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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乡村少女胡杨相信什么呢？未来。确切地说，是尽早离开自己所在的这所让自己担惊受怕的初中学校，出外打工挣钱，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过上富足的生活。
2013年3月的一天早上，当陕西东南部一个山区县几十所大大小小的学校仍和往常一样敞开校门迎接师生返校时，胡杨却拎着早已准备好的行李，悄悄离开了学校。
如果胡杨还留在学校，她应该正在和其他同学一起紧张备考，准备半年后的中考。也许，半年后，她可以考入高中，或直接注册就读县职中。
作为胡杨的同龄人、同乡，程焱明显比胡杨要幸运。当胡杨多次只身前往省城西安打工、因屡战屡败而黯然神伤时，程焱如愿以偿地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并铆足了劲，向着自己的大学梦进发。
与程焱不同的是，目前仍“赋闲”在家的胡杨，感觉自己既像一个被学校和家庭扫地出门的弃子，又像是一个被社会“红牌”罚下的“次品”。她复杂的性格，让人捉摸不透，有时遮遮掩掩，有时又故意显示，甚至只要提及曾经的校园生活，以及曾经果敢地跨出校门时的决绝，她就会下意识地转移话题，或干脆沉默不语。
在初中老师的眼里，胡杨始终是一个学习认真、性格开朗、听话的孩子。但是，在老师、同学以及父母的心头始终有一个巨大问号：胡杨究竟为何要离开校园？是青春在路上徘徊时的冲动，还是“蓄谋已久”？
一直在路上徘徊的童年
“随着爸爸妈妈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几乎没有印象深刻的朋友，老感觉学校生活就像是换电影胶片一样，每到一个学年结束时，爸爸妈妈就突然带着我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和许多农村同龄人一样，胡杨的童年恰好与流动的中国构成了完整的“交集”。“拿起电话，两边的人都哭。”胡杨至今还记得8岁前，在家照看她的母亲每次接到父亲从务工城市打回来的电话时的情景。对于这些痛苦的记忆，胡杨一直埋在心里。
那时候的小胡杨和母亲一样，最盼望的是，父亲平时能多回几趟家。可是，每到春节父亲回来时，小胡杨都会躲在母亲的身后探出半个小脑袋，从上到下地打量眼前这个似曾相识但又“陌生”的男人。母亲则在一旁不住地提醒：“别躲着，快喊爸爸呀！”
小学三年级那年，一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暂告结束。小胡杨随着父母来到西安，并在西安城乡接合部的一所学校继续上小学。然而，这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居多的学校与小胡杨想象中的那个高楼大厦、明窗净几的学校完全不同——学校只有两排平房教室，教室中间的一块空地就是孩子们活动的操场，身边的同学这个星期还在，下个星期很可能就换成了新同学。
“那是和农村老家学校不一样的生活。”在小胡杨的印象里，身边的很多同学就像是一个个快速闪过的电影镜头。此时的小胡杨并不清楚，身边的同学为何总在走马灯似地“流动”。只是，每次从老师那里听到“××同学要跟着父母离开”时，她懵懵懂懂地意识到每一个同学的离开，是因为其父母要从此地去往彼地。至于，父母因何离开，小胡杨始终不太明白。但是，在送别每一个同学时，她总希望下一个离开的不是自己。
事实上，在流动人口规模达2.6亿人的中国，像候鸟一样迁徙是小胡杨无法选择和回避的现实。
五年级结束的那年夏天，父母所在的建筑工地工程全部竣工。此时，小胡杨一家不得不面临“寻找下一站”的选择。这个家庭的“下一站”是哪，父母也不得而知。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工头的回音。
眼看秋季开学临近，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将小胡杨送回老家念书。就这样，没等跟老师和同学告别，小胡杨就悄悄离开了西安。在西安寄读的短暂3年之于小胡杨，并没有太深的印象，更没有交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对于西安寄读的3年，小胡杨至今还能完整记得的只有一堂语文课。而就是这堂课让她对常年在外奔波的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那天的语文课，讲的是《礼物》，文章讲述了一个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小女孩与父亲相濡以沫的真情故事——在父亲生日当天，这个小女孩用平时攒下来的零花钱悄悄给父亲买了双皮鞋。看到女儿递过来的新皮鞋，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家距离学校很远，小女孩不忍心看到父亲每天急急忙忙送她上学后再赶去干活，于是她向父亲提出想买一辆自行车自己上学。但父亲告诉她，如果期末考试考了班上第一名，就一定给她买一辆红色自行车。
然而，期末考试回家后，小女孩哭着告诉父亲没能考到第一名。让这个小女孩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随后，父亲领着她来到房子的后院，一辆崭新的红色自行车出现在小女孩面前。小女孩喜出望外地说：“爸爸，我依然还是第一名！”父亲摸着小女孩的头说：“你永远都是爸爸心中的第一名……”
