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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需要新的回归，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它自身。而这，绝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人在完整生命意义上所应获得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
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将至，国家诸多建设成果在国内媒体上得到了集中展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汇集了对国家重要领域事务的纲领性表述以及公民应该持有的态度。逐条阅读，其中，第12条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立国之本在人，一切事业的落脚点在人，回顾与总结60年来新中国在人的领域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经验，为大写的“人’的未来探索方向，将是国家庆典中最富于意义的篇章。
深入历史的“人本”
现代政治离不开理念的凝聚和传播，一种执政理念只有生动凝结为简洁有力的口号，才能在最大范围的人群中激起共鸣与相从。通过口号的营销，满足与抚慰人群共性的心理需求，不断唤起水灵灵的新希望，取代枝头原来那几片叶子。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被正式提出，“以人为本”在那个秋天进入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
《求是》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不是任何其他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命题。”一个政党的活力就表现在它能不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提出新的时代命题。而命题的有效性不表现在它为某一政党所特有，而表现在它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们的普遍共识和正当利益。正因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命题，超越了狭隘的利益集团诉求，所以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尽管春秋时期管仲早就说过“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孔子在马棚失火后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因为人比马重要；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以人为本”真正具有现代哲学意义、具有社会实践的可能，要等到近代人本主义的出现。
通常的教科书版本是这样的：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相对应，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
如上所述，人文主义思潮应是人本主义的母亲。但专业研究却表明，“人文主义”是19世纪杜撰出来的用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从未使用过该词。严肃的历史学家甚至建议删去冠在许多人头上的“人文主义者”的称号，因为他们并没有一致的哲学主张和政治思想。有限的共识仅仅在于，他们都曾主张越过中世纪，直接阅读古代经典；而在信仰方面，竟然都相当敬虔。显然，历史被人们从当代的兴趣出发重构了。
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义思想阐述者，是费尔巴哈，“人”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和最高对象，他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然而，19世纪初普遍弥漫的乐观主义情绪无疑也洗礼了费尔巴哈杰出的头脑，正是在他以及他的后继者那里，人为自己加冕，成为自己的主宰，上帝不过是人头脑创造出来的产物，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人本”，究竟是以人的理性为本，还是以人的本能为本?^何来的自信，认为自身的理性部分必然战胜本能冲动?对人自身的顶礼膜拜带来了对自然对同类的胆大妄为，于是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黯然的时代。神圣事物被拉下马后空出来的位置，被一干领袖或野心家觊觎，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一尊新神，由这些伟大人物发出的“神圣”号召，开启了无数噩梦，反思这一切，令人恐惧的不是人的能力不足，而是人的能力没有了边界。
清醒的声音最易被喧嚣的时代所忽略。当人们不甘心乌托邦仅仅作为空想和对现实的批判对照存在，不惜代价要把其拉入现实世界的时候，马克思的同龄人布克哈特卻在1872年预言现代工业与军事政权的交汇、极权主义对人的控制，终其一生，布克哈特向往的是文化自由自在地蓬勃发展，而从不赞叹大国专制或是庙堂森严。蒲鲁东则在1860年预见到了集体大屠杀的出现，只是，有几个人肯信他?
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驱除并没有赢得人的全面解放，反而陷入了拜物教的新奴役，也就是说，被人本主义胜利攻占的阵地几乎一夜之间吊诡地升了“物本主义”的旗号，并开始了空前放肆的狂欢：货币成为新宗教，被无数人虔诚地信奉着。消费主义成为比人本主义更诚实的对世界的描述。
新技术是好帮手吗?
