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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刘剑梅之前，就买了她的《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深为作者理论的宽阔度、论述之细腻和思辨性语言所吸引，尤其是其中对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敏锐犀利，灵性四溢，颇具启发性。看简历后方知，她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去了美国，先是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读硕士，接着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读博士，之后在马里兰大学教书，《革命与情爱》是她的博士论文，全书用英文写就。
后来在一次会议中认识刘剑梅，且有机会深聊，颇为投缘。刘剑梅豁达、温厚而热情，思维非常开阔，而我感觉最为突出的是，在她身上，有非常自觉的“回转”意识。西学背景当然给她带来宽广的交叉视野和自如的纵横能力，但是，她并没有把此作为本源的学术思维，而是试图重回中国文化、哲学内部，从历史中去思考文学、文化及知识分子命运。在她身上，你反而更深地感觉到传统的“在”，不是方法论，不是角度，而是一种本源的“在”——生活方式、精神特征和思想逻辑——这一“在”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她的热情、敏锐，她对学术思想的热爱、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的探索都与这一“在”相关。这一点，不能不说受她父亲刘再复先生的影响。她和父亲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既有传承、教诲，也有对话、碰撞；既是几千年文脉和知识分子精神相传的彰显，也有作为平等的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辩证和补充。《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和《共悟红楼》就是这样的传承和对话的结晶。这种纯粹精神的熏陶和传承，在中国当代家庭中，包括知识分子家庭，越来越少了。能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思考，这是刘剑梅的福气，也是一种启示。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传承和学术逻辑下，刘剑梅开始写作《庄子的现代命运》。她认为：“庄子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和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大体相同的命运。在我看来，庄子精神的核心就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解放自我的精神……庄子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正是中国个体存在、个体自由、个体精神的命运。庄子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起落浮沉，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变迁和坎坷的心路历程。”在此意义上，《庄子的现代命运》所要处理的不只是庄子哲学本源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家、国、自我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时，如何思考庄子，并为自己寻找支撑？其路径是什么？反过来，庄子精神又如何渗透入现代知识人灵魂里面，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创作？
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必须重返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大场域，并重新面对一些基本问题：何谓“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之争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变迁语境中，“现代性”追求给个人带来了怎样的解放、矛盾和悲剧？当国家和个人、革命和情爱、民族和自我之间的“现代性”有所冲突时，知识分子做了怎样的选择？这一选择背后有着怎样的哲学和思想源头？“庄子”的“复活”、“厄运”或“回归”反映出怎样的时代精神倾向和内在需求？反过来，“现代性”、民族国家建立的本身又包含着怎样的矛盾？个体自由独立精神如何以“变形”、“压抑”、“悖离”的方式出现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和文本实践中？这些问题都是在探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和思想史时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庄子的现代命运》一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