“之所以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还记得那堂课，既是因为那对父女的生活很温馨，也是因为那天老师让我读课文时，我读哭了，老师说我像是文章中的那个多愁善感的小女孩。”小胡杨对记者说，“其实，当时我心里始终在把文章中的父亲和我爸爸进行比较。文章中的小女孩和父亲能天天在一起相互关爱，而那时候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成天在工地里忙着干活，我们之间很少有这样的故事。而且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老师、爸爸、妈妈主要关心的还是我的学习成绩，他们始终认为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事实上，在众多城市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心理成长历程中，不只是小胡杨被成人低估。与小胡杨中途辍学不同，程焱虽然顺利考入了高中，但这两个乡村少女童年生活的“交集”都是“随迁”和“留守”。10岁回到家乡小学就读前的整个童年，程焱都是跟着父母在随迁中度过的。
“随着爸爸妈妈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几乎没有印象深刻的朋友，老感觉学校生活就像是换电影胶片一样，每到一个学年结束时，爸爸妈妈就突然带着我去另一个城市工作。”程焱说，“我印象里，真正有比较固定的‘家’、‘学校’和‘班级’概念是小学四年级回到老家上学以后。但是，在老家念书时，我基本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只有在春节时才能见到爸爸妈妈。那时候，我的6个同班好朋友中，有3个和我一样，都是常年见不到爸爸妈妈的，甚至还有一个同学是长期独自一人在家生活。” 并不美好的校园生活
留守学生的辍学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学生，学生父母不在家，学生有问题时不知道如何解决也是导致初中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的6个好朋友中，我是唯一坚持读完初中、如今上高中的！”程焱对记者说，“她们中途辍学，并不都是学习成绩不好，有的是跟着爸妈出外打工，有的是因为跟其他同学或老师发生矛盾而选择离开，也有的是对学习确实没有兴趣。”
程焱的说法在小胡杨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在面对记者时，小胡杨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自己辍学的真正原因。离开就读的那所初中前，小胡杨在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小胡杨的回忆，读初一时，学校将三个年级的所有女生都安排住在一间由大教室改成的寝室内。那时候，看到高年级女生经常在寝室里欺负或打骂低年级同学时，每天她都提心吊胆，生怕不小心惹恼高年级女生。小胡杨甚至还亲眼看到一个高年级女生冲进教室，扇了班上一个男生好几个巴掌，“那时，只要不到睡觉时间，我能不回寝室就尽量不回”。
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二下半年，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安排初一年级搬到10人间的新寝室。曾经一度让小胡杨担惊受怕的寝室恐惧症消失了，但班上老师对学生的严厉处罚，让她产生了另一种恐惧。
“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老师，他非常负责任，老师中几乎每天都是他最早到校，而且只要班上没有其他老师，他都守在教室里督促同学们背英语单词。若是哪个同学背不会，他就会用尺子打手掌。他教我们的那两年多，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没被打过手掌。”小胡杨说。
实际上，在我国不少农村学校，像小胡杨所描述的这种场景并不鲜见。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倡导组织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自2009年以来针对西部2省4个县46所学校的4 627名初一学生、3 175名初二学生进行的跟踪调查显示，根据学生标准化测试的得分结果，初一学生中成绩较差的辍学率为8.5%，成绩较好的学生辍学率仅3.3%。在初二学生中，成绩差的和成绩好的学生辍学率分别为12.4%和5.5%。贫困、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初一样本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6.8%、5.8%和4.3%。换句话说，贫困家庭学生的辍学率要比富裕家庭高出2.5%。到了初二年级，不同收入家庭学生的辍学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为12.5%、7.7%和5.0%。
“这说明在影响初中生辍学的因素中，家庭贫困情况与学生是否辍学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史耀疆教授说，“尽管经济仍是造成辍学的一个因素，但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影响学生辍学的因素正在从原来的经济因素转向非经济因素，特别是由于学校对学生日常遇到的生活和成长烦恼而衍生的心理问题缺乏相应的指导而造成的师生关系不和谐等因素，导致学生产生厌学、辍学情绪，以及一些农村家长不重视教育和外部环境变化等问题，正在成为引发辍学的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期间样本学生的父母外出务工和居住情况，REAP的研究者们发现，初一的留守学生辍学率为7.9%，而非留守学生为5.5%。初二的留守学生辍学率为13.0%，明显高于非留守学生8.6%的辍学率。
