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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大多数认识您的人，首先感兴趣的就是您的名字，一定都会问您这个问题。我听说您的父亲叫索菲，好像您和父亲都没有用祖传的姓氏，为什么呢？
鞠躬：我父亲当时大概有点新潮吧，他认为中国人家族的观念太重，名字就是名字，干嘛要有什么姓嘛？所以干脆他自己不用了，索性就叫索菲，其实这是他的笔名。我生下来就叫鞠躬，所以正儿八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头到尾都鞠躬。
记者：您刚才讲到父亲在那个时候很时尚，很开明，他后来主要做什么？
鞠躬：我父亲家是安徽绩溪的，家里是一个茶叶商，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他非常孝顺他的父母，但是经济上绝不拿父母一分钱，他觉得成年了再靠家业生活是不光彩的。就是自己到外面去闯，他也没有学过多少，没上这个大学，那个大学，是自己在干中去学，干过很多很多事情，性格也很坚强，替别人坐过牢。其实他很少跟我讲他自己的事儿，都是以后我母亲慢慢跟我说一点，包括我父亲的舅舅是胡适他也不说，从来不讲。
上海淮海路。红砖、围墙、铁皮灯罩，依稀残留着从前岁月的风韵。
20世纪初，这里曾经是法国租界，于是这个弄堂便有了一个法国将领的名字：霞飞。
在这里，曾经有过上海文人聚集的沙龙，鲁迅是这里的常客，这里走出过作家巴金、顾均正，也走出过大科学家竺可桢。
被确认为巴金故居的霞飞坊（今淮海坊）59号，是巴金年轻时居住的地方，房东就是鞠躬的父亲索菲。
记者：霞飞坊59号，现在被写成是巴金的故居，实际上是您家？
鞠躬：对，那时候巴金住在三楼，我们住二楼。因为从我记事起，原来在闸北的地方也有一间亭子间，小房子。有时巴金先生他也出去，过段时间又到那个小房子里来。我们家里总有一间房间是给巴金先生的。有时，晚上来看他的人很多，然后通常都在我们家，大家坐在一块儿聊，我一个小孩儿就在边上听，但是文化这方面熏陶的倒没有太多，也不见得总是严肃，也有点笑嘻嘻的，说别当空头文学家，当然是鲁迅讲的话了。实际上我从小真正从他们那些文人圈里所感到、学到的是他们的为人，特别是巴金先生，人品非常好。
记者：您和他们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有什么？
鞠躬：从他们谈话中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最本质的。我想从巴金先生、巴金先生的哥哥，包括我母亲那里，我觉得，第一是尊重别人，第二是事事替他人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要替他人着想，这是两个基本点，我认为这是做人的基础，对人要诚恳，尊重人。
1946年，鞠躬随全家到台湾，在那里，他谨遵父命，准备报考台湾大学医学院，但因为名额已满，失去机会。一年后，他回到大陆，考取了湖南的湘雅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创建于1914 年，孙中山曾为这个学校题写“学成致用”的勉词。学校素来治学严谨，造就了一大批海内外有影响的医学专家。当时地处湖南的湘雅医学院与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齐名，一时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称。
鞠躬：去湘雅以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原来湘雅的毕业生，描绘湘雅的情况，就是从前老的那种教会学校，四个人一间屋子，到饭厅吃饭必须要着装整齐，要穿西服打领带才能到饭堂吃饭，所以我觉得挺带劲的，学术水平也很高，名气也很大。但去了以后，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一间大屋子，双铺，上食堂穿拖板鞋，那儿是一个大食堂，学习生活很苦，灯都没有，日本人不是把发电厂给炸了嘛，没有修复，所以都点着油灯，那儿的学生都有油灯。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环境，学术空气很好，所以就非常用功了，也没人逼我，就是我自己喜欢。
记者：应该说在中国医学方面的很多人都是从湘雅出来的，您在这个学校学习了这么久，您觉得给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鞠躬：其实还是医德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科学态度问题。这个我可以说是一辈子受用的，因为他们教我的什么东西早就忘光了，而且那个时候连电子显微镜都没有，全世界都还没有开始用电子显微镜，所以肯定那些书本上的东西已经早就过时了，但是学术氛围非常好，很讲究医德。我刚去不久，有一任校长，那时候叫院长，开学典礼时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湘雅毕业的多少学生，绝大多数都在医学院工作，或者在公立医院和科研单位工作，很少开业。人家说开业是赚钱的，医生开业是很赚钱的职业，这是湘雅的骄傲，但学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科学，为了病人，所以我写信回去告诉父亲，他说你这条道路走对了。另外在实验中要求非常严格。其实真正我学到的这些东西很重要。
毕业那年，军委卫生部委托中央卫生部到湘雅医学院招收一名毕业生从事解剖学教学，不料，鞠躬全班同学中，没有一个人选择这个专业。于是，招考方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谁的解剖学考得最好，就选谁。
于是，鞠躬中选了。
这一来，真是歪打正着，此后的几十年里，鞠躬再没有离开过这个专业。
鞠躬：其实我心里想我考得最好的不光是解剖。
记者：那个时候就是选择，应该算是毕业分配，去了第四军医大，而且在西安，是吗？
鞠躬：那个时候先是到军委卫生部，然后有一年在协和师资班，一年以后就分配到西安了。
记者：我有一个推测，鞠躬先生，因为您有一个很有背景的家庭，所以我想你们家里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人给您提供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有没有？
鞠躬：有。问我愿不愿意到上海去，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做临床医生也好，因为当时想的是做临床医生，但是我觉得不太好。因为组织分配的，怎么能用什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到上海去，没接受。
记者：跟您父亲当年的想法一样，就是全部都要靠自己？
鞠躬：对，靠自己。
鞠躬从小就十分敬重和崇拜父亲。父亲影响了鞠躬的一生，但是从1947年分别后，鞠躬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鞠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父亲与科普作家顾均正先生在极其简陋和困难的情况下创办《科学趣味》杂志的景象，他这样写道：“他们仿佛是在茫茫大海上颠簸的一只小船中，努力想举起一个小小的火把；他们似乎是在中国的青年人身上，寄托了祖国富强起来的希望。”
