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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介甫》《红玉》是依据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而构撰的小说，蒲松龄在创作中以异类介入的方式，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悲剧事件转化为带有惩恶扬善性质的小说，改变了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结局，个中反映出作者的道德观与创作态度。藉此，我们可以见出蒲松龄是如何将现实生活素材转化为文学作品的。
关键词：聊斋志异;从生活到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小说，一书而兼二体，其中尤值关注者，是那些采传记体例而内容却非纪实者，即所谓传奇小说。这些传奇小说的创作，情形亦不同：有些小说乃凭空杜撰，有些小说乃据前代作品（题材或意蕴）再创作，有些小说乃据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而构撰，等等，不一而足。本文仅以《马介甫》《红玉》为例，解析依据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而构撰的小说，分析蒲松龄是如何将生活素材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藉此以见蒲松龄的创作立场、态度等问题。
一
学界一般认为，《马介甫》是依据蒲松龄郢中社友王甡（字鹿瞻）之事而撰述的。王甡是张笃庆表兄，其人之惧内、不孝，从蒲松龄写给王甡的书信可见一斑。
《与王鹿瞻》称：
客有传尊大人弥留旅邸者，兄未之闻耶？其人奔走相告，则亲兄爱兄之至者矣。谓兄必泫然而起，匍匐而行，信闻于帷房之中，履及于寝门之外。即属讹传，亦不敢必其为妄，何漠然而置之也？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能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1]1127
这里透出以下事实：一，王甡惧内，“不能禁狮吼之逐翁”，致其父被赶出家门;二，王甡之父被逐离家后颇为不幸，传其“弥留旅邸”，行将客死异乡;三，王甡对其父之凄惨境况竟“漠然而置之”，无动于衷。对于王甡之举，蒲松龄显然是不满的，所谓“此千人之所共指”，正是指王甡之行止，已犯众怒。那么，如何补救？蒲松龄给出具体措施，并指出如若不然，王甡将无颜立足于世：
请速备材木之赀，戴星而往，扶榇而归，虽已不可以对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迟之又久，则骸骨无存，肉葬虎狼，魂迷乡井，兴思及此，俯仰何以为人？[1]1127
作为昔日社友，蒲松龄可谓苦口婆心。最后警告：
闻君诸舅将有问罪之师，故敢漏言于君，乞早自图之。若俟公函一到，则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矣！[1]1127
王甡诸舅是否果真要兴师问罪？我们不得而知，此事是否要闹到“公函一到”的地步，也难遽断;不过，依据《与王鹿瞻》所言，则王甡惧内、不孝，其妻为悍妇，将王父逐出家门，王父流落他乡，行将客死异地，这一事实大致呈现、凸显出来。
那么，对于王甡之父而言，儿子不孝，儿媳忤逆，晚年被逐出家门，远走他乡，最终客死异地，这无疑是悲剧。发生在蒲松龄身边的这一生活悲剧，应该是触动了蒲氏，引发蒲氏对于家庭伦理道德作深层的思考，而《马介甫》即为思考之结晶。当然，既然是小说，《马介甫》所叙故事即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不尽相同：大名诸生杨万石有“季常之惧”，妻子尹氏奇悍，杨万石父六十余而鳏，衣败絮，食不果腹，尹氏对公公如奴仆一般;杨万石年四十无子，纳妾王氏，而旦夕不敢通一语。杨万石与弟万钟候试郡中，结识一年轻人马介甫，实为狐仙。马介甫来杨家，目睹杨家之情状，遂假舍暂住，施法术惩治悍妇尹氏，医好杨万石的惧内症。马介甫离去，杨万石夫妇旧病复发，杨父不堪忍受，遂逃至河南，当了道士，杨万石也不敢去寻找。后年余，马介甫至杨家，知其情状，斥责万石，携万钟之子喜儿离去。后杨家遭火灾，家产渐尽，杨万石质妾贵家，携尹氏至河南;资斧已绝，尹氏遂改嫁一屠户，屠户极残暴，以屠刀剜其股，尹氏走路都很艰难，还得日夜侍候。杨万石乞讨，遇见喜儿，原来马介甫寻得杨父，使祖孙同居，又为喜儿延师教读，喜儿领乡荐，马介甫为之完婚后离去。喜儿为杨万石赎回王氏，一家团聚。屠户死后，尹氏乞讨为生，杨万石欲接回尹氏，喜儿不肯。有意味的是，小说结尾如是叙述：
