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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美聊斋学研究》一书以英美聊斋学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学与国学双向阐述的研究思路，从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视角重新认知与评价《聊斋志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该书探讨了国内《聊斋志异》的对外翻译研究和海外传播研究、聊斋与电影等大众传媒手段的结合，以及《聊斋志异》进一步“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推动建构中外聊斋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一次有益尝试。
关键词：英美聊斋学;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在海外的传播历史悠久，且影响深远。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逐步引发国内学者的关注，而作为汉学家重要译介和研究内容的中国典籍，也较早进入了中国学人的研究视野。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国内外语学界的学者假外语优势，对《聊斋志异》在海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传播从翻译技巧与翻译策略等角度开展了近乎全方位的研究，涌现出大量的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面对已有成果，如何在同类研究中另辟蹊径，在海外汉学史与《聊斋志异》西传史研究上留下一个坚实的印记？这无疑是从事《聊斋志异》在海外传播研究者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近期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任增强教授著《英美聊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堪称是这方面的重要创获。
一、本书内容简介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英美聊斋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作者的研究，其二为作者在其研究过程中辑录、整理与转译的数种材料。有关作者的研究部分，除引言与结论外，共分为了五大章进行阐述。不仅包括对聊斋译本的研究还将研究视点延伸至文本外，关注《聊斋志异》以图像形式为载体的跨文本传播。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辑录、整理与转译的材料，如对美国汉学家蔡九迪所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部分章节的翻译与导读、美国汉学家宋贤德有关聊斋的一篇译序以及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邝如丝、美国汉学家梅丹理、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等的《聊斋志异》节译本相关篇目对照表等，附录于书后，供读者参考与进一步研究之用。
在引言部分，作者首先提出并界定了“英美聊斋学”（the Anglo-Ameriican Studies of LiaoZhai）这一概念。自19世纪40年代至今，以英美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华裔者以及本土汉学家、影评人、艺术家为主体的海外学人，构建出《聊斋志异》在海外翻译、评论、研究与传播的独特话语谱系，统称为“英美聊斋学”，其内容包括聊斋翻译、评介、研究以及聊斋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图像形式为载体的传播等多方面内容。在核心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作者点明了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简要综述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与国内聊斋学研究的现状。
第一章“西风化雨：英美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以及第二章“故国情怀：华裔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这两章主要涉及相关英美本土汉学家，以及两位华裔汉学家的《聊斋志异》翻译文本研究。本书作者从最早颇具规模的翟理斯译本、产生于特殊机制下的梅丹理与梅维恒合译本，以及之前较少被研究者所关注，但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译本，如在英语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闵福德译本、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邝如丝的充满女性主义和戏剧色彩的译本和英国华裔汉学家张心沧的《聊斋志异》等译文入手，对这些英译本（文）分别进行了文本细读，并运用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法，依据翻译文本的具体特点，灵活运用中外翻译理论，或是综合“化用”某一些翻译理论，从某特定文本中抽绎出关乎典籍翻译的研究的方法或理论思考，而不是单纯停留在对英译本翻译技巧的探讨上，更非生硬地套用某一西方翻译理论。
