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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清的办公室里挂着两个镜框。一个镜框里是父亲李政道写给他的一组数学公式，一个镜框里是老师谢国桢写给他的一幅字。“我把这两样东西挂在这，是提醒自己，我的能力有限，不要太傲气，别人早把珍珠放在我的面前，但我没看懂。”
这组数学公式是李政道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教给李中清的。“我当时只是背下来，没能真正理解。”社会科学领域是到了70年代末，才将这样的公式用于研究。“我要是早知道，会变得很厉害。”他笑了起来。
李中清如今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界中“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组所做的历史研究，涉及大量的计量分析，墙上的这组公式，被其团队反复运用。“我从小就想摆脱父亲的影响，后来发现根本不能。”
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响，上中学时，他就已经确定自己以后要做社会科学的研究。SAT考了满分的他进入了耶鲁大学，学习历史和考古学。在耶鲁，张光直是他的考古学老师。当时，外国人不能去中国参加田野考古。“他（张光直）对我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选择古代史，不会选择考古。”听了老师的话，他开始专注于古代史。
李中清的研究组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无声的革命》，研究的是1949年之后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来源状况。他对高考感兴趣，希望了解这项制度到底对中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参加过学校的招生工作，这也是激发他兴趣的一个点。
对中国高考的关注，还来自于他的老师何炳棣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何炳棣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里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寒门，社会精英的来源多样化，阶层流动性很强。李中清由科举想到了高考。
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导师何炳棣让他写汉武帝传，他试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驾驭不了。“我当时跟他（何炳棣）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能写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物呢？”何炳棣于是让他写中国的边疆史。最开始是各个方位的边疆史。这太大了。李中清最后跟老师商量，聚焦在了西南社会经济史。准备这本书的写作用了10年时间，找遍了世界上包括美国、欧洲、亚洲的中国西南地方史料。其中，他在东京一家私人图书馆里查到了崇祯时期《贵州通志》的孤本。他又用了15年来写作。所以，最后《中国西南社会经济史》的成书，用了25年的时间。“我习惯将书稿留一段时间，成熟之后才寄到出版社，写书太快，比较容易出错。”
如今，李中清能熟练地使用中文。1973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部分中文听不懂，而且根本无法用中文回答。统战部来接他的人跟他在国内的孃孃说，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在上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经单独给李中清讲课。
李中清很感激当初在国内遇到的机会，让他好好地读了很多书。“这跟在美国学中国史，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很有福气的，”李中清说，“虽然我爸爸从事的领域跟他们不同，但很多人愿意教我。”
1979年，他再次回国，到北京大学进修，结识了谢国桢教授，所以，又有了香港科技大学墙上的另外一个镜框，那是谢教授勉励他的话。
他的办公室正准备装修，显得有些凌乱。在香港，办公室都不太大。“在加州理工学院，我的办公室比这个大5倍，所有家具都是红木做的，很多书架。到密歇根后，给了我4个办公室，可以把书放在里面。”这些都不是问题，李中清乐意到香港工作。
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他到密歇根大学待了8年。虽然在海外，但他很喜欢接触国内的学界。香港科技大学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这个位置，他就过来了“。全世界的文明在转变，一段时间是往西，后来又往东。在这个时期，我能够真正地参与，机会真是太难得。”李中清说“，在美国，你想按自己的想法做，不是那么容易的。香港科技大学才22年历史，没有太多传统，想法没那么复杂，只要你做得好，没别的要求。”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多次名列亚洲第一位。
有一条高考的路，会比较平等
记者：《无声的革命》这本书里，分析了大量的学生背景，以前大家会说，上大学会带来阶层流动，现在，这种流动性没有这么大了。你看到了什么问题？
