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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起，他成为了一名交通员，取情报，送情报，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扮过叫花子，装过阔少爷。在与鬼子的周旋中，3年间，安全送达不计其数的秘密情报。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晋察冀军区7师2l团6连副连长，在与傅作义的暂三军作战时，肺部中弹，最终致残。他，叫作李志信。
李志信，1933年11月生于北京顺义后营村。1942年6月入伍。退伍后进入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三厂做调度助理。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的电子科技学校学习冶炼。
国民党家属投靠八路军
1942年，李志信9岁。他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二爷，与日本侵略者在南苑作战失败后被围困在固安县，一行人突围出来后，李志信的二爷却因返回去救被困的亲人而牺牲。最后，队伍中的地下党率领突围出来的残部投靠到晋察冀军区，年纪尚小的李志信成为军区司令部的一名交通员。
“我的工作就是首长去哪里，我就提前到那里的交通站进行考察，确认安全，首长再来。”由于承担了传递情报的艰巨任务，组织上对交通员的纪律相当严格，“一律采取单线联系，而且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是对每个交通员最基本的要求。”
也许外人有所不知，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交通员并不简单，“好比十天半个月把你关在小黑屋里，见不着人，看这种孤独感你能不能度过，也是考核你的意识够不够坚强。”就这样，经过训练、考核、实战，年幼的李志信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9岁的李志信，换成现在也不过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不仅要做到一切行动听从指挥，还要根据不同情况变换不同身份，有时是阔少爷，有时是叫花子，有时又是说数来宝的卖艺人……即便如此，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无论需要深入多么危险的境地，遭遇多少可怕的敌人，他都只能一个人去面对，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战胜。
李志信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他被组织委派去取一份情报。地点是在当时北京的“八大胡同”，而提供情报的是一个名叫张桂秋（音）的卖艺女。“因为她们平时在这种风月场所能接触到大量日本高级将领，所以可以趁那些日本人不备，把布防图、驻军情况等军事情报偷偷拍下来，再交给我带回军区司令部。”
眼观六路躲避日本特务
除了特殊战场，交通员还时刻面临着与敌人的正面交锋。躲避日本特高课就是挑战之一，需要小交通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有疏漏，否则不但秘密情报可能会被中途拦截，还可能搭上性命。“所以我学会了察言观色，用余光看人，日本特务都有代表性，他们走道儿狂，眼空一切，穿的又干净利索，白袖口都露在外边。而且这帮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都受过专门训练，所以每次执行任务时我都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有一次，我发现日本人跟踪我，赶紧钻进一个门洞，他就假装蹲在前门等人，准备堵我，殊不知我进的是个穿堂门，早从后门溜了。”李志信提起当年的经历，仍心有余悸，“不管他们发不发现我，我都要防止敌人发现我。等敌人发现我了，再想逃跑就不容易了。”
从1942年到1944年，从9岁到11岁，李志信出色地完成了3年多的交通员工作。
后来，李志信从河北阜平的晋察冀军区到了北京昌顺密怀平（县）一带，继续做交通员，负责跟晋察冀军区老十团联系。“记得有一次去潘家峪村执行任务，等我到达时那里已经遭到了日本人的围困，1000多村民惨死，那场面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这就是后来的潘家峪惨案。”
15岁上战场负伤致残
李志信还曾被派去监狱探望被捕人员，敌人对被捕人员严刑拷打，很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会透露一个字。而他的工作就是，等组织已经安全转移后，他便以家属身份进去探望，通过暗语告知被捕人员，组织那边已经安全撤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被抓进去的人，极少人能够活着出来。所以说，斗争是残酷的，人民现在能安居乐业是最幸福的。”李志信感叹道。
