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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二零零九年初，一头栽进阅读与写作陈映真的状态中，并一发不可收拾以来，已历三寒暑。二零一一年，我出了此一主题的第一本书《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在书的序言里，我交代了几个相关问题，包括，陈映真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系、我重读陈映真的缘由，以及，以一个文学门外汉如我，在磕磕碰碰的阅读过程中关于阅读文学文本的一愚之得……在那里，我并没有好好地针对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读陈映真？”做出回应。现在，我将要出我关于陈映真文学的第二本书了，我觉得应该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这一方面是交代我何以认为陈映真文学是重要的一个自白，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封向公众提出的意欲强烈的阅读邀约信。但在写作之中，我也常不安地转而思之，这是否竟是那种常招人厌的“己所欲者施于人”。惶恐之余，也只有建议读者诸君不妨暂时只把现在这篇文字当作我的一个应是诚恳的自问自答，而设若您恰巧也接受了我对陈映真文学的价值的某些评断，而希望进一步接触的话，那么，您也许应该直接阅读陈映真作品，自行感受、阐释与批评。
直接切入正题。我将从历史、思想与文学，这三个维度，分别说明为何要读陈映真。
回顾战后以来台湾的文学界，陈映真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论断，是因为那无法避免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负面的“偏好”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么说好了，试问：除了陈映真，还有谁，像他一样，在这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意向明确且执著向前地将文学创作持续不断地置放于大的历史脉络之下，疼痛地碰撞着时代的大问题，不懈地求索文学与历史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
也许，有人会嘟嘟囔囔地说，这不是我要的文学；“陈映真”不是我的菜。很好啊！口味是强加不来的。更何况，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是非读不可的，毕竟这世界总是这样或那样继续下去，不曾因这部或那部作品而变。但是，如果你给文学一点点机会、一点点重量，把它看作一种帮助我们得以同情体会各种情境下的人物的境遇心情，从而得以更具体且更丰富地理解历史中的他者，从而得以给自我理解多开几扇窗户，帮助自己评估价值、寻求意义的重要手段的话，那么，或许你应该要注意陈映真的文学，更何况他讲的正是和你、和我那么密切相关的故事；特别是在很多很多个他说过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物，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所遗忘之时。当历史正在遗忘，陈映真文学的价值正是在拒绝遗忘。
拒绝遗忘，恰恰是要为当下找出走向未来的出路。因此，拒绝遗忘不是单纯地回到过去，缅怀荣耀或是舔舐伤口──那是“遗老”的拒绝遗忘。对陈映真而言，“遗忘”是“历史终结”这块铜钱的另一面。拒绝遗忘，正是追问构成我们今日状况的种种历史线索。这要求我们打破霸权的记忆工程，让我们重新理解我们的自我构成，看到自身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各种力量所形塑。这样的自知，不待言，是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前提。理论与实践不是展开于一个前提自明的普世空白主体之上的。
因此，作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探索者，陈映真透过他的文学里的众多主人公，向我们展现了很多现当代重要历史阶段或事件，从日本殖民统治、“二战”及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球冷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反共亲美右翼威权政体的巩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深化、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学术与思想的美国化、政治与文化的“本土化”与去中国化，到如今持续迷乱整个岛屿的认同撕裂扭曲……请问，在台湾当代的文学界，乃至思想界与知识界，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续不断地直面追问这些从不曾“过去”的事件或过程的人，除了陈映真，还有谁？那么，陈映真的文学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凭借与参照吗？
上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并非无人就此或就彼进行研究或表达意见，但少有人有陈映真的器识心志，直面它们的源流交错，进而编织成一种历史关系，对我们的今日提出一种原则性的看法。放大某一个孤立事件，然后扩而大之，周而广之，形成一种单一的历史解释，并不为陈映真所取。历史过程总是条缕共织、“多元决定”的。这一对待历史的特点，我们无论是从陈映真一九六零年的《乡村的教师》或是二零零一年的《忠孝公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陈映真的文学后头站着一个思想者陈映真，但这个思想者在历史面前总是谦逊与怵惕的，他要从历史中得到某些教训，而非挟其理论斧锯，以历史为意识形态之林场。
