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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业的发展越来越商品化，在日趋工业化的体系中，如何处理制片人与导演的关系，兼顾创作与市场，是业内不得不正视的问题。现如今，一个剧目的策划和一部片子的拍摄，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以“导演为中心”的制作模式。于是，近几年来影视圈里硬碰硬的“炒”与“被炒”的事经常发生、屡见不鲜。姜文在拍摄电影《理发师》时，因艺术见解不同炒了制片人陈逸飞。火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又火了《青衣》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已经就导演《林海雪原》与制片方“万科文化”签了“约”的，可就在即将开机的前一个月因为对剧本的理解不同、而制片方又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导致康放弃导演《林海雪原》，炒了制片人郑凯南。颇有名气的电影导演何群，当初“放电”电视剧《走进阳光》，尽管进程已经拍过了三分之一，但制片人还是狠了狠心、一咬牙让他卷铺盖回家。原因就是周期耽误太多，把电视剧当成了电影，“讲究”得让制片人肝儿颤，没那么多银子陪他玩儿。
对于中国影视观众而言，那个只知道导演谢晋、张艺谋、陈凯歌的年代已经过去，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张纪中、刘大印、邓建国、边小军、赵宝刚等“制片人”的名字。这些“制片人”已经成了影视圈里的“明星”“大腕儿”了。
投资方“财大气粗”还是导演“野蛮生长”？
导演贾樟柯：“每部电影应该有一个对这个电影艺术负责的人，而导演可能是最理解创作的一个人，应该多听导演的意见。”
制片人方励：“电影是为观众、为市场而做，不是为导演，既然要做产业就不要玩空中楼阁，不要再耍牛逼了，不要再玩自己独的了，再玩就把自己玩死了。”
影评人周黎明：“制片人和导演肯定在一开始就要形成共识，谁也不应该是上帝，谁也不应该听对方的，而是合作者的平等关系。”
究竟是电影投资方“财大气粗”欺负导演，还是中国导演“野蛮生长”太久？在中国电影奔着百亿票房去的今天，是应该学习好莱坞“导演大多没有最终剪辑权”的产业惯例，还是继续中国业已形成的 “导演中心制”特色？或许正如制片人方励所说，“纷争会越来越多，也没有灵丹妙药，因为这是中国电影形成产业变革与阵痛的必经过程。”
谁牛就听谁的？
贾樟柯：首先纷争的起源应该是在合同阶段，签约时导演跟制片人都要考虑一个问题：最终的剪辑权在谁手里？一般来说只要双方认同，两种模式都可以：以制片人为中心，最后剪接权在制片人手里；或者以导演为中心，最后剪辑权在导演手里。一个准确完备的合约会减少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内讧，本来拍电影是个愉快的事儿。
方励：不要把电影完全“神话”成艺术殿堂。既然是老百姓要掏钱买票，院线要付那么多的租金，既然你吹嘘票房，那拜托多听听市场运作者的意见。作为产品的电影是为观众、为市场而做，而不是为导演，所以不要玩空中楼阁，不要再耍牛逼了，不要再玩自己独的了，再玩就把自己玩死了——当然，如果我们有小众院线，仍然有导演们自由自在地做小众电影，这样的电影就不会要求高投资、高票房。
权利与责任怎样分工？
贾樟柯：我还是建议多听导演的意见。每部电影应该有一个对电影艺术负责的人，而在目前我们整个电影工业水平不是太高的基础上，显然大多数导演对电影的认识要比制片人更在行。当然，导演也该虚心一点，理性一些，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包括制片人。所以我觉得推行监制很必要，一个好的监制就是沟通出资方和导演之间的桥梁，因为他理解导演的创作，也理解投资方的压力。
方励：假如说我们做电影是在做产业，而不是做个人意识，那为市场所做的那些商业电影的制片方，是该拥有绝对发言权的。导演负责把电影呈现到最好，制片人肩上的担子则更多层，不只是资金，还有整个电影的成本和架构。导演与制片人的冲突以后会越来越大，没有灵丹妙药，这是中国电影形成产业变革与阵痛的过程。
