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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被卡住脖子的非洲》
一根粗大的绳索紧勒着一颗高昂的头颅。这颗头颅正是非洲版图的缩影。这幅画的象征意义何在？最近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杜蒙教授所著《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一书，将会对此提供答案。
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份量则匪轻。它蕴含着作者的满腔激愤之情——从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痛斥，到对非洲走过的不幸历程的哀矜，更有对变革非洲现状的强烈呼吁。
杜蒙教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法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他从事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研究已有几十年之久，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说起这本书的产生，却还有一段曲折的遭遇。还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杜蒙教授走访了非洲许多国家，为他们撰写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调查报告。在这一过程中，他以学者的敏锐察觉到非洲在发展经济上的一种方向性问题，便于一九六二年仓促写成一本题为《黑非洲步入歧途》的抨击性小册子，以为告诫。但事与愿违，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非洲国家的一些掌权人物不以之为忠言，反视之为诽谤，结果，该书在黑非洲被列为禁书，作者被拒绝入境，连他在非洲基金机构中的职位也被撤消了。
孰料，在这本书出版十几年后，作者所抨击的问题不幸而言中。非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通过实践认识到了杜蒙教授危言谠论的价值，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抉择上的重大错误。于是，昔日的被逐之客，今日复为座上之宾。杜蒙教授又被一些非洲国家首脑请回来从事非洲发展的经济调查和政策咨询工作。由是便有了本书的写作。
发展的热望成泡影
杜蒙教授在本书开篇就痛心地指出：“热带非洲的形势远远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糟，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何以致此呢？作者在经过深入探讨后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第三世界为了‘迎头赶上’，为了‘发展自己’，死搬硬套我们(指西方)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选择有着内外双重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昔日的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了政府。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关切的首要问题，就是使他们的国家从过去贫困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向着现代世界迈进。他们期望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拥有繁荣的经济，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技和教育，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等等。但不利的是，他们的国家拥有众多的穷苦农民，沿袭着古老的传统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人都曾经在原宗主国受过教育，宗主国的思想意识对他们浸染很深，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来将昔日的殖民地现代化。
发达国家这时也一反过去的“种族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的抉择大为热心起来，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匆匆出场，各种以西方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样板，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为模式，以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发展理论纷至沓来，涌向非洲。
杜蒙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为了“按新殖民主义的框框，在符合我们(指西方)利益的情况下，确定前殖民地的‘发展’方向。”除了这种新殖民主义的考虑外，建立一个对抗社会主义的最广泛同盟则是另一个主要出发点。
此外，随着人造卫星上天和原子弹试验的成功，当时的苏联也已跃居为一个工业大国。这都不过是在四十余年内就取得的成就。苏联就此广为宣传自己“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全面计划”方针的优越性。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这条道路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苏联模式似乎也是颇富吸引力的。