坚定地把书写持续定位在历史与文学的接口上，陈映真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为之掩卷、为之踯蹰再三的，就是他透过小说为那大多属于“后街”的小人物所立的传。在陈映真目前为止的三十六篇中短篇小说里，这些小人物，或忧悒、或决绝、或虚无、或坚信、或朴直、或妄诞……他们在那些虽是虚构的但却又无比真实的时空中行走着，时而历历在目，时而影影绰绰。此刻飘到我脑际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过人肉的志士吴锦翔、红腰带肮脏的左翼犹大、浪漫青年艺术家林武治、“存在主义者”胖子老莫、质朴厚实的女工小文、虚空放纵的学者赵公、做着经理梦入疯的跨国公司小职员林德旺、在幻灭中求死的老妇蔡千惠、在废颓中生犹若死的美男赵南栋、本性端方的忠贞党员李清皓、前日本台籍老兵林标、前“满洲国”汉奸马正涛……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篇篇传世的“列传”，比历史还真实的历史。没有它们，台湾的现当代史所可能具有的历史记忆将更为粗疏稀薄干枯，而历史意识也将注定更同质更空洞，因为我们只能空洞地记着一些大事件的年与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陈映真文学，其实竟是历史的救赎，它重新赋予那些被历史挫败、伤害并遗忘的“后街”人们以眉目声音，再现他们的虚矫与真实、脆弱与力量、绝望与希望，让我们读者庶几免于被历史终结年代的当下感、精英感与孤独感所完全绥靖，从而还得以有气有力面对今日指向未来。
陈映真的小说在认识历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学经验为例，我曾以陈映真小说作为我所任教的大学里“台湾社会变迁”这门课的唯一阅读材料，取代了长期因循西方（美国）的“社会变迁”材料，结果学生的反应非常好。他们觉得，阅读陈映真让他们得以开始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交关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以来的历史，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学习经验。又，以我自己这几年的切身经验来说，陈映真的确是一个极重要的媒介，透过它，我找到了一些支点、一些契机，去开始提问当今的各种“现状”（尤其是知识现状）为何是如此？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里？……我自己就是透过阅读陈映真，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来，开始追问学术与思想之间更历史性的内在关联。陈映真的文学让我从一种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西方理论话语中走出，走向历史、走向现实、走向第三世界。
因此，在文学与历史接口中的陈映真文学，其实还有一个第三维度，也就是思想维度。陈映真说过很多次，他之所以写作，是要解决他思想上所苦恼所痛感的问题。没有思想而写，于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缪斯之牵引，而恍惚为文，或为文而文。陈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艺理论前辈与剧作家姚一苇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陈映真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这个“文”，有时是论理文章，有时是小说，但它们其实又只是一体之两面。姚先生说：“论理是他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一》，台北：洪范书店二零零一年版，12页）
姚先生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然而，我们也许要稍加注明的一点是：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从不是站在一种启蒙高位，去宣扬某些“理论”、“意识形态”或是“立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不是因“已知”而写，而是因困思而写。摆在一个对照的光谱中，陈映真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统派，这都无需争议也不必争议，但陈映真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它宣扬了左派或统派的观点与见解，好比我们所熟知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或艺术的营为作用。陈映真文学后头的陈映真，其实更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论家。但这并非因为陈映真不擅理论或论理，而是因为他并无意于为理论而理论，犹如他无意于为文学而文学。理论，一如文学，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诚然，你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岂能只是花拳绣腿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并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于思”这些大箴言所能适切指涉的，那样的“思想”，反映的更经常是西方特定上升时期的“普世”理论与哲学体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为名的活动（相对于建制学术），所要召唤出的更应是一种对于霸权价值、知识与政治的否思、一种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主体自觉，以及，一种对民族对区域乃至对人类的未来走向的想象承担。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没有思想。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歧视，反而意味着恐惧，因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极少数例外，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意识所及或无意识所在的是：如何保持这个霸权。明乎此，无可抱怨。让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创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巩固在霸权周围。
