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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孙继南先生寄赠，由他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于去年9月出版的《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以下简称《纪年》)，我正值感冒发烧。虽病不适，但还是按捺不住欣喜和激动，特地从书柜中找出他原由山东友谊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初版本《中国近现代(1840—1989)音乐教育史纪年》，将二者比较着一睹为快。
记得2000年时，也许是我正在文化部从事艺术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缘故，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大百科》编委会安排由我编撰“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条目。在编撰其稿过程中，我喜获孙先生《纪年》的初版本，从中获益匪浅。诚如他在初版本的“后记”中所说：“研究历史，史料的大量拥有无疑是第一位的。”而孙的初版本，已博搜广引，“收有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有作为历史见证的当事人的追忆，有大量选自辞书文献的条目和史料”，并“相信它的面世，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者及音乐教育工作者，都将会有所启迪和帮助。”作为一个直接的受益者，我在研读他那本478页的初版本时，这样的感受显然应是最为深切的。事实上，初版本问世以来，也正如作者预计的，唯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实用价值，已在音乐教育和音乐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资料频频被有关学术论著参考引用；部分高师院校还将它作为中国音乐史课的辅助教材，以便学生了解中国音乐教育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等等。
令人敬佩的是孙先生并未因而满足却步，其后4年中，年迈多病的他殚精竭虑地进一步索隐钩沉，将史料不断加以充实，到去年又推出了《纪年》的增订本。增订本较之初版本，首先是史料的辑录上更为完整。这体现在增订本一是将《纪年》辑录史料历史跨度的下限，从原来的1989年延伸至2000年，内容与史料得到相应的增加；二是修正了初版本中的若干不足，进一步提高了资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三是依据初版本“上编”格式，增补了“下编”所有条目的资料出处及部分条目的“附录”和“人名索引”，全书的页码也相应增加到了669页。从而将1840年至整个20世纪，中国建立起的由学校系统施教而有别于传统师徒相授的新型音乐教育历史，以纪年的形式作了比较完整的勾画。
其次，尽管孙先生称《纪年》是史料，但它在编撰过程中，孙先生显然未将其简单地进行史料堆砌，还是注入了自己的“工具性”——即方便读者查阅和检索使用的编撰理念。一方面，确立了以“大事记”“年谱”的体例，通过纵向的时间“线”排列，逐年、逐月、逐日地顺序纪录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所发生的重要史实，并均列举了资料出处；另一方面，卷末附有“条目索引”和“人名索引”以便读者通过其所知晓的人、事的“点”，检索该人、事的历史背景。由此根据本书工具性的特点，通过其“线”、“点”结合的编纂体例，为读者查阅和检索史料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同时，在卷末还附有“引用书目文目举要”，实事求是地将其引用的近百种文献资料进行公布，为后来的研究者在史料上去进一步拾遗补缺、避免重复劳动提供了方便。无疑，这是一本对关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实或进行相关专题研究的读者来说，查阅检索十分便捷的工具书。
《纪年》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史料的丰富和扎实。事实上《纪年》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史料附录”。它不仅在正文中按年列举了众多音乐院校、音乐系科和音乐教育团体开办的时间，以及其它与音乐教育相关的重要史实，更在“史料附录”中完整收录了整整100条的史料。其中完整收录的既有清末、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机构有关音乐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施政文件、训令和会议纪要，及其主办的重要音乐活动，乃至督学对音乐院校或音乐系科的调查报告；也有众多教育家对音乐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主要观点；还有包括一些影响较大的音乐院校、设有音乐系科的学校或团体、讲习班的办学章程，及其教学计划、教育大纲、教学科目、教师情况和招生简章等。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史实，提供了扎实、具体的佐证。
也许是一种苛求，窃以为，业余音乐教育是否也应明确纳入纪年的视野?这不仅因为业余音乐教育是介乎于普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之间重要的中间层次，同时《纪年》增订本已涉及的20世纪初期和前期众多的音乐社团，参与者不乏业余音乐爱好者，业余音乐教育即使作为历史的一种延续，似乎也理应在20世纪《纪年》的后期有所体现：例如学校、少年宫、青年宫、文化馆站等机构音乐团体的业余音乐教育，甚至私人的业余音乐教育，以及世纪末兴起的音乐考级对业余音乐教育的促进等等。若能增加这些内容，《纪年》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勾勒，兴许会更为完整些。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愚见。
阅读孙先生音乐教育纪年的增订本，令人恍若漫步在起自鸦片战争硝烟的历史进程中，其间一代代先贤们为中国新型音乐教育的进步，筚路蓝缕、胼手胝足一步步走来的情景一幕幕扑面而来。虽然孙先生自谦这不是一部音乐教育的历史专著，但它已经用桩桩件件的史实，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的概貌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无疑是一抹令人振奋的曙光。事实上，它已为有志进行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研究和撰述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博大而又坚实的基础，犹如完备的建筑材料和初步的框架结构，它可能、也应当将催生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专题或整体研究的丰硕成果早日喷薄而出。