周：前几天我在上海电影节主持电影大师班第三场“电影工业中的导演角色”，有幸与英国导演和制片人休·赫德森、丹麦导演比尔·奥古斯特对话，他们认为制片人和导演在一开始就要形成共识，谁也不应该是 矛盾如何解决？
方励：制片人首先要清楚：你有没有能力对资本负责？有没有能力跟导演沟通并达成协议、一起工作？合同里，剧本、演员阵容、片长、剪辑权、终剪权、发行方式、宣传规模……这一大堆细节全要搞定。
周黎明：发碟时可以再出一个导演剪辑版，因为在院线上映有太多别的因素要考虑，而如果要尊重导演的艺术创作，则可以通过碟来展现。说实话，就我们现在而言导演的权利太大了，而制片人缺乏艺术的把握能力，最后只能交给导演，这也是现实。这两年我请教很多圈里人，问中国电影最缺什么，他们都说缺制片人，因为这个工种是学校学不来的，你必须在现实中去打拼和积累经验，尤其需要导演经验，很多好的制片人是从导演做起来的，比如陈国富、张一白，所以他们去当制片人时会是导演的朋友，同时他们的视角又和导演不太一样，能看到一些导演看不到的东西，正好互补。
贾樟柯：导演要在合约里写清楚：自己可不可以负责到底？如果违约中途让你退出，对方得做怎样的赔偿？对于制片人也一样：是不是会换导演做后期？如果另外换导演是不是应该赔偿？——如果合约的所有条款都是含混的，再出现矛盾或者冲突那就纯属双方活该。
最终解决
导演与制片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三类关系：人、财、物；责、权、利；本子、班子和票子。导演主要是解释本子的，票子是保障，而这一切能否发挥作用则在于班子。制片人可以通过周期、审查等制约导演，由于导演对作品的创造性参与在后台，因此对导演权利的保障并不如演员那样有利，对制片的制约主要是市场，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导演受到的制约更多，对于导演的保障应予加强。但总的来讲应该加强合同方面的规范。
导演与制片方的关系是一个聘用的合同关系，这里有决定权的还是制片方。因为承担作品全部风险的是制片方，因此权益也应当由制片人享有。在制片人与导演之间有一个选择合作的问题，既然做出这种合作的选择，就意味着同意了这个导演或者制片方的做法包括很多方面。 导演与制片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借助于双方的合同约定解决。二者间的合同应属于著作权法的委托创作的范畴，但是对于影视作品这类具有自身特点的作品，对艺术创作质量的评判标准应如何把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有人提出这种标准主要包括技术质量、政治质量、艺术质量、经济质量和社会质量。
制片人跟导演的出发点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制片人要有全局意识，必须要站在整体（集团）的利益上全面统筹制作过程中的“线”与“面”。
“线”：即非常清晰的代表着“集团”的路线与利益。
“面”：即制作的最终目的要达到面向广大观众播出、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制片人与导演的位置应该是“摄制组”这架飞机上的两个发动机，发动机是否协调工作是保证飞机正常运行的关键。那么，前提是统一认识。
统一认识的第一步，要保障制片人或执行制片人与导演、编剧前期创作剧本时同时到位，从剧本创作时就能统一思想、统一艺术感觉。否则，拿已经基本完成的剧本去对位导演是很难的事情。编剧这头写好了，而导演的意识不在其中，观点势必不能一致；编剧不改，导演就不导；在制片人的重压下编剧同意改了，也没有时间了，最终难以达成协议。
统一认识，等于已经明确了制片人与编剧、导演的合作性质，同时也确认了制片人与编剧、导演在摄制组中的位置。编剧与导演分别是本片前、后期制作过程中的主要创作人员，同时也分别是本片前、后期制作过程中的“雇佣”者。制片人的注意力要放在制作周期的运筹帷幄上，周期就是钱。好莱呜的制作一贯如此，统一了前提后决不插手艺术创作。
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霸气十足的“导演”及金牌“制作人”，原本都是抱着一个良好的合作愿望从五湖四海相会到一个剧组，但大凡都因为“艺术见解”不同、又僵持不下，导致最终合作不成造成多方面遗憾。