因此，一个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也许很“深邃地”、“玄虚地”、“创意地”思考并表达了一种“人类存在处境的荒谬感”。他在漆黑的个体内与苍溟的普世人性这两极之间姿势优雅地来回高空马戏，但他毕竟不曾“思想”过，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不曾驻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间，从而得以接收到这个时空向他投掷来的问题，反而漂流于“同构型的空洞时间中”（本雅明语），以习得他人的忧伤，而沾沾自喜，进而、竟而，骄其妻妾。
在一种特定于第三世界语境的“思想”意义之下，文学家陈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几乎可说是战后台湾文学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经这么说，不就同时召唤出一个尴尬问题：战后以来乃至于今，台湾有“思想界”吗？但我们还是暂时让答案在风中飘吧。以我之见，陈映真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恰恰正是因为他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不以“思想”为名、出名。但，除了他，还有谁，以思想之孤军，强韧且悠长地直面这百年来真实历史所提出的真实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断？如何理解一种“近亲憎恨”？如何理解与评估殖民统治的遗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历史意义”？如何反抗这铺天盖地而来使一切意义为之蒸发的消费主义？一种改革的理想主义如何与一种民众视野与第三世界视野联系起来？在这个荒凉的茧硬的世界中，如何宽恕、如何惕励、如何爱人？
这样的一种思想与文学，固然在系谱上、在现实上、在对照上、在效果上，让我们肯定它是属于“左翼的”。且这样的一种“左翼的”声音与视野，在台湾乃至于在今天的两岸三地，是极其珍稀的。它为一个被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虚无主义，与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人道的、平等的、正义的、民众的、解放的，与第三世界的“左眼”。在这个重大价值之外，这个“左翼”的另一重要价值，或许在于它更是传统左翼的一种超越。陈映真当然是生活在人间的思想者，他当然内在于这人间的左右乃至于统独的斗争，但陈映真总是有一种既内在于但又试图外在于这个对立的心志与情操。它来自哪里？我认为它或许是陈映真批判地承袭基督宗教的某种深刻精神底蕴的展现。从宗教与传统中汲取抵抗现代与当代的思想力量，是“陈映真左翼”或“陈映真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又长期被忽略的特质。这个意义，超越了一般将宗教等同于个人信仰与解救的那个层次。
于是，体现于陈映真文学中的另一特质，是一种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没错，他的小说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说他自己的故事。记录、理解、解释并批判这个世界时，陈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着自己。这个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与往内反省”的双重性，使得陈映真的文学从来就不具一种说教味、训斥味和一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启蒙姿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世界大势的支撑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极为夺目地显现出这样一种真理使徒的姿态样貌。历史上，左翼，作为另一个启蒙之子，当然也有过那样的一种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陈映真从很早很早，就已经展现了他对这样的一种“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状态的忧虑。于是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一九六一）中，塑造出“犹大左翼”这样的一种原型，指出他在“理想”与“自省”、“恨”与“爱”之间的失衡。我们当然也要读出，那是陈映真对自身状态的反省，更也是他透过反省自身做出一个谦逊的邀约，请大家一起来反省“改革大业”里的“改革主体”问题；改革主体也要自我改革。陈映真思想总是纠缠在一种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温度”来比喻陈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话，那么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书《求索》的序言里，如此描述陈映真文学，说它“总是蕴藏着一把奇异的热火与一根独特的冰针”。火，是陈映真滚烫的对世信念，而冰则是他冷悒的自我怀疑。这里，陈映真说：“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那里，陈映真又说：“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原是这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对着他的亡友吴耀忠，陈映真几乎可说是哭泣地说：“但愿你把一切爱你的朋友们心中的黑暗与颓废，全都揽了去……”陈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们体会陈映真的思想状态，不应以一种对思想家的习见冷冰理智的设想去体会。或许，我们甚至也不应该将陈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结论式地标定在一种“二元性”上，那样也可能会误导。“陈映真思想”不是一种纯粹的状态，也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过程──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虚无、犬儒与绝望斗争的过程。