“这意味着留守学生的辍学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学生，学生父母不在家，学生有问题时不知道如何解决是导致初中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认为，“初中阶段是学生进入青春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对于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许多留守学生来说，他们中很多人在处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舍友关系、与家长的关系时，往往会产生误会或矛盾，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指导和辅导，使他们缺乏归属感，进而厌学，甚至辍学。”
被“野蛮的爱”低估的成长
初中阶段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远远超出包括父母、老师在内许多成人的预期，每个辍学学生都有自己“合理”的辍学理由。
在陕南、陕北等地采访时记者发现，在众多农村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不论他在小学阶段，还是在中学阶段，都不会像大人一样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的诸多不易，也不会像成人一样去独立思考。但事实上，对于父母长年累月在外所遭受的流动之苦，孩子们都能敏感地感知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一本账。
在众多曾经随父母四处流动而今留守在家的乡村少年中，程焱对于父母“流动”的理解颇具代表性。2013年国庆节，程焱的母亲返回老家生养妹妹正值一年。母亲对程焱说，过完春节后，她将随父亲返回河南伐木场继续打工，让奶奶照顾程焱及妹妹。
对于母亲的决定，程焱并没有马上回应，而是沉默了好一阵后，以试探性的口吻轻声地对母亲说：“妈妈，等妹妹稍微大点，你再出去打工好不好？”
其实，在试探母亲前，程焱在脑海里不断将时间和地点频繁地做着前后位移，回想着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许多短暂瞬间。程焱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自己回老家上学的这些年，父母没有好好地照顾过她。
然而，懂事的程焱知道，母亲回家生养妹妹的这一年里，在林区伐木的父亲由于手机常常没有信号，很少与母亲之间有电话往来。“其实，对于妈妈当时的决定，我心里非常矛盾。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话，60多岁的奶奶还得忙家务和农活，我和妹妹都会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但是，妈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一定也感到很无奈：在家陪着我们的话，就长年累月见不到父亲，而且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又不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开支，仅仅靠父母亲打工的钱更不可能把我们都带在身边；随父亲外出打工的话，就照顾不了奶奶，更照顾不了我和妹妹。”程焱说，“现在，我每天吃饭前都在提醒自己，每天的消费不能超过10元钱，希望能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然而，对于程焱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她在校尽量控制饮食、控制消费的节俭做法，程焱的父母从不知道。因为，程焱将这些都埋在心的最深处。 在中西部农村，像程焱这样心理早熟但父母懵然不知的孩子相当普遍。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初中阶段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远远超出包括父母、老师在内许多成人的预期，每个辍学学生都有自己“合理”的辍学理由。小胡杨在讲述自己走出学校的那天时，每个细节都透露着她对学校的不舍，“我一只脚跨出校门，另一只脚不愿抬起……”
类似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偏远农村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在城市的不少校园里，青春期的学生同样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成长烦恼。采访中，不少学生表示，“爸爸妈妈常常抱怨我不愿和他们交流，但真正和他们交流时，他们却很少能耐心地和我聊天，甚至很少听我把一件事情完整地讲完。在老师的眼中，我们始终是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反复告诫我不能耽误学习，至于我们的许多苦恼，都是小事……”
在西安北郊的一个城中村，记者找到了读到初一下学期就去西安打工的江涛，他正在工地高架上从事危险的工作。对于中途辍学的选择，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后悔，还是释然。因为，他的好朋友和老师发生冲突，随后和几个同学一起打老师而受到处罚不愿再回学校。对于当初的冲动，他现在有些后悔。但是，他又很坚决地说自己不愿再回到学校，不想在父母、老师“负责任”的氛围下生活。在学校里，耳边总有老师不断的责骂，回到家当他告诉父亲自己不想上学时，并没有听到自己所期待得到的劝告和安慰，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顿暴打。