公开承认拜金，因为过于粗鄙而被有教养的人们否认。一个更理性更文明的选择，是信奉科学的力量。西美尔早就指出，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它是承载一切千差万别事物的等价物，自身却空无一物。由货币激发而壮大的现代精神力量只有一种：理性。科学研究最需要理性、客观，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力量有目共睹，于是，科学成为一种新信仰，而且是每个人乐于公开标榜谈论的信仰。
然而，正如理性本身只是精神手段，要想使这些手段起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目的，而目的唯有意志才能创造。科学同样如此，它需要目的的引领，更何况，科学无法改变人性。物质的完美永远无法取代人的完善。
早在19世纪初，正是对科学的迷信，让法国的孔德天真地预见，现代工业必然要导致消灭战争。德国的洛维特在一个多世纪后以迟到的尖锐坦率地指出：“他没有看到，人在统治自然方面的任何进步，都造成了屈辱的新形式和新程度，所有进步的手段也同样是倒退的手段。”
对于那些把希望寄托在科学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出现，以为政治问题可以由技术来解决的人们来说，要接受洛维特的坦率，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一点勇气。他们最不该忽视的是，在博弈中占据上风的利益集团比弱势者更有条件和机会掌握新技术、利用新技术，为无人性的技术附加一个意志，设定一个服务对象。技术决定论高估了某一具体的技术手段超越特定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可能。
互联网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人们对它寄予了不切实的厚望，认为它将带来民主化，这种模式化的思维过于简单机械了。最典型的言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发表的，他把中国的网络监管比作“把果冻钉上墙”的徒劳努力；而6年后，连微软、雅虎、谷歌都不顾国际组织的抗议开始配合政府的网络审查；9年后的今天，果冻在哪?——在墙上。中国的网络以防火墙的技术实力傲然于世，在一波波“扫黄”的网络治理整顿中，人们付出的代价是信息来源多样性的损失，或许还有现实世界里“小姐”的泛滥。
德鲁克说过，效率是把事情做对、做好，而效果是做真正该做的事。科学和技术只负 责解决效率问题，不过问效果。
事实证明，新技术对生活本质的影响被一厢情愿地夸大了。在网络时代里，没有网络，新疆人民一样生活着，还可能因祸得福：那些让父母头痛的网瘾少年全都不治而愈。库尔班大叔究竟是骑毛驴上北京还是坐飞机上北京，只是技术问题，根本不重要。他去北京的目的无非是在精神层面上看望毛主席，在政治层面上反映基层的成绩和问题，在经济层面上希望不要把工程全都包给一小撮人。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投票表决地方父母官的政绩，为什么还要去北京?
技术作为手段，无法救助人本主义的贫困，因为这种贫困是目的论意义上的贫困。
人的空间和前景
在中国，“人本”面临着叠加因素的多重考验。在人口、人力、人权、人心几个层面上，随着人从生物性的存在、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低级附属物，成为具有一定技能、能够自由流动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到成为拥有完整而立体的权利的政治人、社会人，不再是单向度的经济动物，最终凭借精神领域的超越追求、作为一只会思想的芦苇而确立人的尊严，不同的人因为迥异的人生际遇而停在不同的阶段，每个环节都有痛苦的个体在午夜徘徊不眠。而当个体的自我实现需求与体制性的障碍产生冲突，这种痛苦将成为无所不在的压抑的来源。
基本的物质匮乏使任何一种理念都显得虚伪飘渺，个体权利被尊重的程度如果处于一种稳定可预期的状态中，将大大提高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数亿人被一个部门负责按照一个模式教育，不可避免地要以损失文化的创造力为代价，网络民族主义的泛滥则可被视为这种教育的一个成果。在精神领域，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生前一直呼吁——让宗教团体成为在党及政府的领导下，在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按照自身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享有自身的人事、财务、业务自主权的宗教徒的民间性团体。
“国家”、“国”与“家”之间，以社会化生存为特点的人类，当他／她的社会空间仅仅作为一个消费娱乐场存在着，其权利拓展的可能就被大大削弱了。所谓开放社会，就是要把“人本”的空间嵌入“国”与“家”之间。自2001年户口制度改革试点以来，几乎每年核心媒体都会发布有关该领域的全局或地方性改革措施的消息，但回头看，表面化已经成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显著特色。改革的艰巨性证明，户口政策绝不仅仅承担着社会控制的功能，它同时也是资源分配、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制度安排，它不只是水闸，同时是一台水泵。户口制度是判断“人本”前景的晴雨表，如果户口制度最终实现了理想化的目标，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根本扭转。
中国政府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尚未批准其生效。公约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普遍原则的认可和一种积极自信的态度，这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而公约的批准与实行，不妨被视为是技术性的，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权衡实际效果，把握时机，而不沦为表面文章。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确立、改善与实践，无疑为公民权利落地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营造了氛围。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类似的问题。天下为公的胸襟、学习的能力与自由的试错机制，既不狂妄、僭越，又不妄自菲薄，将有助于缩短摸索解决之道的时间。