制片人和导演是一辈子都要打交道的伙伴，而不是对手，二者相互作用，谁也离不开谁，永远要在矛盾中达到最终统一。
法律是选择的结果，是特定阶段最合理的选择。影视作品比较特殊，多人合作、相互牵制，我们必须把利益给一个人，就是风险的承担人，这是制度设定的目的。目前各国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在着力实现权利的简化。法国电影比美国电影好看，但是一直竞争不过美国，著作权制度不仅是鼓励了个性化的创作，功德在于推进作品的产业化。
对于中国影视观众而言，那个只知道导演谢晋、张艺谋、陈凯歌的年代已经过去，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张纪中、刘大印、邓建国、边小军、赵宝刚等“制片人”的名字。这些“制片人”已经成了影视圈里的“明星”“大腕儿”了。
投资方“财大气粗”还是导演“野蛮生长”？
导演贾樟柯：“每部电影应该有一个对这个电影艺术负责的人，而导演可能是最理解创作的一个人，应该多听导演的意见。”
制片人方励：“电影是为观众、为市场而做，不是为导演，既然要做产业就不要玩空中楼阁，不要再耍牛逼了，不要再玩自己独的了，再玩就把自己玩死了。”
影评人周黎明：“制片人和导演肯定在一开始就要形成共识，谁也不应该是上帝，谁也不应该听对方的，而是合作者的平等关系。”
究竟是电影投资方“财大气粗”欺负导演，还是中国导演“野蛮生长”太久？在中国电影奔着百亿票房去的今天，是应该学习好莱坞“导演大多没有最终剪辑权”的产业惯例，还是继续中国业已形成的 “导演中心制”特色？或许正如制片人方励所说，“纷争会越来越多，也没有灵丹妙药，因为这是中国电影形成产业变革与阵痛的必经过程。”
谁牛就听谁的？
贾樟柯：首先纷争的起源应该是在合同阶段，签约时导演跟制片人都要考虑一个问题：最终的剪辑权在谁手里？一般来说只要双方认同，两种模式都可以：以制片人为中心，最后剪接权在制片人手里；或者以导演为中心，最后剪辑权在导演手里。一个准确完备的合约会减少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内讧，本来拍电影是个愉快的事儿。
方励：不要把电影完全“神话”成艺术殿堂。既然是老百姓要掏钱买票，院线要付那么多的租金，既然你吹嘘票房，那拜托多听听市场运作者的意见。作为产品的电影是为观众、为市场而做，而不是为导演，所以不要玩空中楼阁，不要再耍牛逼了，不要再玩自己独的了，再玩就把自己玩死了——当然，如果我们有小众院线，仍然有导演们自由自在地做小众电影，这样的电影就不会要求高投资、高票房。
权利与责任怎样分工？
贾樟柯：我还是建议多听导演的意见。每部电影应该有一个对电影艺术负责的人，而在目前我们整个电影工业水平不是太高的基础上，显然大多数导演对电影的认识要比制片人更在行。当然，导演也该虚心一点，理性一些，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包括制片人。所以我觉得推行监制很必要，一个好的监制就是沟通出资方和导演之间的桥梁，因为他理解导演的创作，也理解投资方的压力。
方励：假如说我们做电影是在做产业，而不是做个人意识，那为市场所做的那些商业电影的制片方，是该拥有绝对发言权的。导演负责把电影呈现到最好，制片人肩上的担子则更多层，不只是资金，还有整个电影的成本和架构。导演与制片人的冲突以后会越来越大，没有灵丹妙药，这是中国电影形成产业变革与阵痛的过程。
周：前几天我在上海电影节主持电影大师班第三场“电影工业中的导演角色”，有幸与英国导演和制片人休·赫德森、丹麦导演比尔·奥古斯特对话，他们认为制片人和导演在一开始就要形成共识，谁也不应该是 矛盾如何解决？
方励：制片人首先要清楚：你有没有能力对资本负责？有没有能力跟导演沟通并达成协议、一起工作？合同里，剧本、演员阵容、片长、剪辑权、终剪权、发行方式、宣传规模……这一大堆细节全要搞定。
周黎明：发碟时可以再出一个导演剪辑版，因为在院线上映有太多别的因素要考虑，而如果要尊重导演的艺术创作，则可以通过碟来展现。说实话，就我们现在而言导演的权利太大了，而制片人缺乏艺术的把握能力，最后只能交给导演，这也是现实。这两年我请教很多圈里人，问中国电影最缺什么，他们都说缺制片人，因为这个工种是学校学不来的，你必须在现实中去打拼和积累经验，尤其需要导演经验，很多好的制片人是从导演做起来的，比如陈国富、张一白，所以他们去当制片人时会是导演的朋友，同时他们的视角又和导演不太一样，能看到一些导演看不到的东西，正好互补。
