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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寂而欣然】
在《负暄琐话》问世前，没有多少人知道张中行的名字。他的文字很好，静静的，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宁里有些清冷。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明清小品的笔意，很有苍凉的况味。我第一次读到这本小册子，竟如同与民国的旧人相逢。
为书写序的是吕冀平，比他小二十余岁的同事。张中行让友人作序，乃友情使然。吕冀平亦不算名人，张中行却欣欣然，在他心里，也算是对过往生活的纪念。
古人写所见所闻、记人记事的文章，就有清寂的一面。袁宏道写徐文长，怪而有趣，是录异志怪之类。韩愈记柳宗元，也余音袅袅，诗中含史，不像他的论文，太有道学气。那是文人间的相惜，弥漫着爱欲和感伤，都是难得的好文章。到了晚清，林纾笔下的小人物，陈独秀眼里的狂士，都气韵生动。周作人关于刘半农、钱玄同的悼文，亦贽意深深，如风拂面，很惬意的。张中行晚年著书，在气脉上暗袭前人。观其文，是从金石里流出来的，又沐以西哲的光泽，还杂有旧诗文的风采。不像流行的时文那么甜腻，冷涩的心绪在流淌着。
如果在对象世界里没有己身的恩怨，谈天说地就从容客观了许多。《负暄琐话》涉及的人与事，与作者忽远忽近，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这就获得了一种静观。但他不是木然地回首往事，又能放远目光，从今人视角打量前人遗迹，真有点“通人物、塞天地、亘古今”的意味。有趣的是，他所感兴趣的人与事，在上世纪80年代都是边缘的。那时候的社会思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新康德主义。这些对七十余岁的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而所谈的都是已被湮没的文人，或狂人，或名士，或真人。文章都清秀和平，不事张扬，也看不到宏大的理论，文字背后都是生命无常的叹惋，对逝者的追悼以及现实的虚幻。在他眼里，凡能刺激自己向善之心者、悦耳者、脱俗者，都可赏而鉴之，是美的沐浴。在诸多短章里，张氏呈现的是博物馆式的视角，所列遗迹，多可悦目。这样的时候，过往的痛感就被清幽的爱意代替了。
【淡泊而真诚】
许多年后，当张中行驾鹤西行之后的一个冬日，我在北城的月林小区见到张厚感的时候，聊起张中行的片断，他还感慨不已。那一天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知道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张厚感是张中行的同事，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样厚道可爱。他说张中行给他最大的影响是实事求是，从不唱高调，承认自己不行，有缺点。比如上世纪70年代人们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却对同事悄悄说，自己既怕苦也怕死，所以成不了英雄。舍生取义是好的，可敬，可我还是想活。承认自己的凡夫俗想，并不是自私自利。张中行对利看得淡薄，不去争抢。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有新书要发布，会场常常在重要的地方，某某大领导出席，许多人争着去。他却把请柬送给别人，说：我不想去，听那些领导的发言也没有什么意思。再比如评职称，他在上世纪50年代才是中级，工资也不算高。许多人说你是老北大了，可以再找找领导升一点。他却摇摇头，觉得现在挺好，知足着呢。晚年的时候，他没有住处，一直在二女儿家里。单位分房子，也没有申请。倒是年近九十之后，女儿偷着给社里领导写信，才分到一处小三居室，地点偏僻，格局又差。我多次到过那个地方，觉得并不方便，他却很是知足。
在张厚感的记忆里，张中行的生活很有规律，从不熬夜，晚上九点多就入睡了。白天在单位，埋头编书，不大说话。午饭后和同事一同散步，聊聊天，很健谈。他与人是和善的，从不任性而来，很合儒家温良恭俭的风度。衣食住行呢，也不讲究，吃饭是低标准，高兴时只喝一点二锅头，佐以小菜。来朋友时到小馆子，求的是热闹和有趣。他从不和人吵架，脾气好。有一次老伴让他去商店买点肉馅，服务员是个姑娘，态度很横，对他发脾气：“叫你把钱放在盘子里，怎么乱放，成心啊！”张中行说：“对不起，没有听到。”服务员反说：“那我骂你听见没有？”老人不作声，转身离去，也不生气。
他八十余岁还在上班，单位的同事平时叫他“行公”，他和大家相处也随便得很。交情深了，行公也无话不说，有时甚至把自己心爱的藏品送人。他就送给张厚感一块好的玉石和明末清初大画家陈老莲的一副对子。张厚感在篆刻上有造诣，张中行则喜欢收藏砚台，两人自然就有诸多话题。行公经常说，现在玩砚台是小玩，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贪大，因为没那么大的经济实力。战乱时期才能见到便宜货，遇到奇品。在张厚感的印象里，行公只是有一次花了两千余元买了块鸡血石，再没见其他大的动作。他也愿意把自己的长物与人共赏。编辑部因为有了他，聚散的内容丰富多了。
平时到办公室来找他的人很多，有居士、画家、书法家、藏书家，名气都不太大。来往的人，多是世俗意义上失败的、不得志的人。他对这些人有天然的亲情，好像天底下最有趣的人就在这个群落里。他喜欢谈别人的长处，不太去抓住小节不放。他90岁生日那天，一些朋友聚会，席间讲起季羡林，有人对此公有点微词，以为和上层走得过近。行公却说，他在德国念的是语言学，对一些文字很有研究，因此没有研究西方的哲学与政治，对一些情况就不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能从知识结构的角度去看人，见识就和别人不太一样，亦可见他的通达和善良。和他接触的人，不会有戒备之心，人性最好的东西在那里闪烁着。可是那些喜欢讲“革命”、大谈“专政理论”的人，与之接触却要常常提防些什么。对比一下，倒像是一个讽刺。