可以说，《庄子的现代命运》既是一部中国古典思想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通过对郭沫若、胡适、鲁迅、周作人、废名、汪曾祺、韩少功、阎连科和高行健等十几位几乎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的“庄子态度”的分析，作者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类似于“草蛇灰线”似的思想河流，它的流动方式、流动时间及遭遇到的阻隔和限制既显现了河流的空间形态，也为我们勾画出了那时那刻的复杂历史样貌。郭沫若对庄子的态度为何前恭后倨？他对庄子的解释和塑造体现了当时怎样的社会文化状况，体现了“知识话语结构的权力和控制”怎样的“内在紧张感”？从浮夸的浪漫化庄子——把庄子作为“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个性解放的最早实践者，到苦闷时期——对庄子相对客观的学术性把握，再到匡济时期——对庄子功利的政治性颠覆，这前后完全迥异的“庄子态度”的变化显示了郭沫若对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功利性理解。但是，如果把郭沫若所面临的政治境遇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个性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作者分析郭沫若的变化，并非为了否定郭沫若，而是试图分析知识分子在“国家语境”和“现代性语境”冲突中所面临的困境。
这样一种对哲学思想的“历史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范式。“庄子”并非只是“庄子”，他本身就是一个被“历史化”了的存在。从刘剑梅对长达百年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庄子”，也看到了隐藏在“庄子”背后的不同的知识分子的脸，当然，还有这各张脸背后复杂的政治谱系、精神倾向和时代需求。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庄子的现代命运》并非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它更是一部独具个性的文学史。作者跨了几个层面，以中国古典哲学精神为原点，以庄子形象的“历史化”为切入口，以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与“庄子”的关系为纲，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因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对“庄子精神”的实践并非直接以行动体现，而是通过文学，文学既是一个自足的审美世界，同时又是作家和知识分子本人精神状态的体现。或者不如说，庄子思想并非只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早已化为审美精神塑造着中国文学的形态，从古典文学时期的“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维、曹雪芹到现代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废名等作家，无不因庄子精神（哲学与文学）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美学世界。就当代作家而言，如汪曾祺、阿城、阎连科、高行健等人的小说，也在不自觉中汲取庄子之魂，进而塑造出富于自由、叛逆与批判精神的文学意象。 从庄子入手，这些作家文学空间的丰富性、混杂性及独立性被充分体现出来。刘剑梅从这些作品的“庄子性”入手，找到了各种形态的“美学庄子”。在《庄子的回归》一章中，她认为“庄子不仅被汪曾祺市井化了”，同时，“市井也被他‘自然化’和‘艺术化’了”。批评者往往不愿意触及汪曾祺小说中的“市井气”，因为它无法处理作品中同时出现的“逍遥”与“世俗”，这两者很难找到一个理由并存。但是如果把它放置于庄子的现代命运谱系中，就可以看到汪曾祺以庄子为核心的市井叙事，恰恰是想为我们重塑一个具有朴素的自由精神的世俗生活世界。在这里，“庄子”并非只是文本的一种美学装饰，而是试图让它作为本源性精神在中国生活中更加内化和合法化。在分析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时，刘剑梅富于创造性地把受活庄里的畸人和庄子在《人间世》中描写的“支离疏者”比拟在一起，这为理解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找到了精神谱系和新的切入口。她认为，《受活》描写了集体庄子和现代性话语的冲突，在这背后，也显示了乌托邦的建构与个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在此意义上，阎连科把古老乌托邦拉下了神坛，他“戏剧性地转换了鲁迅疗治‘国民性’的角度。……鲁迅的乌托邦激情建立在塑造现代性的历史意识之上，和启蒙者的主体紧密相连……阎连科的乌托邦激情在于回归质朴的过去，而不在于寻求表面荣华的未来”。
从郭沫若的“前恭后倨”、胡适的“进化论”包装、鲁迅的拒绝庄子，到汪曾祺的市井庄子、阿城的自在庄子，再到阎连科“集体庄子的困境”、高行健的“现代”逍遥，刘剑梅为我们呈现了百年文学精神的嬗变轨迹。而如果从单篇来看，每一篇又是独立的文学批评。以文化和哲学进入文本世界，又从文本进入作家本体研究，这一方法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边界，同时，也使略显沉闷的当代文学批评焕发出一种新鲜的活力。