贾樟柯：导演要在合约里写清楚：自己可不可以负责到底？如果违约中途让你退出，对方得做怎样的赔偿？对于制片人也一样：是不是会换导演做后期？如果另外换导演是不是应该赔偿？——如果合约的所有条款都是含混的，再出现矛盾或者冲突那就纯属双方活该。
最终解决
导演与制片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三类关系：人、财、物；责、权、利；本子、班子和票子。导演主要是解释本子的，票子是保障，而这一切能否发挥作用则在于班子。制片人可以通过周期、审查等制约导演，由于导演对作品的创造性参与在后台，因此对导演权利的保障并不如演员那样有利，对制片的制约主要是市场，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导演受到的制约更多，对于导演的保障应予加强。但总的来讲应该加强合同方面的规范。
导演与制片方的关系是一个聘用的合同关系，这里有决定权的还是制片方。因为承担作品全部风险的是制片方，因此权益也应当由制片人享有。在制片人与导演之间有一个选择合作的问题，既然做出这种合作的选择，就意味着同意了这个导演或者制片方的做法包括很多方面。 导演与制片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借助于双方的合同约定解决。二者间的合同应属于著作权法的委托创作的范畴，但是对于影视作品这类具有自身特点的作品，对艺术创作质量的评判标准应如何把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有人提出这种标准主要包括技术质量、政治质量、艺术质量、经济质量和社会质量。
制片人跟导演的出发点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制片人要有全局意识，必须要站在整体（集团）的利益上全面统筹制作过程中的“线”与“面”。
“线”：即非常清晰的代表着“集团”的路线与利益。
“面”：即制作的最终目的要达到面向广大观众播出、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制片人与导演的位置应该是“摄制组”这架飞机上的两个发动机，发动机是否协调工作是保证飞机正常运行的关键。那么，前提是统一认识。
统一认识的第一步，要保障制片人或执行制片人与导演、编剧前期创作剧本时同时到位，从剧本创作时就能统一思想、统一艺术感觉。否则，拿已经基本完成的剧本去对位导演是很难的事情。编剧这头写好了，而导演的意识不在其中，观点势必不能一致；编剧不改，导演就不导；在制片人的重压下编剧同意改了，也没有时间了，最终难以达成协议。
统一认识，等于已经明确了制片人与编剧、导演的合作性质，同时也确认了制片人与编剧、导演在摄制组中的位置。编剧与导演分别是本片前、后期制作过程中的主要创作人员，同时也分别是本片前、后期制作过程中的“雇佣”者。制片人的注意力要放在制作周期的运筹帷幄上，周期就是钱。好莱呜的制作一贯如此，统一了前提后决不插手艺术创作。
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霸气十足的“导演”及金牌“制作人”，原本都是抱着一个良好的合作愿望从五湖四海相会到一个剧组，但大凡都因为“艺术见解”不同、又僵持不下，导致最终合作不成造成多方面遗憾。
制片人和导演是一辈子都要打交道的伙伴，而不是对手，二者相互作用，谁也离不开谁，永远要在矛盾中达到最终统一。
法律是选择的结果，是特定阶段最合理的选择。影视作品比较特殊，多人合作、相互牵制，我们必须把利益给一个人，就是风险的承担人，这是制度设定的目的。目前各国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在着力实现权利的简化。法国电影比美国电影好看，但是一直竞争不过美国，著作权制度不仅是鼓励了个性化的创作，功德在于推进作品的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