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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许多人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未能阻止危机的发生?
吴玉山：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民主主要是一种决策方式，不一定能保证每件事都有好的结果；其次，金融危机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将来也还会有。每当经济成长快时，人们总会扩张信用，按照乐观的预期来接受风险，长此以往，难免会出问题，气球迟早会破，此时人们又会过度保守，这样一来衰退不可避免；衰退持续一段时间，又会回弹。这是经济规律，对任何制度都一视同仁。
《南风窗》：中国大陆在此次危机中损失相对较小，是否证明了中国特色体制的优越性?
吴玉山：我想，对一个体制是否优越的判断，应该要和当前的事件拉开距离，从一个宏观和平均的角度去看，而不能用现在的情况来笼统概括。大陆目前的处境比较好，我认为和大陆所奉行的体制没有必然的关系。大陆在应对金融危机上的优势在于，首先它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外销落下去了，国内市场的容量仍然很大，所以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这和体制无关，而和大陆的人口多有关。
第二，大陆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国家仍然存留了大量行政干预的手段，掌握着很多的经济摇杆和资源，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可以很快地推进一些事情，比如家电下乡和4万亿救市计划，这同样和民主不民主无关。
第三，大陆以往的经济成长速度很很快，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强，可以拿出很多钱进行救市。所以，大陆在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在我看来更多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
《南风窗》：威权体制是否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吴玉山：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东亚的威权模式更能促进经济发展；日本经济腾飞的时候，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成分也很薄弱，一党独大，财阀政治献金，被称为“软性威权”；韩国的军人体制同样创造了“汉江奇迹”；新加坡不被西方认为是民主国家；香港当时是殖民地；台湾两蒋推行的体制也不民主，但这并不妨碍这些经济体创造奇迹。
但从更长远的时空来看，以上经济体最后都或多或少面临着转型和改革的问题。这是因为，人均CDP在1000美元左右时，人们会觉得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但到了5000美元、1万美元或者更高的时候，人们的想法就不同了，他们会对分配不公、环境污染、个人权益受损等问题更为关注和敏感，希望媒体有不同的声音，希望社会更为人性和温和。所以，对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应该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
民主更适合稳定、未来可预期的时候，在紧急情况下，民主的效率很可能比不上专制和威权，因此但凡出现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对民主肯定是不好的。因为金融危机之下，人们希望能立竿见影地对付危机，因此更能接受权力集中，这样就会导致行政专权。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受制约的，是在大的框架里头的，集权有限度，而且是暂时的，危机一解除，一切又会回复原状。
但在一些基本民主制度没有确立的国家里，政治人物集权后就很可能不会放下，还可能用修改宪法等方式使之固定下来：另一种情况是，经济危机引发不满，人们上街游行，而社会上也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这样就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这两种情形下，都会出现民主的倒退。
《南风窗》：怎么看待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
吴玉山：从目前看，这种民粹情绪还是被控制在体系里头的。美国这个国家，你很容易看到它的缺点，但它的反省和修复能力也是很强的。从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上看，这件事一出，媒体马上披露，政府捂不住，必须要做出反应来平息民愤，进行补救，还要有人承担责任，这是美国的厉害之处。
而从长远发展上看，以往左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管制太多，容易扼杀经济的活力；右的自由放任又太自由了，也容易中问题，以后可能的合适的点，是两者中间的某个状态，向左或向右大幅度变动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看到。
《南风窗》：此轮全融危机，是否意味着东亚出口导向的国家必须向发展内需的方向转型?