刘剑梅留学多年，接受了一整套的西方叙事理论、修辞理论和治学方法，并且，能够非常熟练地用来阐释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但是，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精神生活、中国文学的学者，究竟该如何放置西学理论，换句话说，在哪一种意义上，西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中国生活与历史的内部空间，而不是遮蔽，或仅仅只是华而不实的大帽子？在这一角度，刘剑梅对中国思想脉络和文化哲学的熟悉发挥了很大作用。她能够让两者融会贯通，以“从内到外”而不是“从外到内”的视野去理解当代的思想来源，这使得她的论述少了二元对立的判断，多了对其复杂性的思辨。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名声大噪，他的基督教立场及对“绝对精神”的提倡在当时非常新鲜，也影响了一代学人。但是，刘剑梅对此却有质疑，并尖锐地指出，不能把“拯救”与“逍遥”，即把信仰价值与自由价值绝对对立起来，这样的对立不亚于对庄子及中国古典自由精神进行一场“宗教裁判”。“中国本有儒家思想体系，但它毕竟是重群体、重秩序、重教化、缺少个人发展的空间，而庄子的逍遥精神强调的是重个体、重自由、重自然，这恰恰可以提供给个人赢得从群体关系中跳出来的哲学理由，所以才构成对儒家的补充和调节。”刘剑梅注意到中国文化语境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对“自由”和“生命”的体验。上帝缺席，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信仰就没有认知和实践，这恰恰是西方视野下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判断。这一自觉的文化本位意识和历史意识可以说是刘剑梅学术思维非常重要的一点。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言：“刘剑梅不仅把‘逍遥’看成是一种充当‘局外人’的消极自由的存在形式，而且看成是审美创造的一种积极自由的存在形式。两者的正常关系不应是‘非此即彼’，而应是‘亦此亦彼’。”如果不是拥有中西的互照眼光，我想，刘剑梅也很难意识到语境本身对中国精神的局限和塑造性。
刘剑梅一直关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精神分裂及这一分裂与现代性追求之间的关系。在《庄子的现代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竭尽全力地描绘一个更富强更现代的中国的乌托邦梦想，并且因此陷入“困境”——个体与集体、政治与梦想、幸福与乌托邦的困境。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之初的自我矛盾性的设定，也是他们无法统一自己命运的内部原因。
其实，早在《革命与情爱》中，她就被知识分子这一“分裂的个性和矛盾的现代意识所震动”。现代知识分子希望在集体神话与个人理想、政治与审美、革命与爱情之间寻求一致性和统一性，但最后却被这些词语内部本源的矛盾所控制，由此形成了复杂的文本实践和精神行为。“‘革命加恋爱’主题的发展，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变化着的‘现代’的意义。如果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意识被当作现代性概念中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那么这个主题记录了这样的自我意识是如何被集体的现代理想所激励或压抑的过程。”在这部史料详实又犀利敏锐的论著中，刘剑梅以福柯知识考古学、权力话语、来源于奥斯汀的说话行为理论的“表演性”（Performative）和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方法，重回左翼文学的历史语境，对“现代性”、“革命”、“恋爱”、“阶级”等词语进行了发生学的梳理和辨析，从中考察政治与性别、革命与情欲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在文学中的暧昧存在。多年的西学训练使她拥有一个开阔的学术视野，能够重新打开历史空间，得出许多极富启发性的观点。如在分析左翼文学时期作家个人情爱与革命激情的关系时，刘剑梅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写作模式内在的分裂性：“‘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写作公式，是一个强调双重人格的特殊的文学类型，以此来挑战把现代意识看成是一个象征性的整体的传统观点。虽然那些左翼作家带着明确的目标来憧憬与追求进步、自由和乌托邦社会，他们同时也忍受着一种如同精神分裂般的症状，在这一症状中，他们作为一个个体对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感到巨大的困惑。”
在对众多左翼作家作品中的“新女性”进行分析之后，刘剑梅觉察到，“对女人身体解放的赞美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左翼作家的凝视，通过革命话语与中国父权制的协商，通过对可视的物化对象的替换和再造而产生的”。但是，也正是“这些被西方物质文化所塑造的性感的物化的身体缠绕、妨碍甚至颠覆了革命话语”。进而，她考察女作家如何通过“表演性行为”在复杂的左翼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中建立和质疑“新女性”的形象。由此，刘剑梅看到了白薇“歇斯底里式的写作”背后所蕴含的“身体的真相”，“身体就是她的现实，身体就是她的希望与绝望”，“这一饱受病痛与恋情折磨的身体，是她的情人杨骚所无法编造与篡改的，也是男性作家所无法模仿的，更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无法控制的”。刘剑梅对庐隐以好友石评梅为原型所写作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石评梅作品及其人的分析更为独到和富于启发性。她认为《象牙戒指》中的“革命加恋爱”虽然带有典型的那个时代的感伤主义和革命浪漫相结合的特点，但是，“《象牙戒指》中的爱情和死亡话语却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转向。