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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克强到访尼日利亚的一天前，被视为该国头号威胁的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宣布，发生在4月14日晚的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一所女子学校300余名女学生遭劫持事件是该组织所为，并宣称要将仍下落不明的200多名女学生“在市场上卖掉”。4月14日这天，该组织还在首都阿布贾近郊制造了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5人死亡。这是近两年来阿布贾遭到的首次恐怖袭击。自去年以来，大规模恐怖袭击在尼日利亚频繁发生。有报告显示，该国如今已成为遭受恐怖袭击次数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
5月7日至9日，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在阿布贾召开。虽然有外国领导人因为恐怖事件的发生取消了原定与会的行程，但李克强总理一行决定不改变行程，按既定计划访问尼日利亚并出席峰会。
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称，中国领导人是患难时刻见真情，“在安全形势严峻的形势下，很多人都不愿意到尼日利亚来，李克强总理的如期到访，是对尼日利亚的最大支持”。尼方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对中国总理的到来表示感谢，他表示，因为如果李克强总理取消到访尼日利亚，将会有许多非洲领导人也可能取消参会，作为主办方，他们将不知该如何继续举办此次非洲峰会。
5月8日下午结束对尼日利亚的访问后，李克强抵达下一站安哥拉，在主持召开在安企业和中国公民代表座谈会时，他首次就“冒险”访问尼日利亚作出回应：“这体现了中尼、中非牢不可破的友谊。用尼日利亚总统的话说，这是患难见真情。”但他还强调，在这个时候依然访问尼日利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有6万中国公民在尼日利亚工作和生活。
“保护他们（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我们如果改变行程，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将来的状况会怎么样？”李克强说。在和尼方领导人会见时，李克强明确向对方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加强对中国在尼公民的保护，“他向我拍了胸脯，说要加强力量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
在安哥拉的访问期间，李克强也有过虚惊一场的经历。8日下午，座谈会后，在赶回下榻酒店途中，李克强总理一行的车队遇到了当地的交通晚高峰。当地时间晚上7时许，车队在路上堵了将近40分钟，陷入社会车辆的包围之中。当地的交通秩序并不好，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紧张的安保人员用身体将中国代表团车辆紧紧围住。
因为安哥拉是中国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加上有将近26万中国人在此工作，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研究项目主任亚历克斯·韦恩斯将安哥拉视作是李克强此次非洲之行中的最重要一站。“今年第一季度，安哥拉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韦恩斯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李新烽2013年的估算，如今非洲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100万。而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中非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让刘贵今颇为感慨。自1981年被派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担任随员以来，到2012年卸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一职，逾30年里，刘贵今的工作领域从未离开过非洲大陆。
刘贵今去非洲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中国人很少到非洲，而日本游客满世界转。看到有西装革履的中国人，一些非洲小孩跟在背后叫‘Japanese（日本人）’”。即便在刘贵今前往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任职的1981年，由于中国刚刚才开放，在肯尼亚的华人也屈指可数。但2001年刘贵今出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后，日本驻南非大使曾向他抱怨，“现在日本人到了南非，这里的小孩叫我们‘Chinese（中国人）’”。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将近60年过去，非洲54个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刘贵今将中非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后一阶段又可以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开始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
5月10日，内罗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肯尼亚总统府广场出席肯总统肯雅塔举行的欢迎仪式。摄影 / 本刊记者 刘震
在刘贵今看来，第一阶段中非关系是政治挂帅，早期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非洲国家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
“这一阶段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同志加兄弟’，主要是政府对政府层面的关系。” 刘贵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中国来说，对非关系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由于美国、前苏联从中阻梗和孤立，中国和非洲大陆国家交往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提出，“打破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必须走出去”。
50年前，周恩来总理展开历时50多天的非洲十国行，掀起了新中国对非外交的重要开端。
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团首次踏上非洲大陆，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这次非洲十国之行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国家，也是周恩来丰富外交生涯中访问时间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外交活动。
在这次被称为新中国外交史上建立中非新型关系的“开山之旅”中，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留下中非“老友记”中一段“患难见真情”的佳话。
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的前几天，该国发生了刺杀事件，恩克鲁玛总统受伤。代表团有人建议不去加纳，但周恩来总理坚持计划不变，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中国政府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非洲司前司长刘贵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虑到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周恩来总理向对方建议，免去一切访问礼节，不在机场搞迎接仪式，所有的外交活动都在恩克鲁玛所住的城堡里举行。