李中清：美国那些精英学校选择学生，都是比较有条件的孩子。从入学机会的平等来说，中国比外国要客观平等得多。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国内很少这样的现象。国内可能最富裕的5%的家庭把孩子都送到了国外。（笑）这样也不坏，把国内好大学的位置让给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其实想写一篇文章《面试的坏处》。如果我们对考试有信任的话，为什么要面试？如果有面试的话，你会有偏见。条件不好的人，穿的衣服、讲的话、皮肤的颜色等等，会跟别人有些不一样。如果真的客观的话，不应该有面试。考试当然有很多坏处，为准备考试很累，在国内的话，有六七年的时间，天天准备考试。不像美国，你花几个星期时间准备就差不多了。美国的考试真的很简单。
记者：所以，你当年考SAT（即美国高中生学术能力评估考试，也被称作“美国高考”）得了满分？
李中清：对，其实就是背，这没什么，国内的人上个新东方，准备两个月，能考满分的也很多，所以我考满分不奇怪。（笑）
记者：国内是按地区分配名额，自主招生很少。
李中清：地区分配也是有道理的。不然的话，偏僻地方的学生不可能上好学校。考试怎么设计很重要。如果是偏僻农村出来的学生，怎么能把外语考好呢？连你的老师的外语肯定都不好。有一条高考的路，比较平等，这还是很重要。
记者：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负责招生时，一个黑人学生拒绝了全奖的入学机会，为什么？
李中清：我们当时每年收两百个学生，黑人可能就三四个。这个学生的家在佐治亚州这样比较穷的地方。找到一个美国偏僻农村出来的、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又考得很好的学生，其实是很难的，不是每一年都能找到。我们很高兴。他可能会考虑从东边搬到西边，而且跟他同样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学校的黑人孩子都是医生的孩子、教授的孩子，而不是农村的孩子，因为美国农村的孩子不多。美国基本上没有农村。他没来我们这里，我们也能理解。 1973年在中国
记者：说到农村，你对中国农村有多少了解？
李中清：不是很深入的了解。1973年，为了体验生活，我去大寨参加了几个星期的劳动，在郭凤莲的家里住过。
记者：1973年？你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能够来中国住下来，这太罕见了。
李中清： 1973年，全中国只有3个外国学生，都是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另外两个学生是被送到北大，我当时不认识他们。我是在复旦，我有两个月是在上海柴油机厂，有几个月是在虹桥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当时去大寨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事情，你表现得好，才能去。
后来，我在1978年年底回上海的时候才明白，1973年安排跟我同房一起住的人来自《学习与批判》的编辑小组。因为当时学校担心我会腐化学生，所以就把我当一个敌人，围着我的都是他们的人。当时学生里几乎没有愿意跟我讲话的人。我经常提出要求，要去参加劳动。因为在学校里，你不能跟人有真的接触。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洗澡，我需要离开学校去买一块肥皂，有一个学生骑着车陪我去买，这个学生后来被批评了。按照规定，他是不能跟我讲话的。
记者：你怎么理解1973年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天壤之别。
李中清： 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国外的年轻人很羡慕中国的“革命”。但是，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太清楚。1973年，我在耶鲁参加了学生运动。有一次，我们把高速公路封掉了，被抓了起来。我记得那天早上6点半，他们把我放了，我很累地回到住处，父母打电话把我大骂一通。妈妈很快从纽约到纽黑文找我。她说，如果给你安排一个机会，让你真正体验一下中国的“革命”，你愿不愿意放弃在美国的学生“革命”？我当然很开心，说，可以。当时大概是1973年1月初，我妈妈跟我说，过了春节之后，你就可以去中国。我当时在耶鲁提前参加了考试，离开了学校。
记者：你是怎样回到中国的呢？
李中清：我是经过香港回国的。当时中国跟外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机构接待这些要回国的人。应该是统战部接待，但是统战部不能在香港出面。所以，他们安排的是中国旅行社的人到香港机场接我。在香港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去罗湖桥，等着过关。当时过关的人很少。我在桥中间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等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久才通过。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碰巧也有一个叫James Lee（李中清的英文名） 的人过关。他们弄错了。所以，我过了桥之后，就没有人接我。后来，我在广州华侨大厦住宿的时候，又恰巧碰到了另外一个James Lee，他是一个医生。他说，我过桥的时候，有一批人来接我，请我吃饭，吃了很多，后来发现不对，就不理我了。（大笑）
记者：当时待了多久呢？
李中清：我是待到了1973年8月底，“批林批孔”的会议刚开完，那天晚上是头一批游行，第二天我就走了。我当时总共是在国内待了半年多。2月份到的，8月份走的。
记者：回到美国之后，还继续闹“革命”吗？
李中清：另外两个回国的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写了文章讲他们的中国经历。我没写过那段经历。因为上海的环境比较复杂，有的东西你只是知道，但不太理解，所以没写。
记者：你对“革命”的认识，有变化吗？
