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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电影把悲伤都藏得很好，它们关注的既不是如何悲伤（感伤电影），更不是主人公能从多大程度上超越自己（励志片），甚至不是人生，而是生活的瞬间。
空中调情：生年，80后。感情状态，爱情绝缘体。爱好，空中调情（遇到喜欢的聊天对象，喜欢发窗口抖动）。最喜欢的电影，巴顿芬克。最喜欢的报纸，纽约时报。
1964年，龙应台十二岁。她在《目送》一书中这样回忆自己的十二岁：讲台上的老师，用循循善诱的口吻说，“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努力……”四十年之后发生了什么？龙应台的小学同学中，“两人患重度忧郁症，两人意外死亡，五人在温饱线上挣扎，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不美满，一人自杀，两人患癌症”。有位俄罗斯诗人说过，活着，就意味着长久地生病。“生病”既是人生的一大主题，更是电影创作者的偏爱，某种程度上说，是那些千奇百怪的病，成就了那些伟大的演员和电影：在电影《铁娘子》中，老年的撒切尔夫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主演梅丽尔·斯特里普最终捧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初学者》中，83岁的克里斯托弗·普卢默扮演的老gay身患癌症，这个角色让他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在电影《她比烟花寂寞》中，艾米丽·沃森得了多发性硬化症；《火柴人》中，尼古拉斯·凯奇有强迫症；《潜水钟与蝴蝶》中，马修·阿马里克得了闭锁综合症；《美丽心灵》里有精神分裂症；国产片《海洋天堂》里有自闭症；《黑暗中的舞者》里是先天性视力衰退症；《机械师》里是失眠症；《费城故事》和《美国天使》里是艾滋病；《明亮的星》和肺结核有关；《破浪而出》中的艾米丽·沃森有躁郁症；《母女情深》里是癌症……
电影《抗癌的我》中，27岁的男主角亚当（约瑟夫·高登·莱维特饰）得了一种更蹊跷的病，甚至比霍金的运动神经元病还蹊跷——他得了神经纤维瘤-神经鞘瘤。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罕见的孤儿病（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0.65‰-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用主治医生的话说，“这个病例太玄妙了，人间难得有几个”；更不幸的是，音节越多，名字越长的病，就越要命。27岁，癌症，50%的生存几率，这就是亚当的命运，与此同时，他的女友在外面偷腥，父亲有老年痴呆症。问题是，这是一部喜剧片。美国人在电影中对“绝症”和“离世”等悲伤情节的处理，要比我们漫不经心得多，比如在那部1983年的奥斯卡电影《母女情深》中，女儿爱玛从检查出恶性肿瘤到悄然离世的过程，简直可以用“猴子也会死的”这样的超然态度去看待，没有太多的泪水，也没有太多的鼓励——《抗癌的我》中，亚当在好友的怂恿下，以化疗中的经典光头出现，拿癌症当招牌四处猎艳。但这并不是说，亚当或爱玛的家人真的可以用“猴子也会死的”眼光看待儿女的生与死，只能说，这些电影把悲伤都藏得很好，它们关注的既不是如何悲伤（感伤电影），更不是主人公能从多大程度上超越自己（励志片），甚至不是人生，而是生活的瞬间。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女儿在父亲的遗像前痛哭流涕，仿佛没有父亲人生就没有了意义，但是转眼间，女儿就披着浴巾唱着快乐的歌洗澡去了。《抗癌的我》讲的就是这些生活的瞬间，亚当有时为癌症焦虑，有时又要操心爱情，有时又会high得不行（吸了大麻后），实际上，这部电影中关于和癌症作斗争的情节少之又少，大多数情况下，主人公仍然在同生活的琐碎作斗争，而不是神经纤维瘤。塞斯·罗根在片中饰演亚当的好友，这个旁观者的角色除了制造笑料，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示观众，对于那些灾难外围的人来说，灾难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塞斯·罗根来说，神经纤维瘤只是一种很恶心的病罢了，他能做的，只是顺便帮朋友办一个离世通告的派对。
回到文章开头。如果让龙应台做一次导演，把某次小学同学聚会拍成一部纪录片，用镜头对准那些生病或忧伤的中年人，并且采访他们，试想一下，拍出的效果会怎样？观众会在那些不幸者的眼睛里看到什么？也许只有空洞和回避吧。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电影里或电视上看别人如何“生病”，如何“不幸”，很少有人愿意对着难以计数的陌生人暴露自己，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朋友。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卢秀梅，患癌的四年，她基本上回绝了所有朋友的探病请求，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得了重病。某种程度上说，病人和健康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把后者当社会人，而把前者当身体。这也是绝症患者更愿意孤独离开的重要原因，有时候，孤独地离开，便保持了作为人的最大尊严。热闹且充满喜感的生病只存在于电影中，比如《抗癌的我》，虽然它也是真事改编。