在那次历史性访问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的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对非政策中一直得以继承和发扬。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上述原则中最本质的特征，一直是中国在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时所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写入各个时期的对非文件中。
周恩来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廖心文曾撰文称，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拟写的。
周恩来总理的首次访非之旅还推动了中国同非洲国家间的新一波建交浪潮。中非间的第一次建交浪潮肇始于著名的万隆会议。这次召开于1955年的会议，周恩来总理赴会，并发挥了主导作用。
此后至1963年，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0增至14个。而从周恩来总理的非洲十国行至1971年10月，又有11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1971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联合提出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在76票赞成票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
这也成了中非“兄弟关系”最有力的佐证。而中非第三次建交浪潮也就此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已达44个。
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几乎与中非建交同步而行。在与埃及建交当年，中国就向对方提供无偿援助，支援埃及反抗英法的武装侵略，拉开了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序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援建了一批规模大、投资多且技术复杂的项目，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970年开始援建的坦赞铁路，这条全程1860公里的东非交通大动脉耗时6年才告完工。
从1990年起至2004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上，西方国家曾11次提出“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均遭挫败。中国的坚定支持者中，非洲国家是主力。1997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支持中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个国家来自非洲。
而1989年中国受西方制裁后，当年8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先后应邀出访了8个非洲国家。与此同时，顶着西方外交压力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都来自非洲。作为回应，从1991年开始，每年年初，中国外长首次出访，都会选择去非洲国家。这一外交惯例的确定和延续，是中国对中非关系高度重视的一种体现。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国的国际环境越是恶化，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贸已开始成为双方合作的优先选项。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1990年纳米比亚实现独立，1994年新南非诞生，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进入尾声，非洲国家关注的重点也转向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和中国的诉求遥相呼应。
1982年，中国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四项原则继承了周恩来总理所提八项原则中的平等原则，并更加强调互利原则，市场因素开始逐渐替代政治因素成为主导。更多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私企进入非洲，过去政府对政府、国企对国企的行为主体单一的方式开始走向多元化。广袤的非洲，每年都会迎来数以万计不远千里赶来的中国劳务人员。
刘贵今介绍，中非贸易额也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和多元不断增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千万美元，到七八十年代的十几亿美元，再到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06亿美元。
中国援非工作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比较显著的改革步伐，不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为着重点。1993年，中国政府设立了“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 从1995年开始，中国大力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等方式，通过对外援助资金和银行贷款相结合，实现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双赢，以往的“授人以鱼”逐渐过渡到“授人以渔”。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非关系发展到第二阶段，逐渐变成‘伙伴’，而且是长久的平等的伙伴。”刘贵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曾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两大阵营极力拉拢的非洲，一定程度上陷入被欧美“抛弃”的命运。“当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剧变开始主导美国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时，非洲问题的地位逐年下降。”一位美国学者写道。
欧洲也只是和非洲保持长期的但并非足够紧密的关系。除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过去的宗主国之外，欧共体（1993年转化为欧盟）在2000年之前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对非政策。
“新世纪之初，西方世界认为非洲是片没有希望的大陆，它们实际上放弃了非洲，转而将目光投向亚洲。”非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平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让·平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非盟委员会主席，在他看来，亚洲选择了和西方世界截然相反的态度，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是来到了非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越来越多地与非洲进行合作，参与到非洲的建设和发展当中”。
“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成立后，中非合作进入快车道，论坛已变成中非合作的一面旗帜。”刘贵今说。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时，作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刘贵今出任会议中方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论坛召开后，刘贵今又出任会议后续行动委员会的秘书长。