妇为里人所唾弃，久无所归，依群乞以食。万石犹时就尹废寺中。侄以为玷，阴教群乞窘辱之，乃绝。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2]729
毕公权（名世持）是毕自肃曾孙，在当时颇有文名;毕公权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这自然是《马介甫》撰述的时间下限;毕公权卒后，蒲松龄撰《挽毕公权》，知二人情感颇深。那么，《马介甫》何以带有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结尾？袁世硕先生推断：“或许蒲松龄撰此故事曾经同毕世持等毕家几个人议论过，至少毕世持读过文稿表示赞同，加上这样几句话，以表明并非曾经斥责过王甡的蒲松龄个人所独撰，即便王甡意识到有影射自己的成分，凭毕世持的门第和名声，也不敢兴师问罪。” [3]113——这其实从另一方面说明，此故事较为敏感，当时了解王甡行止的淄川人，在阅读《马介甫》时，是极易联系、联想到现实生活中发生在王甡家里的事情的，而蒲松龄也并非无顾忌，所以加上这样一个异样的尾巴，以免麻烦纠缠。
但显然《马介甫》又与现实中发生在王家的悲剧不同，因为杨翁最终是子孙同堂，一家人团圆生活在一起，——这正是古代传统观念中三世、四世同堂的理想生活！
二
与《马介甫》相比，《红玉》略显隐晦。据蒲松龄所作《廷尉门》：
夕阳斜，鼓乱挝;廷尉门，报晚衙。铁面冷，剪霜花。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庭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1]1616
袁世硕先生认为，这首诗“写得极隐晦”，“不便直咏其事，表明当时确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并依据所写内容推断，“有理由认为《廷尉门》诗与《红玉》篇同是就当时淄川一带发生的一樁豪绅强夺平民的妻子，而官府徇情枉法、助纣为虐的事件而发的” [3]96-97。那么，《廷尉门》所叙，无疑是当时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个中暴露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无道;蒲松龄对于被欺凌者是同情的，对于官府严刑拷打而致“血如麻”予以揭露，对于“理直”却在“相公家”予以讥讽！有感于此不平之事，蒲松龄乃撰《红玉》：广平冯相如父子俱为诸生，家贫，有狐女红玉主动来与相如约会，被冯翁发现，加以责斥;红玉羞愧离去，以白金四十两赠相如以娶妻，婚后育一子;同邑罢职宋御史见冯妻美艳，强夺之，并打死冯翁，冯妻不屈而死;冯相如抱子讼于官，官府不理，冤竟不得申;后宋御史父子为人所杀，宋家具状告官，邑令遣役捕得相如，而相如子被抛弃于野;冯相如系于狱，遭严刑逼供，而卒无供词;有人夜入邑令家，以短刀剁入其床，邑令心窃馁，终释相如;冯相如归家，红玉挽其子来，勉相如下帷读书，又出金助其振兴家业;后冯相如领乡荐，腴田连阡，夏屋渠渠，而红玉持家有方，自言三十八，人视之，若二十许。——由此不难看出，蒲松龄构撰出冯相如领乡荐、富甲一方、得美人这样一个结局，科举、婚姻双丰收，这无疑是封建时代不少读书人艳羡的理想生活。如此，《红玉》就改变了《廷尉门》所叙平民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与结局。 就《马介甫》而言，蒲松龄将现实中王甡之父客死异乡的悲剧，变为三世同堂的团圆剧，而《红玉》则改变了《廷尉门》平民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而变为令封建时代不少读书人艳羡的幸福剧;对于这样的构思、设想，究竟该如何看？或许有论者认为，这其中不乏蒲松龄思想中的凡庸之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更应从蒲松龄的道德伦理观以及惩恶扬善的写作立场去理解。试看蒲氏对悍妇所受非人折磨的描写与议论：