今天，人本主义被认为具有成为中国各族群共享的核心价值的可能。每一个曾经鲜活具体的概念，都是在诸多限制条件如灰尘般的层层覆盖之下，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中被风干。而根本性的难点还在于终极意义上人本主义面临的悖论，这是全体人类最终无从逃避的考验。
正如流行歌曲里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人們通常只有指着更高的事物才有可能起誓立约。“以人为本”就像是一个约定，历史地看，人类从未实现过，因为这个约定从出现开始就失去了缔约的另一方。人人心中都有个魔鬼，如果一切行为都是人自己的选择、都以人的自身好恶为归依，人类失去自身之外超越视角的审视，就将最终失去判断的标准，相对主义的陷阱将使人们不再有能力和信心断定，哪种做法是不“以人为本”的，从历史本身无法引申出批判历史的原则。
人本主义需要新的回归，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它自身。而这，绝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人在完整生命意义上所应获得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只有为“人本”核心价值的各种可能释放最充分的空间，它才能在历史的夜空中闪亮。
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将至，国家诸多建设成果在国内媒体上得到了集中展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汇集了对国家重要领域事务的纲领性表述以及公民应该持有的态度。逐条阅读，其中，第12条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立国之本在人，一切事业的落脚点在人，回顾与总结60年来新中国在人的领域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经验，为大写的“人’的未来探索方向，将是国家庆典中最富于意义的篇章。
深入历史的“人本”
现代政治离不开理念的凝聚和传播，一种执政理念只有生动凝结为简洁有力的口号，才能在最大范围的人群中激起共鸣与相从。通过口号的营销，满足与抚慰人群共性的心理需求，不断唤起水灵灵的新希望，取代枝头原来那几片叶子。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被正式提出，“以人为本”在那个秋天进入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
《求是》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不是任何其他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命题。”一个政党的活力就表现在它能不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提出新的时代命题。而命题的有效性不表现在它为某一政党所特有，而表现在它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们的普遍共识和正当利益。正因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命题，超越了狭隘的利益集团诉求，所以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尽管春秋时期管仲早就说过“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孔子在马棚失火后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因为人比马重要；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以人为本”真正具有现代哲学意义、具有社会实践的可能，要等到近代人本主义的出现。
通常的教科书版本是这样的：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相对应，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
如上所述，人文主义思潮应是人本主义的母亲。但专业研究却表明，“人文主义”是19世纪杜撰出来的用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从未使用过该词。严肃的历史学家甚至建议删去冠在许多人头上的“人文主义者”的称号，因为他们并没有一致的哲学主张和政治思想。有限的共识仅仅在于，他们都曾主张越过中世纪，直接阅读古代经典；而在信仰方面，竟然都相当敬虔。显然，历史被人们从当代的兴趣出发重构了。
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义思想阐述者，是费尔巴哈，“人”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和最高对象，他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然而，19世纪初普遍弥漫的乐观主义情绪无疑也洗礼了费尔巴哈杰出的头脑，正是在他以及他的后继者那里，人为自己加冕，成为自己的主宰，上帝不过是人头脑创造出来的产物，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人本”，究竟是以人的理性为本，还是以人的本能为本?^何来的自信，认为自身的理性部分必然战胜本能冲动?对人自身的顶礼膜拜带来了对自然对同类的胆大妄为，于是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黯然的时代。神圣事物被拉下马后空出来的位置，被一干领袖或野心家觊觎，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一尊新神，由这些伟大人物发出的“神圣”号召，开启了无数噩梦，反思这一切，令人恐惧的不是人的能力不足，而是人的能力没有了边界。
清醒的声音最易被喧嚣的时代所忽略。当人们不甘心乌托邦仅仅作为空想和对现实的批判对照存在，不惜代价要把其拉入现实世界的时候，马克思的同龄人布克哈特卻在1872年预言现代工业与军事政权的交汇、极权主义对人的控制，终其一生，布克哈特向往的是文化自由自在地蓬勃发展，而从不赞叹大国专制或是庙堂森严。蒲鲁东则在1860年预见到了集体大屠杀的出现，只是，有几个人肯信他?
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驱除并没有赢得人的全面解放，反而陷入了拜物教的新奴役，也就是说，被人本主义胜利攻占的阵地几乎一夜之间吊诡地升了“物本主义”的旗号，并开始了空前放肆的狂欢：货币成为新宗教，被无数人虔诚地信奉着。消费主义成为比人本主义更诚实的对世界的描述。
新技术是好帮手吗?