作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范畴内的集体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每3年举行一届，迄今已举办五届。刘贵今介绍，中非双方已就会议的运行准则达成一致，每隔三年，负责各国外交和商贸合作的部长进行一次聚首，对过去三年论坛运行的情况以及后三年论坛发展的规划进行会商。每次部长级会议会出台两个重要的会议文件，一个政治方面的宣言，一个经贸方面的三年执行规划。在召开部长级会议的第二年，双方会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期间举行外长会晤，第三年则是高官会，审议一下两年以来论坛达成的重要合作会议文件的执行情况，并商讨下一届论坛的主题并做相关的准备。 “每一届部长级会议，尤其是期间的峰会，多数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聚在一起，使得会议成为一个高级别且高效的决策机制”。在2012年卸任非盟委员会主席之前，让·平连续12年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全部各级别会议。2008年之前，他是以加蓬外交部长的身份与会。
虽然2008年全球经济由于金融危机增长乏力，但中非贸易在新世纪仍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3年8月发布的《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超越美国，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12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达到1984.9亿美元，是2000中非合作论坛初创时的将近20倍。
上图 ：1963 年 12 月 13 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以总理身份在陈毅副总理等陪同下，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图 /CFP
下图：坦赞官员在两国交界处铺设铁轨。1970 年 10月动工兴建，1976 年 7 月全线完成。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裂谷带。由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合作建成。图 /CFP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是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实现中国资源和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中国从1992年开始进口非洲原油，从当年的50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7085万吨，近年来，来自非洲的原油约占中国原油总进口量的30%。
这一定程度上源于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积极成效，近年来，“X 非洲峰会”盛行一时。亚洲和非洲间有“韩非论坛”“印度—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等，欧洲和非洲间则有欧非峰会、欧非议会对话等。
去年6月底7月初，奥巴马对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南非三个非洲国家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奥巴马也开始强调美国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奥巴马总共只在非洲呆了20个小时，于2009年曾在加纳停留。但战略重点放在亚洲的奥巴马政府，此番在非洲的一周里，其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安全和反恐上。
与中非贸易额近十年来保持20%以上的高增长率形成反差的是，非洲对欧美国家的贸易占比不断下降。2005年，非洲对欧洲和美国货物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分别为43%和21%，而到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低到36%和17%。
出现上述反差，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是最直接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体现出中国在对非经贸中的竞争优势。在对非援助和对非经贸合作中，和西方相比，中国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从不附加政治条件，就是为了促进当地的发展。
“总体上来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处于上升的趋势。不过，非洲跟欧美的关系依然是强大的，他们是传统的贸易伙伴，其经贸联系还是很紧密的。欧洲列强过去是非洲很多国家的宗主国，非洲在语言上、文化上受欧美的影响很深，欧美在非洲的很多先天性优势并没有失去，只是有些削弱。”刘贵今说。
中国如今在非洲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或许是日本。在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2006年5月访问非洲后，该国换了6位首相，但8年间再没有一位首相到访。今年1月，安倍晋三成为八年来访问非洲大陆的日本首相“第一人”，他率团经中东阿曼巡访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
日本媒体披露，安倍政府已将非洲作为自己任内的外交中心之一，安倍本人考虑今后分批次访问非洲各国，以“牵制、抗衡中国”。实际上，这也是他实现所谓“地球仪外交”的一部分。
也是在今年1月，几乎与安倍同期访问非洲的王毅外长延续中国外长每年新年首访非洲的惯例，到访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加纳和塞内加尔四国。在第一站埃塞俄比亚，王毅与埃外长会谈时指出，不赞成有一些国家在非洲拉一派搞一派，搞对抗忙制衡。
“如果是公平竞争，中国是有优势的。”刘贵今说。他认为，中国同非洲交往上没有殖民主义的原罪，而几十年来中国在非洲所做的一切，更为中非间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中国产品仍然有成本优势，而随着有独立知识产权产品的增多，技术优势也在增强。
曾有西方媒体指出，南海、东海局势的紧张，让中国更加看重对非关系。在刘贵今看来，这不过是主观猜测。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对非关系对于中国外交固本强基来说一直具有重要意义。战略上来看，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实力增强，来自外界的压力在加大，干扰也在增多，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无疑能增强中国的抗干扰能力。而在经济上，非洲能提供中国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且是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中国资本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区域。“中非合作的升级，是让中国的发展与非洲的发展紧密相连，实现互利共赢。”刘贵今说。
非洲铁道沿线，小贩向火车上乘客贩卖新鲜水果和蔬菜。摄影 /Tim Dirven PANOS
5月5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新世纪中国援非的标志性工程、2012年初落成的非盟会议中心，曼德拉厅座无虚席，李克强总理在这里发表演讲。
“非洲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是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李克强用“三个一极”阐释了中国政府的“非洲观”，并提出“‘461’中非合作框架”，即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等四项原则，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完善中非合作论坛这一重要平台，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推动中非合作不断升级，也不断走向共赢。
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陆，曾被称为“失望的大陆”，也曾被贴上“战乱、赤贫、野蛮”的标签；而今日，54个国家组成的非洲尽管依然不那么安宁和平稳，但已成为“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随着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这片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大陆，将日益为大国外交所关注，并重新打量。