【入世而免俗】
纪晓岚曾说读书人一入世，就未能免俗，言外超于象外者不是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情形而言可能还更为严重，不仅象外之境难得，连象内的气韵也是少的。联想起张中行晚年的情形，大致可说是超俗之人。
虽然晚年暴得大名，被媒体包围，但他依然是老样子，不喜欢出现在热闹场合。大概是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各级领导出席，季羡林等都到台上，学校请他登台，因可为母校增光。校方请他的亲朋来劝，老人拒绝再三，友人几乎央求，可还不为所动，回答是：我一辈子不出席这样的场合，与领导人在一起不习惯云云。那次隆重场面，终未见到他的身影。
他后来曾和我谈到这个事，他的意思是活动没有意思，似乎有表演的痕迹。但我猜他内心想的是：此北大非彼北大，自己与此已无关系了。
应该说，他的世界有个基本主张，那就是“临渊而不羡鱼”。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大潮涌来，文人纷纷下海，一时人心晃动。经历了六代之风的他，知道又是个关口，而下海不是他的长处。因为除了写作、编书，并不会别的事情。不合于己身的，就不勉强为之，所以他说：
恕我仍是旧思想，认为鲁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正传》比内藏珠宝金条的摩天大厦更有价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是否也把我这样的旧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扔呢，有的人也许有雄心，说一手抓钱，一手还可以拿笔。至于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坚信：一，文学事业，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穷而后工，蒲松龄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腰缠万贯，会坐在屋里写小说或凑五言八韵，不下扬州吗？
经历了民国、日伪、三反五反、“文革”诸多风雨，看到各类名人达官的谢落，一切如过眼云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么？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张中行从未认为自己崇高过，也没有从事过崇高的事业。国难当头时，不去前线，甘做小民，那些血色中过来的斗士们自然对他有看法。可是，不崇高的人，如果从未有过无耻的行为，坚守的是为人之道，也就比那些既崇高过、后来又不幸滑入无耻的人要清洁得多。以他一生的表现，可以看出：崇高是难得的，而远离无耻更是难得。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无耻，比崇高更难。
天底下许多杀戮、悲剧，多是打着正义、崇高的旗号为之的。当灾难袭来、人性受挫时，无耻便成为家常之事。献媚、奴颜、卖己，都裹着真理的美名。可是远离这些的乡民、百姓、凡常之人，却有一个底线在。刀枪来了，不出卖友人；恐吓到了，也不随声附和，因为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的血泪。这是张中行一生的坚守。
2006年春天张中行辞世，这一年他97岁，可谓高寿。
他生前曾和我讨论过死的问题，那些观点在《顺生论》里都谈过。晚年的时候，他不太讲自己的苦，但对先自己而去的友人，却不免难过。觉得缺少了他们，自己是空漠的。比如梁政平，上世纪50年代初作古，他是把梁氏当家人看待的，无话不谈，可惜走得太早，只好望天长叹。再如韩文佑，上世纪90年代初离世，对他感念10多年。每每想起这些人的早逝，就不免难过。人生多苦辛，所得与所失比，还是后者多吧。
较之同代人，他是幸运的。其一没有被政治摧残，躲过了种种灾害。其二是未遭恶病的折磨，一生身体还算健康。三呢，一直有精神的园地，没有在荒芜里无聊地度日，所得多是审美的快慰。如果说还有什么折磨的话，那只是老年的病苦，乃常人的感受，并不为奇的。2001年，他在久卧的病床上写了两首诗《221室忍寒二首》，写在草纸上，很难分辨。后来他二女儿张文整理出来寄给我，现抄如下：
感怀仍此室，闻道竟何方。
有约思张范，忘情愧老庄。
生涯千白简，事业一黄粱。
欲问星明夜，摇红泪几行。
欲问征途事，扬鞭路苦赊。
仍闻形逐影，未见笔生花。
展卷悲三上，吟诗厌六麻。
睡醒寻诗兴，墙头日已斜。
显见张中行对生的依恋是浓的。记得汪曾祺去世前，友人看他，他说的是：“活着有多好！”死之将近，其言也真。先前还有暇回忆过去，写点有趣的文字，现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任时光一点点地从身边流过。
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张中行再次说起自己的无所事事，承认是个失败的人，语气是真诚的。他死后，还有那么多的人怀念着他，因为他显得与我们这样的近。钱锺书先生是我敬佩的前辈，学问深矣博矣。可是他只是远远地站在高高的地方，我们不易触摸到他。张中行却仿佛在我们的中间，无论是学人还是工农，都是他的朋友，身上还有那么多的泥土气，读他晚年的文字，能真实地感到他的可亲可爱。回想当年的友谊，觉得这一生认识了这样的人，是快慰的。
2008年11月28日于北京
（作者系鲁迅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