这种种因素汇合成一股“赶超热”。不仅赶西方，也赶苏联。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发展战略的特点。这种战略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制造部门及围绕制造部门而成长的城市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动力，最大限度提高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成为关键目标；广大人民基本生活的需求被看作会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得到满足；发展过程被看作是不分地点、时间，按照同一程序，可以逐“阶段”到处应用的一种模式化过程。仿照西方，人们设想出一条从农业占优势的传统社会走向以“消费时代”为特点的“现代”社会的途径，并设想各国都会或迟或早地经过“经济起飞”，步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
事实是真理的镜子。从发展中国家战后的经历来看，“起飞”并不成功，发展更无从谈起。杜蒙教授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发展战略给非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发展之雨并未惠及广大人民，甚至相反，造成了贫富差别的日益扩大。不仅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上层人物之手，城乡差距也日见扩大。一端是现代的、比较富裕的城市，另一端是传统的、贫困的农村。这好象是贫困的荒漠中存在一块孤立的飞地，而两种生活方式天地悬隔，犹如两个世界。
杜蒙教授考察了非洲中南部一个国家的情况。该国独立五年后，城市居民消费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十三万工资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他们的人数不到农村人口的一半，他们的收入则为农村收入的七倍，差距是十五比一，何等悬殊！
国家的发展力量大部分都投入到城市。所谓的现代化，导致出现了一种非生产性的城市。在那里，建筑与发展被混为一谈，楼房之高度几乎成为发展水平之尺度。人们热衷于高楼大厦和私人小汽车，却很少去想到建立关系国计民生的实实在在的工业。
因袭了西方的消费方式，却无法因袭西方的生产方式。西方之所以能加快它的发展，先是靠掠夺它的殖民地，继则靠剥削第三世界。非洲并没有“第四世界”可供掠夺，采用西方模式，实际上就要建立在自己剥削自己的基础上，或者说国内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
非洲各国在获得独立后，接管了所有的殖民统治机构，与此同时，也接管了那些统治者的特权。行政管理机构和官僚主义结构基本上在每一个国家都被完整保留下来，至多是门面稍改。这种制度下形成了一批官僚人物，杜蒙教授称之为“精英分子”。这些人大多来自权势显赫的家族，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集团，掌握着一切重要权力。靠着现有制度，循着西方式道路，这些人自己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杜蒙教授指出：“他们选择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真正关心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他们‘西方生活方式’的奢望。”
这些上层人物“现代化”之日，正是乡村百姓困苦不堪之时。与城市过分发展相对应，农村则是一片凋蔽景象。仅靠外援无法维持那种豪华的西方式生活，加紧对农民剥削来不断增加外汇和扩大收入就成为主要的应付手段。杜蒙教授写道，一九七九年，为购买一辆价值六万先令的普通汽车，东非某国需要卖掉五吨皮棉，相当于十五吨籽棉，也就是三十公顷中等棉田的产量。为了不使一位(有时是寄生的)官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需要一个农民付出六千个报酬极低的劳动日。”正是这些出口剥夺了农民的糊口之粮。农业的失败带来人民营养不良、失业，以及进口剧增等一系列恶果。非洲只得乞求西方，大量举债，从而陷入对西方日趋依赖的恶性循环中。
城市中的“现代化”如火如荼，农业的现代化也并非全无声臭。赞比亚曾经期望靠国家铜矿出口的老本使农民“现代化”，以取代国家独立时出走的白人庄园主。一九六五年那里组织了几百个由国家资助的合作社。头一天还在用垦锄刨地的农民，翌日却得到了全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得到了肥料、杂交种子、农药……·得到了立即上升为“现代农民”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唯独缺少合理使用这些先进工具所必需的知识。这种“现代化”终以破产告吹。更可悲的是，这种“现代化”使农民抛弃了传统经济，它带来一种希望和期待，却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和改善。传统经济生活解体了，却没有行之有效的新型经济来替代。当没有可供出租的拖拉机时，农民已经忘记怎样使用锄头了；用惯的化肥不能及时到货，替代的肥料已无处可寻。这种费用浩大的“现代化”，与广大农村不沾边，不挂钩，怎能不走向失败！
发展观的立体化
曾几何时，那轰轰烈烈的“赶超热”便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烟消火灭了。“……是我错了。”当初曾在他的国家坚持照搬传统发展战略、拒绝杜蒙教授批评的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总统，痛心地向杜蒙承认。坦桑尼亚的索科伊内总理满腔激愤地说：“他们将卡住我们的脖子。”一位发展问题专家以不堪回首的心情总结了非洲的发展：“……自独立以来，国家无所建树，百废待兴，一切从零开始。”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当初热望自己国家迅速改变面貌的人们，探究着造成这一切的缘由。这些，便是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发展战略研究不断受到人们重视的背景所在。发展研究在今日，已成了当初关心独立的人们最关切的课题。
从七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开始，发展中国家也大都陆续进入政策转向的过程。起初，是零零星星地修正，是小步调地调整，从五、六十年代的所谓的发展“三突出”，即突出投资的作用，突出工业化的地位，突出计划化的作用，转入到七十年代开始的发展“三转变”的趋势，即：
