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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由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中一些重要段落均由毛泽东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其中一段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严重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批判，无端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这使李先念大为震惊。通过这次会议，特别是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对彭真及其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的尖锐批评后，李先念感到高层领导中的紧张气氛，但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力图理解贯彻中央的决定。6月1日，在财贸战线“四清”座谈会上，他一方面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一些精神，同时也讲：“中央已经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许多同志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自己就有这错误。”同日，毛泽东指示，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展开。
“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长期工作的劳累，王震的身体状况很不好。1964年9月，国务院主管农林口工作的谭震林对王震说：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决定你离职休养两年，农垦部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由陈漫远代理。这一决定王震当时是极不情愿接受的。1966年3月下旬，王震曾短期从湖南回到北京，同许多老同志一样，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打倒“彭罗陆杨”，不理解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场政治运动。6月19日，谭震林再次批准王震“继续休养”，并嘱陈漫远亲自去“动员”催促，王震只得离京回湖南。随后，农垦部展开了对王震的揭批斗争。
当时，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分管财贸口工作。在过去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的工作中，他与王震一起工作过，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李先念尽管自身的命运莫测，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但在周恩来支持下，他仍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方式保护受冲击的一些老干部，王震就是其中之一。从1966年到1968年，李先念为保护王震，亲自出席农垦部的有关会议，多次和谭震林商量，几次与王震交谈，解决思想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此间李先念有关保护王震的批示与活动有14次之多。
1966年6月20日，在王震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农垦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动员揭批王震。有人在会上说：王震不在家，并不影响对他的揭发。现在背靠背，将来面对面。对他可以出大字报，必要时还可以把他叫回来。在随后的40天时间内，农垦部连接召开了18次党组扩大会议，对王震采取“缺席”批评，集中揭发他所谓的“反党”罪行。农垦部的个别领导不仅自上而下地煽动群众反对王震，还整理了王震的所谓“四反”材料上报中央。
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李先念在各种场合强调大字报不准上街；党内党外要有区别；党和国家机密、个人政治历史及作风问题、涉外问题都不准贴大字报；运动要有步骤进行；特别反对对领导干部的揪斗和人身迫害。
7月底，王震从湖南回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决定》公布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社会动乱急速加剧，无政府状况急剧膨胀，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到处发生，许多干部遭揪斗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王震也接到请柬，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是，就在当天接见活动结束之后，有人便组织了200多人的队伍到王震家。他们事先准备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头子王震”，进门之后，趁王震不备，一下子挂到他的脖子上，狂呼“打倒王震”、“砸烂王震独立王国”等口号。王震怒火中烧，一下子把牌子摔在地上，并高喊：“我是革命的!”
得知农垦部造反派闯进王震家揪斗王震的消息后，受周恩来指示，李先念于当天下午到农垦部，听取农垦部党组的情况汇报。会上有人问：王震是不是黑帮?李先念气愤地回答：我怎么下这个结论?你又怎么下这个结论呢?对方无言以对。在农垦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李先念说：“王震同志的材料我看了。我过去对王震同志比较熟悉，也比较了解。在一起行过军、打过仗，在一起工作过。中央其他同志对他也是了解的。”第二天，李先念又将《农垦部群众代表与王震谈话情况》报送李富春并周恩来，并称：“对王震同志的问题，搞得愈来愈不像话，这样下去不好。请富春和总理抽时间谈一次，把方针确定下来。”
8月24日，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农垦部造反派代表，明确指出：“王震功大于过。王震从江西红军开始，到长征过草地，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铁道兵到农垦部，也一直是跟着毛主席的。”“王震同志够不上黑帮。”“我讲的这些话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是毛主席决定的。”
可是，有人仍不甘心。他们频繁策划，一再提出要批斗王震，妄图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这受到李先念的抵制。8月27日，李先念将农垦部文革委员会抓王震到农垦部斗争情况的材料送给谭震林，批语说：“遵照富春同志批示，送陈漫远和党委同志阅好。”30日，李先念又将农垦部群众针对王震的4张大字报批送薄一波，批语说：“群众意见，当时是不应当满足的。昨天总理告，王震应当限期把检查写出，并请你看一下，提点意见。”