李中清：有变化。我记得当时到虹桥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住在农民家里，第二天，妇女会主任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讲美国农民怎么苦。我说，我不知道美国农民怎么苦。她说，你不知道？那你肯定是一个坏人。我还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了美国，回来要写美国的不好。有人就写，在美国吃得很不好，总是3个菜，头一个是清汤，然后只有一块瘦肉，不熟，咬下去，出很多血，还有一些生菜，最后有一个冰激凌，只有这冰激凌好吃一点。（大笑）
记者：那你当时看到过批斗吗？
李中清：没有，他们不会让我看到的。《学习与批判》小组给我很重的压力，每天都向我宣传。1978年年底，我回复旦的时候，想找当年《学习与批判》的那批人，但被告知他们都“学习”去了。
逃离父亲的手掌
记者：我很好奇，家里人对你的学业有什么样的期待，为什么没让你学理工科？
李中清：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周末偶尔会回家。回家的时候，我爸会教我一些数学。15岁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以后不做理科，不做应用科学，我做社会科学。高中住校之前，我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这3个系主任，向他们请教。之后决定学历史。城市管理太实际，经济学有太多数学，我不想学，我想离开爸爸的那个领域。
记者：为什么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中清：几种原因。第一，我想找一个专业跟我爸是相反的。第二，我还是受爸爸的影响，他对文物相当感兴趣。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博物馆，我对古代文化就比较有兴趣，10岁就开始学中东的考古，后来还去过土耳其。在我们家长大，未来要去当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是定了的，唯一的问题是你选哪个专业。我弟弟比我聪明，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
我自己读书也觉得历史很有趣。我跟爸爸说，我选了历史。他说，什么国家的历史？我说，法国史。隔了一段时间，我回家，我爸爸说，你想好要学法国史了？我说，是。他说，材料在法国，你要去法国做研究？我其实都没想好，只是说，当然。他说，我去找了一下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你看看，不光没有中国人在里面，连美国人都没有。他说，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做他们的历史，你应该考虑做一下别的国家的历史。这么一说，我真被他影响了。他说，你可以考虑中国史。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我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现在回想起来，我想逃开爸爸的影响，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
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
记者：大家把你和你的伙伴们称作“加州学派”，你认同吗？
李中清：加州学派是别人给我们这批人的一个名称。我们都互相认识，有朋友关系，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我们都是批评前人的一些说法。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结论差不多。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以前不对的地方。
从比较的角度来讲，以前的学者是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有一点理解。他总是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说明整个世界。可是他对别的地方的理解不是太深入。
我们做计量分析，可以拿到别的国家的历史数据库，直接做一些计算。我们出过一本写死亡率的书。那本书是选几个村庄，在瑞典南边、比利时东边、意大利北边和日本的东北边，这些村庄有全村的人口记载，包括职业、粮价等等。通常人们做比较，不是计量的比较，而是感觉的比较。计量比较枯燥，因为都是计算，可是比较踏实。那本书的瑞典部分，那些计算我都亲自参加过。瑞典文我不会，可是如果变成一个数据库，我可以计算东西。这也是计量分析的好处。
记者：在香港科技大学这样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什么？
李中清：理科是研究大自然，应用科学是研究技术，社会科学是研究文明的行为，人文是研究文明。没有文明，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人类必须有文明，要不然我们就失败了。我自己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向4个方向同时走，而且这4个方向没有矛盾。如果从深度来讲，文明比行为更深入一点，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看上去是理科的世纪，21世纪看上去是应用科学的世纪，如果21世纪应用科学能成功的话，22世纪应该是文明的世纪。我们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我们不能天天去逛街，逛街也越来越没意思，都一样。
记者：你的父亲很会画画，还出了画册，他怎么看待“理”和“文”的关系？
