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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家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
“中国学”，当下几乎已是异域学者们各种新理论阐述的“试验场”，他们用林林总总的视角和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以及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不过，这些异域学者们大多数只是在抽象层面进行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作者葛兆光以一个中国学人的身份，深入思考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宅兹中国”——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葛兆光说，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而且也因为“宅”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宅”，有“墨守”的意思。这新旧两重意思，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历史论述，潜台词却是“现实中国”。众所周知，18世纪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基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各领域也一直是周边诸国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与中国距离较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更是亦步亦趋。
近代之前，周边诸国对中国的认识处于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这种认识的转变，导致了新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并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等的研究大多是从中国内部出发，因此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国民心态等方面的认识往往存在片面和偏颇之处。随着目前中国在世界的再次崛起，对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与周边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
其实，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葛教授也把这种“紧迫”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并提出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三阶段论：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于是，就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文化的自信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自视为“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直至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这种“认识”才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之后，中国人进入了认识世界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应运而生。可是，我们也总在怀疑，西方是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呢？它跟我们的比较，是否就能令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
葛兆光從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了在“中国”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要点：首先，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移动的。其次，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基础。尤其在它的中心区域，文化相对清晰和稳定，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文化认同，甚至历史认同，进而对准确的自我认同造成麻烦。因此，他强调：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家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这三个向度，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颇有新意。
（《宅兹中国》，葛兆光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
“中国学”，当下几乎已是异域学者们各种新理论阐述的“试验场”，他们用林林总总的视角和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以及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不过，这些异域学者们大多数只是在抽象层面进行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作者葛兆光以一个中国学人的身份，深入思考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宅兹中国”——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葛兆光说，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而且也因为“宅”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宅”，有“墨守”的意思。这新旧两重意思，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历史论述，潜台词却是“现实中国”。众所周知，18世纪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基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各领域也一直是周边诸国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与中国距离较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更是亦步亦趋。
近代之前，周边诸国对中国的认识处于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这种认识的转变，导致了新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并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等的研究大多是从中国内部出发，因此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国民心态等方面的认识往往存在片面和偏颇之处。随着目前中国在世界的再次崛起，对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与周边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
其实，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葛教授也把这种“紧迫”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并提出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三阶段论：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于是，就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文化的自信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自视为“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直至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这种“认识”才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之后，中国人进入了认识世界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应运而生。可是，我们也总在怀疑，西方是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呢？它跟我们的比较，是否就能令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
葛兆光從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了在“中国”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要点：首先，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移动的。其次，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基础。尤其在它的中心区域，文化相对清晰和稳定，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文化认同，甚至历史认同，进而对准确的自我认同造成麻烦。因此，他强调：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家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这三个向度，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颇有新意。
（《宅兹中国》，葛兆光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