公开承认拜金，因为过于粗鄙而被有教养的人们否认。一个更理性更文明的选择，是信奉科学的力量。西美尔早就指出，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它是承载一切千差万别事物的等价物，自身却空无一物。由货币激发而壮大的现代精神力量只有一种：理性。科学研究最需要理性、客观，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力量有目共睹，于是，科学成为一种新信仰，而且是每个人乐于公开标榜谈论的信仰。
然而，正如理性本身只是精神手段，要想使这些手段起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目的，而目的唯有意志才能创造。科学同样如此，它需要目的的引领，更何况，科学无法改变人性。物质的完美永远无法取代人的完善。
早在19世纪初，正是对科学的迷信，让法国的孔德天真地预见，现代工业必然要导致消灭战争。德国的洛维特在一个多世纪后以迟到的尖锐坦率地指出：“他没有看到，人在统治自然方面的任何进步，都造成了屈辱的新形式和新程度，所有进步的手段也同样是倒退的手段。”
对于那些把希望寄托在科学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出现，以为政治问题可以由技术来解决的人们来说，要接受洛维特的坦率，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一点勇气。他们最不该忽视的是，在博弈中占据上风的利益集团比弱势者更有条件和机会掌握新技术、利用新技术，为无人性的技术附加一个意志，设定一个服务对象。技术决定论高估了某一具体的技术手段超越特定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可能。
互联网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人们对它寄予了不切实的厚望，认为它将带来民主化，这种模式化的思维过于简单机械了。最典型的言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发表的，他把中国的网络监管比作“把果冻钉上墙”的徒劳努力；而6年后，连微软、雅虎、谷歌都不顾国际组织的抗议开始配合政府的网络审查；9年后的今天，果冻在哪?——在墙上。中国的网络以防火墙的技术实力傲然于世，在一波波“扫黄”的网络治理整顿中，人们付出的代价是信息来源多样性的损失，或许还有现实世界里“小姐”的泛滥。
德鲁克说过，效率是把事情做对、做好，而效果是做真正该做的事。科学和技术只负 责解决效率问题，不过问效果。
事实证明，新技术对生活本质的影响被一厢情愿地夸大了。在网络时代里，没有网络，新疆人民一样生活着，还可能因祸得福：那些让父母头痛的网瘾少年全都不治而愈。库尔班大叔究竟是骑毛驴上北京还是坐飞机上北京，只是技术问题，根本不重要。他去北京的目的无非是在精神层面上看望毛主席，在政治层面上反映基层的成绩和问题，在经济层面上希望不要把工程全都包给一小撮人。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投票表决地方父母官的政绩，为什么还要去北京?
技术作为手段，无法救助人本主义的贫困，因为这种贫困是目的论意义上的贫困。
人的空间和前景
在中国，“人本”面临着叠加因素的多重考验。在人口、人力、人权、人心几个层面上，随着人从生物性的存在、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低级附属物，成为具有一定技能、能够自由流动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到成为拥有完整而立体的权利的政治人、社会人，不再是单向度的经济动物，最终凭借精神领域的超越追求、作为一只会思想的芦苇而确立人的尊严，不同的人因为迥异的人生际遇而停在不同的阶段，每个环节都有痛苦的个体在午夜徘徊不眠。而当个体的自我实现需求与体制性的障碍产生冲突，这种痛苦将成为无所不在的压抑的来源。
基本的物质匮乏使任何一种理念都显得虚伪飘渺，个体权利被尊重的程度如果处于一种稳定可预期的状态中，将大大提高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数亿人被一个部门负责按照一个模式教育，不可避免地要以损失文化的创造力为代价，网络民族主义的泛滥则可被视为这种教育的一个成果。在精神领域，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生前一直呼吁——让宗教团体成为在党及政府的领导下，在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按照自身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享有自身的人事、财务、业务自主权的宗教徒的民间性团体。
“国家”、“国”与“家”之间，以社会化生存为特点的人类，当他／她的社会空间仅仅作为一个消费娱乐场存在着，其权利拓展的可能就被大大削弱了。所谓开放社会，就是要把“人本”的空间嵌入“国”与“家”之间。自2001年户口制度改革试点以来，几乎每年核心媒体都会发布有关该领域的全局或地方性改革措施的消息，但回头看，表面化已经成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显著特色。改革的艰巨性证明，户口政策绝不仅仅承担着社会控制的功能，它同时也是资源分配、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制度安排，它不只是水闸，同时是一台水泵。户口制度是判断“人本”前景的晴雨表，如果户口制度最终实现了理想化的目标，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根本扭转。
中国政府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尚未批准其生效。公约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普遍原则的认可和一种积极自信的态度，这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而公约的批准与实行，不妨被视为是技术性的，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权衡实际效果，把握时机，而不沦为表面文章。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确立、改善与实践，无疑为公民权利落地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营造了氛围。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类似的问题。天下为公的胸襟、学习的能力与自由的试错机制，既不狂妄、僭越，又不妄自菲薄，将有助于缩短摸索解决之道的时间。
今天，人本主义被认为具有成为中国各族群共享的核心价值的可能。每一个曾经鲜活具体的概念，都是在诸多限制条件如灰尘般的层层覆盖之下，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中被风干。而根本性的难点还在于终极意义上人本主义面临的悖论，这是全体人类最终无从逃避的考验。
正如流行歌曲里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人們通常只有指着更高的事物才有可能起誓立约。“以人为本”就像是一个约定，历史地看，人类从未实现过，因为这个约定从出现开始就失去了缔约的另一方。人人心中都有个魔鬼，如果一切行为都是人自己的选择、都以人的自身好恶为归依，人类失去自身之外超越视角的审视，就将最终失去判断的标准，相对主义的陷阱将使人们不再有能力和信心断定，哪种做法是不“以人为本”的，从历史本身无法引申出批判历史的原则。
人本主义需要新的回归，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它自身。而这，绝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人在完整生命意义上所应获得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只有为“人本”核心价值的各种可能释放最充分的空间，它才能在历史的夜空中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