陈映真的文学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 我们阅读陈映真，当然是想要向他学习，好让我们自己成长。在学习中，这样的一种“过程性的陈映真”的体会尤其重要。尤其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学习不是以经典、著作甚或言教，为单一对象，而更是向一个作为整体的人与身的学习。缘是之故，陈映真文学的另一个深刻意义恰恰在于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的与伦理的问题：“如今，我们如何向一个人学习？”昔日，我的读书习惯是把人和作品切割，把人和时代切割，把作品和时代切割，抽象地理解“思想”或“理论”，习得其中的抽象思辨方法与概念；今日，我知道那是错的。阅读陈映真，也让我理解了如何回答上面那个问题。我们要从一个人（当然，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丰富的人）的整体去理解他，他的方向与迷失、他的力量与脆弱、他的信念与虚无，他如何在这个矛盾中惕励、学习，克服脆弱与虚无……
因此，陈映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诚”（authenticity）。他用他的诚克服那处处弥漫的犬儒、虚无与绝望。他的文学袒露了他的真实，他从不虚张声势掩饰脆弱与怀疑。文学，于是只是一个与你与我一般的寻常人真诚面对自己的写作，而写作其实又只是自救与求索的足迹。陶渊明在他的《闲情赋》里所说的“坦万虑以存诚”，似乎正好为陈映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质做了一个简洁的勾勒。
写作至此，我这个陈映真文学的“推荐者”，依稀面临了一个吊诡情境：就在我一直强调陈映真文学的宝贵价值是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思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价值不可以也不可能作为“文学”的外在来谈。因此，如果我前头的书写造成了一个可能误导的印象，让读者以为陈映真文学的价值仅仅是以其历史与思想而成立，那此后就是一个必要的澄清。说实话，这个澄清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得好的，但我努力尝试。
“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文学作为结果，是一本本的诗、小说或散文，但作为过程，文学是一个具有敏锐心灵的人，努力理解他的世界、他的民族、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与他自己的一种努力，并透过适度讲求的文字与适当的形式，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别人。己达达人，让自己让他人能够对我们所存在的环境有一个较深入较透彻的理解，从而促使我们能朝更合理更尊严的人生前进。这样的一种理解，我相信，是从阅读陈映真得来的。如若比较箴铭式地说“文学起始于苦恼，终底于智慧”，我想应不为过罢。
在如此的关于文学的想象中，文字与形式是重要的。有听过流水账的小说或是陈腔滥调的诗或是套话充斥的散文吗？那还能叫小说、能叫诗、能叫散文吗？还会有人乐读吗？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文学之为物，只剩下了优美绚烂乃至于古怪奇情的文字与形式，那还叫文学吗？
对陈映真而言，文学的价值绝不在“文字炼金术”。陈映真不是没有这个本事。就术论术，陈映真当然是一个大炼金师。但关键在于，文字与形式的讲求并非陈映真文学的目的。不自宝其珍宝，陈映真不止一次说过，文字与形式是文学这一行当的基本功，没啥好多说的。初读他的小说，如果又听到陈映真这么说，我们也许会疑心他矫情：当真如此吗？以我们看来，你对文字是讲求的，你的文风是独特的呢……这都没错，但我们要注意一点，文字与形式的专注，是陈映真思想与信念专注的外在表现：没有言，无以展意；没有筌，无以得鱼。但当他专心一意往思想与实践的目标奔去时，这些言或筌，都会被忘掉的。这有些像早期的清教徒企业家一样，根据韦伯，他们在一心奔向信念的目的地时，日常所追求的那些财货，都像是一件件轻轻的斗篷般，是随手可抛的身外之物。但对资本主义的第二代及其之后的企业家，这些如斗篷般轻飘的身外之物，都变成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铁笼”。想想看，在台湾，有多少文学家在他们自己所经营的“世纪末的华丽”的铁笼中困囚终生。
陈映真甚至如此说：其实不一定非要写。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不一定非要写作。写作本身不必然是一个“志业”。我们必须先要有困扰、感动、愤怒、怜悯、痛感、喜悦、荒谬……各种真实的感情，我们才开始去写。发于中形于外，这才是文学的正路，也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对反。长久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强说愁”的变形，包括那些以文学作为西方摩登文化理论的脚注或操场的书写。
真诚，是长期以来陈映真文学之所以能感动那么多人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真诚既展现在历史与传记的再现，也展现在思想的颠踬摸索，也展现在文学的一通内外。这其中，必须要特别感谢文学，若不是文学这辆神奇的车，陈映真也无法如此让人深受感动地进入到他的历史与思想世界。“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想到了好多好多陈映真的朋友，乃至敌人。陈映真不喜空车文学，也不会达到目的地之后还恋车，但没有这车，也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陈映真了，而这世界大概也只有那行动者陈永善以及议论者许南村了。某种程度上分享了前辈姚一苇先生对陈映真文学的感情，我想在此重录他为《陈映真小说集》所写的著名“姚序”的最后一段：
……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上天赋予他一颗心灵，使他善感，能体会别人难以体会的；上天又赋予他一双眼睛，能透视事物的内在，见人之所未见；上天复赋予他一支笔，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因此我敢于预言，当时代变迁，他的其他文字有可能渐渐为人遗忘，但是他的小说将会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艺术奇妙的地方。