在个案基础上，作者纵观百年聊斋英译史，指出汉学界对聊斋情爱叙事的英译，存在三种颇具特色的倾向，即纯洁化、凸显化与女性化。如翟理斯的纯洁化删减，闵福德的凸显处理与邝如丝的女性化处理等。本书提出如何既忠实呈现男性作家视角下的情爱叙事，又非故意避讳与展览，这一对“度”的把握值得英译者细加斟酌。
在如何處理典故翻译上，本书概况出《聊斋志异》译文比较典型的三种处理方式：“去形传意”“存形加注”及“留形添释”。作者通过汉学家对《狐嫁女》中“牛女”这一典故的处理，说明“留形添释”法相对更合理，达到在形式与意涵两方面兼顾。如阿连璧采用“去形传意”的翻译方式虽保证了阅读的流畅性，但“牛女”这一文化典故也随之流失。翟理斯译文采用“存形加注”的译法，直译并添加注释，保留了中国文化内涵，但造成了阅读的中断。同时作者也指出所举“牛女”一例，实属典故中较为简易者，而汉学家对于意涵丰赡的中国典故，难免会捉襟见肘。由此亟须中国学者对《聊斋志异》中的典故文法加以注解，为聊斋外译提供更为精良的中文底本。
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作者论述了中国学者可能的介入路径。一方面要给以“同情之理解”，揭示其不同选择背后所蕴藏的动机、立场与问题意识，促进国学与汉学间“视域融合”;另一方面也要批判性地与之开展对话，展示中国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作者强调后一方面似乎更为关键。
而后，作者主要探讨19世纪西方汉学与《聊斋志异》研究中的若干争议性问题，涉及聊斋西传第一人的确认，美国汉学家韩南关于郭实腊聊斋评论史料考证的细节还原;早期西人是否关注聊斋文学性;王渔洋是否曾千金市书;嘉庆皇帝嗜好《聊斋志异》等。本书作者认为《聊斋志异》的西传，应该不晚于19世纪三十年代，彼时单篇聊斋故事便被翻译成外文发表，但因为文献不足，难以确考;而有案可稽的聊斋西传资料，当属18世纪四十年代的两位汉学家，这其中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要早于卫三畏。作者通过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韩南所做相关细考，推断郭实腊为创作中文小说对中国小说广泛涉猎，因此对中国小说中脍炙人口的聊斋故事应是熟稔的。而作者通过考证资料发现，卫三畏从对中国语言习得到尝试用汉语写作小说与评论中国文学，与郭实腊相较，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与层次高低，如当郭实腊于1834年出版第一部中文小说《赎罪之道》时，卫三畏才仅能用英语写出《中国的度量衡》和《广州的进出口》这类介绍性的文章。 对于早期西人是否关注聊斋的文学性这一问题，作者以郭实腊和卫三畏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如作者提出，出于对中西语言差异的直观冲击以及研习汉语的现实考量，由语言层面切入文学研究正是早期西方汉学的一大特征。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与阿连璧皆循此理路。据郭实腊对聊斋语言与故事本身所流露出的赞叹“文风优美”“美妙叙事”等说法，本书作者认为这表明其已然关注聊斋的文学性。
有关王渔洋是否曾千金市书，本书以为，汉学家梅辉立的说法更为合理，即王渔洋并未市书，而是以重金博得蒲松龄默许，继而添加评语于后，将自己的名字与聊斋连在一起，从而流名于后世。作者对袁世硕、王培荀、陆以湉等的说法提出商榷，首先，作者指出袁先生经由新资料考索发现喻成龙曾欲以千金购聊斋书稿，这并不能排除王渔洋千金市书，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另外，后人对王渔洋的诗作批评甚多，作者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推断，王渔洋本人对自己的禀赋与才力最清楚不过，而古人又极为看重“立言”，因此想借聊斋留名也在情理之中。另外，梅辉立还提出嘉庆皇帝嗜好聊斋这一为国内研究者所少闻的一个说法。国内对于聊斋传入宫禁的说法，单有《负暄絮语》中一条孤证，因此作者认为梅辉立的说法为聊斋流入宫禁提供了又一证据。
第四章“他乡的知音：与美国汉学家对谈《聊斋志异》”是作者与西方汉学家的对谈。谈话对象分别是世界第一部《聊斋志异》研究专著的作者蔡九迪教授，以及英语世界第一部《聊斋志异》全译本的独立译者宋贤德教授。作者与蔡九迪就海外汉学相关概念，如汉学（Sinology）、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以及蔡九迪的《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乃至聊斋英译本和英译名、聊斋大众媒体传播接受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后，作者基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加之宋贤德聊斋全译本尚不为中国学界所知，与宋贤德围绕“聊斋英译与海外传播”这一话题展开学术另一次对话。对话的主题包括宋贤德聊斋全译本产生的机缘与独到之处，宋贤德在翻译聊斋中遇到的困难及引发的对聊斋语言、文风、叙事等的讨论，以及《聊斋志异》“走出去”的路径与方法。宋贤德也提出，应借助大众传媒方式促进《聊斋志异》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作者在第五章“影像中的聊斋：《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图像传播”中，将研究视角由聊斋文本轉向聊斋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图像形式为载体的传播。