根据REAP对陕西随机抽取的75所农村初中9 25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47%的学生有严重的学习压力，过度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60%的学生有焦虑、自责倾向、冲动倾向等至少一种心理困惑。
“防流控辍”的民间实验
“干预实验结果表明，心理干预对于初中男生、年龄偏大以及初二年级的辍学高风险群体的效果更为明显，使15岁以上的学生辍学率从19.02%降至12.68%。”
不论是已经中途“退场”的胡杨、江涛，还是尚在高中继续坚持着的程焱，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对周围的同学、老师、家长以及社会的各种疑问行进在青春的路上。在初中这个少年成长中心理发展尤为敏感的时期，究竟如何化解他们对学习、生活、情感乃至对未知世界的疑问？对于仍在校就读的成绩中等或较差的学生，怎样才能鼓励他们更愿意去学习和健康而快乐地成长？
2012年起，REAP的研究者们在陕西、甘肃、青海启动了“贫困地区农村初中学生辍学问题——学校师生交流、学业辅导和信息干预行动研究”的农村初中学生辍学随机干预试验，试图从改善师生关系，提高学习兴趣，特别是后进生在心理、学业和未来人生规划方面提供帮助，以探索解决农村地区初中学生厌学、辍学的有效方法。
研究者们在随机抽取的8个县所有农村初中里，又随机选择了75所农村初中作为样本学校，进行随机干预试验。REAP研究团队经过对样本学校基线调查信息匹配后，从75所学校中随机选取了37所作为干预学校。在此次干预试验中，9 250名学生填写了相应问卷，4 250名农村初中生参与REAP开发的32节适合农村初中生生活情景和人际交往特征的心理健康课，1 288名初一年级学生参加了REAP的心理专家面对面辅导。
经过一个学年对不同群组辍学学生的干预实验，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项目干预使初中男生辍学率降低了1.75%，减少了近50%的男生辍学；使15岁以上的学生辍学率从19.02%降至12.68%，减少了33%的年龄偏大学生的辍学。初二年级和初一年级学生辍学率分别降低了22%和21%。
“干预实验结果表明，心理干预对于初中男生、年龄偏大以及初二年级的辍学高风险群体的效果更为明显。”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Scott D. Rozelle）教授认为，此前，有不少人还在怀疑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是否会影响青春期孩子们的上学意愿，但大量调研数据证明，在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辍学存在继续走高的趋势，其中，确实与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处理不当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当前的城市和农村初中生到底期望怎样的师生关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同伴、师生以及家长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在目前的绝大多数农村学校、绝大多数一直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家庭里，几乎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结果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想到的最好解决矛盾的办法，或许就是逃离校园。
对于农村学生的这种逃离，罗斯高表示了担忧。“如果大量孩子没接受较好的教育就提前流入社会，这对于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是巨大的。”罗斯高说，中国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力的工资会逐步增加，但是，如果要在工资增加的同时让农民持续增收或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因为高工资需要有高水平教育作为前提。“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非农工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从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以上的平均工资水平，目前递增的次序为：2.43、2.62、3.53、4.39、9.51（元/小时），今后的中国，这个差距还会继续拉大。”
“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现在到了真正该特别关注初中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时候了。”史耀疆教授建议，在当前大多数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相对短缺、教师教学任务繁重的现实状况下，教育部门需要切实重视初中阶段尤其是农村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真正开足开齐心理健康课程，并开发符合现代学生心理发展实际的心理健康教材，帮助青春期学生解决好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使他们不再为成长而烦恼，为成长所惑。