王震的检讨是周恩来布置写的，李先念高度重视。9月7日，他致信李富春：“王震同志的检讨，已看过。电话中与震林同志商量，先讲了再让群众提意见，横直群众总是不满意的。讲了之后，宣布：停职反省，闭门思过。这样，王震同志即可以休息，并根据群众意见，再写一次检讨即可，如何，请决定。”周恩来对农垦部召开王震批判会明确指示：会场不许挂横标；王震作检查时，群众不喊口号，不插话；王震可按讲稿念。带着周恩来的指示，李先念于9月18日晚召集农垦部有关人员开会，反复做说服工作，告诫他们应按最高指示办事，不要把检讨会开成批判会。 农垦部的有些人根本不顾周总理的指示和李先念同志的劝解，一意孤行。第二天，当李先念、谭震林等到达全国政协礼堂时，会场仍打出“揭发批判王震反党言行大会”的横标，仍有人带头呼喊“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把会场气氛搞得异常紧张，李先念十分反感。王震镇静地念完检查稿，没有承认任何强加给他的所谓“罪行”。但是，由于有人操纵，一些人在发言中无限上纲，把王震当成敌我矛盾加以批判，没有一人称王震为“同志”。批判会没有结束，李先念就愤然退场，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967年二月抗争后，李先念不能直接出面为王震说话了，但他一如继往地关心王震的处境，及时向周恩来反映。3月17日，他接到王震要求回湖南和提议进口优良种子的信后，立即报告周恩来：“几天找不着王震同志，大概已经走了，我还可以继续找，如果他已到湖南，就让他在那里休息，如何?请示。”5月31日，李先念同王震谈话时，王震将自己5月6日对群众讲话的材料送李先念阅，得到基本认同。次日，李先念将该材料转送周恩来、谭震林阅。10月24日，李先念看到农垦部群众组织“延安兵团”要求批斗王震的材料，立即批给联络员并报告周恩来：“我看不能批。”11月，王震致信李先念，表示自己“反复地痛定思痛，想了又想，恳请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受基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教育”。信中还具体提出到海边或山区“一个公社生产队去长期安家落户”。随后，李先念将此信批给联络员。后因具体事宜，下放事情暂搁。
1968年初，在军代表即将进驻农垦部时，部内两派因王震是否出席欢迎军代表一事发生争执。1月9日，李先念批示：“王震同志不出去，出去之后反而对王震同志不好，可能会加强两派对立。还是由群众自己去商量。如果商量不好，并商得军代表同意，军代表可以自己进部。”军代表进驻农垦部后，王震请求批准到农垦部学习班学习。2月21日，李先念将这个报告报送周恩来。3月15日，当收到农垦部军代表送来的“关于农垦部两派群众组织情况和王震情况的信”后，李先念一面将信报送周恩来，一面根据周恩来16日批示“先念同志，请将此信送王震同志一阅”，决定找王震面谈。在谈话中，李先念建议王震正确对待群众意见，并告之同意军代表提出的让王震写个书面检查报告的意见。
1969年10月，因战备形势紧张，中共中央准备把一批老同志疏散到外地去，这其中就有王震。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王震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想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想法。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也好。10月18日，王震及全家离开北京赴江西，开始了两年的下放生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下，陆续起用了一些老同志，王震就是其中之一。9月29日，王震奉召回到北京，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以后，王震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铁道、邮电、交通和供销总社，在工作中与李先念相互支持，在危难时期，苦撑共和国经济危局，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又齐立新功。
(责任编辑 刘荣刚)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批判，无端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这使李先念大为震惊。通过这次会议，特别是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对彭真及其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的尖锐批评后，李先念感到高层领导中的紧张气氛，但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力图理解贯彻中央的决定。6月1日，在财贸战线“四清”座谈会上，他一方面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一些精神，同时也讲：“中央已经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许多同志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自己就有这错误。”同日，毛泽东指示，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展开。
“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长期工作的劳累，王震的身体状况很不好。1964年9月，国务院主管农林口工作的谭震林对王震说：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决定你离职休养两年，农垦部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由陈漫远代理。这一决定王震当时是极不情愿接受的。1966年3月下旬，王震曾短期从湖南回到北京，同许多老同志一样，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打倒“彭罗陆杨”，不理解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场政治运动。6月19日，谭震林再次批准王震“继续休养”，并嘱陈漫远亲自去“动员”催促，王震只得离京回湖南。随后，农垦部展开了对王震的揭批斗争。
当时，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分管财贸口工作。在过去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的工作中，他与王震一起工作过，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李先念尽管自身的命运莫测，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但在周恩来支持下，他仍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方式保护受冲击的一些老干部，王震就是其中之一。从1966年到1968年，李先念为保护王震，亲自出席农垦部的有关会议，多次和谭震林商量，几次与王震交谈，解决思想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此间李先念有关保护王震的批示与活动有14次之多。
1966年6月20日，在王震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农垦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动员揭批王震。有人在会上说：王震不在家，并不影响对他的揭发。现在背靠背，将来面对面。对他可以出大字报，必要时还可以把他叫回来。在随后的40天时间内，农垦部连接召开了18次党组扩大会议，对王震采取“缺席”批评，集中揭发他所谓的“反党”罪行。农垦部的个别领导不仅自上而下地煽动群众反对王震，还整理了王震的所谓“四反”材料上报中央。
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李先念在各种场合强调大字报不准上街；党内党外要有区别；党和国家机密、个人政治历史及作风问题、涉外问题都不准贴大字报；运动要有步骤进行；特别反对对领导干部的揪斗和人身迫害。
7月底，王震从湖南回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决定》公布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社会动乱急速加剧，无政府状况急剧膨胀，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到处发生，许多干部遭揪斗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王震也接到请柬，登上天安门城楼。可是，就在当天接见活动结束之后，有人便组织了200多人的队伍到王震家。他们事先准备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头子王震”，进门之后，趁王震不备，一下子挂到他的脖子上，狂呼“打倒王震”、“砸烂王震独立王国”等口号。王震怒火中烧，一下子把牌子摔在地上，并高喊：“我是革命的!”