有关聊斋题材电影，作者选择了《侠女》与《倩女幽魂》系列为研究对象，以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专业影评与普通观众评论为中心，由实证角度梳理了其接受概况，并探究了《侠女》成功“走出去”及《倩女幽魂》系列海外传播效果的分析。《侠女》海外接受效果较好，作者认为主要得益于其以在海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古典聊斋故事为依托，融合多类型电影题材，运用创新的电影特技，以及对中国美学精神等文化因子的展示;同时作者也强调，在一部影片中不宜植入过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如《侠女》中禅宗元素的渗入，容易因表述不清或过于神秘而遭人诟病。对于《倩女幽魂》系列，作者由接受视野角度入手，辨清其在英语世界接受差异的原因。比如相比《倩女幽魂：妖魔道》，《倩女幽魂：人间道》因缺乏更新因素，所以形不成新的期待视野，而引起受众的失望。作者分析1987版《倩女幽魂》“走出去”的原因，其一是融合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其二得益于精彩的叙事和演员的精湛演技。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得出的启示是在融汇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基础上，要讲述有创意的中国故事，而不单单凭借武打与特技。
此外，本书还探讨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传播史上的另外两种图像传播方式：大洋洲纪念币上的聊斋人物彩像与英美烟卡上的聊斋故事彩像。本书指出大洋州纪念币以及英美烟卡上的《聊斋志异》是“走出去”的重要路径。作者总结纪念币及烟卡对《聊斋志异》“走出去”的启示意义，强调国内聊斋学研究需进一步关注聊斋以图像为载体在海外流布的历史与过程，从中汲取经验与启示，以更好地推动《聊斋志异》以及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走出去”。
余论部分，综合考量《聊斋志异》翻译史，作者对“一边倒”的外国学者作为外译主体论进行反思，并提出商榷，进而指出中国学者应作为外译主体，以此打破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垄断局面。作者归纳了外国学者应作为中译外主体持论者的三点理由，并加以驳斥。首先，作者通过刘若愚及许渊冲的翻译实例证明，中国学者的英语表述并不影响英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在语言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同样可以推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其次，作者强调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获悉西方读者在某一时期的审美趣味似乎并非难事;而且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国外更加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最后，作者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任务十分艰巨，仅依靠汉学家为主力来开展中国文化外译，产量上而言也颇成问题。作者提出在具体翻译模式上，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目前较可行的模式是外国学者辅助下的中国学者翻译，即以中国学者为外译主体，国外学者在语言方面辅助润色。避免中国文化沦入一味被言说、被解构与重构的境地，让世界听到真正的中国声音，实现中国文化真正的“走出去”。
二、本书的学术价值及关于本书的思考
本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一是体现在其研究对象的开拓性上。本书除了翟理斯、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外，还涉及了前人较少研究的聊斋英译文本：邝如丝、闵福德、宋贤德译本及梅辉立、阿连壁、与张心沧译文;如对尚不为国内学界所周知的、英语世界的第一个聊斋全译本加以介绍和评论;除聊斋纸质文本外，本书还关注其他媒介形式的跨文本传播。如聊斋题材电影，胡金铨的《侠女》，李翰祥、徐克、程小东、叶伟信先后执导的《倩女幽魂》系列;大洋洲纪念币上的聊斋人物彩像与英美烟卡上的聊斋故事彩像。这些研究内容，可引发国内学界对聊斋跨文本传播与接受的进一步关注，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聊斋研究的维度;同时也为《聊斋志异》进一步“走出去”的路径与策略，提供了可贵的学术思考。正如美国汉学家宋贤德所建议的，“对于聊斋这样一个特殊的文本，我觉得应该采取特别的方式”“对于聊斋而言，‘图像’很重要。所以，可以借助连环画或者图像小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聊斋推出去”。 该书除了对英美聊斋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拓宽，还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文本细读、理论隱退的方式，对聊斋英译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翻译技巧的探讨或套用某一西方翻译理论来加以考察，而是依据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灵活援用中外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或者综合“化用”某些理论，更多地从某特定译本中抽绎出关乎典籍翻译的研究方法甚至理论思考，揭示翻译文本的独到之处。