记者：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您的父亲去了台湾，后来你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鞠躬：他是1945年去的，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抗战刚胜利，因为他在开明书店，那边希望帮忙办一个书店，他就去了，以后我妹妹也去了。解放前夕，我姨写信让我妹妹赶快回来，她就回来了。
记者：您到后来一直没有见过父亲吗？
鞠躬：没有，我没回去过，通信当时可以，解放以后当然就不行了，但是我没有回去过。
记者：后来到什么时候联系上了呢？
鞠躬：没有联系呀。
记者：一直到现在吗？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鞠躬：我妹妹是地方上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她后来到台湾去过一次。
记者：找到父亲了？
鞠躬：没有。我只能等将来，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去成。我总有一个感觉，我也许会跪在他墓前，会想起很多的事情。
1953年，鞠躬被分配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时的西安被人形容为：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而四医大更是处于白手起家阶段，人们都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
在这里，天性乐观的鞠躬仍然继续着他的乐观，由于他很瘦，加上天生活泼好动，被人们戏称为“猴子”。
当时的四医大设备简陋、资料匮乏，又无人指导，鞠躬不得不花了十年的功夫苦读钻研，每当回忆那段经历，鞠躬的夫人都会打趣地说他：坐硬板凳看书，把屁股都磨破了。
鞠躬：因为那时候我比较瘦，所以家里老伴儿常笑话我，坐板凳看书，屁股都磨破了。
记者：多长时间坐到磨破的程度？
鞠躬：每天多少小时都坐在那个硬椅子上，看书什么的，大概这个时间花了很多。我们解剖学管后头那个骨头叫坐骨结节，坐骨结节底下夹的就是屁股的肉嘛，这个底下就磨起茧了，有时候就有点炎症。
记者：这样的苦读持续了多少年？
鞠躬：差不多10年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苦读，鞠躬终于可以进行一些独立的研究工作了，他和同事们用“脑塔”法做了当时属于前沿的两项听觉束路追踪研究，震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但是，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鞠躬每次都无法幸免。
记者：在您当时的工作环境里面很多人对您有一个评论，就是说您是只专不红？
鞠躬：对。
记者：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如果是这样一个帽子扣上的话，对人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鞠躬：每次运动只要有牵扯到思想改造的，总有我的份儿啊！
记者：您是不是不服气？
鞠躬：肯定不服气。
记者：不服气的表现是什么？
鞠躬：这种时候也不是去抗争的时候，反正批评总也有有道理的一面。
记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抗争吗？
鞠躬：没有什么必要去抗争，抗争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处，说实在的，对吧？“拔白旗”那准有我的份儿，要拔我一下“白旗”，但是实际上我不服气不是说我很好，是要拔我“白旗”的那个人，我认为不如我好。我不属于那种很会玩手腕儿的，或者是奉承上级的人，我知道有很多人像我有这么好的条件，或者有这么好的关系肯定会很好利用的。不仅是上海，我的姨父是总后一个副部长的很好的朋友，滨江人，所以你想我在总后工作，总后副部长是我亲姨父的好朋友，那还不好好利用利用？但是我从来没跟人讲过，没人知道。
记者：那在我理解，在您当时的环境中碰到的，应该叫挫折，就是工作、事业中碰到这些挫折的时候，您刚才讲也不能抗争，那么您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度过这些困难呢？
鞠躬：他拔就拔，我干我的，这影响不了我的专业，他还得承认我是专是不是，我专我的，他拔我又怎么地，又不能把我关起来，不影响我的工作就行了。
直到1985年，鞠躬的事业才出现了机会和转折。而令鞠躬自己也想不到的是，这种转机最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研究工作，而是因为他的英语非常好。
那一年，他已经56岁了。
鞠躬：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国内神经解剖学界，我还应该说是做得相当好的，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我有一段很短的出国经历，那是在1985年。
记者：那次出国的经历给您后来的事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鞠躬：对，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出国通常有人说是开阔眼界，我认为开眼界没有多少用处。你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你能够想到的东西，或者能够学会的东西，关键是你开窍不开窍，你到国外去转一圈，开了窍回来那行，开了眼界是没有用的。我当时去的时间很短，到的地方也很好，在瑞典的凯恩斯卡学院，就是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奖委员会评奖的地方，那里的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在凯恩斯卡呆了8个月，然后又到美国呆了6个月，在国外的全部经历就是这些，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们怎么干、做什么、怎么想的我大概知道了。
记者：您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
鞠躬：56岁，副教授，人家不要我。
记者：可能在外国研究机构看来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人家可能会觉得50多岁了还是一个副教授，来干什么来了？
鞠躬：是。那时候我发表文章不少，但全都是在国内发表的，人家文献上查不出来这个鞠躬是干啥的，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说这个人来没有多少用处，他们就不想要，后来帮我联系的人又去找他们，说如果不让他们出钱的话，来就来吧。后来跟他们关系好了，底下年轻人告诉我，说这个来的人只会动动嘴巴，什么事儿都不能干，来就来吧，就这么去的。