（来源：《中国教育报》 柯 进/文）
2013年3月的一天早上，当陕西东南部一个山区县几十所大大小小的学校仍和往常一样敞开校门迎接师生返校时，胡杨却拎着早已准备好的行李，悄悄离开了学校。
如果胡杨还留在学校，她应该正在和其他同学一起紧张备考，准备半年后的中考。也许，半年后，她可以考入高中，或直接注册就读县职中。
作为胡杨的同龄人、同乡，程焱明显比胡杨要幸运。当胡杨多次只身前往省城西安打工、因屡战屡败而黯然神伤时，程焱如愿以偿地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并铆足了劲，向着自己的大学梦进发。
与程焱不同的是，目前仍“赋闲”在家的胡杨，感觉自己既像一个被学校和家庭扫地出门的弃子，又像是一个被社会“红牌”罚下的“次品”。她复杂的性格，让人捉摸不透，有时遮遮掩掩，有时又故意显示，甚至只要提及曾经的校园生活，以及曾经果敢地跨出校门时的决绝，她就会下意识地转移话题，或干脆沉默不语。
在初中老师的眼里，胡杨始终是一个学习认真、性格开朗、听话的孩子。但是，在老师、同学以及父母的心头始终有一个巨大问号：胡杨究竟为何要离开校园？是青春在路上徘徊时的冲动，还是“蓄谋已久”？
一直在路上徘徊的童年
“随着爸爸妈妈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几乎没有印象深刻的朋友，老感觉学校生活就像是换电影胶片一样，每到一个学年结束时，爸爸妈妈就突然带着我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和许多农村同龄人一样，胡杨的童年恰好与流动的中国构成了完整的“交集”。“拿起电话，两边的人都哭。”胡杨至今还记得8岁前，在家照看她的母亲每次接到父亲从务工城市打回来的电话时的情景。对于这些痛苦的记忆，胡杨一直埋在心里。
那时候的小胡杨和母亲一样，最盼望的是，父亲平时能多回几趟家。可是，每到春节父亲回来时，小胡杨都会躲在母亲的身后探出半个小脑袋，从上到下地打量眼前这个似曾相识但又“陌生”的男人。母亲则在一旁不住地提醒：“别躲着，快喊爸爸呀！”
小学三年级那年，一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暂告结束。小胡杨随着父母来到西安，并在西安城乡接合部的一所学校继续上小学。然而，这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居多的学校与小胡杨想象中的那个高楼大厦、明窗净几的学校完全不同——学校只有两排平房教室，教室中间的一块空地就是孩子们活动的操场，身边的同学这个星期还在，下个星期很可能就换成了新同学。
“那是和农村老家学校不一样的生活。”在小胡杨的印象里，身边的很多同学就像是一个个快速闪过的电影镜头。此时的小胡杨并不清楚，身边的同学为何总在走马灯似地“流动”。只是，每次从老师那里听到“××同学要跟着父母离开”时，她懵懵懂懂地意识到每一个同学的离开，是因为其父母要从此地去往彼地。至于，父母因何离开，小胡杨始终不太明白。但是，在送别每一个同学时，她总希望下一个离开的不是自己。
事实上，在流动人口规模达2.6亿人的中国，像候鸟一样迁徙是小胡杨无法选择和回避的现实。
五年级结束的那年夏天，父母所在的建筑工地工程全部竣工。此时，小胡杨一家不得不面临“寻找下一站”的选择。这个家庭的“下一站”是哪，父母也不得而知。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工头的回音。
眼看秋季开学临近，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将小胡杨送回老家念书。就这样，没等跟老师和同学告别，小胡杨就悄悄离开了西安。在西安寄读的短暂3年之于小胡杨，并没有太深的印象，更没有交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对于西安寄读的3年，小胡杨至今还能完整记得的只有一堂语文课。而就是这堂课让她对常年在外奔波的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那天的语文课，讲的是《礼物》，文章讲述了一个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小女孩与父亲相濡以沫的真情故事——在父亲生日当天，这个小女孩用平时攒下来的零花钱悄悄给父亲买了双皮鞋。看到女儿递过来的新皮鞋，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家距离学校很远，小女孩不忍心看到父亲每天急急忙忙送她上学后再赶去干活，于是她向父亲提出想买一辆自行车自己上学。但父亲告诉她，如果期末考试考了班上第一名，就一定给她买一辆红色自行车。
然而，期末考试回家后，小女孩哭着告诉父亲没能考到第一名。让这个小女孩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随后，父亲领着她来到房子的后院，一辆崭新的红色自行车出现在小女孩面前。小女孩喜出望外地说：“爸爸，我依然还是第一名！”父亲摸着小女孩的头说：“你永远都是爸爸心中的第一名……”
“之所以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还记得那堂课，既是因为那对父女的生活很温馨，也是因为那天老师让我读课文时，我读哭了，老师说我像是文章中的那个多愁善感的小女孩。”小胡杨对记者说，“其实，当时我心里始终在把文章中的父亲和我爸爸进行比较。文章中的小女孩和父亲能天天在一起相互关爱，而那时候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成天在工地里忙着干活，我们之间很少有这样的故事。而且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老师、爸爸、妈妈主要关心的还是我的学习成绩，他们始终认为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事实上，在众多城市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心理成长历程中，不只是小胡杨被成人低估。与小胡杨中途辍学不同，程焱虽然顺利考入了高中，但这两个乡村少女童年生活的“交集”都是“随迁”和“留守”。10岁回到家乡小学就读前的整个童年，程焱都是跟着父母在随迁中度过的。