更进一步而言，即通过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法，以聊斋学为中介，以求中西间相互生发，达到以《聊斋志异》为载体，实现中西文化间真正的双向互动，实现动态多维度的转换，最终以海外汉学研究为桥梁，构建聊斋学中外学术共同体。如对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译本，本书以中国学者钱钟书对“译”字训诂学的阐述，以“媒”“讹”“化”为切入点对其特色加以厘定，以中国译论阐明翟理斯的翻译特色;《聊斋志异》的“幽默”内涵长期来被聊斋研究者所忽视，本书指出，在闵福德译本序言中就有对《聊斋志异》“幽默”内涵的关注。这可引发国内聊斋研究的关注，促进“自我”与“他者”间的学术对话;再如，张心沧考证出《黄英》故事原型为《太平广记·花草精》中的三则故事，即《光华寺》《苏长远》《随选为》，而这在国内学界似为先见。而且本书还提出，张心沧运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寻绎出《聊斋志异》的潜隐结构：金榜题名、娇妻美妾、贵子贤孙、生活富足。这些都有助于国内学界对《聊斋志异》的进一步认知。
本书还阐述了《聊斋志异》百年英译中的问题域以及中国学者可能的介入路径，并对19世纪西方汉学与《聊斋志异》 研究中的若干争议性问题进行推说。在如何处理聊斋典故翻译上，本书提出中国学者亟须对《聊斋志异》中的典故文法加以注解，为聊斋外译提供更为精良的中文底本。本书推荐了中国学者赵伯陶借助于数据库研究聊斋的新成果《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以期国外聊斋译者加以关注与参考。这是以海外汉学研究为桥梁，构建聊斋学中外学术共同体的又一路径。本书推说的争议性问题，如前所述，涉及聊斋西传第一人的确认、美国汉学家韩南关于郭实腊聊斋评论史料考证的细节还原;早期西人是否关注聊斋文学性;王渔洋是否曾千金市书、嘉庆皇帝嗜好聊斋等，这些问题对聊斋在海内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本书根据英国外交官梅辉立的说法，推说王渔洋并未市书，这一为国内研究者所不闻的说法，无疑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充分体现出本书以聊斋学为中介，沟通海外聊斋研究与国内聊斋研究的学术初衷。
另外，本书附录部分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辑录、整理与转译的数种聊斋资料，包括首次以汉语为载体，披露的美国汉学家蔡九迪《聊斋志异》研究系列译文、美国翻译家宋贤德聊斋全译本序引译文，这些译文无不是作者精心翻译之作，包括蔡九迪从“癖好（主/客）”“性别错位（男、女）”“梦境（真/幻）”等三个向度，结合明清文化史、中国志怪传统以及西方文学理论，对《石清虚》《人妖》《狐梦》等聊斋故事的精彩解读;还有宋贤德从蒲松龄作者身份的矛盾性入手，对聊斋故事展开的独到分析。这些资料是英美聊斋研究的重要资料，无疑会引发中国学界对相应译文和译本的关注与进一步研究。
最后，在深入解读聊斋外译的基础上，本书讨论了中国文化“谁来译”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极为引人思考，这实质上体现出翻译史与现实文化战略的关联。作者提出在具体翻译模式上，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目前较可行的模式是外国学者辅助下的中国学者翻译。这一论点对于近年来学界几乎是“一边倒”地把外国学者奉为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提出了质疑。本书指出，以外国学者为中国文化外译主体的翻译往往弊于失真与变形，根源在于外国学者译介与研治中国文化，出发点并非是传播中国文化，而是服务于本国的文化建设。这种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垄断形势与西强我弱的历史有关，中国处于他者地位，一味被言说、被解构与重构。而随着中国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读者学界想了解来自中国自己的声音，并且这也与中国推行文化“走出去”的方针相符合。因此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典籍外译模式应是大势所趋，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当然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所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应是中国学者为之努力的方向。本书也指出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需要有文化自信力，有耐心和耐力，始于点滴的翻译实绩，一步步促进中外文化平等交流，进而赢得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让世界真正感受与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真正的“走出去”。