尹从屠半载，狂悖犹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绠，悬梁上，荷肉竟出。号极声嘶，邻人始知。解缚抽绠，一抽则呼痛之声，震动四邻。以是见屠来，则骨毛皆竖。后胫创虽愈，而断芒遗肉内，终不良于行;犹夙夜服役，无敢少懈。屠既横暴，每醉归，则挞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于人者，亦犹是也。[2]728-729
蒲松龄无疑是忠孝节烈这些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恪守者，他如此刻画尹氏，自然是因为尹氏忤逆、不孝，所以作者以如此笔法对于不孝者、忤逆者予以鞭挞，使那些不孝、忤逆者认识到“昔之施于人者，亦犹是也”，所谓恶有恶报，为恶者必须吞食自己所酿的苦果。可以说，道德教化，成为蒲氏构撰此类情节的主导因素。换言之，作家的道德立场决定了这类情节的构思与设计。
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蒲松龄是如何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转化为团圆剧、幸福剧？答曰：异类介入。蒲松龄通过狐仙马介甫介入杨家的生活，从而改变了杨翁的命运，改变了喜儿的命运，也改变了杨万石的命运，最终以三世同堂结束;而狐女红玉的介入，改变了穷书生馮相如的命运，相如最终科举、婚姻双丰收，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如前所述，蒲氏如此构思，乃是其道德观与惩恶扬善的写作立场决定的。据此而言，花妖狐魅故事，乃成为蒲松龄思想、情感的载体;志怪，乃成为一种表达的形式。
——而据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是如何将生活素材转化为文学作品的。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2]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袁世硕，徐中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谭 莹）
关键词：聊斋志异;从生活到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小说，一书而兼二体，其中尤值关注者，是那些采传记体例而内容却非纪实者，即所谓传奇小说。这些传奇小说的创作，情形亦不同：有些小说乃凭空杜撰，有些小说乃据前代作品（题材或意蕴）再创作，有些小说乃据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而构撰，等等，不一而足。本文仅以《马介甫》《红玉》为例，解析依据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而构撰的小说，分析蒲松龄是如何将生活素材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藉此以见蒲松龄的创作立场、态度等问题。
一
学界一般认为，《马介甫》是依据蒲松龄郢中社友王甡（字鹿瞻）之事而撰述的。王甡是张笃庆表兄，其人之惧内、不孝，从蒲松龄写给王甡的书信可见一斑。
《与王鹿瞻》称：
客有传尊大人弥留旅邸者，兄未之闻耶？其人奔走相告，则亲兄爱兄之至者矣。谓兄必泫然而起，匍匐而行，信闻于帷房之中，履及于寝门之外。即属讹传，亦不敢必其为妄，何漠然而置之也？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能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1]1127
这里透出以下事实：一，王甡惧内，“不能禁狮吼之逐翁”，致其父被赶出家门;二，王甡之父被逐离家后颇为不幸，传其“弥留旅邸”，行将客死异乡;三，王甡对其父之凄惨境况竟“漠然而置之”，无动于衷。对于王甡之举，蒲松龄显然是不满的，所谓“此千人之所共指”，正是指王甡之行止，已犯众怒。那么，如何补救？蒲松龄给出具体措施，并指出如若不然，王甡将无颜立足于世：
