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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12月，中国宣布改革开放。这两件大事，都在日本东海租赁株式会社社长塚本幸司的心里产生了巨大冲击波。他很快派出麾下骨干赴华考察。
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自幼学《论语》、崇拜孔子和关羽的幸司，很想亲眼看一看。1984年12月，塚本幸司前往中国上海参观。昔年饱受战火的上海虽不是幸司想象中的废墟，但整个境况并不美妙。就拿访华团下榻的酒店来说，电梯已老得不能再用了。在自行车铃声、汽车喇叭声和各种喧嚣声中，人们悠然漫步于机动车道。虽有红绿灯信号，但基本处于摆设状态。
翌年3月，幸司随团考察上海周边的经济状况。结束前的宴会上，访华团有位成员在起身发言时，说了些对中国祝福、赞美和乐观期待的话。幸司的桌上马上传来一张小纸条，是用装筷子的套纸写的，“叩马屁”（拍马屁）3个字赫然在目。纸条是谁写的呢？如果是中国人所写误传到自己手上，那就说明，战争虽已结束多年，但日本人普遍还没取得中国人的信任；如果出自日本同胞之手，说明日本人对中国的前景分析和中日友好看法不一，有人对向中国示好表示反感。不管答案如何，这个纸条风波，都让幸司感到中日之间存在的距离。
任重而道远——他给自己的中国使命提前写了个按语。
谈判代表捋起裤管：“这是被日本兵刺伤的疤痕”
1985年6月1日，幸司接受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访华邀请，访问地点有深圳、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北京等地，同行的还有东芝等十来家著名企业的社长，称得上是日本经济界高管访华团。
在广州一家工厂，幸司感到工厂在安全设施方面比较落后，委婉地问及这个问题。管理者以毫不含糊的口气回答：“十几年来，我们工厂从没出现过工伤。”安全设施存在这么多漏洞，竟然没有工伤，不能不让幸司惊讶。看到工人们精神饱满，工作认真，他对中方企业的管理产生了好奇心。
从广州飞抵经济特区厦门，幸司感到机场建得颇有气魄，不由自主地说：“厦门的机场不错嘛！像是个新机场。”没想到，一句话引出一段故事。厦门机场原是军方使用的小机场。厦门成为经济特区后，福建省委、省政府苦于没有航空港，阻滞外商往返而影响投资，决心把这军用小机场建设成国际机场，给特区安上腾飞的翅膀。在国家无法投资的情况下，福建领导人充分用好用活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向科威特借钱搞机场建设。原本要三四年的工期，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机场标准。
听罢这个故事，幸司感受到了中国人办事的速度和魄力。
不过，随后幸司在与厦门市经委及相关企业负责人会谈时，就利益分配、员工录用、员工工资等进行交流，姓“资”的幸司，与姓“社”的中方谈判人员在很多地方无法达成一致。
中方一位谈判代表身穿七分裤，他见半天谈不拢，显得不耐烦了，面向幸司，声音也大起来：“你们的国家在侵华战争中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你们没有条件跟我们讨价还价，要多作让步，懂吗？”他一边说一边把短裤筒卷起来，指着腿上的一处伤痕，愤愤然对幸司说：“这是被日本兵刺伤的疤痕，40多年了还没消！因为有这么一场战争，所以我们绝不向你们日本人妥协！”
幸司听罢翻译，头立刻就懵了，感到满屋子的目光都投向自己。他虽然对出现这样的情况早有思想准备，但真正发生时，还是如刺在背，好半晌才说：“我来贵国前，对过去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有所了解。但我是来寻求合作，是来参加中国经济发展、促进友好合作的。今天既然让诸位感到不快，这个商谈我就不再参加下去了。”
中方怀疑：一个日本资本家怎会有这种境界
入夜静思，幸司觉得自己如此“拂袖而去”似乎过分了些。厦门毕竟曾遭日本军队占领并涂炭，那位捋裤管的干部，他本人（抑或有亲人、朋友）也许确实受害太深了，说些过激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自己的国人过去在中国犯下难以宽恕的罪行，替他们挨一些骂又如何呢，应该为他们赎罪才对。
幸司颇有悔意，但一桌已凉的酒席不容再行加热。到上海后，上海方面安排考察浦东。当时的浦东还有部分田地，田地中间盖了砖瓦房，就是所谓的开发中心。访问团考察浦东最深的印象是，他们乘坐的两台面包车都曾陷进泥淖里。其间，幸司和上海方面谈了开设活动房公司的意向，并陈述了自己的经营理念，其中特别提到，公司若与上海合资，将实行“利润三分法”，除了把其中一份利润留给投资者自己，其余分给国家（社会）和员工。听罢这个设想，中方代表反问：“对商人来说，利润是最主要的，如果无利可图，或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他人，那么，投资的意义不是荡然无存了吗？”
幸司说：“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我却不完全这样，起码不把赢利摆第一位。我想，实业家在衣食无忧之后，应该更多地考虑对社会的贡献，对工人和底层劳动者的爱护……”