总而言之，本书的最终完成与付梓，花费了作者近十年的心血。据“后记”所言，作者曾在校稿过程中夜梦蒲松龄，可见其对该书的投入与用心之大、之深！因作者的教学与学术管理事务颇多，故而难免只得夜深人静时，方能做自己所热爱的研究;而这恰恰类似于蒲松龄“子夜荧荧，灯昏欲蕊”书写自己所钟爱的故事。处境的相似与心灵的相契，使得作者某种程度上吃透了原典。由此得以进一步与海内外聊斋研究成果开展对话，呈现出了之前海外汉学研究少有的汉学与国学互释与对话的格局。本书部分内容前期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引用，特别是海外同行，如英国汉学家闵福德曾撰文商榷，美国汉学家蔡九迪与宋贤德或题赠或推荐，由此本书也成为建构聊斋学中外学术共同体的一次有益探索。
（责任编辑：陈丽华）
关键词：英美聊斋学;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在海外的传播历史悠久，且影响深远。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逐步引发国内学者的关注，而作为汉学家重要译介和研究内容的中国典籍，也较早进入了中国学人的研究视野。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国内外语学界的学者假外语优势，对《聊斋志异》在海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传播从翻译技巧与翻译策略等角度开展了近乎全方位的研究，涌现出大量的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面对已有成果，如何在同类研究中另辟蹊径，在海外汉学史与《聊斋志异》西传史研究上留下一个坚实的印记？这无疑是从事《聊斋志异》在海外传播研究者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近期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任增强教授著《英美聊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堪称是这方面的重要创获。
一、本书内容简介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英美聊斋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作者的研究，其二为作者在其研究过程中辑录、整理与转译的数种材料。有关作者的研究部分，除引言与结论外，共分为了五大章进行阐述。不仅包括对聊斋译本的研究还将研究视点延伸至文本外，关注《聊斋志异》以图像形式为载体的跨文本传播。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辑录、整理与转译的材料，如对美国汉学家蔡九迪所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部分章节的翻译与导读、美国汉学家宋贤德有关聊斋的一篇译序以及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邝如丝、美国汉学家梅丹理、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等的《聊斋志异》节译本相关篇目对照表等，附录于书后，供读者参考与进一步研究之用。
在引言部分，作者首先提出并界定了“英美聊斋学”（the Anglo-Ameriican Studies of LiaoZhai）这一概念。自19世纪40年代至今，以英美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华裔者以及本土汉学家、影评人、艺术家为主体的海外学人，构建出《聊斋志异》在海外翻译、评论、研究与传播的独特话语谱系，统称为“英美聊斋学”，其内容包括聊斋翻译、评介、研究以及聊斋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图像形式为载体的传播等多方面内容。在核心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作者点明了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简要综述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与国内聊斋学研究的现状。
第一章“西风化雨：英美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以及第二章“故国情怀：华裔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这两章主要涉及相关英美本土汉学家，以及两位华裔汉学家的《聊斋志异》翻译文本研究。本书作者从最早颇具规模的翟理斯译本、产生于特殊机制下的梅丹理与梅维恒合译本，以及之前较少被研究者所关注，但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译本，如在英语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闵福德译本、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邝如丝的充满女性主义和戏剧色彩的译本和英国华裔汉学家张心沧的《聊斋志异》等译文入手，对这些英译本（文）分别进行了文本细读，并运用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法，依据翻译文本的具体特点，灵活运用中外翻译理论，或是综合“化用”某一些翻译理论，从某特定文本中抽绎出关乎典籍翻译的研究的方法或理论思考，而不是单纯停留在对英译本翻译技巧的探讨上，更非生硬地套用某一西方翻译理论。
在个案基础上，作者纵观百年聊斋英译史，指出汉学界对聊斋情爱叙事的英译，存在三种颇具特色的倾向，即纯洁化、凸显化与女性化。如翟理斯的纯洁化删减，闵福德的凸显处理与邝如丝的女性化处理等。本书提出如何既忠实呈现男性作家视角下的情爱叙事，又非故意避讳与展览，这一对“度”的把握值得英译者细加斟酌。