庐隐似乎在相同的感伤主义的情绪中反复地诉说，这种感伤主义深深地得益于中国的情爱—浪漫传统，这是由曹雪芹的《红楼梦》、魏子安的《花月痕》、徐枕亚的《玉梨魂》所建构的”。这完全是现代文学的另一个传统，这一结论无疑很有启发性。刘剑梅特别注意到《象牙戒指》所展示的女性友谊和自我身份认同：“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驱。小说中的女性友谊和女性意识的叙述形式，是属于庐隐自己的一种性别表演性语言，在革命文学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那种与死亡和毁灭性的感伤主义紧密相关的叙述语言，给‘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写作带来了极其不同的声音。”同时，作者也看到石评梅身上一种“表演”的气质，通过“表演”，石评梅按照自己独特的女性主义观点重新定义了“新女性”。毫无疑问，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现代文学时期女性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似乎有些夸张的悲剧气质和作品中的感伤情调，庐隐、白薇、石评梅的作品都有着非常典型的“死亡、颓废、浪漫、自恋”色彩，以这种方式，她们“颠覆并替代了男性的欲望和认同”，同时，也使得当时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变得复杂和多向。
在《革命与情爱》中，刘剑梅已经显示了对中国传统知识资源的把握和使用能力，可以说，《庄子的现代命运》是她自觉的学术“回转”。从西方回到中国，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中重新回到缘起，回到传统之中，这使得她拥有多重的空间和精神资源。
实际上，理解与阅读《庄子的现代命运》，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储备和知识谱系，须对中国古典哲学、知识分子精神史、政治生活史、文学发展史等有所了解。也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会不断地放下书，重新找出庄子、孔子的论著和一些近现代思想史著作来读。但这是一种愉快的停顿和具有互文性的思考。这本书的论述确实能够激发读者再次回到原典的兴趣，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论述，也希图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身处的这条历史的河流。在某种意义上，刘剑梅为古典哲学精神在文学研究空间的重新打开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文学研究如何与历史、哲学、现实接通，拓宽自己的内部空间，并为解释文学作品和生活找到恰切的途径，这始终是一个大的课题。《庄子的现代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富于启发性的方法和宽阔的路径。
（《庄子的现代命运》，刘剑梅著，商务印书馆二零一二年版；《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女性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二零零九年版）
后来在一次会议中认识刘剑梅，且有机会深聊，颇为投缘。刘剑梅豁达、温厚而热情，思维非常开阔，而我感觉最为突出的是，在她身上，有非常自觉的“回转”意识。西学背景当然给她带来宽广的交叉视野和自如的纵横能力，但是，她并没有把此作为本源的学术思维，而是试图重回中国文化、哲学内部，从历史中去思考文学、文化及知识分子命运。在她身上，你反而更深地感觉到传统的“在”，不是方法论，不是角度，而是一种本源的“在”——生活方式、精神特征和思想逻辑——这一“在”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她的热情、敏锐，她对学术思想的热爱、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的探索都与这一“在”相关。这一点，不能不说受她父亲刘再复先生的影响。她和父亲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既有传承、教诲，也有对话、碰撞；既是几千年文脉和知识分子精神相传的彰显，也有作为平等的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辩证和补充。《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和《共悟红楼》就是这样的传承和对话的结晶。这种纯粹精神的熏陶和传承，在中国当代家庭中，包括知识分子家庭，越来越少了。能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思考，这是刘剑梅的福气，也是一种启示。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传承和学术逻辑下，刘剑梅开始写作《庄子的现代命运》。她认为：“庄子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和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大体相同的命运。在我看来，庄子精神的核心就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解放自我的精神……庄子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正是中国个体存在、个体自由、个体精神的命运。庄子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起落浮沉，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变迁和坎坷的心路历程。”在此意义上，《庄子的现代命运》所要处理的不只是庄子哲学本源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家、国、自我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时，如何思考庄子，并为自己寻找支撑？其路径是什么？反过来，庄子精神又如何渗透入现代知识人灵魂里面，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创作？