记者：去了之后，大家对您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鞠躬：可能是有点有利的条件，因为我英文口语比较好，所以一接触，啊，这个人好像英文讲得还不错，交流没困难。我当时所有的工作，就是所谓的板凳工作，实验室工作全都是我做的，技术也做得很好，书也看了很多，所以他们很快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挺不错的。我曾经做了一个工作，那个教授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大评委、小评委他都担任过，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几次都说，他那个组，或者哪个团队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好的工作。
记者：因为您在这样一个国际研究机构的平台当中得到了别人认可，您认为是一种转折，还是因为在这当中您学到了特别的东西，对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
鞠躬：主要是对研究的作用，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怎么想、怎么做，然后到美国去也是在同样一个领域，很有名的一个机构，做了半年工作。
记者：就都明白了应该干什么了。
鞠躬：之后剩下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1998年7月22日，年仅17岁的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美国参加奥运会时，突然发生意外，造成高位截瘫。
据推测，中国截瘫病患者以百万数计。按照现有的医学水平，截瘫病人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微乎其微。
但是，鞠躬却作了一个预计：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截瘫病人有望站立起来。
这也是鞠躬最想早日实现的三个梦想之一。
鞠躬：我最近讲我有三个梦。做得比较多一点，或者基本上成事实的一个梦想，简单一点讲，就是脑子底下有一个腺体，叫做脑下垂体，这个腺体是全身内分泌腺的一个主腺体，所有内分泌腺体活动都在它的调节之下，它又在脑子的调节之下，脑子怎么调节它，那就是神经内分泌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现在的理论，是半个世纪以前一个英国人做的实验，认为管脑下垂体的是脑子里面很多的神经细胞，它们又分泌很多激素，分别管垂体体液里不同类型的分泌细胞，比如说有的分泌皮质激素，有的分泌性激素，有的分泌生长激素等这类的东西。那么这个学说也叫做体液调节，因为激素也是一种体液，身体的液体这一类的。我们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里头有神经，经过十几年的研究，现在有充分证据说存在这种神经直接调节，而且是起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脑下垂体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我想应该是对原来的学说有比较重要的补充，这个我们做成了一半，因为下面还有工作要做，还得继续不断地往下做。
第二个梦想，就是神经系统怎么调节免疫系统。这两个是很大的系统，神经系统是管全身的，免疫系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东西，过去认为这两者是独立的。知道神经系统可以调节免疫系统这个事情是很早以前，有一个古罗马的医学家说过一句话，就是情绪受到压抑的妇女容易得乳腺癌。情绪压抑当然是脑子活动的一种状态。乳腺癌，现在知道了肿瘤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脑子到底怎么去管免疫系统呢？不知道。20世纪60年代苏联有人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我认为做得非常漂亮。以后也有德国人做了一些，后来就停下来了，大概可能是难度比较大，往深做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作为神经科学家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想办法弄清楚。神经系统怎么来调节内分泌，因为神经系统的调节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层次，皮质的最高层次，一层一层下来，好像有各种行政机构的层次一样的，这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很难做。这是我第二个梦想，我觉得应该做，所以就申请了一个自然科学重点研究基金，主要是希望别人来做，我顾不上那么多，而且我对免疫学也不内行，只是想开辟一条路，引起点兴趣。
第三个就是我现在花功夫最多的，关于截瘫的治疗问题，其实也可以说这是我最后抓的，也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梦。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已经想这个事了，为什么中枢神经系统损坏以后就不能再生？脑子脊髓是中枢神经，长在胳臂、腿里头的叫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切断以后它可以再生，切断以后把它接起来，我们叫远测，那个纤维都已经变性了，等于说是消失掉了，然后新的神经又长出来了，1天1毫米左右往出长就可以的。那么中枢神经为什么没有？其实100年以前就有人说过可以长，但是长不好，到80年代初加拿大有人做了更系统一点的研究，证明是可以长出来的。周围神经为什么可以长，因为周围神经有个管子，条件比较好，它实验的想法也比较好，把周围神经取一段插到脑子或者是脊髓里面，看脑子、脊髓里面的神经细胞有没有突起长出来。是可以长出来的，一直长到这个周围神经末端，那很好，那么我再把这个塞回去，再插到脑子里头它只长出一点点就停住了，不能再往外长。我认为这明确了两大问题：（1）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纤维断了以后可以重新再长，这是再生，那么通常不是指细胞本身再分裂，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神经再生主要是纤维在往外长。（2）中枢神经系统的纤维切断以后可以长，周围的神经一直长，但是植进去以后它就不能再长，说明中枢神经细胞具备再生的内因，但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环境不利于生长，就是说外因不利于生长，这是很有道理的，从进化角度讲很有道理。从80年代以后，全世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看到希望越来越大，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全世界有多少万截瘫病人不知道，中国说是有40万，有人说100万，没有精确的数字。既然有这两个条件了，所有研究就是怎么加强它的内因，怎么改善那个外因让它适合生长，那么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充满信心。只要你知道这个道理，你总有办法来改变它，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是会有的。当然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没那么容易，但是这个梦我相信会实现，不是我实现就是别人也会实现。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梦想在您有生之年会实现吗？