在如何處理典故翻译上，本书概况出《聊斋志异》译文比较典型的三种处理方式：“去形传意”“存形加注”及“留形添释”。作者通过汉学家对《狐嫁女》中“牛女”这一典故的处理，说明“留形添释”法相对更合理，达到在形式与意涵两方面兼顾。如阿连璧采用“去形传意”的翻译方式虽保证了阅读的流畅性，但“牛女”这一文化典故也随之流失。翟理斯译文采用“存形加注”的译法，直译并添加注释，保留了中国文化内涵，但造成了阅读的中断。同时作者也指出所举“牛女”一例，实属典故中较为简易者，而汉学家对于意涵丰赡的中国典故，难免会捉襟见肘。由此亟须中国学者对《聊斋志异》中的典故文法加以注解，为聊斋外译提供更为精良的中文底本。
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作者论述了中国学者可能的介入路径。一方面要给以“同情之理解”，揭示其不同选择背后所蕴藏的动机、立场与问题意识，促进国学与汉学间“视域融合”;另一方面也要批判性地与之开展对话，展示中国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作者强调后一方面似乎更为关键。
而后，作者主要探讨19世纪西方汉学与《聊斋志异》研究中的若干争议性问题，涉及聊斋西传第一人的确认，美国汉学家韩南关于郭实腊聊斋评论史料考证的细节还原;早期西人是否关注聊斋文学性;王渔洋是否曾千金市书;嘉庆皇帝嗜好《聊斋志异》等。本书作者认为《聊斋志异》的西传，应该不晚于19世纪三十年代，彼时单篇聊斋故事便被翻译成外文发表，但因为文献不足，难以确考;而有案可稽的聊斋西传资料，当属18世纪四十年代的两位汉学家，这其中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要早于卫三畏。作者通过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韩南所做相关细考，推断郭实腊为创作中文小说对中国小说广泛涉猎，因此对中国小说中脍炙人口的聊斋故事应是熟稔的。而作者通过考证资料发现，卫三畏从对中国语言习得到尝试用汉语写作小说与评论中国文学，与郭实腊相较，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与层次高低，如当郭实腊于1834年出版第一部中文小说《赎罪之道》时，卫三畏才仅能用英语写出《中国的度量衡》和《广州的进出口》这类介绍性的文章。 对于早期西人是否关注聊斋的文学性这一问题，作者以郭实腊和卫三畏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如作者提出，出于对中西语言差异的直观冲击以及研习汉语的现实考量，由语言层面切入文学研究正是早期西方汉学的一大特征。郭实腊、卫三畏、梅辉立与阿连璧皆循此理路。据郭实腊对聊斋语言与故事本身所流露出的赞叹“文风优美”“美妙叙事”等说法，本书作者认为这表明其已然关注聊斋的文学性。
有关王渔洋是否曾千金市书，本书以为，汉学家梅辉立的说法更为合理，即王渔洋并未市书，而是以重金博得蒲松龄默许，继而添加评语于后，将自己的名字与聊斋连在一起，从而流名于后世。作者对袁世硕、王培荀、陆以湉等的说法提出商榷，首先，作者指出袁先生经由新资料考索发现喻成龙曾欲以千金购聊斋书稿，这并不能排除王渔洋千金市书，因为二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另外，后人对王渔洋的诗作批评甚多，作者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推断，王渔洋本人对自己的禀赋与才力最清楚不过，而古人又极为看重“立言”，因此想借聊斋留名也在情理之中。另外，梅辉立还提出嘉庆皇帝嗜好聊斋这一为国内研究者所少闻的一个说法。国内对于聊斋传入宫禁的说法，单有《负暄絮语》中一条孤证，因此作者认为梅辉立的说法为聊斋流入宫禁提供了又一证据。
第四章“他乡的知音：与美国汉学家对谈《聊斋志异》”是作者与西方汉学家的对谈。谈话对象分别是世界第一部《聊斋志异》研究专著的作者蔡九迪教授，以及英语世界第一部《聊斋志异》全译本的独立译者宋贤德教授。作者与蔡九迪就海外汉学相关概念，如汉学（Sinology）、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以及蔡九迪的《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乃至聊斋英译本和英译名、聊斋大众媒体传播接受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后，作者基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加之宋贤德聊斋全译本尚不为中国学界所知，与宋贤德围绕“聊斋英译与海外传播”这一话题展开学术另一次对话。对话的主题包括宋贤德聊斋全译本产生的机缘与独到之处，宋贤德在翻译聊斋中遇到的困难及引发的对聊斋语言、文风、叙事等的讨论，以及《聊斋志异》“走出去”的路径与方法。宋贤德也提出，应借助大众传媒方式促进《聊斋志异》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作者在第五章“影像中的聊斋：《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图像传播”中，将研究视角由聊斋文本轉向聊斋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图像形式为载体的传播。有关聊斋题材电影，作者选择了《侠女》与《倩女幽魂》系列为研究对象，以美国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专业影评与普通观众评论为中心，由实证角度梳理了其接受概况，并探究了《侠女》成功“走出去”及《倩女幽魂》系列海外传播效果的分析。