你不知道的非洲
不再兽皮遮身
在关于非洲民风习俗的影视资料中，常描写非洲人身着兽皮、手拿弓箭狩猎的场面，或者是姑娘裸露上身、以展现非洲原始的野性之美。现在的非洲已经很难再见这样的景象。现代社会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的冲击，许多浓郁的民族风俗和奇特的仪式已经消亡或逐渐湮灭。
5月7日至9日，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在阿布贾召开。虽然有外国领导人因为恐怖事件的发生取消了原定与会的行程，但李克强总理一行决定不改变行程，按既定计划访问尼日利亚并出席峰会。
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称，中国领导人是患难时刻见真情，“在安全形势严峻的形势下，很多人都不愿意到尼日利亚来，李克强总理的如期到访，是对尼日利亚的最大支持”。尼方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对中国总理的到来表示感谢，他表示，因为如果李克强总理取消到访尼日利亚，将会有许多非洲领导人也可能取消参会，作为主办方，他们将不知该如何继续举办此次非洲峰会。
走出去，同志加兄弟
5月8日下午结束对尼日利亚的访问后，李克强抵达下一站安哥拉，在主持召开在安企业和中国公民代表座谈会时，他首次就“冒险”访问尼日利亚作出回应：“这体现了中尼、中非牢不可破的友谊。用尼日利亚总统的话说，这是患难见真情。”但他还强调，在这个时候依然访问尼日利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有6万中国公民在尼日利亚工作和生活。
“保护他们（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我们如果改变行程，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将来的状况会怎么样？”李克强说。在和尼方领导人会见时，李克强明确向对方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加强对中国在尼公民的保护，“他向我拍了胸脯，说要加强力量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
在安哥拉的访问期间，李克强也有过虚惊一场的经历。8日下午，座谈会后，在赶回下榻酒店途中，李克强总理一行的车队遇到了当地的交通晚高峰。当地时间晚上7时许，车队在路上堵了将近40分钟，陷入社会车辆的包围之中。当地的交通秩序并不好，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紧张的安保人员用身体将中国代表团车辆紧紧围住。
因为安哥拉是中国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加上有将近26万中国人在此工作，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研究项目主任亚历克斯·韦恩斯将安哥拉视作是李克强此次非洲之行中的最重要一站。“今年第一季度，安哥拉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韦恩斯说。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李新烽2013年的估算，如今非洲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100万。而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中非关系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让刘贵今颇为感慨。自1981年被派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担任随员以来，到2012年卸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一职，逾30年里，刘贵今的工作领域从未离开过非洲大陆。
刘贵今去非洲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中国人很少到非洲，而日本游客满世界转。看到有西装革履的中国人，一些非洲小孩跟在背后叫‘Japanese（日本人）’”。即便在刘贵今前往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任职的1981年，由于中国刚刚才开放，在肯尼亚的华人也屈指可数。但2001年刘贵今出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后，日本驻南非大使曾向他抱怨，“现在日本人到了南非，这里的小孩叫我们‘Chinese（中国人）’”。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将近60年过去，非洲54个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刘贵今将中非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后一阶段又可以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开始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
在刘贵今看来，第一阶段中非关系是政治挂帅，早期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非洲国家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
“这一阶段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同志加兄弟’，主要是政府对政府层面的关系。” 刘贵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中国来说，对非关系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由于美国、前苏联从中阻梗和孤立，中国和非洲大陆国家交往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提出，“打破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必须走出去”。
50年前，周恩来总理展开历时50多天的非洲十国行，掀起了新中国对非外交的重要开端。
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团首次踏上非洲大陆，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这次非洲十国之行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国家，也是周恩来丰富外交生涯中访问时间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外交活动。
在这次被称为新中国外交史上建立中非新型关系的“开山之旅”中，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留下中非“老友记”中一段“患难见真情”的佳话。
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的前几天，该国发生了刺杀事件，恩克鲁玛总统受伤。代表团有人建议不去加纳，但周恩来总理坚持计划不变，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中国政府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非洲司前司长刘贵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虑到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周恩来总理向对方建议，免去一切访问礼节，不在机场搞迎接仪式，所有的外交活动都在恩克鲁玛所住的城堡里举行。
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在那次历史性访问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的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对非政策中一直得以继承和发扬。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上述原则中最本质的特征，一直是中国在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时所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写入各个时期的对非文件中。