由只重视工业转入也重视农业的发展，
由只重视增长转入对分配问题的重视，
由只重视自然资源开发转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虽然这些转变仅仅是起步，但毕竟是令人欣慰的。然而，若不从发展战略高度去反省，若不从理论上去总结，若不上升到发展的价值观方面来加以探讨，恐怕仍将于事无补。
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是传统发展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发展”是一条直线，是一条直线的不断延伸，从而是恒定的。从率先以数学模型形成分析制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哈罗德—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到西方大名鼎鼎的发展问题专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即“起飞”理论，无不是将“发展”看作是直线变迁的结果。罗斯托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非洲还是欧洲，都无一例外地将经历所谓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姑且不论他抹煞人类社会演进的历程中生产关系的变化，仅就其如此简单化地纳各国发展于单模式的“一线式”，其武断便足可令人叹为观止了。在传统发展理论看来，这一“发展直线”是由投资、资源、劳力等发展的要素所构成的“点”，它们不断充实、加强，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到相互之间联接起来，从而完成了这些要素构成的直线由“隐”到“现”的形成过程。“储蓄率超过10％”，“主导部门之形成”等等，罗斯托开列了起飞的临界条件。这些临界条件恰导自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此模式主要分析储蓄对总产值的比率，认为增加储蓄率就能推动增长率的提高。发展之突破口定在了储蓄率、投资率、资源配置之有效……于是它训示发展中国家全身心地致力于此，以便创造功率足够的“起飞引擎”。然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展中国家近三十年的发展非但没有走上“起飞”之轨，反而只划出了一条贫困之线，无望之线。发展非但没有冲过初时的“瓶颈”，反而被深深地卡在灾难的狭缝里。
事实清楚说明，发展并不是一维的，恒定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不是统一模式的重复制作或单模式的反复出现。发展应当是多样化的，生龙活虎的，创新的，适合着各个国家的国情，适应着时代的特点。在发展战略研究中，从对“一维化发展”的批判、抨击开始，各种各样对传统战略寻求替代的“模式”争先恐后地出现了：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即ASHA综合指标论、注重物质生活质量的PQLI测算法、替代战略(TheAlternativeStrategy)、世界银行的发展战略、舒马赫的“小为好”发展说，经济学激进派的“脱钩”型战略、“巴黎小组”提出的注重智力开发和信息化的战略等等，虽然它们大都不过初具雏形，还在纸上谈兵，然而毕竟首先在概念世界里，把约束人们的一元化的“一维发展”态势冲垮了。代之而起的是发展的“二维”态势。一个由适应着不同国情，代表了不同思潮的多种发展模式穿插并行、混合交错的“发展平面”。从一维到二维，从线到面，“发展”开始前进了。
然而，这也仅是发展研究不断深化的一方面。与此同时，人们又从另一角度深化着对发展的认识。
传统战略，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战略，其首要特点是将“发展”与“增长”混为一谈。“发展”与“增长”本是不同的概念，“增长”仅为单纯的数量增加，而“发展”是包括着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的变化在内的复合的演进过程。对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所面对着的，分明是“发展”而非“增长”，是一种远比发达国家当前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涵意要广泛得多的从经济到社会的转变历程。“增长”，有如人的躯体的生长；“发展”，则犹如包括躯体的生长、思维能力的提高、人体机能逐步成熟在内的人的全面成长过程。由此来认识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搁浅，其重要原因，是在推行一种忽略“发展”的增长，以至没有“发展”的增长。其后果必然是贫困的增长、“不发达”的发展。
其次，在区别了“发展”与“增长”的基础上，人们进而认识到“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过程，而且是一种社会的过程。从而强调经济发展与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的社会发展的结合，这二者不仅是同步的，而且也可视为互补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和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经济发展又受到社会发展的总容量的限定和制约，如果没有稳定的、协调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从来不过是一句空话。
再者，人们又认识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物的开发与人的开发的高度结合。这两者也不仅是并行的，而且也是互补的。物的开发是人的开发的基础，是发展的“硬件”；反之，人的开发又是物的开发的前提，是发展的“软件”。二者是同步进行的。在传统发展中，物的开发被片面强调，而人的开发则被置于冷宫。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的穷国，由于无知和愚昧，人们或则轻视知识，或则害怕知识。这种把知识和对人的开发视为洪水猛兽的作法，只能使他们的国家永远停滞在贫穷和落后的不发达状态中。