《侠女》海外接受效果较好，作者认为主要得益于其以在海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古典聊斋故事为依托，融合多类型电影题材，运用创新的电影特技，以及对中国美学精神等文化因子的展示;同时作者也强调，在一部影片中不宜植入过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如《侠女》中禅宗元素的渗入，容易因表述不清或过于神秘而遭人诟病。对于《倩女幽魂》系列，作者由接受视野角度入手，辨清其在英语世界接受差异的原因。比如相比《倩女幽魂：妖魔道》，《倩女幽魂：人间道》因缺乏更新因素，所以形不成新的期待视野，而引起受众的失望。作者分析1987版《倩女幽魂》“走出去”的原因，其一是融合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其二得益于精彩的叙事和演员的精湛演技。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得出的启示是在融汇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基础上，要讲述有创意的中国故事，而不单单凭借武打与特技。
此外，本书还探讨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传播史上的另外两种图像传播方式：大洋洲纪念币上的聊斋人物彩像与英美烟卡上的聊斋故事彩像。本书指出大洋州纪念币以及英美烟卡上的《聊斋志异》是“走出去”的重要路径。作者总结纪念币及烟卡对《聊斋志异》“走出去”的启示意义，强调国内聊斋学研究需进一步关注聊斋以图像为载体在海外流布的历史与过程，从中汲取经验与启示，以更好地推动《聊斋志异》以及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走出去”。
余论部分，综合考量《聊斋志异》翻译史，作者对“一边倒”的外国学者作为外译主体论进行反思，并提出商榷，进而指出中国学者应作为外译主体，以此打破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垄断局面。作者归纳了外国学者应作为中译外主体持论者的三点理由，并加以驳斥。首先，作者通过刘若愚及许渊冲的翻译实例证明，中国学者的英语表述并不影响英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在语言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同样可以推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其次，作者强调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获悉西方读者在某一时期的审美趣味似乎并非难事;而且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国外更加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最后，作者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任务十分艰巨，仅依靠汉学家为主力来开展中国文化外译，产量上而言也颇成问题。作者提出在具体翻译模式上，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目前较可行的模式是外国学者辅助下的中国学者翻译，即以中国学者为外译主体，国外学者在语言方面辅助润色。避免中国文化沦入一味被言说、被解构与重构的境地，让世界听到真正的中国声音，实现中国文化真正的“走出去”。
二、本书的学术价值及关于本书的思考
本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一是体现在其研究对象的开拓性上。本书除了翟理斯、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外，还涉及了前人较少研究的聊斋英译文本：邝如丝、闵福德、宋贤德译本及梅辉立、阿连壁、与张心沧译文;如对尚不为国内学界所周知的、英语世界的第一个聊斋全译本加以介绍和评论;除聊斋纸质文本外，本书还关注其他媒介形式的跨文本传播。如聊斋题材电影，胡金铨的《侠女》，李翰祥、徐克、程小东、叶伟信先后执导的《倩女幽魂》系列;大洋洲纪念币上的聊斋人物彩像与英美烟卡上的聊斋故事彩像。这些研究内容，可引发国内学界对聊斋跨文本传播与接受的进一步关注，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聊斋研究的维度;同时也为《聊斋志异》进一步“走出去”的路径与策略，提供了可贵的学术思考。正如美国汉学家宋贤德所建议的，“对于聊斋这样一个特殊的文本，我觉得应该采取特别的方式”“对于聊斋而言，‘图像’很重要。所以，可以借助连环画或者图像小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聊斋推出去”。 该书除了对英美聊斋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拓宽，还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文本细读、理论隱退的方式，对聊斋英译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翻译技巧的探讨或套用某一西方翻译理论来加以考察，而是依据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灵活援用中外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或者综合“化用”某些理论，更多地从某特定译本中抽绎出关乎典籍翻译的研究方法甚至理论思考，揭示翻译文本的独到之处。更进一步而言，即通过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法，以聊斋学为中介，以求中西间相互生发，达到以《聊斋志异》为载体，实现中西文化间真正的双向互动，实现动态多维度的转换，最终以海外汉学研究为桥梁，构建聊斋学中外学术共同体。