鞠躬：这就看上帝，就看上帝给我多少年了。我估计在5年到10年之内就有相对说来比较好的临床方案，或者说可行的方案，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我可能还看得见。
记者：在科学探索这条路上，对于科学家来讲，是对意志力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需要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坚强的、完整的自我精神世界。
鞠躬：这是两方面的事，一个就是说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管成功、失败，你怎么去追求，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个科学态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就看脑子里有点子没点子，这个非常重要。
记者：您觉得您从事这个研究的兴趣在哪里，乐观在哪里？
鞠躬：一个我觉得它很重要，这肯定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将来的实践上看都是如此。最开始的时候学医就是为了要治病，做理论研究也是因为我对理论研究感兴趣，最终目的还是要治病。还有科学家的洞察力也很重要，或者通俗一点，看的问题，看到什么现象你能不能看出什么名堂来，能不能很敏锐地感觉到里头有什么东西，另外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你有办法没有，想得出解决办法没有，要有点子，就是说有点子在那儿，总归会成功。
记者：2004年，您作为观摩嘉宾，应邀参加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颁奖典礼。我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您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真地获得突破、取得成果的话，它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鞠躬：刚才你说的事儿倒是真的，因为我跟我在凯恩斯卡的那个朋友谈过现在这个事，他说那可是诺贝尔奖的课题。
如今，年届七旬的鞠躬为了实现他的三个梦想，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紧张工作状态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承诺，一个在他心中深深埋藏着的、痛苦的承诺。
鞠躬：怎么说呢，简单一点，我有个女儿“文化大革命”期间死掉了。
记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之下呢？
鞠躬：上山下乡。她非常努力，拼命干活，学校里念书的时候老师非常喜欢她，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想提，只能埋在心里。她其实对上山下乡本身倒也不见得有什么，但是在农村遇到些事情，她根本不会处理，所以她那时候精神已经失常了。
记者：她后来实际上已经回城了，已经和你们在一起了，但是她心理上承受不了？
鞠躬：对，我想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很会走关系，很会去弄这些事的人，所以我也没能够帮她多少忙。
记者：您觉得这样一种难以接受，或者说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您的身边发生，那么您是不是反而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您的研究上？
鞠躬：其实我对社会从来没有悲观过，对我们国家也从来没有悲观过，尽管这些事情我是恨透了，可以说是看不惯这些个事，再加上我本身的遭遇，但是对国家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国家不行了。其实这些也是我的一个拼命工作的支持，我把女儿的不幸归结为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这种支持是什么？
鞠躬：我得拼命干活儿。
记者：干活儿就是对女儿的补偿吗？
鞠躬：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您的工作能够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吗？
鞠躬：不可能，但是我是一部分，我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来。
记者：希望这个社会进步。
鞠躬：拼命干活儿。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鞠躬在痛失爱女时的无助与绝望，但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男子汉的执著和刚强。
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底、坦然笑对人生的鞠躬，俯仰天地，无愧人生。
记者：您刚才讲到在您父亲那一代，包括他周围的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给您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对人生观的理解，那么在您后来自己的经历当中，其实遭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挫折和磨砺，您觉得这种人生观有改变吗？
鞠躬：你问我现在？没有改变，没有后悔。
记者：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人生观给您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和感受？
鞠躬：我心里的安静吧。
记者：这是最重要的。
鞠躬：对，我对得起我的父母，我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的孩子们。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肖兰整理）