“艺术奇妙的地方”，的确。其他文字也许会为人遗忘，也许。但是，我们也都别忘了，陈映真的文学将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恰恰也是因为它是一列满载的火车。
火车来了。
（《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社/联经出版公司二零一一年版；《橙红的早星：试读陈映真早期小说》，台社/人间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即出）
直接切入正题。我将从历史、思想与文学，这三个维度，分别说明为何要读陈映真。
一、历史
回顾战后以来台湾的文学界，陈映真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论断，是因为那无法避免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负面的“偏好”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么说好了，试问：除了陈映真，还有谁，像他一样，在这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意向明确且执著向前地将文学创作持续不断地置放于大的历史脉络之下，疼痛地碰撞着时代的大问题，不懈地求索文学与历史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
也许，有人会嘟嘟囔囔地说，这不是我要的文学；“陈映真”不是我的菜。很好啊！口味是强加不来的。更何况，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是非读不可的，毕竟这世界总是这样或那样继续下去，不曾因这部或那部作品而变。但是，如果你给文学一点点机会、一点点重量，把它看作一种帮助我们得以同情体会各种情境下的人物的境遇心情，从而得以更具体且更丰富地理解历史中的他者，从而得以给自我理解多开几扇窗户，帮助自己评估价值、寻求意义的重要手段的话，那么，或许你应该要注意陈映真的文学，更何况他讲的正是和你、和我那么密切相关的故事；特别是在很多很多个他说过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物，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所遗忘之时。当历史正在遗忘，陈映真文学的价值正是在拒绝遗忘。
拒绝遗忘，恰恰是要为当下找出走向未来的出路。因此，拒绝遗忘不是单纯地回到过去，缅怀荣耀或是舔舐伤口──那是“遗老”的拒绝遗忘。对陈映真而言，“遗忘”是“历史终结”这块铜钱的另一面。拒绝遗忘，正是追问构成我们今日状况的种种历史线索。这要求我们打破霸权的记忆工程，让我们重新理解我们的自我构成，看到自身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各种力量所形塑。这样的自知，不待言，是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前提。理论与实践不是展开于一个前提自明的普世空白主体之上的。
因此，作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探索者，陈映真透过他的文学里的众多主人公，向我们展现了很多现当代重要历史阶段或事件，从日本殖民统治、“二战”及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球冷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反共亲美右翼威权政体的巩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深化、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学术与思想的美国化、政治与文化的“本土化”与去中国化，到如今持续迷乱整个岛屿的认同撕裂扭曲……请问，在台湾当代的文学界，乃至思想界与知识界，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续不断地直面追问这些从不曾“过去”的事件或过程的人，除了陈映真，还有谁？那么，陈映真的文学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凭借与参照吗？
上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并非无人就此或就彼进行研究或表达意见，但少有人有陈映真的器识心志，直面它们的源流交错，进而编织成一种历史关系，对我们的今日提出一种原则性的看法。放大某一个孤立事件，然后扩而大之，周而广之，形成一种单一的历史解释，并不为陈映真所取。历史过程总是条缕共织、“多元决定”的。这一对待历史的特点，我们无论是从陈映真一九六零年的《乡村的教师》或是二零零一年的《忠孝公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陈映真的文学后头站着一个思想者陈映真，但这个思想者在历史面前总是谦逊与怵惕的，他要从历史中得到某些教训，而非挟其理论斧锯，以历史为意识形态之林场。
坚定地把书写持续定位在历史与文学的接口上，陈映真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为之掩卷、为之踯蹰再三的，就是他透过小说为那大多属于“后街”的小人物所立的传。在陈映真目前为止的三十六篇中短篇小说里，这些小人物，或忧悒、或决绝、或虚无、或坚信、或朴直、或妄诞……他们在那些虽是虚构的但却又无比真实的时空中行走着，时而历历在目，时而影影绰绰。此刻飘到我脑际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过人肉的志士吴锦翔、红腰带肮脏的左翼犹大、浪漫青年艺术家林武治、“存在主义者”胖子老莫、质朴厚实的女工小文、虚空放纵的学者赵公、做着经理梦入疯的跨国公司小职员林德旺、在幻灭中求死的老妇蔡千惠、在废颓中生犹若死的美男赵南栋、本性端方的忠贞党员李清皓、前日本台籍老兵林标、前“满洲国”汉奸马正涛……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篇篇传世的“列传”，比历史还真实的历史。没有它们，台湾的现当代史所可能具有的历史记忆将更为粗疏稀薄干枯，而历史意识也将注定更同质更空洞，因为我们只能空洞地记着一些大事件的年与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陈映真文学，其实竟是历史的救赎，它重新赋予那些被历史挫败、伤害并遗忘的“后街”人们以眉目声音，再现他们的虚矫与真实、脆弱与力量、绝望与希望，让我们读者庶几免于被历史终结年代的当下感、精英感与孤独感所完全绥靖，从而还得以有气有力面对今日指向未来。