1945年，日本投降前，李志信被派到当时的昌顺县，跟着县长建立武装，成立县大队、区小队。其间被送到军事教导队学习作战。一直到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受伤。
他回忆说，那时是1948年夏天，国民党和解放军在密云开战，他到连队（7师21团6连）作为副连长参加作战。当时，与傅作义的暂三军在黑汗岭（延庆）打了遭遇战，战斗打了一天，解放军的兵力也从180多人锐减到不足60人。李志信的队伍首先抢占下了最高点，直到太阳落山时都没有失去阵地，“后来，上级命令把阵地交给8连，但是我们刚撤到半山坡，阵地就失守了。敌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我就在这时被敌人从后面一枪打中了肺部。”吐血倒地的李志信，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了1年多时间，最终落下残疾。
和平年代就是最大幸福
就像《士兵突击》里所表达的信念“团结互助，不抛弃、不放弃”一样，9岁参军的李志信在军队这个讲究团结的团队里，深受影响，退伍后他也将这一理念带到家庭中，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家庭成员。李志信的孙子李正说，爷爷的治家理念就是团结互助、和睦相处。“都说家和万事兴，身处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的我倍感幸福。虽然6岁后，因爷爷需要照顾出生即患有肾病综合征的小叔，长期居住在市里，而与在顺义老家的父母身边长大的我聚少离多，但受到爷爷的熏陶，也让我受益无穷。”
李正的名字就是李志信起的，一个简单但却饱含着爷爷殷切希望的名字，讲正气、存正义，正直、正派、正大光明、正人君子……“起名字即是教做人，以前没有在意，如今想来我离爷爷的期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且行且珍惜，珍惜有这么一位爷爷，珍惜有这么—个名字。”
在李正眼中，爷爷是一位平凡的老兵，对子女也有着平凡的期望——望子成龙，看重人与人才，总是希望家里能有个大学生。“记着爷爷常用朴素的语言教育我‘如果没有人了，即使黄金码满屋子又有什么用’。在父亲的眼里爷爷是严厉的，在我的眼里爷爷是慈祥的，这也许是爷爷教育观念的转变，而我考入大学也算完成了爷爷的心愿。”
李正说，他对爷爷的印象首先是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斗志，在中国革命时期，爷爷坚信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并为实现这个目标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抗战胜利后将这些品质带到生活中，两次身患重病都从病魔的斗争中胜出。
“在父亲刚出生的时候，爷爷身患肺结核，肺部空洞大到医生‘宣判’了爷爷‘死刑’，但爷爷坚信自己能活下来照顾刚刚出生没有母亲的父亲，积极治疗，最终痊愈。第二次是年事已高的爷爷脑出血，出院后半身不遂，爷爷坚持锻炼，最终下肢能正常行走，上肢也能正常活动，比一些有同样病患的年轻人恢复得都快。”
不仅如此，在李正眼里，爷爷还求知好学，有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后来爷爷放弃公交公司18级干部身份，到中国科学院求学。如今八旬高龄的爷爷还在学习电脑，不断充实自己。
最后是爷爷知足感恩的心态，“爷爷常说生活在和平年代就是最大的幸福，在爷爷身患肺结核的时候，党和政府出资请人照顾我尚在襁褓中的父亲，如今家庭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子女各有事业，爷爷年事已高还能享受免费医疗，虽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但却是幸福的生活。”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李志信带着孙子来到燕华营村北边的烈士墓扫墓，缅怀先烈，致以敬意。
为国流血我心甘情愿
如今，李志信老人与儿子住在庆平胡同的一间小平房中，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腿脚不利索，老人已经很少出门。采访当天，记者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到老人家，可以看出，老人对这次采访非常重视，早早就把抗战胜利纪念章、证书、证件等与当年有关的物件拿了出来。即便多年过去，这些物件仍然崭新，可见老人对待它们视如珍宝。
回忆当年，老人自始至终努力还原着当年的一点一滴，拼凑着脑海中残存的随着年纪渐渐远去的记忆。即便有些人名已经记不清，有些地点已经忘却，但是提到送情报时的惊心动魄，老人仍能声情并茂地诉说；提到敌人的残忍、战争的残酷，老人仍然义债填膺；提到当年牺牲的战友，老人仍禁不住流下热泪。
“为国家流血流泪，我都心甘情愿。”话音未落，泪已成河。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却表达了老兵对于祖国的至深感情，无法不令听者动容。和《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鸡毛信》中的海娃一样，当年那个小男孩李志信凭借着超越常人的机智和勇敢巧妙地与敌人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周旋，将一份份重要情报安全送达。最终，在残酷的斗争中磨砺自己，在经历了血与火的岁月后，成为一名平凡而伟大的军人。
