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一 安去世了
安是个漂亮女人，刚到帝国学院不久，我们便认识了，我常常去她的工作室，她也常常，不，几乎每天都会来我的工作室。通常的话题是各自的作品，我们谈诗歌，她也写诗，说话很轻，凡事低调，看得出来，她是出生于卑微的人家。我对她作画的过程和画面的成长很感兴趣，对他作品中回旋穿插的线与变异的形体感兴趣，它们有某种神秘，某种缠绵与苦涩。她通常画很多线描，把透明纸拓画的曲线线性的形体整理固定，使它们成为画面中种种意味的形式，当她决定了适合的线条走向与形体的位置时，她常常用硬纸板剪出模板，这样可以在画的时候做区域间隔，分别处理不同区域的色彩、肌里的呈现。我喜欢她这种同一画面非中心的图式。当然她会在下一步骤中作调整与整体处理，使之衔接的整体而自然。这样，她常常同时在许多块画布上实验，那些异形的模板也会以不同方式出现在其它的画面上。
她画中的形象时大时小，重叠或繁殖，像浮游物的肌体，生命的孕育与变异，色调厚重，她善于使用EARTH TONE，属自然色系。这也使我想起泰瑞·温瑞的作品。但不同的是泰瑞·温特的作品是宇宙间生物形态的无限繁殖外拓，而经典绘画性语言的要求是基于几个世纪的欧洲绘画传统。
而安的作品中的变异形体是源于与单一的生命的孕育，在绘画中使用的语言是近乎中世纪绘画中刻画式的“描写”更为敏感、更女性化、更神经质，使我想起那些在木板上的欧洲中世纪充满精神性诉说的宗教绘画，只不过她用了“抽象”的语言。
安来自加拿大，男友是一位建筑师，她谈到他们即将在百老汇大道第二十街买下一套LOFT，她在设想即将拥有由她男友设计的工作室，为此她兴奋不已。每当大班课结束，她会来到我工作室。“可鲁，我去煮点茶，你是否要一杯？”我知道她在唤我过去。
一次，我去她的工作室找她，她脸色苍白，没有说话，只对我惨淡的笑了笑，便平平的躺在地板上，缓缓的闭上眼睛，我看得出她嘴角在微微的抽搐，似乎哪里在痛……我没再打搅，便轻轻的告辞了。
一天我们约定到苏荷斯普林街口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席间她告诉我她身体感觉不好，我问她是否严重，她点点头，回答：很严重，她说她想告诉我……可我却不知如何安慰她。
1990年的中国新年到了，我那班斯古海根的朋友们想庆祝一下，安也和我们一起来了中国城，饭后我们一起踩着脚下的爆竹纸屑往东村去。空中不远处礼花升腾。夜色中，她苍白的脸形成了反差，落寞而忧伤。
9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坐落在苏荷区诗社的诗歌朗诵会。安会朗诵她的诗，我是为此而来的，朗诵会来了很多人，安的男友与家人都在场。英文诗对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困难的，安读诗的时候人们静心屏息，我见到一些人眼中泪光闪烁。 老实说。我当时真的没有听懂。安把我介绍给她的男友认识。显然，安常和他提到我。我告诉安，我没能够听懂她的诗。安给我拿了本她的诗集。
1996年的一天，我刚回到家，妻子告诉我，莱斯莉来过电话让我回个电话，我回过电话时莱斯利告诉我，安去世了，那两年我们来往已不多了，我的身体，事业正处于低谷，莱斯利接到我的电话时刚刚从新泽西的墓地回来。安走了，是在她刚刚有了自己的画室之后。她身患癌症已多年，在她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之后，她继续更加致力于她的诗歌和绘画，学校临毕业时她终于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我还记得那天安打扮的很漂亮，开幕式并不热闹，他的母亲和在美国的亲戚都来了。
但她已经很满意了。那天我为她的表现而感到骄傲。
事后从莱斯利那里得知，进校不久，莱斯利曾问安“在学校里，你感觉和谁最近、最愿沟通？”安告诉她“MA KELU”。 我没有能再见到安，她去世的那年刚好三十二岁。