请速备材木之赀，戴星而往，扶榇而归，虽已不可以对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迟之又久，则骸骨无存，肉葬虎狼，魂迷乡井，兴思及此，俯仰何以为人？[1]1127
作为昔日社友，蒲松龄可谓苦口婆心。最后警告：
闻君诸舅将有问罪之师，故敢漏言于君，乞早自图之。若俟公函一到，则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矣！[1]1127
王甡诸舅是否果真要兴师问罪？我们不得而知，此事是否要闹到“公函一到”的地步，也难遽断;不过，依据《与王鹿瞻》所言，则王甡惧内、不孝，其妻为悍妇，将王父逐出家门，王父流落他乡，行将客死异地，这一事实大致呈现、凸显出来。
那么，对于王甡之父而言，儿子不孝，儿媳忤逆，晚年被逐出家门，远走他乡，最终客死异地，这无疑是悲剧。发生在蒲松龄身边的这一生活悲剧，应该是触动了蒲氏，引发蒲氏对于家庭伦理道德作深层的思考，而《马介甫》即为思考之结晶。当然，既然是小说，《马介甫》所叙故事即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不尽相同：大名诸生杨万石有“季常之惧”，妻子尹氏奇悍，杨万石父六十余而鳏，衣败絮，食不果腹，尹氏对公公如奴仆一般;杨万石年四十无子，纳妾王氏，而旦夕不敢通一语。杨万石与弟万钟候试郡中，结识一年轻人马介甫，实为狐仙。马介甫来杨家，目睹杨家之情状，遂假舍暂住，施法术惩治悍妇尹氏，医好杨万石的惧内症。马介甫离去，杨万石夫妇旧病复发，杨父不堪忍受，遂逃至河南，当了道士，杨万石也不敢去寻找。后年余，马介甫至杨家，知其情状，斥责万石，携万钟之子喜儿离去。后杨家遭火灾，家产渐尽，杨万石质妾贵家，携尹氏至河南;资斧已绝，尹氏遂改嫁一屠户，屠户极残暴，以屠刀剜其股，尹氏走路都很艰难，还得日夜侍候。杨万石乞讨，遇见喜儿，原来马介甫寻得杨父，使祖孙同居，又为喜儿延师教读，喜儿领乡荐，马介甫为之完婚后离去。喜儿为杨万石赎回王氏，一家团聚。屠户死后，尹氏乞讨为生，杨万石欲接回尹氏，喜儿不肯。有意味的是，小说结尾如是叙述：
妇为里人所唾弃，久无所归，依群乞以食。万石犹时就尹废寺中。侄以为玷，阴教群乞窘辱之，乃绝。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2]729
毕公权（名世持）是毕自肃曾孙，在当时颇有文名;毕公权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这自然是《马介甫》撰述的时间下限;毕公权卒后，蒲松龄撰《挽毕公权》，知二人情感颇深。那么，《马介甫》何以带有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结尾？袁世硕先生推断：“或许蒲松龄撰此故事曾经同毕世持等毕家几个人议论过，至少毕世持读过文稿表示赞同，加上这样几句话，以表明并非曾经斥责过王甡的蒲松龄个人所独撰，即便王甡意识到有影射自己的成分，凭毕世持的门第和名声，也不敢兴师问罪。” [3]113——这其实从另一方面说明，此故事较为敏感，当时了解王甡行止的淄川人，在阅读《马介甫》时，是极易联系、联想到现实生活中发生在王甡家里的事情的，而蒲松龄也并非无顾忌，所以加上这样一个异样的尾巴，以免麻烦纠缠。
但显然《马介甫》又与现实中发生在王家的悲剧不同，因为杨翁最终是子孙同堂，一家人团圆生活在一起，——这正是古代传统观念中三世、四世同堂的理想生活！
二
与《马介甫》相比，《红玉》略显隐晦。据蒲松龄所作《廷尉门》：
夕阳斜，鼓乱挝;廷尉门，报晚衙。铁面冷，剪霜花。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庭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1]1616