此外，人们还认识到，对人的开发决不只指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而是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在内的精神文明范畴的全面的提高。如果说，人的开发是发展的软件的话，那么人对科技知识的掌握仅仅是具备了人自身开发即发展“软件”的“硬件”，而人的观念的全面进步则是人自身开发中即发展“软件”的“软件”。这二者的结合，才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质量的真正改进。正如一位第三世界发展问题专家语重心长所指出的“任何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都是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而说到要发展，归根结蒂，这首先是一个思想进步的过程。在实施发展前，必须先具备一种应有的精神状态。衡量一项发展行动是否成功，恰恰要看参加这一行动的人的觉悟水平和责任心是否提高了。”
上述关于“发展”与“增长”的区别、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结合、人自身开发的“硬件”与“软件”的结合，构成了对“发展”进行概念开发和概念深化的认识过程的四次“阶跃”。这些认识已从不同程度上反映在一些替代传统战略的新战略的内涵中，从而“发展”又从二维推进到三维，从平面变为立体。从一维到二维，是发展的迈进；从二维到三维，是发展的升华。发展“立起来了”。发展步入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充实的空间，跃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这种对发展的逐步认识，这种使发展“立起来”的概念开发过程，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不断觉悟，反映了对“发展”这一社会的客观进程不断掌握的过程。它不仅总结了三十年来发展受制约，从而造成“被卡住脖子”的悲剧的原因所在，而且一举打破了传统战略独霸天下、招摇撞骗的一统局面。它是人民的胜利，发展的胜利。可以预言，今后在这种不断完善的“立起来”的发展观所指导下的客观发展进程，将不会重蹈传统的单模式发展或一维发展，而必将逐步走向合理的，科学的，并反映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立体式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广袤的世界上，将会出现由各类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交相辉映而成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我们相信，不仅仅是非洲的儿女，发展中国家的各国人民，在这充满希望的时代里，都必将挣脱一切绳索的束缚，在发展的征程上高歌猛进。
一九八四年元月八日
(《被卡住脖子的非洲》，〔法〕勒内·杜蒙等著，隽永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0.85元)
一根粗大的绳索紧勒着一颗高昂的头颅。这颗头颅正是非洲版图的缩影。这幅画的象征意义何在？最近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杜蒙教授所著《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一书，将会对此提供答案。
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份量则匪轻。它蕴含着作者的满腔激愤之情——从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痛斥，到对非洲走过的不幸历程的哀矜，更有对变革非洲现状的强烈呼吁。
杜蒙教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法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他从事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研究已有几十年之久，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说起这本书的产生，却还有一段曲折的遭遇。还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杜蒙教授走访了非洲许多国家，为他们撰写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调查报告。在这一过程中，他以学者的敏锐察觉到非洲在发展经济上的一种方向性问题，便于一九六二年仓促写成一本题为《黑非洲步入歧途》的抨击性小册子，以为告诫。但事与愿违，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非洲国家的一些掌权人物不以之为忠言，反视之为诽谤，结果，该书在黑非洲被列为禁书，作者被拒绝入境，连他在非洲基金机构中的职位也被撤消了。
孰料，在这本书出版十几年后，作者所抨击的问题不幸而言中。非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通过实践认识到了杜蒙教授危言谠论的价值，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抉择上的重大错误。于是，昔日的被逐之客，今日复为座上之宾。杜蒙教授又被一些非洲国家首脑请回来从事非洲发展的经济调查和政策咨询工作。由是便有了本书的写作。
发展的热望成泡影