“随着爸爸妈妈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几乎没有印象深刻的朋友，老感觉学校生活就像是换电影胶片一样，每到一个学年结束时，爸爸妈妈就突然带着我去另一个城市工作。”程焱说，“我印象里，真正有比较固定的‘家’、‘学校’和‘班级’概念是小学四年级回到老家上学以后。但是，在老家念书时，我基本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只有在春节时才能见到爸爸妈妈。那时候，我的6个同班好朋友中，有3个和我一样，都是常年见不到爸爸妈妈的，甚至还有一个同学是长期独自一人在家生活。” 并不美好的校园生活
留守学生的辍学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学生，学生父母不在家，学生有问题时不知道如何解决也是导致初中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的6个好朋友中，我是唯一坚持读完初中、如今上高中的！”程焱对记者说，“她们中途辍学，并不都是学习成绩不好，有的是跟着爸妈出外打工，有的是因为跟其他同学或老师发生矛盾而选择离开，也有的是对学习确实没有兴趣。”
程焱的说法在小胡杨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在面对记者时，小胡杨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自己辍学的真正原因。离开就读的那所初中前，小胡杨在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小胡杨的回忆，读初一时，学校将三个年级的所有女生都安排住在一间由大教室改成的寝室内。那时候，看到高年级女生经常在寝室里欺负或打骂低年级同学时，每天她都提心吊胆，生怕不小心惹恼高年级女生。小胡杨甚至还亲眼看到一个高年级女生冲进教室，扇了班上一个男生好几个巴掌，“那时，只要不到睡觉时间，我能不回寝室就尽量不回”。
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二下半年，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安排初一年级搬到10人间的新寝室。曾经一度让小胡杨担惊受怕的寝室恐惧症消失了，但班上老师对学生的严厉处罚，让她产生了另一种恐惧。
“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老师，他非常负责任，老师中几乎每天都是他最早到校，而且只要班上没有其他老师，他都守在教室里督促同学们背英语单词。若是哪个同学背不会，他就会用尺子打手掌。他教我们的那两年多，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没被打过手掌。”小胡杨说。
实际上，在我国不少农村学校，像小胡杨所描述的这种场景并不鲜见。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倡导组织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自2009年以来针对西部2省4个县46所学校的4 627名初一学生、3 175名初二学生进行的跟踪调查显示，根据学生标准化测试的得分结果，初一学生中成绩较差的辍学率为8.5%，成绩较好的学生辍学率仅3.3%。在初二学生中，成绩差的和成绩好的学生辍学率分别为12.4%和5.5%。贫困、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初一样本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6.8%、5.8%和4.3%。换句话说，贫困家庭学生的辍学率要比富裕家庭高出2.5%。到了初二年级，不同收入家庭学生的辍学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为12.5%、7.7%和5.0%。
“这说明在影响初中生辍学的因素中，家庭贫困情况与学生是否辍学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史耀疆教授说，“尽管经济仍是造成辍学的一个因素，但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影响学生辍学的因素正在从原来的经济因素转向非经济因素，特别是由于学校对学生日常遇到的生活和成长烦恼而衍生的心理问题缺乏相应的指导而造成的师生关系不和谐等因素，导致学生产生厌学、辍学情绪，以及一些农村家长不重视教育和外部环境变化等问题，正在成为引发辍学的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期间样本学生的父母外出务工和居住情况，REAP的研究者们发现，初一的留守学生辍学率为7.9%，而非留守学生为5.5%。初二的留守学生辍学率为13.0%，明显高于非留守学生8.6%的辍学率。
