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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的《洪秀全传》，写得很有特色。洪秀全的一生与太平天国革命相始终，为他立传，可以同时写成一部太平天国史，作者显然意图如此。但这毕竟是一个人的传记，详略主次，剪裁必须得体，史事之与传主的功业和形象关系较浅者，不宜枝蔓，所以如林凤翔之北伐，石达开之覆亡，以及妇女政策等等，类皆一笔带过，不事铺陈。作者取材比较审慎，凡属可疑的野史轶闻，概予摒弃。象左宗棠夜访洪秀全之类情节，作为传说，略加穿插，可以大增传奇色彩，作者却不屑为此，不失史家本色。这场壮烈的农民起义，大致可分三个时期，作者也就根据材料和形势发展，或多或少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写法。自创立拜上帝会起至金田发难是酝酿阶段，主要是用传记文学的体裁来叙述的。自金田起义至天京事变是上升阶段。此时，将士同心，以破竹之势，占岳州，破武昌，下九江，克安庆，莫都金陵，作者则以酣畅的笔墨，导引读者随军转进，仿佛亲历戎行，克敌制胜。平铺直叙，这是正宗的史传笔法。杨韦事变以降是下降阶段。此后，政务军事，每多谬误，作风腐败，令人浩叹，作者则稍加史论口吻予以述评。全书的体裁布局，配合得非常之协调。取事要言不烦，文字干净利落，凡传主的行状，都借史事烘托得明白清楚。对于各历史人物的评价，大体持平，即如李秀成也还给他一个悲剧人物的本来面目，不因其临命乞降而过于丑化。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学者们对之意见纷歧，尤其对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三人的评价，往往距离很大。传记不同于普通学术论文，一般情况下，作者有权选择任何一种他认为适合的见解写作，除非有重大新发现，无须提出论据。这次诛杨，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谋，大为可疑。作者虽也作了表白，说某些人分析“认为洪秀全对付杨秀清威胁所采取的作法，是密诏韦昌辉回京诛杨，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那是作为介绍异说，他是让韦昌辉担当起全盘责任的。这本是部分人的看法，以此贯穿事变首尾，自无可非议。他状杨秀清之骄纵专横，说他把“严刑用到一个犯点小过失的人身上，完全是以个人偏私代替了国家的刑赏”；状韦昌辉之谄媚奸诈，说他“大概属于小有才，擅长于歪点子之类”，均极传神。但以韦石并称，并立“韦石变乱”的专章，未免太苛。石达开“被忌押制出京”，带走了估计总在二十万人以上，使长江下游兵力空虚，危及天京安全，确实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他的出走是带有被动性的，后来即使奉召回京，终不免惴惴自危，才走上了不合作的道路。况且以宗教信仰号召起来的革命队伍，一旦戳破了神秘的外衣，石达开纵有通天本领也难挽垂败之局。他跟韦昌辉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附带说一声，第240页说“石达开本人在临死前写的《自述》”，这“写的”似乎改作“留下的”较妥，以免引起误会。据许多人研究，此所谓《石达开自述》，不过是敌人记录的供词，并非他本人亲笔，因此未能足以凭信。
冯云山是协助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和发动农民起义最著贡献的人物。他的刚毅、沉着、机智和组织能力，在此得到了出色的特写。当杨秀清第一次宣称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时，他与洪都不在场。他回到紫荆山得知此事，立即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估摸到会产生复杂的后果，他不匆忙表态，却赶回花县去找洪秀全商量。两人道途相左，洪亦即遄返，共同研究对策，制订方案，以图挽救影响。此中细节，不少出诸推理，但却是从各当事人的个性和当前形势中提炼出来的，因而扣合情理，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偶有个别小小疏忽。洪秀全的继母姓李，李敬芳是她的娘家侄子，而说“李敬芳是李氏的内侄。”妇女哪来内侄？同样的疏忽：“黄(太平天国避讳王字，改姓黄)盛均是洪秀全生母王氏的内侄。”第六页脚注三：“马礼逊是英国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传教士。”此说不确，马礼逊是英国基督新教来中国的第一名传教士。李秀成解天京之围，进军杭州，称“芜湖至杭州有一千多里”，按照所列行军路线，再夸张说也不足千里。又李秀成保卫苏州驻兵的“马塘桥”实为“茅塘桥”。不过，那是李秀成在《自述》中先就据土音写错了的，现在往往将错就错，自无伤大雅。
(《洪秀全传》，田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1.17元)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学者们对之意见纷歧，尤其对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三人的评价，往往距离很大。传记不同于普通学术论文，一般情况下，作者有权选择任何一种他认为适合的见解写作，除非有重大新发现，无须提出论据。这次诛杨，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谋，大为可疑。作者虽也作了表白，说某些人分析“认为洪秀全对付杨秀清威胁所采取的作法，是密诏韦昌辉回京诛杨，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那是作为介绍异说，他是让韦昌辉担当起全盘责任的。这本是部分人的看法，以此贯穿事变首尾，自无可非议。他状杨秀清之骄纵专横，说他把“严刑用到一个犯点小过失的人身上，完全是以个人偏私代替了国家的刑赏”；状韦昌辉之谄媚奸诈，说他“大概属于小有才，擅长于歪点子之类”，均极传神。但以韦石并称，并立“韦石变乱”的专章，未免太苛。石达开“被忌押制出京”，带走了估计总在二十万人以上，使长江下游兵力空虚，危及天京安全，确实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他的出走是带有被动性的，后来即使奉召回京，终不免惴惴自危，才走上了不合作的道路。况且以宗教信仰号召起来的革命队伍，一旦戳破了神秘的外衣，石达开纵有通天本领也难挽垂败之局。他跟韦昌辉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附带说一声，第240页说“石达开本人在临死前写的《自述》”，这“写的”似乎改作“留下的”较妥，以免引起误会。据许多人研究，此所谓《石达开自述》，不过是敌人记录的供词，并非他本人亲笔，因此未能足以凭信。
冯云山是协助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和发动农民起义最著贡献的人物。他的刚毅、沉着、机智和组织能力，在此得到了出色的特写。当杨秀清第一次宣称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时，他与洪都不在场。他回到紫荆山得知此事，立即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估摸到会产生复杂的后果，他不匆忙表态，却赶回花县去找洪秀全商量。两人道途相左，洪亦即遄返，共同研究对策，制订方案，以图挽救影响。此中细节，不少出诸推理，但却是从各当事人的个性和当前形势中提炼出来的，因而扣合情理，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偶有个别小小疏忽。洪秀全的继母姓李，李敬芳是她的娘家侄子，而说“李敬芳是李氏的内侄。”妇女哪来内侄？同样的疏忽：“黄(太平天国避讳王字，改姓黄)盛均是洪秀全生母王氏的内侄。”第六页脚注三：“马礼逊是英国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传教士。”此说不确，马礼逊是英国基督新教来中国的第一名传教士。李秀成解天京之围，进军杭州，称“芜湖至杭州有一千多里”，按照所列行军路线，再夸张说也不足千里。又李秀成保卫苏州驻兵的“马塘桥”实为“茅塘桥”。不过，那是李秀成在《自述》中先就据土音写错了的，现在往往将错就错，自无伤大雅。
(《洪秀全传》，田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1.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