安是个漂亮女人，刚到帝国学院不久，我们便认识了，我常常去她的工作室，她也常常，不，几乎每天都会来我的工作室。通常的话题是各自的作品，我们谈诗歌，她也写诗，说话很轻，凡事低调，看得出来，她是出生于卑微的人家。我对她作画的过程和画面的成长很感兴趣，对他作品中回旋穿插的线与变异的形体感兴趣，它们有某种神秘，某种缠绵与苦涩。她通常画很多线描，把透明纸拓画的曲线线性的形体整理固定，使它们成为画面中种种意味的形式，当她决定了适合的线条走向与形体的位置时，她常常用硬纸板剪出模板，这样可以在画的时候做区域间隔，分别处理不同区域的色彩、肌里的呈现。我喜欢她这种同一画面非中心的图式。当然她会在下一步骤中作调整与整体处理，使之衔接的整体而自然。这样，她常常同时在许多块画布上实验，那些异形的模板也会以不同方式出现在其它的画面上。
她画中的形象时大时小，重叠或繁殖，像浮游物的肌体，生命的孕育与变异，色调厚重，她善于使用EARTH TONE，属自然色系。这也使我想起泰瑞·温瑞的作品。但不同的是泰瑞·温特的作品是宇宙间生物形态的无限繁殖外拓，而经典绘画性语言的要求是基于几个世纪的欧洲绘画传统。
而安的作品中的变异形体是源于与单一的生命的孕育，在绘画中使用的语言是近乎中世纪绘画中刻画式的“描写”更为敏感、更女性化、更神经质，使我想起那些在木板上的欧洲中世纪充满精神性诉说的宗教绘画，只不过她用了“抽象”的语言。
安来自加拿大，男友是一位建筑师，她谈到他们即将在百老汇大道第二十街买下一套LOFT，她在设想即将拥有由她男友设计的工作室，为此她兴奋不已。每当大班课结束，她会来到我工作室。“可鲁，我去煮点茶，你是否要一杯？”我知道她在唤我过去。
一次，我去她的工作室找她，她脸色苍白，没有说话，只对我惨淡的笑了笑，便平平的躺在地板上，缓缓的闭上眼睛，我看得出她嘴角在微微的抽搐，似乎哪里在痛……我没再打搅，便轻轻的告辞了。
一天我们约定到苏荷斯普林街口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席间她告诉我她身体感觉不好，我问她是否严重，她点点头，回答：很严重，她说她想告诉我……可我却不知如何安慰她。
1990年的中国新年到了，我那班斯古海根的朋友们想庆祝一下，安也和我们一起来了中国城，饭后我们一起踩着脚下的爆竹纸屑往东村去。空中不远处礼花升腾。夜色中，她苍白的脸形成了反差，落寞而忧伤。
9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坐落在苏荷区诗社的诗歌朗诵会。安会朗诵她的诗，我是为此而来的，朗诵会来了很多人，安的男友与家人都在场。英文诗对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困难的，安读诗的时候人们静心屏息，我见到一些人眼中泪光闪烁。 老实说。我当时真的没有听懂。安把我介绍给她的男友认识。显然，安常和他提到我。我告诉安，我没能够听懂她的诗。安给我拿了本她的诗集。
1996年的一天，我刚回到家，妻子告诉我，莱斯莉来过电话让我回个电话，我回过电话时莱斯利告诉我，安去世了，那两年我们来往已不多了，我的身体，事业正处于低谷，莱斯利接到我的电话时刚刚从新泽西的墓地回来。安走了，是在她刚刚有了自己的画室之后。她身患癌症已多年，在她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之后，她继续更加致力于她的诗歌和绘画，学校临毕业时她终于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我还记得那天安打扮的很漂亮，开幕式并不热闹，他的母亲和在美国的亲戚都来了。
但她已经很满意了。那天我为她的表现而感到骄傲。
事后从莱斯利那里得知，进校不久，莱斯利曾问安“在学校里，你感觉和谁最近、最愿沟通？”安告诉她“MA KELU”。 我没有能再见到安，她去世的那年刚好三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