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必须重返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大场域，并重新面对一些基本问题：何谓“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之争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变迁语境中，“现代性”追求给个人带来了怎样的解放、矛盾和悲剧？当国家和个人、革命和情爱、民族和自我之间的“现代性”有所冲突时，知识分子做了怎样的选择？这一选择背后有着怎样的哲学和思想源头？“庄子”的“复活”、“厄运”或“回归”反映出怎样的时代精神倾向和内在需求？反过来，“现代性”、民族国家建立的本身又包含着怎样的矛盾？个体自由独立精神如何以“变形”、“压抑”、“悖离”的方式出现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和文本实践中？这些问题都是在探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和思想史时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庄子的现代命运》一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
可以说，《庄子的现代命运》既是一部中国古典思想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通过对郭沫若、胡适、鲁迅、周作人、废名、汪曾祺、韩少功、阎连科和高行健等十几位几乎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的“庄子态度”的分析，作者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类似于“草蛇灰线”似的思想河流，它的流动方式、流动时间及遭遇到的阻隔和限制既显现了河流的空间形态，也为我们勾画出了那时那刻的复杂历史样貌。郭沫若对庄子的态度为何前恭后倨？他对庄子的解释和塑造体现了当时怎样的社会文化状况，体现了“知识话语结构的权力和控制”怎样的“内在紧张感”？从浮夸的浪漫化庄子——把庄子作为“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个性解放的最早实践者，到苦闷时期——对庄子相对客观的学术性把握，再到匡济时期——对庄子功利的政治性颠覆，这前后完全迥异的“庄子态度”的变化显示了郭沫若对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功利性理解。但是，如果把郭沫若所面临的政治境遇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个性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作者分析郭沫若的变化，并非为了否定郭沫若，而是试图分析知识分子在“国家语境”和“现代性语境”冲突中所面临的困境。
这样一种对哲学思想的“历史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范式。“庄子”并非只是“庄子”，他本身就是一个被“历史化”了的存在。从刘剑梅对长达百年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庄子”，也看到了隐藏在“庄子”背后的不同的知识分子的脸，当然，还有这各张脸背后复杂的政治谱系、精神倾向和时代需求。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庄子的现代命运》并非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它更是一部独具个性的文学史。作者跨了几个层面，以中国古典哲学精神为原点，以庄子形象的“历史化”为切入口，以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与“庄子”的关系为纲，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因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对“庄子精神”的实践并非直接以行动体现，而是通过文学，文学既是一个自足的审美世界，同时又是作家和知识分子本人精神状态的体现。或者不如说，庄子思想并非只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早已化为审美精神塑造着中国文学的形态，从古典文学时期的“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维、曹雪芹到现代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废名等作家，无不因庄子精神（哲学与文学）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美学世界。就当代作家而言，如汪曾祺、阿城、阎连科、高行健等人的小说，也在不自觉中汲取庄子之魂，进而塑造出富于自由、叛逆与批判精神的文学意象。 从庄子入手，这些作家文学空间的丰富性、混杂性及独立性被充分体现出来。