杜蒙教授在本书开篇就痛心地指出：“热带非洲的形势远远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糟，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何以致此呢？作者在经过深入探讨后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第三世界为了‘迎头赶上’，为了‘发展自己’，死搬硬套我们(指西方)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选择有着内外双重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昔日的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了政府。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关切的首要问题，就是使他们的国家从过去贫困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向着现代世界迈进。他们期望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拥有繁荣的经济，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技和教育，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等等。但不利的是，他们的国家拥有众多的穷苦农民，沿袭着古老的传统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人都曾经在原宗主国受过教育，宗主国的思想意识对他们浸染很深，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来将昔日的殖民地现代化。
发达国家这时也一反过去的“种族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的抉择大为热心起来，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匆匆出场，各种以西方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样板，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为模式，以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发展理论纷至沓来，涌向非洲。
杜蒙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为了“按新殖民主义的框框，在符合我们(指西方)利益的情况下，确定前殖民地的‘发展’方向。”除了这种新殖民主义的考虑外，建立一个对抗社会主义的最广泛同盟则是另一个主要出发点。
此外，随着人造卫星上天和原子弹试验的成功，当时的苏联也已跃居为一个工业大国。这都不过是在四十余年内就取得的成就。苏联就此广为宣传自己“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全面计划”方针的优越性。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这条道路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苏联模式似乎也是颇富吸引力的。
这种种因素汇合成一股“赶超热”。不仅赶西方，也赶苏联。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发展战略的特点。这种战略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制造部门及围绕制造部门而成长的城市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动力，最大限度提高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成为关键目标；广大人民基本生活的需求被看作会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得到满足；发展过程被看作是不分地点、时间，按照同一程序，可以逐“阶段”到处应用的一种模式化过程。仿照西方，人们设想出一条从农业占优势的传统社会走向以“消费时代”为特点的“现代”社会的途径，并设想各国都会或迟或早地经过“经济起飞”，步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
事实是真理的镜子。从发展中国家战后的经历来看，“起飞”并不成功，发展更无从谈起。杜蒙教授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发展战略给非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发展之雨并未惠及广大人民，甚至相反，造成了贫富差别的日益扩大。不仅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上层人物之手，城乡差距也日见扩大。一端是现代的、比较富裕的城市，另一端是传统的、贫困的农村。这好象是贫困的荒漠中存在一块孤立的飞地，而两种生活方式天地悬隔，犹如两个世界。
杜蒙教授考察了非洲中南部一个国家的情况。该国独立五年后，城市居民消费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十三万工资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他们的人数不到农村人口的一半，他们的收入则为农村收入的七倍，差距是十五比一，何等悬殊！
国家的发展力量大部分都投入到城市。所谓的现代化，导致出现了一种非生产性的城市。在那里，建筑与发展被混为一谈，楼房之高度几乎成为发展水平之尺度。人们热衷于高楼大厦和私人小汽车，却很少去想到建立关系国计民生的实实在在的工业。
因袭了西方的消费方式，却无法因袭西方的生产方式。西方之所以能加快它的发展，先是靠掠夺它的殖民地，继则靠剥削第三世界。非洲并没有“第四世界”可供掠夺，采用西方模式，实际上就要建立在自己剥削自己的基础上，或者说国内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
非洲各国在获得独立后，接管了所有的殖民统治机构，与此同时，也接管了那些统治者的特权。行政管理机构和官僚主义结构基本上在每一个国家都被完整保留下来，至多是门面稍改。这种制度下形成了一批官僚人物，杜蒙教授称之为“精英分子”。这些人大多来自权势显赫的家族，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集团，掌握着一切重要权力。靠着现有制度，循着西方式道路，这些人自己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杜蒙教授指出：“他们选择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真正关心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他们‘西方生活方式’的奢望。”
