而且，归根结底，保护全球环境——以及弘扬人性——取决于对后者的改变。这些社会事实必须被改变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改变既不能凭借市场、也不能通过生态现代化来实现。如果不想让全球化吞噬全球环境，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包括所有人的政治，而这将是21世纪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