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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的语文教材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教材往往忽视文化的建构，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教材的文化品性被忽略，教材中亚文化缺失等。语文教材改革必须重视这些文化问题，赋予语文教材文化主体的地位，彰显语文教材的文化本质。
【关键词】语文教材 文化品性 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1－0051－02
自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颁布以来，便在语文教育界掀起语文课程改革的高潮，而语文教材作为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方面，则表现了突出的地位。以语文教材为切入点进行了数次课程改革的尝试，突出表现便是出现了多套语文教材，以及各个学校自己编订的校本教材，使语文教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些新教材往往从培养学生语感，提高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的能力等方面出发，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但是这些教材经常忽视一个问题的存在：对语文教材进行文化建构。语文教材对文化的态度，对文化是被动地认同、服从，还是主动地反思、创新；是单纯地用教材来堆砌文化，还是有机地建构文化——对待语文教材的认知理念不同，那么，语文教材改革的成败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因此，语文教材改革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廓清语文教材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建构对教材的重要作用，如语文教材中文化品性的忽视和亚文化的缺失等，都是语文教材改革不可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语文教材的功利性倾向严重，文化品性被忽视。
在当前的教材改革中，一些教育工作者心态过于急功近利，单纯把语文教材当作教师手中传授知识的工具，把眼光肤浅地放在了实效性和应用性层面上，充满了功利性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写出的论文则往往以学科和知识为中心，过于重视教材知识传授功能，忽视学生接受能力和自身文化个性的培养；忽视知识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功用。这些教材刻意追求体系的完整性，而缺乏灵活性，没有给教师留出自由选择、率性发挥的空间和机会。因此，这种教材虽然有利于系统地接受语文知识，但对于丰富学生的情感，升华学生的精神世界却无多大的作用。
功利性倾向产生的原因是一些专家忽略了语文教材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纠正这种片面的思想，使语文教材的文化品性得以健全。一方面，语文教材是从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文化作为语文教材的母体决定着其文化品性，抛开文化，语文教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语文教材又反思着文化，是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媒介，既传播文化，同时又对文化加以创新，最终生成新的文化。如果没有语文教材，那么文化也不会得到传承和更新。然而，许多学者在对语文教材与文化关系的认识过程中，却很少遵循这种双向互动的认知理念，在许多人眼中，教材与文化始终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即语文教材仅仅是作为文化的保存、传承工具而存在，而忽略了教材本身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的品性，语文教材变成了反映不同时期优秀文化作品的展示平台，或者是主流文化的传播工具，其使命与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传递被社会认可的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由此，语文教材被人为地从文化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这种“工具”雖然承载文化，但它却不是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并没有与教材有机地建构在一起，割断了教材与文化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使语文教材变成了知识的容器，突出的是知识中心的价值体系，如在教学目标中强调教师传授知识，以及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及其对语文技能的意义。但对语文课程的其他目标的培养关注不足，这种教材缺乏人文情怀的抚慰，文化精神的观照，学生也无法从教材中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无法真切地与文本进行思想上、灵魂上的交流。
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文化教材新理念，“一反过去把语文教材及至整个课程体系看做事实限定与真理复演的过程，消解了工具逻辑界定的教材与文化之间的线性制约机理，使教材以‘传承工具’的圈定框架中解放出来，在本体论意义上将教材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1］使文化占据教材的主体地位，将语文教材本身看做一种充满着文化生命力，跃动着文化的精神、文化形态，学生在这精神影响下，对于他们的文化个性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二、语文教材中的亚文化缺失
由于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各种文化随着各种途径传播到各个国家，使他们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表现在语文教材上，课文不仅发扬和传播本国文化，同时又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并不拘泥于本国文化，而是在大力提倡本国文化的前提下，吸收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到语文教材中，使教材文化呈现多元化。但是在语文教材的多元化中，经常是主流文化唱主角，同样具有深刻教育价值的亚文化却在教材中缺失。所谓亚文化，“又称集体文化或福文化，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并构成亚文化等都是亚文化。”［2］ 在语文教材中亚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不被编审者所重视，但是亚文化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其教育意义不容忽视，对学生文化个性的培养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以人教社实验语文教材（7～9年级）语文教材［3］为例，亚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英阶层文化居多，而普通阶层文化缺失。