陈映真的小说在认识历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学经验为例，我曾以陈映真小说作为我所任教的大学里“台湾社会变迁”这门课的唯一阅读材料，取代了长期因循西方（美国）的“社会变迁”材料，结果学生的反应非常好。他们觉得，阅读陈映真让他们得以开始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交关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以来的历史，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学习经验。又，以我自己这几年的切身经验来说，陈映真的确是一个极重要的媒介，透过它，我找到了一些支点、一些契机，去开始提问当今的各种“现状”（尤其是知识现状）为何是如此？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里？……我自己就是透过阅读陈映真，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来，开始追问学术与思想之间更历史性的内在关联。陈映真的文学让我从一种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西方理论话语中走出，走向历史、走向现实、走向第三世界。
二、思想
因此，在文学与历史接口中的陈映真文学，其实还有一个第三维度，也就是思想维度。陈映真说过很多次，他之所以写作，是要解决他思想上所苦恼所痛感的问题。没有思想而写，于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缪斯之牵引，而恍惚为文，或为文而文。陈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艺理论前辈与剧作家姚一苇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陈映真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这个“文”，有时是论理文章，有时是小说，但它们其实又只是一体之两面。姚先生说：“论理是他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一》，台北：洪范书店二零零一年版，12页）
姚先生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然而，我们也许要稍加注明的一点是：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从不是站在一种启蒙高位，去宣扬某些“理论”、“意识形态”或是“立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不是因“已知”而写，而是因困思而写。摆在一个对照的光谱中，陈映真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统派，这都无需争议也不必争议，但陈映真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它宣扬了左派或统派的观点与见解，好比我们所熟知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或艺术的营为作用。陈映真文学后头的陈映真，其实更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论家。但这并非因为陈映真不擅理论或论理，而是因为他并无意于为理论而理论，犹如他无意于为文学而文学。理论，一如文学，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诚然，你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岂能只是花拳绣腿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并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于思”这些大箴言所能适切指涉的，那样的“思想”，反映的更经常是西方特定上升时期的“普世”理论与哲学体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为名的活动（相对于建制学术），所要召唤出的更应是一种对于霸权价值、知识与政治的否思、一种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主体自觉，以及，一种对民族对区域乃至对人类的未来走向的想象承担。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没有思想。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歧视，反而意味着恐惧，因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极少数例外，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意识所及或无意识所在的是：如何保持这个霸权。明乎此，无可抱怨。让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创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巩固在霸权周围。
因此，一个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也许很“深邃地”、“玄虚地”、“创意地”思考并表达了一种“人类存在处境的荒谬感”。他在漆黑的个体内与苍溟的普世人性这两极之间姿势优雅地来回高空马戏，但他毕竟不曾“思想”过，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不曾驻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间，从而得以接收到这个时空向他投掷来的问题，反而漂流于“同构型的空洞时间中”（本雅明语），以习得他人的忧伤，而沾沾自喜，进而、竟而，骄其妻妾。