袁世硕先生认为，这首诗“写得极隐晦”，“不便直咏其事，表明当时确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并依据所写内容推断，“有理由认为《廷尉门》诗与《红玉》篇同是就当时淄川一带发生的一樁豪绅强夺平民的妻子，而官府徇情枉法、助纣为虐的事件而发的” [3]96-97。那么，《廷尉门》所叙，无疑是当时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个中暴露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无道;蒲松龄对于被欺凌者是同情的，对于官府严刑拷打而致“血如麻”予以揭露，对于“理直”却在“相公家”予以讥讽！有感于此不平之事，蒲松龄乃撰《红玉》：广平冯相如父子俱为诸生，家贫，有狐女红玉主动来与相如约会，被冯翁发现，加以责斥;红玉羞愧离去，以白金四十两赠相如以娶妻，婚后育一子;同邑罢职宋御史见冯妻美艳，强夺之，并打死冯翁，冯妻不屈而死;冯相如抱子讼于官，官府不理，冤竟不得申;后宋御史父子为人所杀，宋家具状告官，邑令遣役捕得相如，而相如子被抛弃于野;冯相如系于狱，遭严刑逼供，而卒无供词;有人夜入邑令家，以短刀剁入其床，邑令心窃馁，终释相如;冯相如归家，红玉挽其子来，勉相如下帷读书，又出金助其振兴家业;后冯相如领乡荐，腴田连阡，夏屋渠渠，而红玉持家有方，自言三十八，人视之，若二十许。——由此不难看出，蒲松龄构撰出冯相如领乡荐、富甲一方、得美人这样一个结局，科举、婚姻双丰收，这无疑是封建时代不少读书人艳羡的理想生活。如此，《红玉》就改变了《廷尉门》所叙平民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与结局。 就《马介甫》而言，蒲松龄将现实中王甡之父客死异乡的悲剧，变为三世同堂的团圆剧，而《红玉》则改变了《廷尉门》平民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而变为令封建时代不少读书人艳羡的幸福剧;对于这样的构思、设想，究竟该如何看？或许有论者认为，这其中不乏蒲松龄思想中的凡庸之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更应从蒲松龄的道德伦理观以及惩恶扬善的写作立场去理解。试看蒲氏对悍妇所受非人折磨的描写与议论：
尹从屠半载，狂悖犹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绠，悬梁上，荷肉竟出。号极声嘶，邻人始知。解缚抽绠，一抽则呼痛之声，震动四邻。以是见屠来，则骨毛皆竖。后胫创虽愈，而断芒遗肉内，终不良于行;犹夙夜服役，无敢少懈。屠既横暴，每醉归，则挞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于人者，亦犹是也。[2]728-729
蒲松龄无疑是忠孝节烈这些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恪守者，他如此刻画尹氏，自然是因为尹氏忤逆、不孝，所以作者以如此笔法对于不孝者、忤逆者予以鞭挞，使那些不孝、忤逆者认识到“昔之施于人者，亦犹是也”，所谓恶有恶报，为恶者必须吞食自己所酿的苦果。可以说，道德教化，成为蒲氏构撰此类情节的主导因素。换言之，作家的道德立场决定了这类情节的构思与设计。
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蒲松龄是如何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转化为团圆剧、幸福剧？答曰：异类介入。蒲松龄通过狐仙马介甫介入杨家的生活，从而改变了杨翁的命运，改变了喜儿的命运，也改变了杨万石的命运，最终以三世同堂结束;而狐女红玉的介入，改变了穷书生馮相如的命运，相如最终科举、婚姻双丰收，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如前所述，蒲氏如此构思，乃是其道德观与惩恶扬善的写作立场决定的。据此而言，花妖狐魅故事，乃成为蒲松龄思想、情感的载体;志怪，乃成为一种表达的形式。
——而据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是如何将生活素材转化为文学作品的。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2]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袁世硕，徐中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谭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