上海方面的人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完全是违反常规的理念，一个日本资本家又怎会有这么一种境界？这样的企业能经营下去吗？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幸司吃了个闭门羹。
访问团在上海只逗留了一天多，就兵分两路考察，一路到浙江宁波，一路到江苏南京。企业理念没被上海认可而略感灰心的幸司，选择了去南京。除了项目意向上的商谈，他还想见识见识这六朝古都，买些书籍，并实地了解一下当年日军进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情况，对南京30多万无辜的亡灵进行祭拜。谁料一到南京，他们竟如陷在泥沙里的车辆，动弹不得。
一位在南京工作的日本人煞有介事地相告，南京市民的仇日之风甚紧，日本人尤其是组团访问南京实属罕见。如此这般，访华团丝毫不敢大意，时时提心吊胆。幸司想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愿望，也被这位在南京工作的日本人一口回绝，甚至还被严肃要求不得从当年制造大屠杀的道路经过，务必绕道。幸司解释：“我只想了解一下情况，并给受害者烧炷香，超度他们的魂灵。”
对方的回答是：“你是这样想，但只怕南京百姓会误解你们是在为鬼子招魂。即使你们是真的祭拜中国同胞，怕也不被南京百姓接受。这些可是说来话长……”
“走错门”引来初识吴仪
幸司一行无功返沪，不久，赴宁波考察那拨人马带着些微收获回来了。碰头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状不容乐观，应该对赴华投资持谨慎态度；一种认为中国前景可观，应积极对华投资，通过投资活动促进中日友好，同时带动自身经济的发展。幸司是持乐观态度的一派，表示要继续考察，在加深了解的基础上考虑投资，参与中国经济建设。
到了北京，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首都机场之陈旧，大大出乎幸司的意料。更要命的是，接站人员竟不知身在何处，机场内也没有任何可以吃饭的地方，因为从上海飞北京的航班没有供应餐点，他们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接站车来时，代表团已在机场百无聊赖地等了足足4个小时。有人发怒相问：“航班没有晚点，你们为何会迟到这么长时间？”
接站人员倒是满脸和气，一个劲地表示歉意，解释说：“各位先生是日本贵宾，我们得用最好的小轿车来接，而且每部轿车不能太拥挤，只能限坐3人，这就需要4部轿车。如果一两部我们倒可以马上应急，可一下要凑4部就有难度了，只好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借，因此等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车辆太紧张，顾此失彼，还请各位先生海涵才是。”
就开展商贸一事，北京市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请幸司第二天8点半参加他们举办的招商见面洽谈会。幸司如约前往。在一个大会场里，写有各类商贸洽谈项目的牌子举之如林，等候见面的肤色各异的外商排成了长龙。幸司心想，这么多人参加商贸洽谈，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是诱人的。
根据既定安排，翻译领着幸司站到某个领域的牌子底下。一小时过去了，这支队列只往前挪了一小步，一直轮不到幸司，倒是后来的人不时插队先行。两个小时过去了，眼见还没轮到自己，幸司有点急了，让翻译转告工作人员：“请帮我调查一下，我排这么久了，怎么还没轮到呢？”
工作人员笑容可掬，话语却不甚客气：“二战中对中国有帮助和贡献的国家现在有很多想跟中国合作，他们可以优先。”幸司微愠：“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我已等了两个小时了，希望尽快安排我与有关人员见面。”工作人员还是一脸的笑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请先生稍安勿躁，再等一下吧。”工作人员走后，翻译在一旁安慰幸司：“日本在二战中是中国的敌对国，二战中与中国友好国家的商人，优先安排见面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幸司叹了口气，耐着性子等。临近中午时分，不觉间已“排”成最后一名的幸司，终于走进了会见室。接待他的是位姓吴的中年女性，职务是副经理或科长，年约四十，举止有风度，话语温婉：“让先生久等了，实在抱歉！”幸司内心的不快，被这富有礼节的开场白驱散了。
进入正题后，女经理提议：“有家德国的飞机租赁公司想到中国投资，先生能不能与他们合作？”幸司解释：“鄙公司不做飞机等大型设备的租赁，只做建筑物也就是活动房的租赁。而且本人在中国不想跟其他国家的人合作，我在日本也没有与他国合作的经历，在中国我只想跟国营企业合作。”
女经理“呀”了一声：“可能是贵公司提供的资料说明不齐全，或是翻译得不到位，本应安排建筑部门和先生商谈的，却错安排成了经济部门。真是对不起，因为对象不同，我们现在可谈不到一块了。如先生需要，我愿为先生效劳，和建筑部门牵个线。”