（责任编辑 陈原）
鞠躬：我父亲当时大概有点新潮吧，他认为中国人家族的观念太重，名字就是名字，干嘛要有什么姓嘛？所以干脆他自己不用了，索性就叫索菲，其实这是他的笔名。我生下来就叫鞠躬，所以正儿八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头到尾都鞠躬。
记者：您刚才讲到父亲在那个时候很时尚，很开明，他后来主要做什么？
鞠躬：我父亲家是安徽绩溪的，家里是一个茶叶商，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他非常孝顺他的父母，但是经济上绝不拿父母一分钱，他觉得成年了再靠家业生活是不光彩的。就是自己到外面去闯，他也没有学过多少，没上这个大学，那个大学，是自己在干中去学，干过很多很多事情，性格也很坚强，替别人坐过牢。其实他很少跟我讲他自己的事儿，都是以后我母亲慢慢跟我说一点，包括我父亲的舅舅是胡适他也不说，从来不讲。
上海淮海路。红砖、围墙、铁皮灯罩，依稀残留着从前岁月的风韵。
20世纪初，这里曾经是法国租界，于是这个弄堂便有了一个法国将领的名字：霞飞。
在这里，曾经有过上海文人聚集的沙龙，鲁迅是这里的常客，这里走出过作家巴金、顾均正，也走出过大科学家竺可桢。
被确认为巴金故居的霞飞坊（今淮海坊）59号，是巴金年轻时居住的地方，房东就是鞠躬的父亲索菲。
记者：霞飞坊59号，现在被写成是巴金的故居，实际上是您家？
鞠躬：对，那时候巴金住在三楼，我们住二楼。因为从我记事起，原来在闸北的地方也有一间亭子间，小房子。有时巴金先生他也出去，过段时间又到那个小房子里来。我们家里总有一间房间是给巴金先生的。有时，晚上来看他的人很多，然后通常都在我们家，大家坐在一块儿聊，我一个小孩儿就在边上听，但是文化这方面熏陶的倒没有太多，也不见得总是严肃，也有点笑嘻嘻的，说别当空头文学家，当然是鲁迅讲的话了。实际上我从小真正从他们那些文人圈里所感到、学到的是他们的为人，特别是巴金先生，人品非常好。
记者：您和他们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有什么？
鞠躬：从他们谈话中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最本质的。我想从巴金先生、巴金先生的哥哥，包括我母亲那里，我觉得，第一是尊重别人，第二是事事替他人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要替他人着想，这是两个基本点，我认为这是做人的基础，对人要诚恳，尊重人。
1946年，鞠躬随全家到台湾，在那里，他谨遵父命，准备报考台湾大学医学院，但因为名额已满，失去机会。一年后，他回到大陆，考取了湖南的湘雅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创建于1914 年，孙中山曾为这个学校题写“学成致用”的勉词。学校素来治学严谨，造就了一大批海内外有影响的医学专家。当时地处湖南的湘雅医学院与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齐名，一时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称。
鞠躬：去湘雅以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原来湘雅的毕业生，描绘湘雅的情况，就是从前老的那种教会学校，四个人一间屋子，到饭厅吃饭必须要着装整齐，要穿西服打领带才能到饭堂吃饭，所以我觉得挺带劲的，学术水平也很高，名气也很大。但去了以后，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一间大屋子，双铺，上食堂穿拖板鞋，那儿是一个大食堂，学习生活很苦，灯都没有，日本人不是把发电厂给炸了嘛，没有修复，所以都点着油灯，那儿的学生都有油灯。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环境，学术空气很好，所以就非常用功了，也没人逼我，就是我自己喜欢。
记者：应该说在中国医学方面的很多人都是从湘雅出来的，您在这个学校学习了这么久，您觉得给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鞠躬：其实还是医德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科学态度问题。这个我可以说是一辈子受用的，因为他们教我的什么东西早就忘光了，而且那个时候连电子显微镜都没有，全世界都还没有开始用电子显微镜，所以肯定那些书本上的东西已经早就过时了，但是学术氛围非常好，很讲究医德。我刚去不久，有一任校长，那时候叫院长，开学典礼时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湘雅毕业的多少学生，绝大多数都在医学院工作，或者在公立医院和科研单位工作，很少开业。人家说开业是赚钱的，医生开业是很赚钱的职业，这是湘雅的骄傲，但学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科学，为了病人，所以我写信回去告诉父亲，他说你这条道路走对了。另外在实验中要求非常严格。其实真正我学到的这些东西很重要。
毕业那年，军委卫生部委托中央卫生部到湘雅医学院招收一名毕业生从事解剖学教学，不料，鞠躬全班同学中，没有一个人选择这个专业。于是，招考方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谁的解剖学考得最好，就选谁。
于是，鞠躬中选了。
这一来，真是歪打正着，此后的几十年里，鞠躬再没有离开过这个专业。
鞠躬：其实我心里想我考得最好的不光是解剖。
记者：那个时候就是选择，应该算是毕业分配，去了第四军医大，而且在西安，是吗？
鞠躬：那个时候先是到军委卫生部，然后有一年在协和师资班，一年以后就分配到西安了。
记者：我有一个推测，鞠躬先生，因为您有一个很有背景的家庭，所以我想你们家里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人给您提供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有没有？
鞠躬：有。问我愿不愿意到上海去，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做临床医生也好，因为当时想的是做临床医生，但是我觉得不太好。因为组织分配的，怎么能用什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到上海去，没接受。
记者：跟您父亲当年的想法一样，就是全部都要靠自己？
鞠躬：对，靠自己。
鞠躬从小就十分敬重和崇拜父亲。父亲影响了鞠躬的一生，但是从1947年分别后，鞠躬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鞠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父亲与科普作家顾均正先生在极其简陋和困难的情况下创办《科学趣味》杂志的景象，他这样写道：“他们仿佛是在茫茫大海上颠簸的一只小船中，努力想举起一个小小的火把；他们似乎是在中国的青年人身上，寄托了祖国富强起来的希望。”