这些上层人物“现代化”之日，正是乡村百姓困苦不堪之时。与城市过分发展相对应，农村则是一片凋蔽景象。仅靠外援无法维持那种豪华的西方式生活，加紧对农民剥削来不断增加外汇和扩大收入就成为主要的应付手段。杜蒙教授写道，一九七九年，为购买一辆价值六万先令的普通汽车，东非某国需要卖掉五吨皮棉，相当于十五吨籽棉，也就是三十公顷中等棉田的产量。为了不使一位(有时是寄生的)官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需要一个农民付出六千个报酬极低的劳动日。”正是这些出口剥夺了农民的糊口之粮。农业的失败带来人民营养不良、失业，以及进口剧增等一系列恶果。非洲只得乞求西方，大量举债，从而陷入对西方日趋依赖的恶性循环中。
城市中的“现代化”如火如荼，农业的现代化也并非全无声臭。赞比亚曾经期望靠国家铜矿出口的老本使农民“现代化”，以取代国家独立时出走的白人庄园主。一九六五年那里组织了几百个由国家资助的合作社。头一天还在用垦锄刨地的农民，翌日却得到了全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得到了肥料、杂交种子、农药……·得到了立即上升为“现代农民”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唯独缺少合理使用这些先进工具所必需的知识。这种“现代化”终以破产告吹。更可悲的是，这种“现代化”使农民抛弃了传统经济，它带来一种希望和期待，却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和改善。传统经济生活解体了，却没有行之有效的新型经济来替代。当没有可供出租的拖拉机时，农民已经忘记怎样使用锄头了；用惯的化肥不能及时到货，替代的肥料已无处可寻。这种费用浩大的“现代化”，与广大农村不沾边，不挂钩，怎能不走向失败！
发展观的立体化
曾几何时，那轰轰烈烈的“赶超热”便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烟消火灭了。“……是我错了。”当初曾在他的国家坚持照搬传统发展战略、拒绝杜蒙教授批评的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总统，痛心地向杜蒙承认。坦桑尼亚的索科伊内总理满腔激愤地说：“他们将卡住我们的脖子。”一位发展问题专家以不堪回首的心情总结了非洲的发展：“……自独立以来，国家无所建树，百废待兴，一切从零开始。”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当初热望自己国家迅速改变面貌的人们，探究着造成这一切的缘由。这些，便是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发展战略研究不断受到人们重视的背景所在。发展研究在今日，已成了当初关心独立的人们最关切的课题。
从七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开始，发展中国家也大都陆续进入政策转向的过程。起初，是零零星星地修正，是小步调地调整，从五、六十年代的所谓的发展“三突出”，即突出投资的作用，突出工业化的地位，突出计划化的作用，转入到七十年代开始的发展“三转变”的趋势，即：
由只重视工业转入也重视农业的发展，
由只重视增长转入对分配问题的重视，
由只重视自然资源开发转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虽然这些转变仅仅是起步，但毕竟是令人欣慰的。然而，若不从发展战略高度去反省，若不从理论上去总结，若不上升到发展的价值观方面来加以探讨，恐怕仍将于事无补。
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是传统发展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发展”是一条直线，是一条直线的不断延伸，从而是恒定的。从率先以数学模型形成分析制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哈罗德—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到西方大名鼎鼎的发展问题专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即“起飞”理论，无不是将“发展”看作是直线变迁的结果。罗斯托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非洲还是欧洲，都无一例外地将经历所谓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姑且不论他抹煞人类社会演进的历程中生产关系的变化，仅就其如此简单化地纳各国发展于单模式的“一线式”，其武断便足可令人叹为观止了。在传统发展理论看来，这一“发展直线”是由投资、资源、劳力等发展的要素所构成的“点”，它们不断充实、加强，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到相互之间联接起来，从而完成了这些要素构成的直线由“隐”到“现”的形成过程。“储蓄率超过10％”，“主导部门之形成”等等，罗斯托开列了起飞的临界条件。这些临界条件恰导自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此模式主要分析储蓄对总产值的比率，认为增加储蓄率就能推动增长率的提高。发展之突破口定在了储蓄率、投资率、资源配置之有效……于是它训示发展中国家全身心地致力于此，以便创造功率足够的“起飞引擎”。然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展中国家近三十年的发展非但没有走上“起飞”之轨，反而只划出了一条贫困之线，无望之线。发展非但没有冲过初时的“瓶颈”，反而被深深地卡在灾难的狭缝里。
事实清楚说明，发展并不是一维的，恒定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不是统一模式的重复制作或单模式的反复出现。发展应当是多样化的，生龙活虎的，创新的，适合着各个国家的国情，适应着时代的特点。在发展战略研究中，从对“一维化发展”的批判、抨击开始，各种各样对传统战略寻求替代的“模式”争先恐后地出现了：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即ASHA综合指标论、注重物质生活质量的PQLI测算法、替代战略(TheAlternativeStrategy)、世界银行的发展战略、舒马赫的“小为好”发展说，经济学激进派的“脱钩”型战略、“巴黎小组”提出的注重智力开发和信息化的战略等等，虽然它们大都不过初具雏形，还在纸上谈兵，然而毕竟首先在概念世界里，把约束人们的一元化的“一维发展”态势冲垮了。代之而起的是发展的“二维”态势。一个由适应着不同国情，代表了不同思潮的多种发展模式穿插并行、混合交错的“发展平面”。从一维到二维，从线到面，“发展”开始前进了。