得知农垦部造反派闯进王震家揪斗王震的消息后，受周恩来指示，李先念于当天下午到农垦部，听取农垦部党组的情况汇报。会上有人问：王震是不是黑帮?李先念气愤地回答：我怎么下这个结论?你又怎么下这个结论呢?对方无言以对。在农垦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李先念说：“王震同志的材料我看了。我过去对王震同志比较熟悉，也比较了解。在一起行过军、打过仗，在一起工作过。中央其他同志对他也是了解的。”第二天，李先念又将《农垦部群众代表与王震谈话情况》报送李富春并周恩来，并称：“对王震同志的问题，搞得愈来愈不像话，这样下去不好。请富春和总理抽时间谈一次，把方针确定下来。”
8月24日，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农垦部造反派代表，明确指出：“王震功大于过。王震从江西红军开始，到长征过草地，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铁道兵到农垦部，也一直是跟着毛主席的。”“王震同志够不上黑帮。”“我讲的这些话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是毛主席决定的。”
可是，有人仍不甘心。他们频繁策划，一再提出要批斗王震，妄图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这受到李先念的抵制。8月27日，李先念将农垦部文革委员会抓王震到农垦部斗争情况的材料送给谭震林，批语说：“遵照富春同志批示，送陈漫远和党委同志阅好。”30日，李先念又将农垦部群众针对王震的4张大字报批送薄一波，批语说：“群众意见，当时是不应当满足的。昨天总理告，王震应当限期把检查写出，并请你看一下，提点意见。”
王震的检讨是周恩来布置写的，李先念高度重视。9月7日，他致信李富春：“王震同志的检讨，已看过。电话中与震林同志商量，先讲了再让群众提意见，横直群众总是不满意的。讲了之后，宣布：停职反省，闭门思过。这样，王震同志即可以休息，并根据群众意见，再写一次检讨即可，如何，请决定。”周恩来对农垦部召开王震批判会明确指示：会场不许挂横标；王震作检查时，群众不喊口号，不插话；王震可按讲稿念。带着周恩来的指示，李先念于9月18日晚召集农垦部有关人员开会，反复做说服工作，告诫他们应按最高指示办事，不要把检讨会开成批判会。 农垦部的有些人根本不顾周总理的指示和李先念同志的劝解，一意孤行。第二天，当李先念、谭震林等到达全国政协礼堂时，会场仍打出“揭发批判王震反党言行大会”的横标，仍有人带头呼喊“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把会场气氛搞得异常紧张，李先念十分反感。王震镇静地念完检查稿，没有承认任何强加给他的所谓“罪行”。但是，由于有人操纵，一些人在发言中无限上纲，把王震当成敌我矛盾加以批判，没有一人称王震为“同志”。批判会没有结束，李先念就愤然退场，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967年二月抗争后，李先念不能直接出面为王震说话了，但他一如继往地关心王震的处境，及时向周恩来反映。3月17日，他接到王震要求回湖南和提议进口优良种子的信后，立即报告周恩来：“几天找不着王震同志，大概已经走了，我还可以继续找，如果他已到湖南，就让他在那里休息，如何?请示。”5月31日，李先念同王震谈话时，王震将自己5月6日对群众讲话的材料送李先念阅，得到基本认同。次日，李先念将该材料转送周恩来、谭震林阅。10月24日，李先念看到农垦部群众组织“延安兵团”要求批斗王震的材料，立即批给联络员并报告周恩来：“我看不能批。”11月，王震致信李先念，表示自己“反复地痛定思痛，想了又想，恳请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受基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教育”。信中还具体提出到海边或山区“一个公社生产队去长期安家落户”。随后，李先念将此信批给联络员。后因具体事宜，下放事情暂搁。
1968年初，在军代表即将进驻农垦部时，部内两派因王震是否出席欢迎军代表一事发生争执。1月9日，李先念批示：“王震同志不出去，出去之后反而对王震同志不好，可能会加强两派对立。还是由群众自己去商量。如果商量不好，并商得军代表同意，军代表可以自己进部。”军代表进驻农垦部后，王震请求批准到农垦部学习班学习。2月21日，李先念将这个报告报送周恩来。3月15日，当收到农垦部军代表送来的“关于农垦部两派群众组织情况和王震情况的信”后，李先念一面将信报送周恩来，一面根据周恩来16日批示“先念同志，请将此信送王震同志一阅”，决定找王震面谈。在谈话中，李先念建议王震正确对待群众意见，并告之同意军代表提出的让王震写个书面检查报告的意见。
1969年10月，因战备形势紧张，中共中央准备把一批老同志疏散到外地去，这其中就有王震。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王震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想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想法。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也好。10月18日，王震及全家离开北京赴江西，开始了两年的下放生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下，陆续起用了一些老同志，王震就是其中之一。9月29日，王震奉召回到北京，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以后，王震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铁道、邮电、交通和供销总社，在工作中与李先念相互支持，在危难时期，苦撑共和国经济危局，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又齐立新功。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