李中清：他当然很赞成协调发展。这也是很多科学家的特点。科学家都赞成人文、科学、文艺的交叉。很多科学家老的时候，都会写一本类似“艺术与我”这样的书。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卫 毅/文）
这组数学公式是李政道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教给李中清的。“我当时只是背下来，没能真正理解。”社会科学领域是到了70年代末，才将这样的公式用于研究。“我要是早知道，会变得很厉害。”他笑了起来。
李中清如今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界中“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组所做的历史研究，涉及大量的计量分析，墙上的这组公式，被其团队反复运用。“我从小就想摆脱父亲的影响，后来发现根本不能。”
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响，上中学时，他就已经确定自己以后要做社会科学的研究。SAT考了满分的他进入了耶鲁大学，学习历史和考古学。在耶鲁，张光直是他的考古学老师。当时，外国人不能去中国参加田野考古。“他（张光直）对我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选择古代史，不会选择考古。”听了老师的话，他开始专注于古代史。
李中清的研究组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无声的革命》，研究的是1949年之后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来源状况。他对高考感兴趣，希望了解这项制度到底对中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参加过学校的招生工作，这也是激发他兴趣的一个点。
对中国高考的关注，还来自于他的老师何炳棣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何炳棣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里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寒门，社会精英的来源多样化，阶层流动性很强。李中清由科举想到了高考。
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导师何炳棣让他写汉武帝传，他试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驾驭不了。“我当时跟他（何炳棣）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能写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物呢？”何炳棣于是让他写中国的边疆史。最开始是各个方位的边疆史。这太大了。李中清最后跟老师商量，聚焦在了西南社会经济史。准备这本书的写作用了10年时间，找遍了世界上包括美国、欧洲、亚洲的中国西南地方史料。其中，他在东京一家私人图书馆里查到了崇祯时期《贵州通志》的孤本。他又用了15年来写作。所以，最后《中国西南社会经济史》的成书，用了25年的时间。“我习惯将书稿留一段时间，成熟之后才寄到出版社，写书太快，比较容易出错。”
如今，李中清能熟练地使用中文。1973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部分中文听不懂，而且根本无法用中文回答。统战部来接他的人跟他在国内的孃孃说，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在上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经单独给李中清讲课。
李中清很感激当初在国内遇到的机会，让他好好地读了很多书。“这跟在美国学中国史，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很有福气的，”李中清说，“虽然我爸爸从事的领域跟他们不同，但很多人愿意教我。”
1979年，他再次回国，到北京大学进修，结识了谢国桢教授，所以，又有了香港科技大学墙上的另外一个镜框，那是谢教授勉励他的话。
他的办公室正准备装修，显得有些凌乱。在香港，办公室都不太大。“在加州理工学院，我的办公室比这个大5倍，所有家具都是红木做的，很多书架。到密歇根后，给了我4个办公室，可以把书放在里面。”这些都不是问题，李中清乐意到香港工作。
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他到密歇根大学待了8年。虽然在海外，但他很喜欢接触国内的学界。香港科技大学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这个位置，他就过来了“。全世界的文明在转变，一段时间是往西，后来又往东。在这个时期，我能够真正地参与，机会真是太难得。”李中清说“，在美国，你想按自己的想法做，不是那么容易的。香港科技大学才22年历史，没有太多传统，想法没那么复杂，只要你做得好，没别的要求。”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多次名列亚洲第一位。
有一条高考的路，会比较平等
记者：《无声的革命》这本书里，分析了大量的学生背景，以前大家会说，上大学会带来阶层流动，现在，这种流动性没有这么大了。你看到了什么问题？
李中清：美国那些精英学校选择学生，都是比较有条件的孩子。从入学机会的平等来说，中国比外国要客观平等得多。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国内很少这样的现象。国内可能最富裕的5%的家庭把孩子都送到了国外。（笑）这样也不坏，把国内好大学的位置让给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其实想写一篇文章《面试的坏处》。如果我们对考试有信任的话，为什么要面试？如果有面试的话，你会有偏见。条件不好的人，穿的衣服、讲的话、皮肤的颜色等等，会跟别人有些不一样。如果真的客观的话，不应该有面试。考试当然有很多坏处，为准备考试很累，在国内的话，有六七年的时间，天天准备考试。不像美国，你花几个星期时间准备就差不多了。美国的考试真的很简单。