记者：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您的父亲去了台湾，后来你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鞠躬：他是1945年去的，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抗战刚胜利，因为他在开明书店，那边希望帮忙办一个书店，他就去了，以后我妹妹也去了。解放前夕，我姨写信让我妹妹赶快回来，她就回来了。
记者：您到后来一直没有见过父亲吗？
鞠躬：没有，我没回去过，通信当时可以，解放以后当然就不行了，但是我没有回去过。
记者：后来到什么时候联系上了呢？
鞠躬：没有联系呀。
记者：一直到现在吗？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鞠躬：我妹妹是地方上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她后来到台湾去过一次。
记者：找到父亲了？
鞠躬：没有。我只能等将来，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去成。我总有一个感觉，我也许会跪在他墓前，会想起很多的事情。
1953年，鞠躬被分配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时的西安被人形容为：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而四医大更是处于白手起家阶段，人们都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
在这里，天性乐观的鞠躬仍然继续着他的乐观，由于他很瘦，加上天生活泼好动，被人们戏称为“猴子”。
当时的四医大设备简陋、资料匮乏，又无人指导，鞠躬不得不花了十年的功夫苦读钻研，每当回忆那段经历，鞠躬的夫人都会打趣地说他：坐硬板凳看书，把屁股都磨破了。
鞠躬：因为那时候我比较瘦，所以家里老伴儿常笑话我，坐板凳看书，屁股都磨破了。
记者：多长时间坐到磨破的程度？
鞠躬：每天多少小时都坐在那个硬椅子上，看书什么的，大概这个时间花了很多。我们解剖学管后头那个骨头叫坐骨结节，坐骨结节底下夹的就是屁股的肉嘛，这个底下就磨起茧了，有时候就有点炎症。
记者：这样的苦读持续了多少年？
鞠躬：差不多10年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苦读，鞠躬终于可以进行一些独立的研究工作了，他和同事们用“脑塔”法做了当时属于前沿的两项听觉束路追踪研究，震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但是，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鞠躬每次都无法幸免。
记者：在您当时的工作环境里面很多人对您有一个评论，就是说您是只专不红？
鞠躬：对。
记者：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如果是这样一个帽子扣上的话，对人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鞠躬：每次运动只要有牵扯到思想改造的，总有我的份儿啊！
记者：您是不是不服气？
鞠躬：肯定不服气。
记者：不服气的表现是什么？
鞠躬：这种时候也不是去抗争的时候，反正批评总也有有道理的一面。
记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抗争吗？
鞠躬：没有什么必要去抗争，抗争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处，说实在的，对吧？“拔白旗”那准有我的份儿，要拔我一下“白旗”，但是实际上我不服气不是说我很好，是要拔我“白旗”的那个人，我认为不如我好。我不属于那种很会玩手腕儿的，或者是奉承上级的人，我知道有很多人像我有这么好的条件，或者有这么好的关系肯定会很好利用的。不仅是上海，我的姨父是总后一个副部长的很好的朋友，滨江人，所以你想我在总后工作，总后副部长是我亲姨父的好朋友，那还不好好利用利用？但是我从来没跟人讲过，没人知道。
记者：那在我理解，在您当时的环境中碰到的，应该叫挫折，就是工作、事业中碰到这些挫折的时候，您刚才讲也不能抗争，那么您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度过这些困难呢？
鞠躬：他拔就拔，我干我的，这影响不了我的专业，他还得承认我是专是不是，我专我的，他拔我又怎么地，又不能把我关起来，不影响我的工作就行了。
直到1985年，鞠躬的事业才出现了机会和转折。而令鞠躬自己也想不到的是，这种转机最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研究工作，而是因为他的英语非常好。
那一年，他已经56岁了。
鞠躬：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国内神经解剖学界，我还应该说是做得相当好的，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我有一段很短的出国经历，那是在1985年。
记者：那次出国的经历给您后来的事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鞠躬：对，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出国通常有人说是开阔眼界，我认为开眼界没有多少用处。你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你能够想到的东西，或者能够学会的东西，关键是你开窍不开窍，你到国外去转一圈，开了窍回来那行，开了眼界是没有用的。我当时去的时间很短，到的地方也很好，在瑞典的凯恩斯卡学院，就是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奖委员会评奖的地方，那里的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在凯恩斯卡呆了8个月，然后又到美国呆了6个月，在国外的全部经历就是这些，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们怎么干、做什么、怎么想的我大概知道了。
记者：您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
鞠躬：56岁，副教授，人家不要我。
记者：可能在外国研究机构看来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人家可能会觉得50多岁了还是一个副教授，来干什么来了？
鞠躬：是。那时候我发表文章不少，但全都是在国内发表的，人家文献上查不出来这个鞠躬是干啥的，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说这个人来没有多少用处，他们就不想要，后来帮我联系的人又去找他们，说如果不让他们出钱的话，来就来吧。后来跟他们关系好了，底下年轻人告诉我，说这个来的人只会动动嘴巴，什么事儿都不能干，来就来吧，就这么去的。