刘剑梅从这些作品的“庄子性”入手，找到了各种形态的“美学庄子”。在《庄子的回归》一章中，她认为“庄子不仅被汪曾祺市井化了”，同时，“市井也被他‘自然化’和‘艺术化’了”。批评者往往不愿意触及汪曾祺小说中的“市井气”，因为它无法处理作品中同时出现的“逍遥”与“世俗”，这两者很难找到一个理由并存。但是如果把它放置于庄子的现代命运谱系中，就可以看到汪曾祺以庄子为核心的市井叙事，恰恰是想为我们重塑一个具有朴素的自由精神的世俗生活世界。在这里，“庄子”并非只是文本的一种美学装饰，而是试图让它作为本源性精神在中国生活中更加内化和合法化。在分析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时，刘剑梅富于创造性地把受活庄里的畸人和庄子在《人间世》中描写的“支离疏者”比拟在一起，这为理解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找到了精神谱系和新的切入口。她认为，《受活》描写了集体庄子和现代性话语的冲突，在这背后，也显示了乌托邦的建构与个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在此意义上，阎连科把古老乌托邦拉下了神坛，他“戏剧性地转换了鲁迅疗治‘国民性’的角度。……鲁迅的乌托邦激情建立在塑造现代性的历史意识之上，和启蒙者的主体紧密相连……阎连科的乌托邦激情在于回归质朴的过去，而不在于寻求表面荣华的未来”。
从郭沫若的“前恭后倨”、胡适的“进化论”包装、鲁迅的拒绝庄子，到汪曾祺的市井庄子、阿城的自在庄子，再到阎连科“集体庄子的困境”、高行健的“现代”逍遥，刘剑梅为我们呈现了百年文学精神的嬗变轨迹。而如果从单篇来看，每一篇又是独立的文学批评。以文化和哲学进入文本世界，又从文本进入作家本体研究，这一方法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边界，同时，也使略显沉闷的当代文学批评焕发出一种新鲜的活力。
刘剑梅留学多年，接受了一整套的西方叙事理论、修辞理论和治学方法，并且，能够非常熟练地用来阐释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但是，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精神生活、中国文学的学者，究竟该如何放置西学理论，换句话说，在哪一种意义上，西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中国生活与历史的内部空间，而不是遮蔽，或仅仅只是华而不实的大帽子？在这一角度，刘剑梅对中国思想脉络和文化哲学的熟悉发挥了很大作用。她能够让两者融会贯通，以“从内到外”而不是“从外到内”的视野去理解当代的思想来源，这使得她的论述少了二元对立的判断，多了对其复杂性的思辨。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名声大噪，他的基督教立场及对“绝对精神”的提倡在当时非常新鲜，也影响了一代学人。但是，刘剑梅对此却有质疑，并尖锐地指出，不能把“拯救”与“逍遥”，即把信仰价值与自由价值绝对对立起来，这样的对立不亚于对庄子及中国古典自由精神进行一场“宗教裁判”。“中国本有儒家思想体系，但它毕竟是重群体、重秩序、重教化、缺少个人发展的空间，而庄子的逍遥精神强调的是重个体、重自由、重自然，这恰恰可以提供给个人赢得从群体关系中跳出来的哲学理由，所以才构成对儒家的补充和调节。”刘剑梅注意到中国文化语境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对“自由”和“生命”的体验。上帝缺席，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信仰就没有认知和实践，这恰恰是西方视野下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判断。这一自觉的文化本位意识和历史意识可以说是刘剑梅学术思维非常重要的一点。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言：“刘剑梅不仅把‘逍遥’看成是一种充当‘局外人’的消极自由的存在形式，而且看成是审美创造的一种积极自由的存在形式。两者的正常关系不应是‘非此即彼’，而应是‘亦此亦彼’。”如果不是拥有中西的互照眼光，我想，刘剑梅也很难意识到语境本身对中国精神的局限和塑造性。
刘剑梅一直关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精神分裂及这一分裂与现代性追求之间的关系。在《庄子的现代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竭尽全力地描绘一个更富强更现代的中国的乌托邦梦想，并且因此陷入“困境”——个体与集体、政治与梦想、幸福与乌托邦的困境。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之初的自我矛盾性的设定，也是他们无法统一自己命运的内部原因。
其实，早在《革命与情爱》中，她就被知识分子这一“分裂的个性和矛盾的现代意识所震动”。现代知识分子希望在集体神话与个人理想、政治与审美、革命与爱情之间寻求一致性和统一性，但最后却被这些词语内部本源的矛盾所控制，由此形成了复杂的文本实践和精神行为。“‘革命加恋爱’主题的发展，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变化着的‘现代’的意义。如果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意识被当作现代性概念中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那么这个主题记录了这样的自我意识是如何被集体的现代理想所激励或压抑的过程。”在这部史料详实又犀利敏锐的论著中，刘剑梅以福柯知识考古学、权力话语、来源于奥斯汀的说话行为理论的“表演性”（Performative）和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方法，重回左翼文学的历史语境，对“现代性”、“革命”、“恋爱”、“阶级”等词语进行了发生学的梳理和辨析，从中考察政治与性别、革命与情欲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在文学中的暧昧存在。