在语文教材中，由于要表现主流文化，因此，选入教材的文章往往需要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正义的行动等等，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伟大的悲剧》等课文都给学生塑造了一些不朽的形象，使他们受到心灵的感染和震撼。但这些课文却经常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脱离，学生有时无法真实地体会到其中的情感。这时就需要表现普通阶层文化的生活化课文，力求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贴近学生的生活，贴近学生的情感，贴近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感受平民化的生活，让学生的灵魂得到洗礼。相对人教社教材，台湾新版国文教材则突出了淳朴的风土人情和平民的生活格调。选入教材的文章，不仅表现城市生活、乡村生活、童年生活，还表现了古代人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等。这些文章都体现出人间的真爱与温情，渲染人性的至纯、至善、至真、至美，凸显多姿多彩的人生和淳朴的风土人情，学生在平凡的生活中受到感动，得到教育，作品主要有东幸蕙的《碧沉西瓜》、周芬伶的《伞季》、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4］。
2．男性文化居多，女性文化缺失。
教材中的性别偏见表现已久，显然教材改革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在人教社实验教材中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表现男性文化的课文比例仍然远远高于女生文化，在这些课文中，男性的形象往往高大、威猛、富有正义感，大多属于精英阶层，如《纪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中的鲁智深、《邓稼先》中的邓稼先等等，这些男性都表现出科学、睿智、勇敢的特点。而选入课文的女性文化的文章不但数量少，而且形象比较单一，主要有母亲、妻子、老师等，往往表现一种母性的伟大，而其他女性却很少在课文中提及，表现女性形文化的文章中有西蒙诺夫的《蜡烛》、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等。由此可见，新编语文教材仍以男性文化为中心，女性文化丢失现象仍然存在，这与相去甚远，应继续改变这一现状。
3．成人文化居多，反应中学中同辈群体文化的缺失。
同辈群体也称为同龄人群体，是指在年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比较接近的人们所自发结成的一群人。同辈群体文化指的是学生与之交往的特定的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从统计结果来看，人教社实验教材中反映成人文化的文章占32%，而反应同辈群体文化的文章只占13%。在这些文章中，描写也大都是成年人生活的内容与方式，这与学生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容有很大的距离，学生不易理解，如《纪念白求恩》中“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热忱。”这些对于并未接触社会的学生来说，是无法深切体会的，适量反应成人人生观、世界观确实可以在中小学生心灵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数量过多和不顾学生接受能力，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因此，应多增加一些如《我们家的男子汉》、《十三岁的际遇》等中小学生同辈人群文化类型的文章。
另外，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在语文教材中也有不同程度的缺失，需要在以后教材改革中加以弥补。
总之，文化建构是教材改革的题中之义，是当代新文化精神、新教育理念和新课程改革经验智慧交融的结晶，需要为广大的语文教材的编订者所重视。
参考文献
1 曹明海、史 洁.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理念与模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 胡疆锋、陆道夫.抵抗 风格 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6（4）
3 毛 菊.人教社实验语文教材（7～9年级）选文的问题及对策——给予文化类型的视角［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2）
4 陈玉秋、何共雄.台湾新版国文教材的文化分析［J］.语文教学通讯，2006（9）
【关键词】语文教材 文化品性 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1－0051－02
自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颁布以来，便在语文教育界掀起语文课程改革的高潮，而语文教材作为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方面，则表现了突出的地位。以语文教材为切入点进行了数次课程改革的尝试，突出表现便是出现了多套语文教材，以及各个学校自己编订的校本教材，使语文教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些新教材往往从培养学生语感，提高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的能力等方面出发，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但是这些教材经常忽视一个问题的存在：对语文教材进行文化建构。语文教材对文化的态度，对文化是被动地认同、服从，还是主动地反思、创新；是单纯地用教材来堆砌文化，还是有机地建构文化——对待语文教材的认知理念不同，那么，语文教材改革的成败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因此，语文教材改革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廓清语文教材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建构对教材的重要作用，如语文教材中文化品性的忽视和亚文化的缺失等，都是语文教材改革不可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语文教材的功利性倾向严重，文化品性被忽视。
在当前的教材改革中，一些教育工作者心态过于急功近利，单纯把语文教材当作教师手中传授知识的工具，把眼光肤浅地放在了实效性和应用性层面上，充满了功利性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写出的论文则往往以学科和知识为中心，过于重视教材知识传授功能，忽视学生接受能力和自身文化个性的培养；忽视知识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功用。这些教材刻意追求体系的完整性，而缺乏灵活性，没有给教师留出自由选择、率性发挥的空间和机会。因此，这种教材虽然有利于系统地接受语文知识，但对于丰富学生的情感，升华学生的精神世界却无多大的作用。
功利性倾向产生的原因是一些专家忽略了语文教材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纠正这种片面的思想，使语文教材的文化品性得以健全。一方面，语文教材是从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文化作为语文教材的母体决定着其文化品性，抛开文化，语文教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语文教材又反思着文化，是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媒介，既传播文化，同时又对文化加以创新，最终生成新的文化。如果没有语文教材，那么文化也不会得到传承和更新。然而，许多学者在对语文教材与文化关系的认识过程中，却很少遵循这种双向互动的认知理念，在许多人眼中，教材与文化始终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即语文教材仅仅是作为文化的保存、传承工具而存在，而忽略了教材本身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的品性，语文教材变成了反映不同时期优秀文化作品的展示平台，或者是主流文化的传播工具，其使命与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传递被社会认可的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由此，语文教材被人为地从文化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这种“工具”雖然承载文化，但它却不是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并没有与教材有机地建构在一起，割断了教材与文化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使语文教材变成了知识的容器，突出的是知识中心的价值体系，如在教学目标中强调教师传授知识，以及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及其对语文技能的意义。但对语文课程的其他目标的培养关注不足，这种教材缺乏人文情怀的抚慰，文化精神的观照，学生也无法从教材中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无法真切地与文本进行思想上、灵魂上的交流。