记者：去了之后，大家对您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鞠躬：可能是有点有利的条件，因为我英文口语比较好，所以一接触，啊，这个人好像英文讲得还不错，交流没困难。我当时所有的工作，就是所谓的板凳工作，实验室工作全都是我做的，技术也做得很好，书也看了很多，所以他们很快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挺不错的。我曾经做了一个工作，那个教授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大评委、小评委他都担任过，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几次都说，他那个组，或者哪个团队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好的工作。
记者：因为您在这样一个国际研究机构的平台当中得到了别人认可，您认为是一种转折，还是因为在这当中您学到了特别的东西，对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
鞠躬：主要是对研究的作用，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怎么想、怎么做，然后到美国去也是在同样一个领域，很有名的一个机构，做了半年工作。
记者：就都明白了应该干什么了。
鞠躬：之后剩下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1998年7月22日，年仅17岁的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美国参加奥运会时，突然发生意外，造成高位截瘫。
据推测，中国截瘫病患者以百万数计。按照现有的医学水平，截瘫病人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微乎其微。
但是，鞠躬却作了一个预计：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截瘫病人有望站立起来。
这也是鞠躬最想早日实现的三个梦想之一。
鞠躬：我最近讲我有三个梦。做得比较多一点，或者基本上成事实的一个梦想，简单一点讲，就是脑子底下有一个腺体，叫做脑下垂体，这个腺体是全身内分泌腺的一个主腺体，所有内分泌腺体活动都在它的调节之下，它又在脑子的调节之下，脑子怎么调节它，那就是神经内分泌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现在的理论，是半个世纪以前一个英国人做的实验，认为管脑下垂体的是脑子里面很多的神经细胞，它们又分泌很多激素，分别管垂体体液里不同类型的分泌细胞，比如说有的分泌皮质激素，有的分泌性激素，有的分泌生长激素等这类的东西。那么这个学说也叫做体液调节，因为激素也是一种体液，身体的液体这一类的。我们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里头有神经，经过十几年的研究，现在有充分证据说存在这种神经直接调节，而且是起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脑下垂体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我想应该是对原来的学说有比较重要的补充，这个我们做成了一半，因为下面还有工作要做，还得继续不断地往下做。
第二个梦想，就是神经系统怎么调节免疫系统。这两个是很大的系统，神经系统是管全身的，免疫系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东西，过去认为这两者是独立的。知道神经系统可以调节免疫系统这个事情是很早以前，有一个古罗马的医学家说过一句话，就是情绪受到压抑的妇女容易得乳腺癌。情绪压抑当然是脑子活动的一种状态。乳腺癌，现在知道了肿瘤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脑子到底怎么去管免疫系统呢？不知道。20世纪60年代苏联有人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我认为做得非常漂亮。以后也有德国人做了一些，后来就停下来了，大概可能是难度比较大，往深做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作为神经科学家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想办法弄清楚。神经系统怎么来调节内分泌，因为神经系统的调节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层次，皮质的最高层次，一层一层下来，好像有各种行政机构的层次一样的，这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很难做。这是我第二个梦想，我觉得应该做，所以就申请了一个自然科学重点研究基金，主要是希望别人来做，我顾不上那么多，而且我对免疫学也不内行，只是想开辟一条路，引起点兴趣。
第三个就是我现在花功夫最多的，关于截瘫的治疗问题，其实也可以说这是我最后抓的，也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梦。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已经想这个事了，为什么中枢神经系统损坏以后就不能再生？脑子脊髓是中枢神经，长在胳臂、腿里头的叫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切断以后它可以再生，切断以后把它接起来，我们叫远测，那个纤维都已经变性了，等于说是消失掉了，然后新的神经又长出来了，1天1毫米左右往出长就可以的。那么中枢神经为什么没有？其实100年以前就有人说过可以长，但是长不好，到80年代初加拿大有人做了更系统一点的研究，证明是可以长出来的。周围神经为什么可以长，因为周围神经有个管子，条件比较好，它实验的想法也比较好，把周围神经取一段插到脑子或者是脊髓里面，看脑子、脊髓里面的神经细胞有没有突起长出来。是可以长出来的，一直长到这个周围神经末端，那很好，那么我再把这个塞回去，再插到脑子里头它只长出一点点就停住了，不能再往外长。我认为这明确了两大问题：（1）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纤维断了以后可以重新再长，这是再生，那么通常不是指细胞本身再分裂，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神经再生主要是纤维在往外长。（2）中枢神经系统的纤维切断以后可以长，周围的神经一直长，但是植进去以后它就不能再长，说明中枢神经细胞具备再生的内因，但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环境不利于生长，就是说外因不利于生长，这是很有道理的，从进化角度讲很有道理。从80年代以后，全世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看到希望越来越大，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全世界有多少万截瘫病人不知道，中国说是有40万，有人说100万，没有精确的数字。既然有这两个条件了，所有研究就是怎么加强它的内因，怎么改善那个外因让它适合生长，那么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充满信心。只要你知道这个道理，你总有办法来改变它，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是会有的。当然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没那么容易，但是这个梦我相信会实现，不是我实现就是别人也会实现。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梦想在您有生之年会实现吗？