多年的西学训练使她拥有一个开阔的学术视野，能够重新打开历史空间，得出许多极富启发性的观点。如在分析左翼文学时期作家个人情爱与革命激情的关系时，刘剑梅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写作模式内在的分裂性：“‘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写作公式，是一个强调双重人格的特殊的文学类型，以此来挑战把现代意识看成是一个象征性的整体的传统观点。虽然那些左翼作家带着明确的目标来憧憬与追求进步、自由和乌托邦社会，他们同时也忍受着一种如同精神分裂般的症状，在这一症状中，他们作为一个个体对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感到巨大的困惑。”
在对众多左翼作家作品中的“新女性”进行分析之后，刘剑梅觉察到，“对女人身体解放的赞美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左翼作家的凝视，通过革命话语与中国父权制的协商，通过对可视的物化对象的替换和再造而产生的”。但是，也正是“这些被西方物质文化所塑造的性感的物化的身体缠绕、妨碍甚至颠覆了革命话语”。进而，她考察女作家如何通过“表演性行为”在复杂的左翼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中建立和质疑“新女性”的形象。由此，刘剑梅看到了白薇“歇斯底里式的写作”背后所蕴含的“身体的真相”，“身体就是她的现实，身体就是她的希望与绝望”，“这一饱受病痛与恋情折磨的身体，是她的情人杨骚所无法编造与篡改的，也是男性作家所无法模仿的，更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无法控制的”。刘剑梅对庐隐以好友石评梅为原型所写作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石评梅作品及其人的分析更为独到和富于启发性。她认为《象牙戒指》中的“革命加恋爱”虽然带有典型的那个时代的感伤主义和革命浪漫相结合的特点，但是，“《象牙戒指》中的爱情和死亡话语却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转向。庐隐似乎在相同的感伤主义的情绪中反复地诉说，这种感伤主义深深地得益于中国的情爱—浪漫传统，这是由曹雪芹的《红楼梦》、魏子安的《花月痕》、徐枕亚的《玉梨魂》所建构的”。这完全是现代文学的另一个传统，这一结论无疑很有启发性。刘剑梅特别注意到《象牙戒指》所展示的女性友谊和自我身份认同：“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驱。小说中的女性友谊和女性意识的叙述形式，是属于庐隐自己的一种性别表演性语言，在革命文学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那种与死亡和毁灭性的感伤主义紧密相关的叙述语言，给‘革命加恋爱’的主题写作带来了极其不同的声音。”同时，作者也看到石评梅身上一种“表演”的气质，通过“表演”，石评梅按照自己独特的女性主义观点重新定义了“新女性”。毫无疑问，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现代文学时期女性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似乎有些夸张的悲剧气质和作品中的感伤情调，庐隐、白薇、石评梅的作品都有着非常典型的“死亡、颓废、浪漫、自恋”色彩，以这种方式，她们“颠覆并替代了男性的欲望和认同”，同时，也使得当时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变得复杂和多向。
在《革命与情爱》中，刘剑梅已经显示了对中国传统知识资源的把握和使用能力，可以说，《庄子的现代命运》是她自觉的学术“回转”。从西方回到中国，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中重新回到缘起，回到传统之中，这使得她拥有多重的空间和精神资源。
实际上，理解与阅读《庄子的现代命运》，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储备和知识谱系，须对中国古典哲学、知识分子精神史、政治生活史、文学发展史等有所了解。也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会不断地放下书，重新找出庄子、孔子的论著和一些近现代思想史著作来读。但这是一种愉快的停顿和具有互文性的思考。这本书的论述确实能够激发读者再次回到原典的兴趣，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论述，也希图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身处的这条历史的河流。在某种意义上，刘剑梅为古典哲学精神在文学研究空间的重新打开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文学研究如何与历史、哲学、现实接通，拓宽自己的内部空间，并为解释文学作品和生活找到恰切的途径，这始终是一个大的课题。《庄子的现代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富于启发性的方法和宽阔的路径。
（《庄子的现代命运》，刘剑梅著，商务印书馆二零一二年版；《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女性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二零零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