幸司沉吟片刻，拿定了主意：“谢谢女士好心，我看就不用劳驾了。”女经理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补上一句：“先生刚才说只想与我们的国营企业合作，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幸司快人快语：“因为国营企业有信用。”女经理微笑道：“谢谢先生夸奖，我们会尽力做得更好。先生有此心愿，相信肯定会在中国找到满意的合作伙伴。”
此番“走错门”、前后只有十来分钟的简单商谈，虽然让幸司等了两个来小时，但这位女经理的涵养和风度，冲淡了他内心的不快。
10年后，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访问日本，在大阪考察期间，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投资促进机构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作为大阪商业界的一员老将、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理事，而且已在中国开出经贸之花的幸司，也在欢迎之列。
幸司感到这位女部长似曾相识，往事油然浮现在脑海里，但他不好冒昧相认，于是利用和吴仪交换名片之机，试探性地问：“10年前，部长阁下是否曾担任过科长或经理什么的职务？”
吴仪有些惊讶：“请问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幸司答：“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10年前就曾在北京拜访过您呢。”接着就简要地说了当初的情景。
吴仪说：“哎呀，印象是没有了，但我当时确实担任过这个职务。这样说来，我们算是老朋友了。”宴会的气氛因为“老朋友”相认，显得更为融洽了。
“中国改革开放长征中的一名外国兵”
寒暑五度，幸司几经周折，终于定下在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1000多年前入唐首地福州投资兴业。合资企业取名“榕东”，榕者，福州的简称也，东者，东瀛之称也。
只要有合适机会，幸司总不忘向中国人讲活动房的好处和前景。活动房连同其租赁方式，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全新的东西，直听得人眼睛发亮。
1989年4月，在华合资企业榕东公司准备扬帆开航、投入实际生产活动之际，中国于6月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中国引进外资陷入低谷。就在这风口浪尖上，幸司却毅然发表自己的意见：“我相信中国的事态很快就会得到平息，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海租赁株式会社在中国的事业决不因此撤回。”他的这番大胆见解，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在日本社会引起不小反响。
非常时期，榕东公司的工厂及办公楼建设非但未停反而提速。市长坦诚地告诉幸司，目前在福州安家的外企还不多，一些外企还因这场风波而产生动摇，希望榕东公司能选在10月1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40周年举行开业典礼，以扩大社会影响，帮助安定人心。面对市长的交心之谈和期待，幸司因信任而感动……
9月底，幸司率领东海公司几位要员，以及日本经济界的几位至交共13人，到中国出席榕东公司的开张庆典。在中国遭受困难之时，幸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支持和声援。
原本担心幸司赴华投资过于冒险的日本友人，在了解榕东公司几年间蓬勃发展的状况后，转而赞赏幸司“冒险”值得，堪称“大胆不敌”。须知，当时全日本仅东海一家活动房公司在中国扎下了根。
经济活动之外，塚本幸司还积极投身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建设，1993年捐资设立了迄今为止外国人在华捐赠数额最大的富闽基金会。2003年再捐建富闽教育基金会。1996年荣获中国政府授予的“友谊奖”，受到习近平等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受中国方面的邀请，他携全家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8月8日这一天正是他的80岁生日。
路遥知马力，在“大胆不敌”的“冒险”和坚持中，幸司从最开始的不被理解，终于成为中国人民尊敬的国际友人。体会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点滴变化、酸甜苦辣的他，自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征中的一名外国兵”。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