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汉学家高山樗牛思想转变之深层原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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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高山樗牛是活跃于明治20~30年代日本文坛及政坛的人物,他以独特、浪漫的美文调著称,体现出大文豪风范,另以他自身思想层面的探索,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更因高山其短暂人生历程中经历过三次思想上的转变而成为日本后世思想家与评论家笔下的风云人物。纵观史学界关于高山樗牛的研究及评论,似对樗牛这种思想上的多次转变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观点占大多数。故樗牛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弱化。然樗牛所经历的思想上的激变完全源于他内心始终充满的对人生的怀疑及烦闷的浪漫主义情绪,为克服这种情绪,樗牛作过各种尝试,故此经历了浪漫主义——日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过程,通过此三个时期的转变历程,展示出高山思想最深层的部分,以及樗牛积极探索人生意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高山樗牛 思想转变 浪漫主义 日本主义 个人主义
   高山樗牛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无论是其文学方面的造诣,还是思想上的成果,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山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诗一般优美笔调的文章,不仅使明治时期的青年为之陶醉,且对青年人思想层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另一方面,高山樗牛独特的浪漫主义情怀也成为后来以田山花袋为首的文人们提倡的自然主义的发端[2]。处于明治这样一个在日本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时期,高山樗牛也有着自己在思想上的独特摸索。本文将着眼点放在高山樗牛思想方面的探索上,主要不以其思想转变过程为研究对象,拟重点围绕其思想转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的浪漫主义思想展开论述,试图论证高山樗牛思想激烈转变的最深层的原因正是基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绪。
   一.浪漫主义形成的背景
   高山樗牛的浪漫主义时期正值日本明治24年到明治28年间,此为樗牛思想上的一个摸索阶段,而高山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则与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高山樗牛,本名林次郎,1871(明治4)年出生于现在的山形县鹤岗市,为齐藤家的次男。少年时代在山形渡过,小学、中学均在福岛,在校时成绩优秀、精通诗文,已经显露出非凡少年的才华。1886年,樗牛立下毕业后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进而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雄伟志向。可事与愿违,向来成绩优异的樗牛意外地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中落第,这成为樗牛生涯中经历的第一次上京赴考的惨痛失败经历。这对本来自命不凡且自尊心极强的高山樗牛来说是无疑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一直处于心境郁闷,孤独自闭中,这段压抑的生活经历成为樗牛对人生产生怀疑,乃至消沉颓废的导火线。成年后的高山樗牛将此番人生经历,以及自己的人生困惑毫无掩饰地袒露于《人生终奈何》一文中:
   生前的事业,犹如梦中恍惚,死后的名声,又如草上露水。我这茫然一生已无可寄托之事,实在令人悲哀。人生终究为哪般?回顾往昔遥望未来,于半夜我深感惘然与悲哀。[3]
   《人生终奈何》中主要反映出樗牛对人生存在意义的质疑,即对人为何而生?人在何处可找寻自己存在于这世间的价值等问题的焦虑。于《人生终奈何》之后,高山又发表一篇名为《厌世论》的文章,此文更加真切地表达了他对充满和痛苦、悲哀和烦恼的现实世界的怀疑,以及对人生乃至现实的厌倦。这可以认为是高山樗牛浪漫主义的雏形体现。
   189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哲学科学习夙愿的最终实现,故此厌世阴霾心情也得以缓解,然樗牛愤世嫉俗的情绪并未完全消除,这种倾向在可称作樗牛成名之作的《龙口入道》中可略见一斑。在小说中,樗牛充分表露了自己对美好爱情的称赞,爱情高于社会和道德。在他的笔下,作为武士的时赖在自己对横笛的爱恋不被父亲及周边朋友认可、甚至因此受到羞辱时,他毅然放弃武士身份弃俗出家。然不管时赖如何艰难地抉择,最终的命运还是只能追随主人而去、殉情于武士道精神,由此小说可以窥见樗牛对现世无常的哀叹,更饱含了他对现世厌倦的浪漫主义感情。
   高山樗牛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不断努力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确定自我的存在与意义。而且在实现理想,实现自我的现化的过程中,樗牛将与社会和国家协调生存作为寻求个人存在意义的一个大前提,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结合,在这种友好和谐的关系中追求个人理想的实现,自我的现化。这也是樗牛浪漫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及鲜明特征。
   二.日本主义时期的浪漫主义情怀
   因中断学业返乡疗养后再次上京的高山樗牛全身心地投入文学评论、思想摸索等活动。继而于明治30年6月加入由井上哲次郎、木村鹰太郎等人设立的大日本协会,并在该协会报刊《日本主义》上发表文章,提倡日本主义,由此,高山樗牛进入他思想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宣扬日本主义时期,开始了从明治30年到明治33年整整三年的思想摸索的过程。对此,樗牛称:
   何谓日本主义,以国民特性中的自主独立的精神为基础,以发挥建国当初的抱负为目的的道德的原理,即为日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发达基于国民的自觉心,国民的自觉心则是客观地认识了国民特性后才产生的,而且这种国民特性是只有依靠精确的、历史的,且比较性的考察才能认识到的。[4]
   由此可见,樗牛的日本主义之实质主要以国民的特性、国民的精神、以及日本建国当初的抱负为着眼点,他坚持“君臣一家”、“忠孝一致”的信念,追求合理的国家主义。高山所提倡的日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在他浪漫主义时期,在主张于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中实现自我的理想论时发生偏移,从而形成的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观。樗牛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积极倡导日本主义,唤醒国民意识的觉醒,批判宗教,强调国家道德的重要性,宣扬道德的合理的国家主义。
   希望确立最为健全的国民道德,充分发挥建国的精神,希望成为实现大和民族的伟大抱负的有志者,成为人道的忠实伴侣的有志者,跟我一起倡导日本主义吧。[5]
   即使是在积极热情奔走于倡导日本主义、宣扬国家至上的活动中,樗牛的内心仍涌动着自己仅作为一个平凡的个体存在于国家之中的潜在意识,尤其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在对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樗牛表现出比浪漫主义时期更为鲜明的态度。一方面将国家作为個人的依赖形式,把国家当做实现个人生存意义和幸福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宗教信仰中找寻永生。从日本主义的精神实质来看,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樗牛却将这矛盾的二者结合于自身一体,表面慷慨激昂地宣扬日本主义,内心则仍摆脱不了一直以来深受困惑的对人生的怀疑及苦闷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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