然而，这也仅是发展研究不断深化的一方面。与此同时，人们又从另一角度深化着对发展的认识。
传统战略，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战略，其首要特点是将“发展”与“增长”混为一谈。“发展”与“增长”本是不同的概念，“增长”仅为单纯的数量增加，而“发展”是包括着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的变化在内的复合的演进过程。对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所面对着的，分明是“发展”而非“增长”，是一种远比发达国家当前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涵意要广泛得多的从经济到社会的转变历程。“增长”，有如人的躯体的生长；“发展”，则犹如包括躯体的生长、思维能力的提高、人体机能逐步成熟在内的人的全面成长过程。由此来认识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搁浅，其重要原因，是在推行一种忽略“发展”的增长，以至没有“发展”的增长。其后果必然是贫困的增长、“不发达”的发展。
其次，在区别了“发展”与“增长”的基础上，人们进而认识到“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过程，而且是一种社会的过程。从而强调经济发展与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的社会发展的结合，这二者不仅是同步的，而且也可视为互补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和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经济发展又受到社会发展的总容量的限定和制约，如果没有稳定的、协调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从来不过是一句空话。
再者，人们又认识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物的开发与人的开发的高度结合。这两者也不仅是并行的，而且也是互补的。物的开发是人的开发的基础，是发展的“硬件”；反之，人的开发又是物的开发的前提，是发展的“软件”。二者是同步进行的。在传统发展中，物的开发被片面强调，而人的开发则被置于冷宫。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的穷国，由于无知和愚昧，人们或则轻视知识，或则害怕知识。这种把知识和对人的开发视为洪水猛兽的作法，只能使他们的国家永远停滞在贫穷和落后的不发达状态中。
此外，人们还认识到，对人的开发决不只指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而是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在内的精神文明范畴的全面的提高。如果说，人的开发是发展的软件的话，那么人对科技知识的掌握仅仅是具备了人自身开发即发展“软件”的“硬件”，而人的观念的全面进步则是人自身开发中即发展“软件”的“软件”。这二者的结合，才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质量的真正改进。正如一位第三世界发展问题专家语重心长所指出的“任何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都是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而说到要发展，归根结蒂，这首先是一个思想进步的过程。在实施发展前，必须先具备一种应有的精神状态。衡量一项发展行动是否成功，恰恰要看参加这一行动的人的觉悟水平和责任心是否提高了。”
上述关于“发展”与“增长”的区别、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结合、人自身开发的“硬件”与“软件”的结合，构成了对“发展”进行概念开发和概念深化的认识过程的四次“阶跃”。这些认识已从不同程度上反映在一些替代传统战略的新战略的内涵中，从而“发展”又从二维推进到三维，从平面变为立体。从一维到二维，是发展的迈进；从二维到三维，是发展的升华。发展“立起来了”。发展步入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充实的空间，跃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这种对发展的逐步认识，这种使发展“立起来”的概念开发过程，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不断觉悟，反映了对“发展”这一社会的客观进程不断掌握的过程。它不仅总结了三十年来发展受制约，从而造成“被卡住脖子”的悲剧的原因所在，而且一举打破了传统战略独霸天下、招摇撞骗的一统局面。它是人民的胜利，发展的胜利。可以预言，今后在这种不断完善的“立起来”的发展观所指导下的客观发展进程，将不会重蹈传统的单模式发展或一维发展，而必将逐步走向合理的，科学的，并反映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立体式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广袤的世界上，将会出现由各类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交相辉映而成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我们相信，不仅仅是非洲的儿女，发展中国家的各国人民，在这充满希望的时代里，都必将挣脱一切绳索的束缚，在发展的征程上高歌猛进。
一九八四年元月八日
(《被卡住脖子的非洲》，〔法〕勒内·杜蒙等著，隽永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0.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