邢大军据《中国新闻周刊》整理
李志信，1933年11月生于北京顺义后营村。1942年6月入伍。退伍后进入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三厂做调度助理。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的电子科技学校学习冶炼。
国民党家属投靠八路军
1942年，李志信9岁。他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二爷，与日本侵略者在南苑作战失败后被围困在固安县，一行人突围出来后，李志信的二爷却因返回去救被困的亲人而牺牲。最后，队伍中的地下党率领突围出来的残部投靠到晋察冀军区，年纪尚小的李志信成为军区司令部的一名交通员。
“我的工作就是首长去哪里，我就提前到那里的交通站进行考察，确认安全，首长再来。”由于承担了传递情报的艰巨任务，组织上对交通员的纪律相当严格，“一律采取单线联系，而且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是对每个交通员最基本的要求。”
也许外人有所不知，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交通员并不简单，“好比十天半个月把你关在小黑屋里，见不着人，看这种孤独感你能不能度过，也是考核你的意识够不够坚强。”就这样，经过训练、考核、实战，年幼的李志信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9岁的李志信，换成现在也不过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不仅要做到一切行动听从指挥，还要根据不同情况变换不同身份，有时是阔少爷，有时是叫花子，有时又是说数来宝的卖艺人……即便如此，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无论需要深入多么危险的境地，遭遇多少可怕的敌人，他都只能一个人去面对，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战胜。
李志信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他被组织委派去取一份情报。地点是在当时北京的“八大胡同”，而提供情报的是一个名叫张桂秋（音）的卖艺女。“因为她们平时在这种风月场所能接触到大量日本高级将领，所以可以趁那些日本人不备，把布防图、驻军情况等军事情报偷偷拍下来，再交给我带回军区司令部。”
眼观六路躲避日本特务
除了特殊战场，交通员还时刻面临着与敌人的正面交锋。躲避日本特高课就是挑战之一，需要小交通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有疏漏，否则不但秘密情报可能会被中途拦截，还可能搭上性命。“所以我学会了察言观色，用余光看人，日本特务都有代表性，他们走道儿狂，眼空一切，穿的又干净利索，白袖口都露在外边。而且这帮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都受过专门训练，所以每次执行任务时我都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有一次，我发现日本人跟踪我，赶紧钻进一个门洞，他就假装蹲在前门等人，准备堵我，殊不知我进的是个穿堂门，早从后门溜了。”李志信提起当年的经历，仍心有余悸，“不管他们发不发现我，我都要防止敌人发现我。等敌人发现我了，再想逃跑就不容易了。”
从1942年到1944年，从9岁到11岁，李志信出色地完成了3年多的交通员工作。
后来，李志信从河北阜平的晋察冀军区到了北京昌顺密怀平（县）一带，继续做交通员，负责跟晋察冀军区老十团联系。“记得有一次去潘家峪村执行任务，等我到达时那里已经遭到了日本人的围困，1000多村民惨死，那场面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这就是后来的潘家峪惨案。”
15岁上战场负伤致残
李志信还曾被派去监狱探望被捕人员，敌人对被捕人员严刑拷打，很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会透露一个字。而他的工作就是，等组织已经安全转移后，他便以家属身份进去探望，通过暗语告知被捕人员，组织那边已经安全撤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被抓进去的人，极少人能够活着出来。所以说，斗争是残酷的，人民现在能安居乐业是最幸福的。”李志信感叹道。
1945年，日本投降前，李志信被派到当时的昌顺县，跟着县长建立武装，成立县大队、区小队。其间被送到军事教导队学习作战。一直到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受伤。