周恩来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廖心文曾撰文称，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拟写的。
周恩来总理的首次访非之旅还推动了中国同非洲国家间的新一波建交浪潮。中非间的第一次建交浪潮肇始于著名的万隆会议。这次召开于1955年的会议，周恩来总理赴会，并发挥了主导作用。
此后至1963年，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0增至14个。而从周恩来总理的非洲十国行至1971年10月，又有11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1971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联合提出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在76票赞成票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
这也成了中非“兄弟关系”最有力的佐证。而中非第三次建交浪潮也就此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已达44个。
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几乎与中非建交同步而行。在与埃及建交当年，中国就向对方提供无偿援助，支援埃及反抗英法的武装侵略，拉开了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序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援建了一批规模大、投资多且技术复杂的项目，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970年开始援建的坦赞铁路，这条全程1860公里的东非交通大动脉耗时6年才告完工。
从1990年起至2004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上，西方国家曾11次提出“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均遭挫败。中国的坚定支持者中，非洲国家是主力。1997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支持中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个国家来自非洲。
而1989年中国受西方制裁后，当年8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先后应邀出访了8个非洲国家。与此同时，顶着西方外交压力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都来自非洲。作为回应，从1991年开始，每年年初，中国外长首次出访，都会选择去非洲国家。这一外交惯例的确定和延续，是中国对中非关系高度重视的一种体现。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国的国际环境越是恶化，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
经贸合作优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贸已开始成为双方合作的优先选项。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1990年纳米比亚实现独立，1994年新南非诞生，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进入尾声，非洲国家关注的重点也转向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和中国的诉求遥相呼应。
1982年，中国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四项原则继承了周恩来总理所提八项原则中的平等原则，并更加强调互利原则，市场因素开始逐渐替代政治因素成为主导。更多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私企进入非洲，过去政府对政府、国企对国企的行为主体单一的方式开始走向多元化。广袤的非洲，每年都会迎来数以万计不远千里赶来的中国劳务人员。
刘贵今介绍，中非贸易额也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和多元不断增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千万美元，到七八十年代的十几亿美元，再到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06亿美元。
中国援非工作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比较显著的改革步伐，不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为着重点。1993年，中国政府设立了“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 从1995年开始，中国大力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等方式，通过对外援助资金和银行贷款相结合，实现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双赢，以往的“授人以鱼”逐渐过渡到“授人以渔”。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非关系发展到第二阶段，逐渐变成‘伙伴’，而且是长久的平等的伙伴。”刘贵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曾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两大阵营极力拉拢的非洲，一定程度上陷入被欧美“抛弃”的命运。“当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剧变开始主导美国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时，非洲问题的地位逐年下降。”一位美国学者写道。
欧洲也只是和非洲保持长期的但并非足够紧密的关系。除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过去的宗主国之外，欧共体（1993年转化为欧盟）在2000年之前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对非政策。
“X 非洲峰会”模式
“新世纪之初，西方世界认为非洲是片没有希望的大陆，它们实际上放弃了非洲，转而将目光投向亚洲。”非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平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让·平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非盟委员会主席，在他看来，亚洲选择了和西方世界截然相反的态度，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是来到了非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越来越多地与非洲进行合作，参与到非洲的建设和发展当中”。
“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成立后，中非合作进入快车道，论坛已变成中非合作的一面旗帜。”刘贵今说。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时，作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刘贵今出任会议中方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论坛召开后，刘贵今又出任会议后续行动委员会的秘书长。
作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范畴内的集体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每3年举行一届，迄今已举办五届。刘贵今介绍，中非双方已就会议的运行准则达成一致，每隔三年，负责各国外交和商贸合作的部长进行一次聚首，对过去三年论坛运行的情况以及后三年论坛发展的规划进行会商。每次部长级会议会出台两个重要的会议文件，一个政治方面的宣言，一个经贸方面的三年执行规划。在召开部长级会议的第二年，双方会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期间举行外长会晤，第三年则是高官会，审议一下两年以来论坛达成的重要合作会议文件的执行情况，并商讨下一届论坛的主题并做相关的准备。 “每一届部长级会议，尤其是期间的峰会，多数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聚在一起，使得会议成为一个高级别且高效的决策机制”。在2012年卸任非盟委员会主席之前，让·平连续12年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全部各级别会议。2008年之前，他是以加蓬外交部长的身份与会。