空中调情：生年，80后。感情状态，爱情绝缘体。爱好，空中调情（遇到喜欢的聊天对象，喜欢发窗口抖动）。最喜欢的电影，巴顿芬克。最喜欢的报纸，纽约时报。
1964年，龙应台十二岁。她在《目送》一书中这样回忆自己的十二岁：讲台上的老师，用循循善诱的口吻说，“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努力……”四十年之后发生了什么？龙应台的小学同学中，“两人患重度忧郁症，两人意外死亡，五人在温饱线上挣扎，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不美满，一人自杀，两人患癌症”。有位俄罗斯诗人说过，活着，就意味着长久地生病。“生病”既是人生的一大主题，更是电影创作者的偏爱，某种程度上说，是那些千奇百怪的病，成就了那些伟大的演员和电影：在电影《铁娘子》中，老年的撒切尔夫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主演梅丽尔·斯特里普最终捧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初学者》中，83岁的克里斯托弗·普卢默扮演的老gay身患癌症，这个角色让他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在电影《她比烟花寂寞》中，艾米丽·沃森得了多发性硬化症；《火柴人》中，尼古拉斯·凯奇有强迫症；《潜水钟与蝴蝶》中，马修·阿马里克得了闭锁综合症；《美丽心灵》里有精神分裂症；国产片《海洋天堂》里有自闭症；《黑暗中的舞者》里是先天性视力衰退症；《机械师》里是失眠症；《费城故事》和《美国天使》里是艾滋病；《明亮的星》和肺结核有关；《破浪而出》中的艾米丽·沃森有躁郁症；《母女情深》里是癌症……
电影《抗癌的我》中，27岁的男主角亚当（约瑟夫·高登·莱维特饰）得了一种更蹊跷的病，甚至比霍金的运动神经元病还蹊跷——他得了神经纤维瘤-神经鞘瘤。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罕见的孤儿病（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0.65‰-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用主治医生的话说，“这个病例太玄妙了，人间难得有几个”；更不幸的是，音节越多，名字越长的病，就越要命。27岁，癌症，50%的生存几率，这就是亚当的命运，与此同时，他的女友在外面偷腥，父亲有老年痴呆症。问题是，这是一部喜剧片。美国人在电影中对“绝症”和“离世”等悲伤情节的处理，要比我们漫不经心得多，比如在那部1983年的奥斯卡电影《母女情深》中，女儿爱玛从检查出恶性肿瘤到悄然离世的过程，简直可以用“猴子也会死的”这样的超然态度去看待，没有太多的泪水，也没有太多的鼓励——《抗癌的我》中，亚当在好友的怂恿下，以化疗中的经典光头出现，拿癌症当招牌四处猎艳。但这并不是说，亚当或爱玛的家人真的可以用“猴子也会死的”眼光看待儿女的生与死，只能说，这些电影把悲伤都藏得很好，它们关注的既不是如何悲伤（感伤电影），更不是主人公能从多大程度上超越自己（励志片），甚至不是人生，而是生活的瞬间。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女儿在父亲的遗像前痛哭流涕，仿佛没有父亲人生就没有了意义，但是转眼间，女儿就披着浴巾唱着快乐的歌洗澡去了。《抗癌的我》讲的就是这些生活的瞬间，亚当有时为癌症焦虑，有时又要操心爱情，有时又会high得不行（吸了大麻后），实际上，这部电影中关于和癌症作斗争的情节少之又少，大多数情况下，主人公仍然在同生活的琐碎作斗争，而不是神经纤维瘤。塞斯·罗根在片中饰演亚当的好友，这个旁观者的角色除了制造笑料，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示观众，对于那些灾难外围的人来说，灾难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塞斯·罗根来说，神经纤维瘤只是一种很恶心的病罢了，他能做的，只是顺便帮朋友办一个离世通告的派对。
回到文章开头。如果让龙应台做一次导演，把某次小学同学聚会拍成一部纪录片，用镜头对准那些生病或忧伤的中年人，并且采访他们，试想一下，拍出的效果会怎样？观众会在那些不幸者的眼睛里看到什么？也许只有空洞和回避吧。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电影里或电视上看别人如何“生病”，如何“不幸”，很少有人愿意对着难以计数的陌生人暴露自己，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朋友。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卢秀梅，患癌的四年，她基本上回绝了所有朋友的探病请求，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得了重病。某种程度上说，病人和健康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把后者当社会人，而把前者当身体。这也是绝症患者更愿意孤独离开的重要原因，有时候，孤独地离开，便保持了作为人的最大尊严。热闹且充满喜感的生病只存在于电影中，比如《抗癌的我》，虽然它也是真事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