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文化教材新理念，“一反过去把语文教材及至整个课程体系看做事实限定与真理复演的过程，消解了工具逻辑界定的教材与文化之间的线性制约机理，使教材以‘传承工具’的圈定框架中解放出来，在本体论意义上将教材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1］使文化占据教材的主体地位，将语文教材本身看做一种充满着文化生命力，跃动着文化的精神、文化形态，学生在这精神影响下，对于他们的文化个性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二、语文教材中的亚文化缺失
由于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各种文化随着各种途径传播到各个国家，使他们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表现在语文教材上，课文不仅发扬和传播本国文化，同时又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并不拘泥于本国文化，而是在大力提倡本国文化的前提下，吸收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到语文教材中，使教材文化呈现多元化。但是在语文教材的多元化中，经常是主流文化唱主角，同样具有深刻教育价值的亚文化却在教材中缺失。所谓亚文化，“又称集体文化或福文化，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并构成亚文化等都是亚文化。”［2］ 在语文教材中亚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不被编审者所重视，但是亚文化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其教育意义不容忽视，对学生文化个性的培养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以人教社实验语文教材（7～9年级）语文教材［3］为例，亚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英阶层文化居多，而普通阶层文化缺失。
在语文教材中，由于要表现主流文化，因此，选入教材的文章往往需要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正义的行动等等，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伟大的悲剧》等课文都给学生塑造了一些不朽的形象，使他们受到心灵的感染和震撼。但这些课文却经常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脱离，学生有时无法真实地体会到其中的情感。这时就需要表现普通阶层文化的生活化课文，力求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贴近学生的生活，贴近学生的情感，贴近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感受平民化的生活，让学生的灵魂得到洗礼。相对人教社教材，台湾新版国文教材则突出了淳朴的风土人情和平民的生活格调。选入教材的文章，不仅表现城市生活、乡村生活、童年生活，还表现了古代人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等。这些文章都体现出人间的真爱与温情，渲染人性的至纯、至善、至真、至美，凸显多姿多彩的人生和淳朴的风土人情，学生在平凡的生活中受到感动，得到教育，作品主要有东幸蕙的《碧沉西瓜》、周芬伶的《伞季》、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4］。
2．男性文化居多，女性文化缺失。
教材中的性别偏见表现已久，显然教材改革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在人教社实验教材中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表现男性文化的课文比例仍然远远高于女生文化，在这些课文中，男性的形象往往高大、威猛、富有正义感，大多属于精英阶层，如《纪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中的鲁智深、《邓稼先》中的邓稼先等等，这些男性都表现出科学、睿智、勇敢的特点。而选入课文的女性文化的文章不但数量少，而且形象比较单一，主要有母亲、妻子、老师等，往往表现一种母性的伟大，而其他女性却很少在课文中提及，表现女性形文化的文章中有西蒙诺夫的《蜡烛》、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等。由此可见，新编语文教材仍以男性文化为中心，女性文化丢失现象仍然存在，这与相去甚远，应继续改变这一现状。
3．成人文化居多，反应中学中同辈群体文化的缺失。
同辈群体也称为同龄人群体，是指在年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比较接近的人们所自发结成的一群人。同辈群体文化指的是学生与之交往的特定的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从统计结果来看，人教社实验教材中反映成人文化的文章占32%，而反应同辈群体文化的文章只占13%。在这些文章中，描写也大都是成年人生活的内容与方式，这与学生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容有很大的距离，学生不易理解，如《纪念白求恩》中“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热忱。”这些对于并未接触社会的学生来说，是无法深切体会的，适量反应成人人生观、世界观确实可以在中小学生心灵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数量过多和不顾学生接受能力，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因此，应多增加一些如《我们家的男子汉》、《十三岁的际遇》等中小学生同辈人群文化类型的文章。
另外，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在语文教材中也有不同程度的缺失，需要在以后教材改革中加以弥补。
总之，文化建构是教材改革的题中之义，是当代新文化精神、新教育理念和新课程改革经验智慧交融的结晶，需要为广大的语文教材的编订者所重视。
参考文献
1 曹明海、史 洁.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理念与模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 胡疆锋、陆道夫.抵抗 风格 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6（4）
3 毛 菊.人教社实验语文教材（7～9年级）选文的问题及对策——给予文化类型的视角［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2）
4 陈玉秋、何共雄.台湾新版国文教材的文化分析［J］.语文教学通讯，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