“这意味着留守学生的辍学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学生，学生父母不在家，学生有问题时不知道如何解决是导致初中生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认为，“初中阶段是学生进入青春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对于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许多留守学生来说，他们中很多人在处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舍友关系、与家长的关系时，往往会产生误会或矛盾，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指导和辅导，使他们缺乏归属感，进而厌学，甚至辍学。”
被“野蛮的爱”低估的成长
初中阶段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远远超出包括父母、老师在内许多成人的预期，每个辍学学生都有自己“合理”的辍学理由。
在陕南、陕北等地采访时记者发现，在众多农村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不论他在小学阶段，还是在中学阶段，都不会像大人一样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的诸多不易，也不会像成人一样去独立思考。但事实上，对于父母长年累月在外所遭受的流动之苦，孩子们都能敏感地感知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一本账。
在众多曾经随父母四处流动而今留守在家的乡村少年中，程焱对于父母“流动”的理解颇具代表性。2013年国庆节，程焱的母亲返回老家生养妹妹正值一年。母亲对程焱说，过完春节后，她将随父亲返回河南伐木场继续打工，让奶奶照顾程焱及妹妹。
对于母亲的决定，程焱并没有马上回应，而是沉默了好一阵后，以试探性的口吻轻声地对母亲说：“妈妈，等妹妹稍微大点，你再出去打工好不好？”
其实，在试探母亲前，程焱在脑海里不断将时间和地点频繁地做着前后位移，回想着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许多短暂瞬间。程焱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自己回老家上学的这些年，父母没有好好地照顾过她。
然而，懂事的程焱知道，母亲回家生养妹妹的这一年里，在林区伐木的父亲由于手机常常没有信号，很少与母亲之间有电话往来。“其实，对于妈妈当时的决定，我心里非常矛盾。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话，60多岁的奶奶还得忙家务和农活，我和妹妹都会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但是，妈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一定也感到很无奈：在家陪着我们的话，就长年累月见不到父亲，而且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又不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开支，仅仅靠父母亲打工的钱更不可能把我们都带在身边；随父亲外出打工的话，就照顾不了奶奶，更照顾不了我和妹妹。”程焱说，“现在，我每天吃饭前都在提醒自己，每天的消费不能超过10元钱，希望能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然而，对于程焱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她在校尽量控制饮食、控制消费的节俭做法，程焱的父母从不知道。因为，程焱将这些都埋在心的最深处。 在中西部农村，像程焱这样心理早熟但父母懵然不知的孩子相当普遍。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初中阶段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远远超出包括父母、老师在内许多成人的预期，每个辍学学生都有自己“合理”的辍学理由。小胡杨在讲述自己走出学校的那天时，每个细节都透露着她对学校的不舍，“我一只脚跨出校门，另一只脚不愿抬起……”
类似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偏远农村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在城市的不少校园里，青春期的学生同样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成长烦恼。采访中，不少学生表示，“爸爸妈妈常常抱怨我不愿和他们交流，但真正和他们交流时，他们却很少能耐心地和我聊天，甚至很少听我把一件事情完整地讲完。在老师的眼中，我们始终是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反复告诫我不能耽误学习，至于我们的许多苦恼，都是小事……”
在西安北郊的一个城中村，记者找到了读到初一下学期就去西安打工的江涛，他正在工地高架上从事危险的工作。对于中途辍学的选择，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后悔，还是释然。因为，他的好朋友和老师发生冲突，随后和几个同学一起打老师而受到处罚不愿再回学校。对于当初的冲动，他现在有些后悔。但是，他又很坚决地说自己不愿再回到学校，不想在父母、老师“负责任”的氛围下生活。在学校里，耳边总有老师不断的责骂，回到家当他告诉父亲自己不想上学时，并没有听到自己所期待得到的劝告和安慰，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顿暴打。
