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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让用手机，没收了还当众销毁。”日前，登封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向媒体致电投诉称，当着全校3 000多名师生面，校领导把没收学生的21部手机，当众摔进水盆。几位学生激动地说，手机是家长们出资购买，学校怎能擅自做主销毁？他们告诉家长了吗？校方有这个权力吗？
没收手机并当众销毁，很难想象如此粗暴的场景竟然发生在教书育人的校园之中。尽管事后学校表示，销毁的并不是学生手机，而是老师们提供的。可这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老师们能一下子提供这么多手机？老师们不用的手机就应该被销毁？学校方面说此举的目的是想“杀鸡儆猴”，“让那些在学校使用手机的学生有所收敛”。可学生是“鸡”是“猴”吗？教育是靠“儆”的吗？虽然只是个比喻，但却暴露出教育理念的偏差。
销毁学生手机并不是登封一中的创举，此前在其他学校也曾出现过，有的学校最后还不得不向学生公开致歉。而放眼校园，各种类似的荒唐行径更是屡见不鲜：有学校禁止学生与非本班学生接触，有学校规定不得从校外购买饭菜零食，还有学校要求男女生距离不得小于多少厘米……不客气地说，这都是典型的教育暴力——制度的出台经过充分论证，尤其是听取学生意见了吗？制度的执行考虑到学生的感受了吗？给学生造成心理伤害怎么办？
值得重视的是，对于荒唐规定，学校方面包括一些家长总会找到很多理由，最常见的说辞就是学校的初衷是好的。登封一中规定学生私带手机将被没收销毁，据说也是得到家长们同意的。可良好的初衷等同于行为的正确吗？家长同意就可以违背法律吗？强制搜查学生书包，公开销毁学生物品，不但行为野蛮，而且涉嫌违法，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如果初衷良好，但因为过程中的意外导致错误，或可解释为好心办了错事，可像销毁手机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是主动做错事，何谈好心！
我们并没有必要美化学生带手机的行为，想当然地认为其可以方便学生查找资料等，就一般情况而言，学生带手机确实是玩多于学。如果学生热衷于玩手机，很可能造成精力分散、影响学习，所以很多学校也都是倡导学生不带手机上学的。关键在于，倡导很有必要，这是一种提醒、一种引导，但主动权仍在学生手中。即便学生在不恰当的时间使用手机被没收，也应该在对其进行教育后将手机还给学生。然而倡导一旦变成强制，性质就完全发生了变化，引发学生反感也就难以避免了。
教育不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承，更是学生品格养成和塑造的过程，学校的野蛮行为不但直接伤害着学生，也会给学生成长以某种不良的暗示。所以教育必须以学生为本，校规的制定和执行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生权利。社会在发展，学生的权利意识提升很快，等到学生情绪反弹再出面道歉、修改规定，又何必当初！这样的反复之中，受伤害的不仅是学生权利，其实还有教育的精神和教育工作者的尊严。
（来源：《中国教育报》 刘楚汉∕文）
600本科院校转职教并非易事
国家教育部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全国1 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型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据悉，本次高校改革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率先转做职业教育。（5月10日《经济观察报》）
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高职，从表面上看，可以解决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和用人单位招工难并存的问题。在727万大学毕业生中，地方本科院校是就业最难的群体，上不上、下不下，“悬在空中”，与此同时，一些需要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用人单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如果能把地方本科院校转为高职，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的问题。但必须注意的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而要实行实质性转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决深层次问题。
首先，转型不能由行政部门指令高校进行，而应该政府、高校各司其职。政府可以出台转型的战略和鼓励地方院校转型的政策，但具体如何转型，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可结合国家政策、学校办学实际情况，决定学校是否转型，以及转型后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如果只有政府的积极性，而不注意学校的自主性，转型很可能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只有表面上的转型，而无实质的变化，转型后的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在师资、课程和人才培养模式上没有调整，难以培养出高素质、有特点的职业技术人才。
其次，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处于较低的教育层次，职业教育低人一等，我国学生很少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往往是在中考和高考不利时的无奈选择。而社会和职教从业者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又在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并不高，缺乏办学特色。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的状况很难好转。
总体看来，推进600所地方院校转型，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深入改革，一方面，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和学校在发展教育中要各归其位，政府只负责投入和依法监管，具体办学应该由学校自主进行；另一方面，要打破教育的等级体系，做到各类教育平等发展，对职业教育而言，应该将其作为教育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层次。为此，要清理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只有这样，地方本科院校才能真正转型。事实上，如果教育平等发展，学校自主办学，地方本科院校要办好学，吸引生源，只有走培养职业人才、应用技术人才之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其实不是转型，而是回归到本来的定位。