记者：所以，你当年考SAT（即美国高中生学术能力评估考试，也被称作“美国高考”）得了满分？
李中清：对，其实就是背，这没什么，国内的人上个新东方，准备两个月，能考满分的也很多，所以我考满分不奇怪。（笑）
记者：国内是按地区分配名额，自主招生很少。
李中清：地区分配也是有道理的。不然的话，偏僻地方的学生不可能上好学校。考试怎么设计很重要。如果是偏僻农村出来的学生，怎么能把外语考好呢？连你的老师的外语肯定都不好。有一条高考的路，比较平等，这还是很重要。
记者：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负责招生时，一个黑人学生拒绝了全奖的入学机会，为什么？
李中清：我们当时每年收两百个学生，黑人可能就三四个。这个学生的家在佐治亚州这样比较穷的地方。找到一个美国偏僻农村出来的、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又考得很好的学生，其实是很难的，不是每一年都能找到。我们很高兴。他可能会考虑从东边搬到西边，而且跟他同样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学校的黑人孩子都是医生的孩子、教授的孩子，而不是农村的孩子，因为美国农村的孩子不多。美国基本上没有农村。他没来我们这里，我们也能理解。 1973年在中国
记者：说到农村，你对中国农村有多少了解？
李中清：不是很深入的了解。1973年，为了体验生活，我去大寨参加了几个星期的劳动，在郭凤莲的家里住过。
记者：1973年？你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能够来中国住下来，这太罕见了。
李中清： 1973年，全中国只有3个外国学生，都是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另外两个学生是被送到北大，我当时不认识他们。我是在复旦，我有两个月是在上海柴油机厂，有几个月是在虹桥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当时去大寨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事情，你表现得好，才能去。
后来，我在1978年年底回上海的时候才明白，1973年安排跟我同房一起住的人来自《学习与批判》的编辑小组。因为当时学校担心我会腐化学生，所以就把我当一个敌人，围着我的都是他们的人。当时学生里几乎没有愿意跟我讲话的人。我经常提出要求，要去参加劳动。因为在学校里，你不能跟人有真的接触。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洗澡，我需要离开学校去买一块肥皂，有一个学生骑着车陪我去买，这个学生后来被批评了。按照规定，他是不能跟我讲话的。
记者：你怎么理解1973年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天壤之别。
李中清： 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国外的年轻人很羡慕中国的“革命”。但是，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太清楚。1973年，我在耶鲁参加了学生运动。有一次，我们把高速公路封掉了，被抓了起来。我记得那天早上6点半，他们把我放了，我很累地回到住处，父母打电话把我大骂一通。妈妈很快从纽约到纽黑文找我。她说，如果给你安排一个机会，让你真正体验一下中国的“革命”，你愿不愿意放弃在美国的学生“革命”？我当然很开心，说，可以。当时大概是1973年1月初，我妈妈跟我说，过了春节之后，你就可以去中国。我当时在耶鲁提前参加了考试，离开了学校。
记者：你是怎样回到中国的呢？
李中清：我是经过香港回国的。当时中国跟外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机构接待这些要回国的人。应该是统战部接待，但是统战部不能在香港出面。所以，他们安排的是中国旅行社的人到香港机场接我。在香港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去罗湖桥，等着过关。当时过关的人很少。我在桥中间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等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久才通过。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碰巧也有一个叫James Lee（李中清的英文名） 的人过关。他们弄错了。所以，我过了桥之后，就没有人接我。后来，我在广州华侨大厦住宿的时候，又恰巧碰到了另外一个James Lee，他是一个医生。他说，我过桥的时候，有一批人来接我，请我吃饭，吃了很多，后来发现不对，就不理我了。（大笑）
记者：当时待了多久呢？
李中清：我是待到了1973年8月底，“批林批孔”的会议刚开完，那天晚上是头一批游行，第二天我就走了。我当时总共是在国内待了半年多。2月份到的，8月份走的。
记者：回到美国之后，还继续闹“革命”吗？
李中清：另外两个回国的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写了文章讲他们的中国经历。我没写过那段经历。因为上海的环境比较复杂，有的东西你只是知道，但不太理解，所以没写。
记者：你对“革命”的认识，有变化吗？
李中清：有变化。我记得当时到虹桥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住在农民家里，第二天，妇女会主任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讲美国农民怎么苦。我说，我不知道美国农民怎么苦。她说，你不知道？那你肯定是一个坏人。我还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了美国，回来要写美国的不好。有人就写，在美国吃得很不好，总是3个菜，头一个是清汤，然后只有一块瘦肉，不熟，咬下去，出很多血，还有一些生菜，最后有一个冰激凌，只有这冰激凌好吃一点。（大笑）
