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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喜欢酸雨，那些排放污染，制造酸雨的人也不例外，那为什么酸雨还会从天而降呢?答案是，污染都是某种生产的副产品，而这种生产对社会是有益的，可惜，是有代价的，禁止燃烧煤炭肯定会大大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可是，在没有替代能源的情况下禁止燃烧煤炭是不可想象的，难道冬天可以不取暖吗?可是，酸雨有害，即使不能禁止，似乎也应尽量减少煤炭的燃烧，如果企业为此蒙受经济损失，环保主义者会认为，那是为了保护环境而应当承受的牺牲。
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酸雨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时,美国政府颁布法规，要求所有工业企业都要努力压缩各自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减少大气污染。政府认为，环境污染是自发分散的市场体制无法解决釣，而且只要执法意志足够坚决、力度足够大，环境就会得到保护。不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这种强制规定的效果比当初想象的要差多了——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企业对法规的抵触越来越强，他们有各种办法来逃避管制，政府执法的难度越来越大，环保效果并不理想，而且，整体经济发展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这时，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们指出，政府的做法是反市场的，必然遭到企业的抵制，而且也达不到设想的效果，酸雨的问题看起来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可实际上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本身解决问题，在这个看起来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其实市场——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易仍然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虽然人人都支持保护环境，但那些排污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中也并不愁销路，人们在需要好的环境的同时，也需要这些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生产和污染，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是硬币的两面，同时，自然环境有相当的自我净化能力，环境其实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污染，并通过大气循环，水循环等办法把污染消除，人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怎样高效率地利用这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需要——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酸雨计划，其核心是基于市场的许可证交易，计划的前提是认可人们的环境使用权。由此，环境问题就转化为两个问题：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是多少?怎样分配污染量才能做到产出最大化?
第一个问题是技术问题，由环境科学家进行定量研究，第二个问题则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经过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政府制定了最高污染排放量，实施污染总量控制，对主要的污染物质，分别规定了排放总量，而且每年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然后，政府把污染总量分配给行政区内的各个污染制造者们，这种分配当然必须是透明平等的，所有企业或者公民个人可以任意核查，得到污染排放许可权的企业拥有相应的许可证。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市场了。企业可以自由交易他们手中的污染许可证，听起来挺恐怖——一群脑满肠肥的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交易着他们手中制造污染的权力。可实际上，酸雨计划以前，所有制造污染的企业必须同等地降低他们的排放量，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降低排放的困难度是不一样的，降低排放所需的费用也大不相同。这就好像要求所有社区消灭同样数量的老鼠，那些非常干净的社区可能已经无鼠可捕，花费大笔钱才能抓到一只老鼠。而遍地垃圾的社区可以轻松完成任务。
所以，理想的方案是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相应地分配污染量，这样才可以达到在全社会范围内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降低污染的目的(如果政府能够全知全能，并且拒腐蚀永不沾，那也许不需要市场了)。酸雨计划实施以后，那些得到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很乐意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他们的污染权，也只有通过这种交易，人们才能真正发现不同企业降低污染的真实成本，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企业降低污染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预期。
计划取得的成果超出想象，在此以前，为达到减排指标，美国社会每年需花费50亿美元，实施排污权交易以后，同样的排放总量只花费20亿美元，而且参与交易的企业，污染总排放量降低了45％，而那些没有机会参与交易的企业，排放量却增加了12％，社会体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那些有益的行为同时也是明智的行为，在这个计划下，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情同时也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人们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环境问题如此，其他许多问题也是如此。
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酸雨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时,美国政府颁布法规，要求所有工业企业都要努力压缩各自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减少大气污染。政府认为，环境污染是自发分散的市场体制无法解决釣，而且只要执法意志足够坚决、力度足够大，环境就会得到保护。不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这种强制规定的效果比当初想象的要差多了——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企业对法规的抵触越来越强，他们有各种办法来逃避管制，政府执法的难度越来越大，环保效果并不理想，而且，整体经济发展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这时，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们指出，政府的做法是反市场的，必然遭到企业的抵制，而且也达不到设想的效果，酸雨的问题看起来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可实际上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本身解决问题，在这个看起来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其实市场——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易仍然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虽然人人都支持保护环境，但那些排污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中也并不愁销路，人们在需要好的环境的同时，也需要这些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生产和污染，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是硬币的两面，同时，自然环境有相当的自我净化能力，环境其实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污染，并通过大气循环，水循环等办法把污染消除，人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怎样高效率地利用这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需要——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酸雨计划，其核心是基于市场的许可证交易，计划的前提是认可人们的环境使用权。由此，环境问题就转化为两个问题：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是多少?怎样分配污染量才能做到产出最大化?
第一个问题是技术问题，由环境科学家进行定量研究，第二个问题则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经过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政府制定了最高污染排放量，实施污染总量控制，对主要的污染物质，分别规定了排放总量，而且每年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然后，政府把污染总量分配给行政区内的各个污染制造者们，这种分配当然必须是透明平等的，所有企业或者公民个人可以任意核查，得到污染排放许可权的企业拥有相应的许可证。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市场了。企业可以自由交易他们手中的污染许可证，听起来挺恐怖——一群脑满肠肥的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交易着他们手中制造污染的权力。可实际上，酸雨计划以前，所有制造污染的企业必须同等地降低他们的排放量，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降低排放的困难度是不一样的，降低排放所需的费用也大不相同。这就好像要求所有社区消灭同样数量的老鼠，那些非常干净的社区可能已经无鼠可捕，花费大笔钱才能抓到一只老鼠。而遍地垃圾的社区可以轻松完成任务。
所以，理想的方案是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相应地分配污染量，这样才可以达到在全社会范围内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降低污染的目的(如果政府能够全知全能，并且拒腐蚀永不沾，那也许不需要市场了)。酸雨计划实施以后，那些得到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很乐意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他们的污染权，也只有通过这种交易，人们才能真正发现不同企业降低污染的真实成本，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企业降低污染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预期。
计划取得的成果超出想象，在此以前，为达到减排指标，美国社会每年需花费50亿美元，实施排污权交易以后，同样的排放总量只花费20亿美元，而且参与交易的企业，污染总排放量降低了45％，而那些没有机会参与交易的企业，排放量却增加了12％，社会体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那些有益的行为同时也是明智的行为，在这个计划下，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情同时也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人们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环境问题如此，其他许多问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