（来源：《郑州日报》 熊丙奇∕文）
没收手机并当众销毁，很难想象如此粗暴的场景竟然发生在教书育人的校园之中。尽管事后学校表示，销毁的并不是学生手机，而是老师们提供的。可这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老师们能一下子提供这么多手机？老师们不用的手机就应该被销毁？学校方面说此举的目的是想“杀鸡儆猴”，“让那些在学校使用手机的学生有所收敛”。可学生是“鸡”是“猴”吗？教育是靠“儆”的吗？虽然只是个比喻，但却暴露出教育理念的偏差。
销毁学生手机并不是登封一中的创举，此前在其他学校也曾出现过，有的学校最后还不得不向学生公开致歉。而放眼校园，各种类似的荒唐行径更是屡见不鲜：有学校禁止学生与非本班学生接触，有学校规定不得从校外购买饭菜零食，还有学校要求男女生距离不得小于多少厘米……不客气地说，这都是典型的教育暴力——制度的出台经过充分论证，尤其是听取学生意见了吗？制度的执行考虑到学生的感受了吗？给学生造成心理伤害怎么办？
值得重视的是，对于荒唐规定，学校方面包括一些家长总会找到很多理由，最常见的说辞就是学校的初衷是好的。登封一中规定学生私带手机将被没收销毁，据说也是得到家长们同意的。可良好的初衷等同于行为的正确吗？家长同意就可以违背法律吗？强制搜查学生书包，公开销毁学生物品，不但行为野蛮，而且涉嫌违法，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如果初衷良好，但因为过程中的意外导致错误，或可解释为好心办了错事，可像销毁手机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是主动做错事，何谈好心！
我们并没有必要美化学生带手机的行为，想当然地认为其可以方便学生查找资料等，就一般情况而言，学生带手机确实是玩多于学。如果学生热衷于玩手机，很可能造成精力分散、影响学习，所以很多学校也都是倡导学生不带手机上学的。关键在于，倡导很有必要，这是一种提醒、一种引导，但主动权仍在学生手中。即便学生在不恰当的时间使用手机被没收，也应该在对其进行教育后将手机还给学生。然而倡导一旦变成强制，性质就完全发生了变化，引发学生反感也就难以避免了。
教育不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承，更是学生品格养成和塑造的过程，学校的野蛮行为不但直接伤害着学生，也会给学生成长以某种不良的暗示。所以教育必须以学生为本，校规的制定和执行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生权利。社会在发展，学生的权利意识提升很快，等到学生情绪反弹再出面道歉、修改规定，又何必当初！这样的反复之中，受伤害的不仅是学生权利，其实还有教育的精神和教育工作者的尊严。
（来源：《中国教育报》 刘楚汉∕文）
600本科院校转职教并非易事
国家教育部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全国1 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型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据悉，本次高校改革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率先转做职业教育。（5月10日《经济观察报》）
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高职，从表面上看，可以解决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和用人单位招工难并存的问题。在727万大学毕业生中，地方本科院校是就业最难的群体，上不上、下不下，“悬在空中”，与此同时，一些需要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用人单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如果能把地方本科院校转为高职，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的问题。但必须注意的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而要实行实质性转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决深层次问题。
首先，转型不能由行政部门指令高校进行，而应该政府、高校各司其职。政府可以出台转型的战略和鼓励地方院校转型的政策，但具体如何转型，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可结合国家政策、学校办学实际情况，决定学校是否转型，以及转型后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如果只有政府的积极性，而不注意学校的自主性，转型很可能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只有表面上的转型，而无实质的变化，转型后的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在师资、课程和人才培养模式上没有调整，难以培养出高素质、有特点的职业技术人才。
其次，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处于较低的教育层次，职业教育低人一等，我国学生很少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往往是在中考和高考不利时的无奈选择。而社会和职教从业者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又在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并不高，缺乏办学特色。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的状况很难好转。
总体看来，推进600所地方院校转型，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深入改革，一方面，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和学校在发展教育中要各归其位，政府只负责投入和依法监管，具体办学应该由学校自主进行；另一方面，要打破教育的等级体系，做到各类教育平等发展，对职业教育而言，应该将其作为教育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层次。为此，要清理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只有这样，地方本科院校才能真正转型。事实上，如果教育平等发展，学校自主办学，地方本科院校要办好学，吸引生源，只有走培养职业人才、应用技术人才之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其实不是转型，而是回归到本来的定位。
（来源：《郑州日报》 熊丙奇∕文）