记者：那你当时看到过批斗吗？
李中清：没有，他们不会让我看到的。《学习与批判》小组给我很重的压力，每天都向我宣传。1978年年底，我回复旦的时候，想找当年《学习与批判》的那批人，但被告知他们都“学习”去了。
逃离父亲的手掌
记者：我很好奇，家里人对你的学业有什么样的期待，为什么没让你学理工科？
李中清：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周末偶尔会回家。回家的时候，我爸会教我一些数学。15岁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以后不做理科，不做应用科学，我做社会科学。高中住校之前，我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这3个系主任，向他们请教。之后决定学历史。城市管理太实际，经济学有太多数学，我不想学，我想离开爸爸的那个领域。
记者：为什么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中清：几种原因。第一，我想找一个专业跟我爸是相反的。第二，我还是受爸爸的影响，他对文物相当感兴趣。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博物馆，我对古代文化就比较有兴趣，10岁就开始学中东的考古，后来还去过土耳其。在我们家长大，未来要去当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是定了的，唯一的问题是你选哪个专业。我弟弟比我聪明，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
我自己读书也觉得历史很有趣。我跟爸爸说，我选了历史。他说，什么国家的历史？我说，法国史。隔了一段时间，我回家，我爸爸说，你想好要学法国史了？我说，是。他说，材料在法国，你要去法国做研究？我其实都没想好，只是说，当然。他说，我去找了一下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你看看，不光没有中国人在里面，连美国人都没有。他说，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做他们的历史，你应该考虑做一下别的国家的历史。这么一说，我真被他影响了。他说，你可以考虑中国史。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我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现在回想起来，我想逃开爸爸的影响，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
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
记者：大家把你和你的伙伴们称作“加州学派”，你认同吗？
李中清：加州学派是别人给我们这批人的一个名称。我们都互相认识，有朋友关系，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我们都是批评前人的一些说法。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结论差不多。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以前不对的地方。
从比较的角度来讲，以前的学者是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有一点理解。他总是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说明整个世界。可是他对别的地方的理解不是太深入。
我们做计量分析，可以拿到别的国家的历史数据库，直接做一些计算。我们出过一本写死亡率的书。那本书是选几个村庄，在瑞典南边、比利时东边、意大利北边和日本的东北边，这些村庄有全村的人口记载，包括职业、粮价等等。通常人们做比较，不是计量的比较，而是感觉的比较。计量比较枯燥，因为都是计算，可是比较踏实。那本书的瑞典部分，那些计算我都亲自参加过。瑞典文我不会，可是如果变成一个数据库，我可以计算东西。这也是计量分析的好处。
记者：在香港科技大学这样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什么？
李中清：理科是研究大自然，应用科学是研究技术，社会科学是研究文明的行为，人文是研究文明。没有文明，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人类必须有文明，要不然我们就失败了。我自己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向4个方向同时走，而且这4个方向没有矛盾。如果从深度来讲，文明比行为更深入一点，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看上去是理科的世纪，21世纪看上去是应用科学的世纪，如果21世纪应用科学能成功的话，22世纪应该是文明的世纪。我们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我们不能天天去逛街，逛街也越来越没意思，都一样。
记者：你的父亲很会画画，还出了画册，他怎么看待“理”和“文”的关系？
李中清：他当然很赞成协调发展。这也是很多科学家的特点。科学家都赞成人文、科学、文艺的交叉。很多科学家老的时候，都会写一本类似“艺术与我”这样的书。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卫 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