在一种特定于第三世界语境的“思想”意义之下，文学家陈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几乎可说是战后台湾文学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经这么说，不就同时召唤出一个尴尬问题：战后以来乃至于今，台湾有“思想界”吗？但我们还是暂时让答案在风中飘吧。以我之见，陈映真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恰恰正是因为他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不以“思想”为名、出名。但，除了他，还有谁，以思想之孤军，强韧且悠长地直面这百年来真实历史所提出的真实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断？如何理解一种“近亲憎恨”？如何理解与评估殖民统治的遗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历史意义”？如何反抗这铺天盖地而来使一切意义为之蒸发的消费主义？一种改革的理想主义如何与一种民众视野与第三世界视野联系起来？在这个荒凉的茧硬的世界中，如何宽恕、如何惕励、如何爱人？
这样的一种思想与文学，固然在系谱上、在现实上、在对照上、在效果上，让我们肯定它是属于“左翼的”。且这样的一种“左翼的”声音与视野，在台湾乃至于在今天的两岸三地，是极其珍稀的。它为一个被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虚无主义，与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人道的、平等的、正义的、民众的、解放的，与第三世界的“左眼”。在这个重大价值之外，这个“左翼”的另一重要价值，或许在于它更是传统左翼的一种超越。陈映真当然是生活在人间的思想者，他当然内在于这人间的左右乃至于统独的斗争，但陈映真总是有一种既内在于但又试图外在于这个对立的心志与情操。它来自哪里？我认为它或许是陈映真批判地承袭基督宗教的某种深刻精神底蕴的展现。从宗教与传统中汲取抵抗现代与当代的思想力量，是“陈映真左翼”或“陈映真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又长期被忽略的特质。这个意义，超越了一般将宗教等同于个人信仰与解救的那个层次。
于是，体现于陈映真文学中的另一特质，是一种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没错，他的小说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说他自己的故事。记录、理解、解释并批判这个世界时，陈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着自己。这个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与往内反省”的双重性，使得陈映真的文学从来就不具一种说教味、训斥味和一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启蒙姿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世界大势的支撑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极为夺目地显现出这样一种真理使徒的姿态样貌。历史上，左翼，作为另一个启蒙之子，当然也有过那样的一种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陈映真从很早很早，就已经展现了他对这样的一种“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状态的忧虑。于是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一九六一）中，塑造出“犹大左翼”这样的一种原型，指出他在“理想”与“自省”、“恨”与“爱”之间的失衡。我们当然也要读出，那是陈映真对自身状态的反省，更也是他透过反省自身做出一个谦逊的邀约，请大家一起来反省“改革大业”里的“改革主体”问题；改革主体也要自我改革。陈映真思想总是纠缠在一种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温度”来比喻陈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话，那么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书《求索》的序言里，如此描述陈映真文学，说它“总是蕴藏着一把奇异的热火与一根独特的冰针”。火，是陈映真滚烫的对世信念，而冰则是他冷悒的自我怀疑。这里，陈映真说：“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那里，陈映真又说：“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原是这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对着他的亡友吴耀忠，陈映真几乎可说是哭泣地说：“但愿你把一切爱你的朋友们心中的黑暗与颓废，全都揽了去……”陈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们体会陈映真的思想状态，不应以一种对思想家的习见冷冰理智的设想去体会。或许，我们甚至也不应该将陈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结论式地标定在一种“二元性”上，那样也可能会误导。“陈映真思想”不是一种纯粹的状态，也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过程──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虚无、犬儒与绝望斗争的过程。陈映真的文学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 我们阅读陈映真，当然是想要向他学习，好让我们自己成长。在学习中，这样的一种“过程性的陈映真”的体会尤其重要。尤其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学习不是以经典、著作甚或言教，为单一对象，而更是向一个作为整体的人与身的学习。缘是之故，陈映真文学的另一个深刻意义恰恰在于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的与伦理的问题：“如今，我们如何向一个人学习？”昔日，我的读书习惯是把人和作品切割，把人和时代切割，把作品和时代切割，抽象地理解“思想”或“理论”，习得其中的抽象思辨方法与概念；今日，我知道那是错的。阅读陈映真，也让我理解了如何回答上面那个问题。我们要从一个人（当然，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丰富的人）的整体去理解他，他的方向与迷失、他的力量与脆弱、他的信念与虚无，他如何在这个矛盾中惕励、学习，克服脆弱与虚无……