根据REAP对陕西随机抽取的75所农村初中9 25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47%的学生有严重的学习压力，过度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60%的学生有焦虑、自责倾向、冲动倾向等至少一种心理困惑。
“防流控辍”的民间实验
“干预实验结果表明，心理干预对于初中男生、年龄偏大以及初二年级的辍学高风险群体的效果更为明显，使15岁以上的学生辍学率从19.02%降至12.68%。”
不论是已经中途“退场”的胡杨、江涛，还是尚在高中继续坚持着的程焱，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对周围的同学、老师、家长以及社会的各种疑问行进在青春的路上。在初中这个少年成长中心理发展尤为敏感的时期，究竟如何化解他们对学习、生活、情感乃至对未知世界的疑问？对于仍在校就读的成绩中等或较差的学生，怎样才能鼓励他们更愿意去学习和健康而快乐地成长？
2012年起，REAP的研究者们在陕西、甘肃、青海启动了“贫困地区农村初中学生辍学问题——学校师生交流、学业辅导和信息干预行动研究”的农村初中学生辍学随机干预试验，试图从改善师生关系，提高学习兴趣，特别是后进生在心理、学业和未来人生规划方面提供帮助，以探索解决农村地区初中学生厌学、辍学的有效方法。
研究者们在随机抽取的8个县所有农村初中里，又随机选择了75所农村初中作为样本学校，进行随机干预试验。REAP研究团队经过对样本学校基线调查信息匹配后，从75所学校中随机选取了37所作为干预学校。在此次干预试验中，9 250名学生填写了相应问卷，4 250名农村初中生参与REAP开发的32节适合农村初中生生活情景和人际交往特征的心理健康课，1 288名初一年级学生参加了REAP的心理专家面对面辅导。
经过一个学年对不同群组辍学学生的干预实验，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项目干预使初中男生辍学率降低了1.75%，减少了近50%的男生辍学；使15岁以上的学生辍学率从19.02%降至12.68%，减少了33%的年龄偏大学生的辍学。初二年级和初一年级学生辍学率分别降低了22%和21%。
“干预实验结果表明，心理干预对于初中男生、年龄偏大以及初二年级的辍学高风险群体的效果更为明显。”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Scott D. Rozelle）教授认为，此前，有不少人还在怀疑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是否会影响青春期孩子们的上学意愿，但大量调研数据证明，在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辍学存在继续走高的趋势，其中，确实与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处理不当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当前的城市和农村初中生到底期望怎样的师生关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同伴、师生以及家长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在目前的绝大多数农村学校、绝大多数一直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家庭里，几乎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结果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想到的最好解决矛盾的办法，或许就是逃离校园。
对于农村学生的这种逃离，罗斯高表示了担忧。“如果大量孩子没接受较好的教育就提前流入社会，这对于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是巨大的。”罗斯高说，中国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力的工资会逐步增加，但是，如果要在工资增加的同时让农民持续增收或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因为高工资需要有高水平教育作为前提。“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非农工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从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以上的平均工资水平，目前递增的次序为：2.43、2.62、3.53、4.39、9.51（元/小时），今后的中国，这个差距还会继续拉大。”
“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现在到了真正该特别关注初中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时候了。”史耀疆教授建议，在当前大多数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相对短缺、教师教学任务繁重的现实状况下，教育部门需要切实重视初中阶段尤其是农村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真正开足开齐心理健康课程，并开发符合现代学生心理发展实际的心理健康教材，帮助青春期学生解决好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使他们不再为成长而烦恼，为成长所惑。
（来源：《中国教育报》 柯 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