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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1946年入读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1948年奔赴中原解放区。1984至1990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我生于1926年，用现在的时尚语言，属于“20后”。我特别关注现今刚入学或入学未久的新同学，他们多半属于“90后”，所以题名“20后寄语90后”。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想来想去，还是首先谈谈自己的大学时代。
2008年9月27日，南京大学隆重纪念金陵大学建校120周年，我应邀在大会发言。我说：“其实，我在金大校园生活不长，1946年9月入学，1948年离校去中原解放区，前后不到两年半。但是金大对我影响很大，是我参加革命与研究史学两大人生的起点。饮水思源，我不能忘记母校哺育之恩。”这并非应景话语，确系肺腑之言。因为从1943年7月到1946年9月，我两次被学校开除，到处漂泊，直到进入金大才算有了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1943年春，我已读高三。有天上世界史课，训育主任不讲正课，却拖长声调宣读我的一篇周记。这篇周记的大意是：一群白鸽在蓝天飞翔，悠扬的鸽铃声惊扰了酣睡者的清梦。绅士们怒吼并持竹竿驱赶，但鸽群飞翔与鸽铃悠扬如故。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可能是模仿鲁迅的某篇散文，但丝毫没有讥刺时政之意，何况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国共之争。但这位老师小题大作，厉声呵斥：“你要自由？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课堂风波以后，学校领导并没有找我谈话或立即给以处分，但学期结束时我却接到勒令退学的通知。）
金大的学习空气非常浓厚，教学管理也井井有条。我虽然想从事新闻工作，但在课堂上仍然是勤奋好学，除认真学习历史系基本课程以外，对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课程也学得有滋有味。1948年北大名教授向达来校举办讲座，我除听讲外，还曾随他观赏刚刚运到南京的部分故宫藏画。金大的大型学术讲演很多，印象较深的有马寅初、梁漱溟、罗隆基等。特别是马寅初，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懂经济以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演讲后不久即遭迫害。他这种直言无隐的勇气，对我影响极深。
非常感谢中学的几位好老师，是他们引导我养成课余广泛阅读的习惯，即便是浪迹社会穷苦底层，也仍然以读书为最大快乐。我在金大不限于学习历史，还选读了地质学，此外又迷恋上印第安人文学。美籍业师贝德士曾先后在牛津、耶鲁受过良好史学训练，既有欧洲古老严谨的学风，又有新大陆的自由精神，他和师母对我的“三心二意”颇为理解，还协助我办理美国新闻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阅书证，使我得以扩大求知空间。尽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即将到来，宁沪地区依然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我不受任何外界的不良诱惑，在知识海洋的遨游中充分享受精神上的愉悦。
我还有自己的第二课堂，即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蒋管区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入学不久我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爝火团契”，并成为较有影响的墙报《天南星》的主要撰稿人。我们有跨校的读书会，共同学习马列著作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政治文献，有一段时间装书的皮箱就收藏在我的床下，可能是以我的退役军人身份作为掩护。读书会有共同的读书笔记本，在上面交流心得，有时也要在一起热烈讨论，而我俨然成为主题发言者，因为我在进入金大以前已读过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若干著作，只不过当时还不了解他们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我不大在乎考试成绩，家庭与社会似乎也未形成任何压力。功课大多得分不高，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良好的史学训练，特别是在课余自学中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我勤于阅读，也勤于写作，但并不急于发表。例如，我曾认真写过一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长篇书评，自觉还有一定功力，但一直没有对外投稿。那两年多也曾偶尔发表几篇习作，如在《和平日报》、《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两篇散文《邂逅》、《等待》，一篇影评《评〈万家灯火〉》，这些都促使我增强文笔锻炼。但我自己更为看重的倒是在《天南星》墙报上以“文封湘”笔名撰写的时评《漫话金圆券》，还有一篇采用印第安民谣韵律写成的政治诗歌《火车抛锚》。我不仅精心构思撰写，而且在深夜与三五契友悄悄用浓厚的糨糊贴在壁报栏显著位置上。第二天看到许多同学拥挤着认真阅读《天南星》，而且事后还听到若干对于我的诗文的热情鼓励，内心那份高兴最是无法言说。
进入金大以前，我虽然有两次因为反抗国民党思想压制而遭学校开除的往事，但都属于少年叛逆性格使然，并没有多少政治思想内涵。直到进入金大，参加群体性争取民主自由的大规模抗争以后，才真正明确了人生的意义与奋斗的目标。在两个政党、两条路线、两个中国之命运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经过比较冷静与理性的思考，如同千千万万其他进步大学生一样，我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48年11月，我终于坚定地走向中原解放区，没有任何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离开金大之前，我在校园参加了一场大型辩论会，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并且作为读书会的主要发言人，公开批判某些亲国民党教授的所谓“第三条路线”，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众多进步学生的心声。这可以说是我们留给母校校园的“最后一幕”场景。
60年漫长岁月如歌亦如梭，以金大为起点的我终身为之奉献的两大事业：历史科学与人民民主，至今仍在持续。尽管道路如此漫长、曲折和坎坷，我始终无怨无悔，自觉无愧此生。尽管能力有限，成就不多，但我坚守信念，锲而不舍，为史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奉献出全部心血。
亲爱的“90后”小友们，尽管年龄差距甚大，我们却携手跨越了20世纪，共同经历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21世纪终究属于你们，你们之中也许有一部分人还会跨越本世纪，进入22世纪，真是前途无量啊！我羡慕你们，寄希望于你们，所以才不免动情地陈述自己60年前的校园往事。这不是老年的怀旧与习惯的唠叨，而是敞开心扉向你们略进诤言。
所谓诤言，其实只一句话：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大学时代。大学时代与中学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你必须努力减少对于家庭与老师的依赖，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与生活。如果说中学时代是成长期，大学时代则是成型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品德修养、行为举止，主要是在大学时代逐步成型。可以说，大学时代多半能决定你此后的人生道路。生命只有一次，大学时代不会重来，能不重视吗？
其次，不要在学校与专业上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少埋怨些环境，多要求些自己。北大、清华等名校，固然产生很多英才，但英才不仅限于北大、清华。响当当的铁娘子吴仪，外事奇才龙永图，分别来自兰州、贵阳，而且都没有任何名校背景。就拿我就读的金大来说，最好的专业是农学院，特别是农经系，历史系是只有30多个学生的小系，而且教师阵容也赶不上中央大学。但1940年代就读的学生中，也涌现了牟复礼（美国人）、吴天威、陈大端等优秀历史学家，分别在各自领域中独领风骚，育才之盛并不逊于同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关键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在于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专业，同样的起点，然而4年一过，特别是毕业以后，差距往往甚大，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要学会理性的独立判断，千万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时尚的占主流地位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至少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人间自有真、善、美，伪善与邪恶可能得逞于一时，毕竟不会得意于永久。诚然，没有完美无缺的社会，更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旧的黑暗消灭了，又会产生新的黑暗，但社会不断进步仍是总趋势。我们“20后”这一代经过的社会变迁与各种事变太多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有了最后的人生感悟：做人要固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清清白白度过每一天，反对黑暗，追求光明。过去，国家乱成那样，都能够拨乱反正，励精图治，走向富强。现在，尽管国际上有金融危机风潮肆虐，国内也是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但“90后”的大学时代，比我们“20后”的大学时代真有天壤之别，有利条件多着呢。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逆境更能淬砺英才，像海燕一样勇敢地向暴风雨搏击吧！我亲爱的“90后”小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