吴玉山：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内部压力，要转型的话，就必须要明确取代山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而言，经济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内部市场都很大。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尤其有潜力，因为人们的储蓄率很高，只要解决了社会保障的问题，是有可能主要靠内需而不靠贸易的。
但对台湾、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而言，必须也只能靠出口，所谓的替代只可能是不同出口地区之间的替代，比如从主要向欧美出口转向主要向大陆出口：大陆的内需市场如果能启动，台商从主要在大陆制造转为直接向大陆出口产品，那么两岸之间的关联就会更加紧密。
吴玉山：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民主主要是一种决策方式，不一定能保证每件事都有好的结果；其次，金融危机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将来也还会有。每当经济成长快时，人们总会扩张信用，按照乐观的预期来接受风险，长此以往，难免会出问题，气球迟早会破，此时人们又会过度保守，这样一来衰退不可避免；衰退持续一段时间，又会回弹。这是经济规律，对任何制度都一视同仁。
《南风窗》：中国大陆在此次危机中损失相对较小，是否证明了中国特色体制的优越性?
吴玉山：我想，对一个体制是否优越的判断，应该要和当前的事件拉开距离，从一个宏观和平均的角度去看，而不能用现在的情况来笼统概括。大陆目前的处境比较好，我认为和大陆所奉行的体制没有必然的关系。大陆在应对金融危机上的优势在于，首先它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外销落下去了，国内市场的容量仍然很大，所以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这和体制无关，而和大陆的人口多有关。
第二，大陆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国家仍然存留了大量行政干预的手段，掌握着很多的经济摇杆和资源，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可以很快地推进一些事情，比如家电下乡和4万亿救市计划，这同样和民主不民主无关。
第三，大陆以往的经济成长速度很很快，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强，可以拿出很多钱进行救市。所以，大陆在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在我看来更多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
《南风窗》：威权体制是否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吴玉山：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东亚的威权模式更能促进经济发展；日本经济腾飞的时候，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成分也很薄弱，一党独大，财阀政治献金，被称为“软性威权”；韩国的军人体制同样创造了“汉江奇迹”；新加坡不被西方认为是民主国家；香港当时是殖民地；台湾两蒋推行的体制也不民主，但这并不妨碍这些经济体创造奇迹。
但从更长远的时空来看，以上经济体最后都或多或少面临着转型和改革的问题。这是因为，人均CDP在1000美元左右时，人们会觉得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但到了5000美元、1万美元或者更高的时候，人们的想法就不同了，他们会对分配不公、环境污染、个人权益受损等问题更为关注和敏感，希望媒体有不同的声音，希望社会更为人性和温和。所以，对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应该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
民主更适合稳定、未来可预期的时候，在紧急情况下，民主的效率很可能比不上专制和威权，因此但凡出现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对民主肯定是不好的。因为金融危机之下，人们希望能立竿见影地对付危机，因此更能接受权力集中，这样就会导致行政专权。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受制约的，是在大的框架里头的，集权有限度，而且是暂时的，危机一解除，一切又会回复原状。
但在一些基本民主制度没有确立的国家里，政治人物集权后就很可能不会放下，还可能用修改宪法等方式使之固定下来：另一种情况是，经济危机引发不满，人们上街游行，而社会上也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这样就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这两种情形下，都会出现民主的倒退。
《南风窗》：怎么看待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
吴玉山：从目前看，这种民粹情绪还是被控制在体系里头的。美国这个国家，你很容易看到它的缺点，但它的反省和修复能力也是很强的。从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上看，这件事一出，媒体马上披露，政府捂不住，必须要做出反应来平息民愤，进行补救，还要有人承担责任，这是美国的厉害之处。
而从长远发展上看，以往左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管制太多，容易扼杀经济的活力；右的自由放任又太自由了，也容易中问题，以后可能的合适的点，是两者中间的某个状态，向左或向右大幅度变动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看到。
《南风窗》：此轮全融危机，是否意味着东亚出口导向的国家必须向发展内需的方向转型?
吴玉山：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内部压力，要转型的话，就必须要明确取代山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而言，经济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内部市场都很大。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尤其有潜力，因为人们的储蓄率很高，只要解决了社会保障的问题，是有可能主要靠内需而不靠贸易的。
但对台湾、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而言，必须也只能靠出口，所谓的替代只可能是不同出口地区之间的替代，比如从主要向欧美出口转向主要向大陆出口：大陆的内需市场如果能启动，台商从主要在大陆制造转为直接向大陆出口产品，那么两岸之间的关联就会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