因此，陈映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诚”（authenticity）。他用他的诚克服那处处弥漫的犬儒、虚无与绝望。他的文学袒露了他的真实，他从不虚张声势掩饰脆弱与怀疑。文学，于是只是一个与你与我一般的寻常人真诚面对自己的写作，而写作其实又只是自救与求索的足迹。陶渊明在他的《闲情赋》里所说的“坦万虑以存诚”，似乎正好为陈映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质做了一个简洁的勾勒。
三、文学
写作至此，我这个陈映真文学的“推荐者”，依稀面临了一个吊诡情境：就在我一直强调陈映真文学的宝贵价值是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思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价值不可以也不可能作为“文学”的外在来谈。因此，如果我前头的书写造成了一个可能误导的印象，让读者以为陈映真文学的价值仅仅是以其历史与思想而成立，那此后就是一个必要的澄清。说实话，这个澄清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得好的，但我努力尝试。
“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文学作为结果，是一本本的诗、小说或散文，但作为过程，文学是一个具有敏锐心灵的人，努力理解他的世界、他的民族、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与他自己的一种努力，并透过适度讲求的文字与适当的形式，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别人。己达达人，让自己让他人能够对我们所存在的环境有一个较深入较透彻的理解，从而促使我们能朝更合理更尊严的人生前进。这样的一种理解，我相信，是从阅读陈映真得来的。如若比较箴铭式地说“文学起始于苦恼，终底于智慧”，我想应不为过罢。
在如此的关于文学的想象中，文字与形式是重要的。有听过流水账的小说或是陈腔滥调的诗或是套话充斥的散文吗？那还能叫小说、能叫诗、能叫散文吗？还会有人乐读吗？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文学之为物，只剩下了优美绚烂乃至于古怪奇情的文字与形式，那还叫文学吗？
对陈映真而言，文学的价值绝不在“文字炼金术”。陈映真不是没有这个本事。就术论术，陈映真当然是一个大炼金师。但关键在于，文字与形式的讲求并非陈映真文学的目的。不自宝其珍宝，陈映真不止一次说过，文字与形式是文学这一行当的基本功，没啥好多说的。初读他的小说，如果又听到陈映真这么说，我们也许会疑心他矫情：当真如此吗？以我们看来，你对文字是讲求的，你的文风是独特的呢……这都没错，但我们要注意一点，文字与形式的专注，是陈映真思想与信念专注的外在表现：没有言，无以展意；没有筌，无以得鱼。但当他专心一意往思想与实践的目标奔去时，这些言或筌，都会被忘掉的。这有些像早期的清教徒企业家一样，根据韦伯，他们在一心奔向信念的目的地时，日常所追求的那些财货，都像是一件件轻轻的斗篷般，是随手可抛的身外之物。但对资本主义的第二代及其之后的企业家，这些如斗篷般轻飘的身外之物，都变成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铁笼”。想想看，在台湾，有多少文学家在他们自己所经营的“世纪末的华丽”的铁笼中困囚终生。
陈映真甚至如此说：其实不一定非要写。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不一定非要写作。写作本身不必然是一个“志业”。我们必须先要有困扰、感动、愤怒、怜悯、痛感、喜悦、荒谬……各种真实的感情，我们才开始去写。发于中形于外，这才是文学的正路，也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对反。长久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强说愁”的变形，包括那些以文学作为西方摩登文化理论的脚注或操场的书写。
真诚，是长期以来陈映真文学之所以能感动那么多人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真诚既展现在历史与传记的再现，也展现在思想的颠踬摸索，也展现在文学的一通内外。这其中，必须要特别感谢文学，若不是文学这辆神奇的车，陈映真也无法如此让人深受感动地进入到他的历史与思想世界。“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想到了好多好多陈映真的朋友，乃至敌人。陈映真不喜空车文学，也不会达到目的地之后还恋车，但没有这车，也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陈映真了，而这世界大概也只有那行动者陈永善以及议论者许南村了。某种程度上分享了前辈姚一苇先生对陈映真文学的感情，我想在此重录他为《陈映真小说集》所写的著名“姚序”的最后一段：
……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上天赋予他一颗心灵，使他善感，能体会别人难以体会的；上天又赋予他一双眼睛，能透视事物的内在，见人之所未见；上天复赋予他一支笔，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因此我敢于预言，当时代变迁，他的其他文字有可能渐渐为人遗忘，但是他的小说将会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艺术奇妙的地方。
“艺术奇妙的地方”，的确。其他文字也许会为人遗忘，也许。但是，我们也都别忘了，陈映真的文学将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恰恰也是因为它是一列满载的火车。
火车来了。
（《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社/联经出版公司二零一一年版；《橙红的早星：试读陈映真早期小说》，台社/人间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