他回忆说，那时是1948年夏天，国民党和解放军在密云开战，他到连队（7师21团6连）作为副连长参加作战。当时，与傅作义的暂三军在黑汗岭（延庆）打了遭遇战，战斗打了一天，解放军的兵力也从180多人锐减到不足60人。李志信的队伍首先抢占下了最高点，直到太阳落山时都没有失去阵地，“后来，上级命令把阵地交给8连，但是我们刚撤到半山坡，阵地就失守了。敌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我就在这时被敌人从后面一枪打中了肺部。”吐血倒地的李志信，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了1年多时间，最终落下残疾。
和平年代就是最大幸福
就像《士兵突击》里所表达的信念“团结互助，不抛弃、不放弃”一样，9岁参军的李志信在军队这个讲究团结的团队里，深受影响，退伍后他也将这一理念带到家庭中，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家庭成员。李志信的孙子李正说，爷爷的治家理念就是团结互助、和睦相处。“都说家和万事兴，身处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的我倍感幸福。虽然6岁后，因爷爷需要照顾出生即患有肾病综合征的小叔，长期居住在市里，而与在顺义老家的父母身边长大的我聚少离多，但受到爷爷的熏陶，也让我受益无穷。”
李正的名字就是李志信起的，一个简单但却饱含着爷爷殷切希望的名字，讲正气、存正义，正直、正派、正大光明、正人君子……“起名字即是教做人，以前没有在意，如今想来我离爷爷的期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且行且珍惜，珍惜有这么一位爷爷，珍惜有这么—个名字。”
在李正眼中，爷爷是一位平凡的老兵，对子女也有着平凡的期望——望子成龙，看重人与人才，总是希望家里能有个大学生。“记着爷爷常用朴素的语言教育我‘如果没有人了，即使黄金码满屋子又有什么用’。在父亲的眼里爷爷是严厉的，在我的眼里爷爷是慈祥的，这也许是爷爷教育观念的转变，而我考入大学也算完成了爷爷的心愿。”
李正说，他对爷爷的印象首先是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斗志，在中国革命时期，爷爷坚信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并为实现这个目标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抗战胜利后将这些品质带到生活中，两次身患重病都从病魔的斗争中胜出。
“在父亲刚出生的时候，爷爷身患肺结核，肺部空洞大到医生‘宣判’了爷爷‘死刑’，但爷爷坚信自己能活下来照顾刚刚出生没有母亲的父亲，积极治疗，最终痊愈。第二次是年事已高的爷爷脑出血，出院后半身不遂，爷爷坚持锻炼，最终下肢能正常行走，上肢也能正常活动，比一些有同样病患的年轻人恢复得都快。”
不仅如此，在李正眼里，爷爷还求知好学，有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后来爷爷放弃公交公司18级干部身份，到中国科学院求学。如今八旬高龄的爷爷还在学习电脑，不断充实自己。
最后是爷爷知足感恩的心态，“爷爷常说生活在和平年代就是最大的幸福，在爷爷身患肺结核的时候，党和政府出资请人照顾我尚在襁褓中的父亲，如今家庭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子女各有事业，爷爷年事已高还能享受免费医疗，虽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但却是幸福的生活。”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李志信带着孙子来到燕华营村北边的烈士墓扫墓，缅怀先烈，致以敬意。
为国流血我心甘情愿
如今，李志信老人与儿子住在庆平胡同的一间小平房中，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腿脚不利索，老人已经很少出门。采访当天，记者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到老人家，可以看出，老人对这次采访非常重视，早早就把抗战胜利纪念章、证书、证件等与当年有关的物件拿了出来。即便多年过去，这些物件仍然崭新，可见老人对待它们视如珍宝。
回忆当年，老人自始至终努力还原着当年的一点一滴，拼凑着脑海中残存的随着年纪渐渐远去的记忆。即便有些人名已经记不清，有些地点已经忘却，但是提到送情报时的惊心动魄，老人仍能声情并茂地诉说；提到敌人的残忍、战争的残酷，老人仍然义债填膺；提到当年牺牲的战友，老人仍禁不住流下热泪。
“为国家流血流泪，我都心甘情愿。”话音未落，泪已成河。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却表达了老兵对于祖国的至深感情，无法不令听者动容。和《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鸡毛信》中的海娃一样，当年那个小男孩李志信凭借着超越常人的机智和勇敢巧妙地与敌人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周旋，将一份份重要情报安全送达。最终，在残酷的斗争中磨砺自己，在经历了血与火的岁月后，成为一名平凡而伟大的军人。
邢大军据《中国新闻周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