虽然2008年全球经济由于金融危机增长乏力，但中非贸易在新世纪仍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3年8月发布的《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超越美国，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12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达到1984.9亿美元，是2000中非合作论坛初创时的将近20倍。
下图：坦赞官员在两国交界处铺设铁轨。1970 年 10月动工兴建，1976 年 7 月全线完成。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裂谷带。由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合作建成。图 /CFP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是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实现中国资源和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中国从1992年开始进口非洲原油，从当年的50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7085万吨，近年来，来自非洲的原油约占中国原油总进口量的30%。
这一定程度上源于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积极成效，近年来，“X 非洲峰会”盛行一时。亚洲和非洲间有“韩非论坛”“印度—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等，欧洲和非洲间则有欧非峰会、欧非议会对话等。
去年6月底7月初，奥巴马对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南非三个非洲国家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奥巴马也开始强调美国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奥巴马总共只在非洲呆了20个小时，于2009年曾在加纳停留。但战略重点放在亚洲的奥巴马政府，此番在非洲的一周里，其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安全和反恐上。
与中非贸易额近十年来保持20%以上的高增长率形成反差的是，非洲对欧美国家的贸易占比不断下降。2005年，非洲对欧洲和美国货物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分别为43%和21%，而到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低到36%和17%。
出现上述反差，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是最直接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体现出中国在对非经贸中的竞争优势。在对非援助和对非经贸合作中，和西方相比，中国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从不附加政治条件，就是为了促进当地的发展。
日本或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总体上来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处于上升的趋势。不过，非洲跟欧美的关系依然是强大的，他们是传统的贸易伙伴，其经贸联系还是很紧密的。欧洲列强过去是非洲很多国家的宗主国，非洲在语言上、文化上受欧美的影响很深，欧美在非洲的很多先天性优势并没有失去，只是有些削弱。”刘贵今说。
中国如今在非洲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或许是日本。在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2006年5月访问非洲后，该国换了6位首相，但8年间再没有一位首相到访。今年1月，安倍晋三成为八年来访问非洲大陆的日本首相“第一人”，他率团经中东阿曼巡访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
日本媒体披露，安倍政府已将非洲作为自己任内的外交中心之一，安倍本人考虑今后分批次访问非洲各国，以“牵制、抗衡中国”。实际上，这也是他实现所谓“地球仪外交”的一部分。
也是在今年1月，几乎与安倍同期访问非洲的王毅外长延续中国外长每年新年首访非洲的惯例，到访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加纳和塞内加尔四国。在第一站埃塞俄比亚，王毅与埃外长会谈时指出，不赞成有一些国家在非洲拉一派搞一派，搞对抗忙制衡。
“如果是公平竞争，中国是有优势的。”刘贵今说。他认为，中国同非洲交往上没有殖民主义的原罪，而几十年来中国在非洲所做的一切，更为中非间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中国产品仍然有成本优势，而随着有独立知识产权产品的增多，技术优势也在增强。
曾有西方媒体指出，南海、东海局势的紧张，让中国更加看重对非关系。在刘贵今看来，这不过是主观猜测。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对非关系对于中国外交固本强基来说一直具有重要意义。战略上来看，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实力增强，来自外界的压力在加大，干扰也在增多，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无疑能增强中国的抗干扰能力。而在经济上，非洲能提供中国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且是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中国资本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区域。“中非合作的升级，是让中国的发展与非洲的发展紧密相连，实现互利共赢。”刘贵今说。
5月5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新世纪中国援非的标志性工程、2012年初落成的非盟会议中心，曼德拉厅座无虚席，李克强总理在这里发表演讲。
“非洲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是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李克强用“三个一极”阐释了中国政府的“非洲观”，并提出“‘461’中非合作框架”，即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等四项原则，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完善中非合作论坛这一重要平台，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推动中非合作不断升级，也不断走向共赢。
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陆，曾被称为“失望的大陆”，也曾被贴上“战乱、赤贫、野蛮”的标签；而今日，54个国家组成的非洲尽管依然不那么安宁和平稳，但已成为“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随着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这片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大陆，将日益为大国外交所关注，并重新打量。
你不知道的非洲
不再兽皮遮身
在关于非洲民风习俗的影视资料中，常描写非洲人身着兽皮、手拿弓箭狩猎的场面，或者是姑娘裸露上身、以展现非洲原始的野性之美。现在的非洲已经很难再见这样的景象。现代社会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的冲击，许多浓郁的民族风俗和奇特的仪式已经消亡或逐渐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