戴嘉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责任编辑 金兆钧)
记得2000年时，也许是我正在文化部从事艺术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缘故，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大百科》编委会安排由我编撰“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条目。在编撰其稿过程中，我喜获孙先生《纪年》的初版本，从中获益匪浅。诚如他在初版本的“后记”中所说：“研究历史，史料的大量拥有无疑是第一位的。”而孙的初版本，已博搜广引，“收有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有作为历史见证的当事人的追忆，有大量选自辞书文献的条目和史料”，并“相信它的面世，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者及音乐教育工作者，都将会有所启迪和帮助。”作为一个直接的受益者，我在研读他那本478页的初版本时，这样的感受显然应是最为深切的。事实上，初版本问世以来，也正如作者预计的，唯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实用价值，已在音乐教育和音乐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资料频频被有关学术论著参考引用；部分高师院校还将它作为中国音乐史课的辅助教材，以便学生了解中国音乐教育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等等。
令人敬佩的是孙先生并未因而满足却步，其后4年中，年迈多病的他殚精竭虑地进一步索隐钩沉，将史料不断加以充实，到去年又推出了《纪年》的增订本。增订本较之初版本，首先是史料的辑录上更为完整。这体现在增订本一是将《纪年》辑录史料历史跨度的下限，从原来的1989年延伸至2000年，内容与史料得到相应的增加；二是修正了初版本中的若干不足，进一步提高了资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三是依据初版本“上编”格式，增补了“下编”所有条目的资料出处及部分条目的“附录”和“人名索引”，全书的页码也相应增加到了669页。从而将1840年至整个20世纪，中国建立起的由学校系统施教而有别于传统师徒相授的新型音乐教育历史，以纪年的形式作了比较完整的勾画。
其次，尽管孙先生称《纪年》是史料，但它在编撰过程中，孙先生显然未将其简单地进行史料堆砌，还是注入了自己的“工具性”——即方便读者查阅和检索使用的编撰理念。一方面，确立了以“大事记”“年谱”的体例，通过纵向的时间“线”排列，逐年、逐月、逐日地顺序纪录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所发生的重要史实，并均列举了资料出处；另一方面，卷末附有“条目索引”和“人名索引”以便读者通过其所知晓的人、事的“点”，检索该人、事的历史背景。由此根据本书工具性的特点，通过其“线”、“点”结合的编纂体例，为读者查阅和检索史料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同时，在卷末还附有“引用书目文目举要”，实事求是地将其引用的近百种文献资料进行公布，为后来的研究者在史料上去进一步拾遗补缺、避免重复劳动提供了方便。无疑，这是一本对关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实或进行相关专题研究的读者来说，查阅检索十分便捷的工具书。
《纪年》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史料的丰富和扎实。事实上《纪年》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史料附录”。它不仅在正文中按年列举了众多音乐院校、音乐系科和音乐教育团体开办的时间，以及其它与音乐教育相关的重要史实，更在“史料附录”中完整收录了整整100条的史料。其中完整收录的既有清末、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机构有关音乐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施政文件、训令和会议纪要，及其主办的重要音乐活动，乃至督学对音乐院校或音乐系科的调查报告；也有众多教育家对音乐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主要观点；还有包括一些影响较大的音乐院校、设有音乐系科的学校或团体、讲习班的办学章程，及其教学计划、教育大纲、教学科目、教师情况和招生简章等。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史实，提供了扎实、具体的佐证。
也许是一种苛求，窃以为，业余音乐教育是否也应明确纳入纪年的视野?这不仅因为业余音乐教育是介乎于普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之间重要的中间层次，同时《纪年》增订本已涉及的20世纪初期和前期众多的音乐社团，参与者不乏业余音乐爱好者，业余音乐教育即使作为历史的一种延续，似乎也理应在20世纪《纪年》的后期有所体现：例如学校、少年宫、青年宫、文化馆站等机构音乐团体的业余音乐教育，甚至私人的业余音乐教育，以及世纪末兴起的音乐考级对业余音乐教育的促进等等。若能增加这些内容，《纪年》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勾勒，兴许会更为完整些。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愚见。
阅读孙先生音乐教育纪年的增订本，令人恍若漫步在起自鸦片战争硝烟的历史进程中，其间一代代先贤们为中国新型音乐教育的进步，筚路蓝缕、胼手胝足一步步走来的情景一幕幕扑面而来。虽然孙先生自谦这不是一部音乐教育的历史专著，但它已经用桩桩件件的史实，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的概貌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无疑是一抹令人振奋的曙光。事实上，它已为有志进行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研究和撰述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博大而又坚实的基础，犹如完备的建筑材料和初步的框架结构，它可能、也应当将催生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专题或整体研究的丰硕成果早日喷薄而出。
戴嘉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