如对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译本，本书以中国学者钱钟书对“译”字训诂学的阐述，以“媒”“讹”“化”为切入点对其特色加以厘定，以中国译论阐明翟理斯的翻译特色;《聊斋志异》的“幽默”内涵长期来被聊斋研究者所忽视，本书指出，在闵福德译本序言中就有对《聊斋志异》“幽默”内涵的关注。这可引发国内聊斋研究的关注，促进“自我”与“他者”间的学术对话;再如，张心沧考证出《黄英》故事原型为《太平广记·花草精》中的三则故事，即《光华寺》《苏长远》《随选为》，而这在国内学界似为先见。而且本书还提出，张心沧运用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寻绎出《聊斋志异》的潜隐结构：金榜题名、娇妻美妾、贵子贤孙、生活富足。这些都有助于国内学界对《聊斋志异》的进一步认知。
本书还阐述了《聊斋志异》百年英译中的问题域以及中国学者可能的介入路径，并对19世纪西方汉学与《聊斋志异》 研究中的若干争议性问题进行推说。在如何处理聊斋典故翻译上，本书提出中国学者亟须对《聊斋志异》中的典故文法加以注解，为聊斋外译提供更为精良的中文底本。本书推荐了中国学者赵伯陶借助于数据库研究聊斋的新成果《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以期国外聊斋译者加以关注与参考。这是以海外汉学研究为桥梁，构建聊斋学中外学术共同体的又一路径。本书推说的争议性问题，如前所述，涉及聊斋西传第一人的确认、美国汉学家韩南关于郭实腊聊斋评论史料考证的细节还原;早期西人是否关注聊斋文学性;王渔洋是否曾千金市书、嘉庆皇帝嗜好聊斋等，这些问题对聊斋在海内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本书根据英国外交官梅辉立的说法，推说王渔洋并未市书，这一为国内研究者所不闻的说法，无疑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充分体现出本书以聊斋学为中介，沟通海外聊斋研究与国内聊斋研究的学术初衷。
另外，本书附录部分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辑录、整理与转译的数种聊斋资料，包括首次以汉语为载体，披露的美国汉学家蔡九迪《聊斋志异》研究系列译文、美国翻译家宋贤德聊斋全译本序引译文，这些译文无不是作者精心翻译之作，包括蔡九迪从“癖好（主/客）”“性别错位（男、女）”“梦境（真/幻）”等三个向度，结合明清文化史、中国志怪传统以及西方文学理论，对《石清虚》《人妖》《狐梦》等聊斋故事的精彩解读;还有宋贤德从蒲松龄作者身份的矛盾性入手，对聊斋故事展开的独到分析。这些资料是英美聊斋研究的重要资料，无疑会引发中国学界对相应译文和译本的关注与进一步研究。
最后，在深入解读聊斋外译的基础上，本书讨论了中国文化“谁来译”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极为引人思考，这实质上体现出翻译史与现实文化战略的关联。作者提出在具体翻译模式上，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目前较可行的模式是外国学者辅助下的中国学者翻译。这一论点对于近年来学界几乎是“一边倒”地把外国学者奉为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提出了质疑。本书指出，以外国学者为中国文化外译主体的翻译往往弊于失真与变形，根源在于外国学者译介与研治中国文化，出发点并非是传播中国文化，而是服务于本国的文化建设。这种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垄断形势与西强我弱的历史有关，中国处于他者地位，一味被言说、被解构与重构。而随着中国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读者学界想了解来自中国自己的声音，并且这也与中国推行文化“走出去”的方针相符合。因此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典籍外译模式应是大势所趋，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当然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所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应是中国学者为之努力的方向。本书也指出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需要有文化自信力，有耐心和耐力，始于点滴的翻译实绩，一步步促进中外文化平等交流，进而赢得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让世界真正感受与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真正的“走出去”。
总而言之，本书的最终完成与付梓，花费了作者近十年的心血。据“后记”所言，作者曾在校稿过程中夜梦蒲松龄，可见其对该书的投入与用心之大、之深！因作者的教学与学术管理事务颇多，故而难免只得夜深人静时，方能做自己所热爱的研究;而这恰恰类似于蒲松龄“子夜荧荧，灯昏欲蕊”书写自己所钟爱的故事。处境的相似与心灵的相契，使得作者某种程度上吃透了原典。由此得以进一步与海内外聊斋研究成果开展对话，呈现出了之前海外汉学研究少有的汉学与国学互释与对话的格局。本书部分内容前期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引用，特别是海外同行，如英国汉学家闵福德曾撰文商榷，美国汉学家蔡九迪与宋贤德或题赠或推荐，由此本书也成为建构聊斋学中外学术共同体的一次有益探索。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