鞠躬：这就看上帝，就看上帝给我多少年了。我估计在5年到10年之内就有相对说来比较好的临床方案，或者说可行的方案，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我可能还看得见。
记者：在科学探索这条路上，对于科学家来讲，是对意志力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需要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坚强的、完整的自我精神世界。
鞠躬：这是两方面的事，一个就是说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管成功、失败，你怎么去追求，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个科学态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就看脑子里有点子没点子，这个非常重要。
记者：您觉得您从事这个研究的兴趣在哪里，乐观在哪里？
鞠躬：一个我觉得它很重要，这肯定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将来的实践上看都是如此。最开始的时候学医就是为了要治病，做理论研究也是因为我对理论研究感兴趣，最终目的还是要治病。还有科学家的洞察力也很重要，或者通俗一点，看的问题，看到什么现象你能不能看出什么名堂来，能不能很敏锐地感觉到里头有什么东西，另外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你有办法没有，想得出解决办法没有，要有点子，就是说有点子在那儿，总归会成功。
记者：2004年，您作为观摩嘉宾，应邀参加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颁奖典礼。我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您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真地获得突破、取得成果的话，它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鞠躬：刚才你说的事儿倒是真的，因为我跟我在凯恩斯卡的那个朋友谈过现在这个事，他说那可是诺贝尔奖的课题。
如今，年届七旬的鞠躬为了实现他的三个梦想，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紧张工作状态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承诺，一个在他心中深深埋藏着的、痛苦的承诺。
鞠躬：怎么说呢，简单一点，我有个女儿“文化大革命”期间死掉了。
记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之下呢？
鞠躬：上山下乡。她非常努力，拼命干活，学校里念书的时候老师非常喜欢她，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想提，只能埋在心里。她其实对上山下乡本身倒也不见得有什么，但是在农村遇到些事情，她根本不会处理，所以她那时候精神已经失常了。
记者：她后来实际上已经回城了，已经和你们在一起了，但是她心理上承受不了？
鞠躬：对，我想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很会走关系，很会去弄这些事的人，所以我也没能够帮她多少忙。
记者：您觉得这样一种难以接受，或者说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您的身边发生，那么您是不是反而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您的研究上？
鞠躬：其实我对社会从来没有悲观过，对我们国家也从来没有悲观过，尽管这些事情我是恨透了，可以说是看不惯这些个事，再加上我本身的遭遇，但是对国家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国家不行了。其实这些也是我的一个拼命工作的支持，我把女儿的不幸归结为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这种支持是什么？
鞠躬：我得拼命干活儿。
记者：干活儿就是对女儿的补偿吗？
鞠躬：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您的工作能够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吗？
鞠躬：不可能，但是我是一部分，我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来。
记者：希望这个社会进步。
鞠躬：拼命干活儿。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鞠躬在痛失爱女时的无助与绝望，但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男子汉的执著和刚强。
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底、坦然笑对人生的鞠躬，俯仰天地，无愧人生。
记者：您刚才讲到在您父亲那一代，包括他周围的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给您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对人生观的理解，那么在您后来自己的经历当中，其实遭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挫折和磨砺，您觉得这种人生观有改变吗？
鞠躬：你问我现在？没有改变，没有后悔。
记者：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人生观给您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和感受？
鞠躬：我心里的安静吧。
记者：这是最重要的。
鞠躬：对，我对得起我的父母，我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的孩子们。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肖兰整理）
（责任编辑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